少林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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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混混儿吗？
　　虽然我知道，有些混混儿家境其实蛮好的，但更多的混混儿家境确实糟糕，比如我们家吧，我爸死得早，其实他就算不死，也给家里带不来什么好处，因为他是个酒鬼，挣的钱还不够他自己买酒喝。其实我也不是嫌弃自己的老爸不会挣钱，再怎么说是他也是我爸嘛。但是，要命的是，他喝了酒就打人，打我妈，打我。这样的老爸，有还不如没有。不信，你被你老爸三天两头暴打一顿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心底里甚至偷偷庆幸老爸死得早。我是1967年生的，1977年我刚10岁时，我那个该死的酒鬼爸就死了。我妈哭得天翻地覆，我想她可能主要是在为将来的日子犯愁吧。我呢，一滴眼泪都硬是挤不出来。我就好像是没事的人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是因为我爸老打我，把我打伤心了吧？也不是，我其实也懂得“百事孝为先”，也打算难过一下的，至少是表示一下自己还是难过的。但是，一来我前面说了，泪水硬是弄不出来，我从小就泪腺不发达，再怎么挨欺负也哭不起来，何况现在终于少了个一喝醉就欺负我的人了，逻辑上讲我应该高兴才对。二来，我那时确实很忙，不像我妈那么悠闲。我妈在一家街道小厂当后勤人员，就是发发劳保啊，登记一下寄到厂里的信件啊……总之，成天没什么大事情。人一闲着，伤心也伤得比较专心。她如果能像我这样忙，就不会那么难受了。你说，她不是活该吗？
　　前面说了，我们家所在的成都西北桥一带，如今基本上都是铁路家属区，不过我恰好不是铁路子弟。任何一个地方，总会有些原住民，我们家就是西北桥的原住民，起码已经在那里住了五代了。从很久很久之前住在棚户区里开始，我们世代在这里瞎混。也怪我爷爷不争气，60年代不晓得响应政府号召搬到别的地方去，以至于到了我这一代还得继续在这该死的地方瞎混。
　　我发现这么个规律：一个地方，如果原住民比后迁来的人多，那么后来的人就要受欺负，如果后迁来的人多些，原住民就受欺负。西北桥这地方，如今几乎全是陆陆续续迁来的铁路局职工家庭，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带着各地的口音，经过多年融合，逐渐形成一种带有铁路特色的成都话。如果在成都别的地方，他们这么说话是要受嘲笑的，但在西北桥、马家花园、沙湾、五块石这一大片，反而是我们操正宗成都话的要受嘲笑。因为我们人少力薄，因为我们以前是棚户区的孩子，也因为我们的父母普遍没本事……
　　我们这一片儿的小孩子全部在马家花园铁路小学念的书，那里面百分之九十的娃娃都是铁路家属，从我读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总有人故意学我的成都本地口音，而且故意说得特别夸张，故意气我。他们气我，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哥哥，也没有爸爸，没人可以帮我打架。所以我就发狠念书，年年都是三好，我妈开始还是很高兴的，她把我的那些奖状，全都贴在屋子的侧墙上，和我爸的遗像挂在一块儿。我的奖状越来越多，后来把我爸的遗像团团围住了，像众星捧月一样，弄得照片上的我爸特得意，每分每秒都在咧着嘴傻笑，好像他真的为我自豪似的。
　　回想起来，我也就小时候还有点志气。刚读小学那阵子，我还是有点雄心壮志的，我厌恶西北桥，厌恶这个生我养我的成都，我想等自己长大了，考个外地的大学什么的，然后远走高飞，永远不再回来。但等我妈改嫁后，我渐渐清楚了，我没有那个命，没人愿意负担我念高中，甚至初中能念几年也说不一定。所以我干脆尽早断了读大学的念头。人没有期望，才不会失望，这个道理我懂。对了，忘记说了，我妈是在我念四年级时改嫁的，她可能觉得养我这么久也够意思了。我不怨她，真的。只是，以后没人把我的奖状贴到墙上了，我自己也懒得贴，所以干脆不再争取什么奖状了。
　　后爸不要我这个拖油瓶，我一个人住在原先的房子里，每个月找我妈去要点钱，其他时间，我都一个人过。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挺自由的，没人要我，我还不是照样就这么长大了，没比别人少条胳膊少根腿。
　　那时小学是五年制，80年我小学毕业了，就近到西北桥铁路初中读书，还是铁路学校，真该死，但没办法。那一片的学校，就算不冠以“铁路”二字，它里面依然是以铁路子弟为主，和铁路学校没什么差异。比如附近的成都131中学也一样。不过，读了五年小学，我也习惯了这种环境。
　　八十年代的成都，已经不像六七十年代那么古板了。满大街随处可见那种爱赶时髦的青年，他们的发型是那种用仿佛火钳子烫出的弯弯曲曲的长发，模仿西洋人，可惜还不敢像21世纪的今天这样染成黄色。
　　至于裤子，则一律与老百姓的“鸡腿裤”相反的裤子——就是“喇叭裤”——那时候的老百姓都比较穷，腿管很小的“鸡腿裤”最省布料，所以成了城镇居民的主要裤型。而“喇叭裤”至少在布料上就无声地宣告着裤子拥有者的富裕，蔑视着“鸡腿裤”的主人。
　　再就是那些时髦男青年的上衣，以大方格的衣服居多，他们已经厌倦了整齐划一的藏青色中山装，但男人还是不好意思穿花衣服，于是选择了折衷的格子衣服。女人呢，是那种学香港服装却又学得不够像的“奇装异服”。
　　那些摩登青年们，往往三五成群地扭着屁股一路走来，其中那些比较有钱的，手提“半头砖”或者“四喇叭”录音机，随着他们屁股的扭动，从“半头砖”、“四喇叭”录音机里传出邓丽君的歌声。在那个年头，邓丽君可以说是红极一时、只手遮天，只要是紧跟时尚的年轻人，好像没有不喜欢她的歌的。80年代初，那帮家伙喜欢邓丽君都快喜欢得发疯了。我只要一听到诸如《美酒加咖啡》等靡靡之音隐隐约约地传来，我就知道是某个时髦青年正在招摇过市了。每当那时，我心里就泛起隐秘的羡慕，渴望着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
　　那个时候的摩登青年们还喜欢在街头找个宽敞的地方跳“摇摆舞”。在成都西北桥区，西郊体育馆当然最宽敞，但他们嫌不够热闹；九里堤公园呢，风景是最好的，不过太偏远了；所以，他们最喜欢的是在西北桥头府河边的空坝子上跳。每到天快黑的时候，他们中的某个，就将家里的大录音机拎出来，往桥头一搁，声音开得大大的，仿佛有某种魔力，很快就能召来一大堆年轻人。比现在公司里的“早点名”还来得整齐。
　　天完全黑透后，在西北桥头的路灯昏黄的光线下，那些流里流气的年轻人，踏着节拍，屁股扭得更夸张了。有不少群众自己虽然不好意思跳，但喜欢在一边观看，我就是喜欢在一旁看的群众之一。我津津有味地看着那些扭来扭去的人，觉得他们腰上像安了个弹簧，不知疲倦地左右摇摆——我估计因此叫作“摇摆舞”吧。那段时间，“摇摆舞”实在太流行了，比今天的任何一种街舞，都来势猛烈。
　　不过，81年有一阵子，摩登青年们突然不跳“摇摆舞”了，因为他们迷上了《少林寺》，他们中的很多男的，都忙着练“功夫”去了，忙得连“摇摆舞”也没时间跳了。那年9月，那个叫《少林寺》的电影像一股突如其来的潜流浮出水面，又像是自北而南的空气寒流陡然席卷成都。我们这里的人，几乎人人都看了好几场，还意犹未尽。
　　而且，说实话，《少林寺》比“摇摆舞”更加老少皆宜。要说“摇摆舞”，我们这些还没成年的娃娃确实还没资格跳，老头儿老太婆们则不大好意思跳。但这《少林寺》就不同了，从六七岁的小孩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看得兴致勃勃，当然，年轻人尤其喜欢看一些。
　　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看《少林寺》，起码看了十多遍，全成都只要我打听到哪里在放《少林寺》的“坝坝电影”，再远我都要跑去看。
　　对了，忘记说了，我们那时候还有“坝坝电影”，不像现在，连“坝坝电影”都没有了。所谓“坝坝电影”，又叫“露天电影院”，就是在一块空坝坝上放免费电影。那个坝坝可能是某个学校里的足球场，可能是一个厂子里的篮球场，也可能是城郊结合地带的一大块空地，都是没办法收门票的，所以干脆不收门票，敞开来看。放起电影来也很简单，在空地上找两根电线杆子，中间扯起一大张白色的厚帆布，就是电影屏幕。有的甚至连厚帆布也不要，就着一面白色的墙，也可以放电影。总之，那时的电影远远不是现在这样一种票价昂贵、娇里娇气的东西。
　　曾经有一天，我偶然听到一首歌，歌手用那深沉的怀念，淡淡的伤感追溯了童年时曾经的露天电影院。我在听到的刹那间，心似乎震颤了，记忆在那淡淡的曲调中从心的深处复苏了。噢，我那童年的露天电影院……
　　七十年代人怀旧经典歌曲之一《露天电影院》郁冬
　　我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在夏天的夜晚它不再出现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那时候的人民陶醉过的世界
　　我长大时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在银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在电影的里面有人为她哭泣
　　城市里再没有露天的电影院我再也看不到银幕的反面你是不是还在做那时的游戏看着电影的时候已看不见星星
　　操场边的露天电影院，还会不会出现曾经在那里一起踮起脚尖看电影的女孩已经不在身边
　　现在让我们回到1981年10月底那天吧，当时，我听说铁路局桥梁厂的坝坝里晚上要放《少林寺》，便兴冲冲地跑去看了，我没有想到，我的命运正是从那天起开始走上另一条轨迹。
　　那个远去的夜晚，当真是人头攒动啊，我怎么也挤不到前面去，我站在后面，只看得到半个屏幕，心里急得不得了，却毫无办法。正在那时，我听到有人喊我：“马松，马松，上这儿来，兄弟伙挤一下，腾个位置给你。”我回头看过去，是班上的黄三娃。黄三娃学名叫黄其胜，在他家排第三，大家都叫他黄三娃。他属于我们班上流里流气的学生，据说和校外的混混儿有点熟，平时我有点怕他。此刻，他站在附近的一个乒乓球台上，那是一个观看电影的极佳位置，我做梦都没想到他会给我腾那么好的一个地儿出来，我有些感激地答应一声，然后走过去……我就这么认识了黄三娃，从此开始和“问题少年”一起玩了，并且自己很快也成了个“问题少年”。
　　可能是因为从小就吃苦，又很早就自己独立生活吧，我发育得很快，读初二时，15岁，体型却有点点像成年人了，嘴边有了一圈浅浅的胡子，头发总是留得很长。用黄三娃他们的话说，天生就是打架的料。
　　其实，我最初跟着黄三娃他们混的时候也没做什么坏事，无非是凑在一起，偷偷地抽根烟，或者讲些黄色笑话，或者是学着他们上学的时候将书包往桌子抽屉里一放，就到街上逛荡去。然后放学的时候又回学校里拿书包。我发现自己很快就驾轻就熟，比他们还熟练了。当然，我这么做，有其他学生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就是不用担心老师去找家长。不过，我渐渐发现，自己其实是自作多情了，老师们只关心成绩好的那一些好学生，对于我们这些差生，只要不给他扰乱课堂纪律，他们就谢天谢地了，所以我溜到外面去，对于老师们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至少他们讲课的时候下面不会有叽叽喳喳说小话的声音了，这样一来，他们讲课也就不必那么辛苦地扯破喉咙了。
　　一天到晚在街上瞎逛大家也觉得无聊，我们就一起到府河边去练少林功夫。学着电影里小和尚们的样子，扎马步，玩三截棍……我们最记得《少林寺》里的这部分内容了，那是觉远进少林不久，一大群和尚，穿着白色的僧袍，拿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兵器，在寺庙空地上腾挪跳跃。其中我最欣赏的兵器是双截棍。我实在太喜欢那玩意了。有趣的是，2002年，我在监狱里看电视，偶尔看到一个叫周杰伦的小年轻，在扯着嗓子唱一首歌，名字居然叫《双截棍》，那一刻，我突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一个大男人，心里难过得不得了。
　　《双截棍》
　　词：方文山　曲：周杰伦
　　岩烧店的烟味弥漫隔壁是国术馆店里面的妈妈桑茶道有三段教拳脚武术的老板练铁沙掌耍杨家枪硬底子功夫最擅长还会金钟罩铁布衫
　　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的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
　　干什么（客）干什么（客）呼吸吐纳心自在干什么（客）干什么（客）气沉丹田手心开干什么（客）干什么（客）日行千里系沙袋
　　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一个马步向前一记左钩拳右钩拳一句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重演一根我不抽的烟一放好多年它一直在身边
　　干什么（客）干什么（客）我打开任督二脉干什么（客）干什么（客）东亚病夫的招牌干什么（客）干什么（客）已被我一脚踢开
　　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兮习武之人切记仁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兮如果我有轻功飞檐走壁为人耿直不屈一身正气快使用双截棍哼我用手刀防御哼漂亮的回旋踢
　　这首歌之所以那么感动我，是因为让我一下子想起了许多年前的那些日子……那时候，我也曾自己制作了个双截棍，成天拿到府河边练习棍法，自己觉得拉风得不得了。每当那么练时，我嘴巴里还得发出“呵呵”的声音，仿佛那样以来就有了“内功”。
　　在看完《少林寺》之后的日子里，我们这一帮“坏学生”，就这么“无师自通”地练了三个多月的“少林武功”，虽然还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却渐渐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渐渐不满于只搞点逃课这种小打小闹的事情了。
　　练少林功夫的那段日子，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帮半大孩子，都特羡慕“文化大革命”——像我们这些66、67年出生的人，到文革结束76年，正好十来岁，说不懂事呢又还记得不少“文革”的东西，说懂事呢却又对“文革”并不真正了解，只知道文革的时候用不着将脑筋花在读书上，可以昂首挺胸地走出课堂，而不必像我们现在这样还得拿个书包在那里当挡箭牌。还有，听说那时不用掏钱坐车，也不用掏钱吃饭，那么，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流浪到少林寺去，实现最大的心愿……想到这，我们当时都不禁为自己生错了年代懊恼不已，我们已经不可能像红小兵那样可以拿着“红宝书”，挽救普天之下“受苦受难的域外人民”了。似乎是为了对这种遗憾做出补救，既然无法四处串联了，那么我们只好就地打架，否则简直不知道怎样发泄青春期多余的活力。
　　可能就因为这种原因，我们很快便不仅仅只是逃课练功，而是逐渐抱成一团，开始欺负那些没“兄弟伙”的学生了。什么事情搞多了都上瘾，渐渐地，我开始喜欢上打架斗殴。看着别人被我们打得鼻青脸肿，跪地求饶，我们心里总有种说不出的快感和自豪。我们这一小伙儿人里面，我个头最壮，身体最结实，打架最能发挥我的优势，也最能为我赢得尊重。加之我自己有一间小屋，不像别人家有父母打扰，大伙儿放学后闲了没事可以窝在我那间小屋吸烟喝酒儿，天南地北地胡侃。所以很快我就成了我们这一群中仅次于黄三娃的“二把手”了，三天两头揍人和挨揍。
　　我们揍的都是平时在学校里就看不顺眼的家伙。一开始是低年级的，看着他们都怕得跟个小狗似的，我们就更觉得自己很威风。后来我们甚至故意去惹高年级的，连高年级的学生我们也敢惹，这令我们感到很自豪。
　　我和黄三娃几个都比较团结，心齐，打起架来放得开手脚，于是没多久我们似乎就成了学校里一个颇有声势的小帮派了。每到下午放学的时候，我们几个就流里流气地在学校附近打转儿，看到有对我们瞪眼睛的，就一拥而上，准备动手。
　　别人的书包里都是书本，我们的书包里却是双截棍、链子、砖头之类。没有人不怕我们。当然，在成都铁路初中这个校风极差的学校，比我们更厉害的“帮派”还是有的。比如初三的龙头老大“铁哥”那一伙，他们见我们尤其是黄三娃越来越嚣张，就想刹刹我们的锐气，将我们堵在马家花园右街，揍了一顿。我们知道弄不过人家，只好忍气吞声。操，这世界就是这样弱肉强食。这道理我也懂。
　　世上的事情，大概总是一环扣一环的吧，正是这种学校里面的“帮派生涯”，使我认识了一个真正的混混儿，叫刘莽娃，他已经不读书了，在街上“操社会”。那时候，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人会那么深地影响我的生活，并且最终给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刘莽娃虽然其实也只比我大几岁，而且也不是铁路局的子弟，却特别厉害，没人敢惹他。因为他朋友多，圈子大，和城南的混混儿都熟得很，半个成都他都摆得平，当然就不把西北桥一带放在眼里了。他时常在马家花园附近吃“霸王饭”，就是从一个小摊子蹭一顿，又到另一个小摊子吃一口，从来都不给一分钱，那些摆摊摊的根本就不敢朝他要钱。
　　在当时，我们一致认为，他的打扮也很有面子：上身穿着他爸的旧中山装，庄重笔挺，下身穿着他爸的劳保裤，风度翩翩。脚上还蹬了一双白色回力牌球鞋——当然，以90年代的标准，以上全套行头是进城民工最标准的装束，不过在80年代初，却“拉风”得很。
　　那天，我和黄三娃他们几个，又逃课出去在西北桥东游西荡，黄三娃不小心踩了刘莽娃的脚，刘莽娃就跳了起来，嘴巴里骂骂咧咧个不停。那时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头，仗着我们人多，就和他顶上了。这个刘莽娃，居然不怕我们这么多人，硬是和我们拼，结果让我们揍了一顿。当时我们谁都没想到，第二天就被刘莽娃带一群人堵在学校门口了，他们把我们拉到西北桥横街，先是给我们每人两耳光，还要黄三娃和我学狗叫。我们开始不肯学，被刘莽娃扇了两耳光。人就是贱啊，被扇了，我和黄三娃倒乖了，“汪汪”地学起狗叫来，我当时心里真不好受。在监狱里我不断回忆往昔，我这才记起了这些与刘莽娃最初相识时的情景，也是这才发现我和刘莽娃从一认识时起其实就充满屈辱。这或许也是我最后会杀了他的内心深处的原因之一吧。
　　本来，刘莽娃他们还不解气，商量着怎么继续修理我们，“在身上留点纪念”给我们，我们毕竟都是学生，哪里跟真正的流氓干过，吓得不得了，我们有一个兄弟当场就流尿了。幸亏我还冷静一点，想起身上还有半包烟，马上摸出烟来，给刘莽娃他们一人一根，又小心翼翼地点上，赔着笑脸求他们“大人莫记小人过”，刘莽娃他们其实也不想把事情惹太大，看有了台阶下，于是勉强地同意放我们一马。不过要我们第二天请吃饭。我确实拿不出钱，只好由黄三娃他们从家里偷了点钱，请刘莽娃他们在小饭馆里搓了一顿。刘莽娃那时正想“招兵买马”，喝得半醉时，就拍着我们的肩膀说：“以后跟我混吧。”
　　自从当了刘莽娃的“小弟”，我们有了“后台”，胆子一下子就更壮了。人这东西就是贱，虽然我们在刘莽娃面前得弯着腰，但我们在学校里腰却挺得特别的直了。我们决心要在学校里称王称霸，并且首先是要报“铁哥”那一箭之仇。
　　我们给刘莽娃说了“铁哥”的事，刘莽娃确实像个统帅，当即就搞了个打架计划。我们当时看着都傻眼儿了，我们以前打架，从来都是一顿乱打，从来没想过“引蛇出洞”、“关门打狗”这些策略，这次算是开了眼界——第二天放学时分，我和黄三娃带少少的几个人故意在学校门口向“铁哥”挑衅，然后撒腿就逃。“铁哥”带了几个兄弟伙，在后面追。等“铁哥”那帮傻小子追到西北桥东街最偏僻的一段，埋伏在那里的刘莽娃就带着十多个街娃一下子前后将他们堵住。一边揍他们，一边让他们喊我们“爸爸”、“爷爷”，他们开始不干，刘莽娃一亮刀子，他们就傻眼儿了，毕竟是中学生，哪儿见过真正的街娃动刀子的架势？结果，那次我们彻底将“铁哥”修理了一顿。在他们身上拉尿，还让平时不可一世的“铁哥”叫了我们一百多声“爷爷”。那感觉舒服极了，好像他真是我们孙子。
　　我们那时真的还很天真。自从刘莽娃帮我打了“铁哥”以后，我们就不计较他最初对我们的欺负了，而是从心里把他当成了大哥，他说往东我们就往东，说往西我们就往西。他那人喜欢被人奉承，见我们那么服他，所以对我们也还不错。只要我们几个兄弟伙在外面受了气，传个信儿过去，他一定带人来摆平。当然，他缺人手的时候，也喊我们去帮他打群架。由于我打架最卖力，渐渐地，刘莽娃完全把我当成了心腹，有一天，他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