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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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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还初步意识到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变化。他说过，大树是由细小的萌芽产生的；九层的高台，是由一堆泥土筑起的；千里的远行，必须从脚下的第一步开始。（见《第六十四章》）
当然，老子的自然辩证观是直观的、原始的、朴素的、缺乏科学的论证。同时，他的辩证观还缺乏不可调和的斗争精神。这是他受了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尽管如此，《老子》一书中上述的这些光辉的思想火花，是很值得我们珍视的一份历史遗产。
四：《论语》
儒家的经典，道德的规范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散文，全书总共20篇，计有《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
《论语》是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平日的言行记录收集起来，整理编成的。其中有孔子的言论，也有弟子们的自相问答，它是儒家思想所依据的经典。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他父亲孔纥，又名叔梁纥，曾做过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宰，本身属于贵族阶级下层的“士”。他的母亲姓颜，名叫征在。孔子3岁时，父亲就死了，17岁时母亲也死了。孔子青年时，曾做过管理仓库（委吏）和管理牛羊（乘田）的小吏。后来孔子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孔子的政治主张是“礼”和“仁”的学说。他生活于春秋大变革时代，他反对以政、刑来强迫人民服从。他所说的“礼”，是一种政治秩序，他所说的“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当然，这种仁和礼是有上下、尊卑、贵贱、等级之分的。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诸侯为了争霸，是讲究实力，着眼于利的，所以未能采纳孔子“仁”的政治主张，孔子也没有被重用。孔子师徒颠沛流离14年周游列国，于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返回鲁国，这时孔子已是白发苍苍的68岁的老人了。但孔子用他晚年的精力，集中整理古籍——“六经”。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享年72岁。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辑录其言论，编成《论语》一书，共20篇，计492节，合计12700字。《论语》记到孔子晚年的学生曾参的死为止，其中保留着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重要材料。它是我国一份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也可以说，它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书。
孔子从他的政治、哲学和心理学观点出发，认为德育的主要内容是仁和礼。所以他主张“为政以德”，这反映了当时人的价值的提高和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特征。因此，孔子的道德观是适应时代潮流的，具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所谓“礼”，其核心是“正名”。在孔子看来，周礼最重要的原则是尊尊与亲亲。为了贯彻亲亲和尊尊的原则，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所以，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作为“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说，为君者要使自己符合于君道，为臣者要符合于臣道，为父者要符合于父道，为子者要符合于子道。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里，上下尊卑的关系是靠“礼”来维持的。因此，孔子对于不按自己名分行事的人和事进行批评。如他批评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论语·八佾》）鲁国的三桓在祭祖时，唱起天子祭祀“相维辟公，天子穆穆”的《雍》诗，也受到孔子的指责。
孔子道德思想的范畴，主要是“仁”。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有多重涵义。一是“仁者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为仁”；三是“仁者人也”。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过：孔子“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孔子主张“仁”，孟子重视“义”，所以，孔子的“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与他的继承人孟子的“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对后世志士仁人的影响极为深远。
孔子是我国第一个主张“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对子路、冉有的不同教育就可以说明：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路和冉有向孔子请教的是同一个问题：听到一个很好的主张，是不是应该马上去做呢？孔子却对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回答。他对子路说：家里父兄在，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再说，哪能马上去做呢？而对冉有却是加以肯定：应当马上就去做。站在一旁的公西华想不通，便问孔子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开导说：冉有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子路遇事轻率，所以加以抑制。
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有较大的影响。他认为一个教师，必须掌握学生在学习上常犯的四种心理表现，即广泛而不精、知识面过窄、把学习看得太容易和有畏难情绪。只有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才能给予帮助、补救。就是说，学生心理的差异性，决定了因材施教的必然性。
在教学上，孔子还提倡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互相启发，以收到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一部《论语》，实际上就是记载他们师生间互相问对、讨论的情况。如子路、颜回，子贡和子夏就是这样做的。
性率直而鲁莽的子路，出于对孔子的爱护，常常向孔子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也很关心、爱护子路，对他的批评也能接受，当有的学生对子路不太尊重时，孔子对他们说：子路的学问是不错的，只是还不够精深罢了。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但由于颜回从未对孔子提出过疑问和批评，孔子曾不满意地说过：颜回不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人，他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欢的。子贡是孔子言语科的高材生，他经常向孔子请教《诗》。有一次，子贡引《诗经·卫风·淇奥》篇上的话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论语·学而》）意思是，《诗经》上说：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切磋它，琢磨它，精益求精。孔子听了高兴地说：赐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子夏是孔门晚辈中的高足，长于文学。有一次，子夏引《诗经·卫风》上的诗句，向孔子请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论语·八佾》意思是，《诗经》上说：有酒涡的脸笑得真美呀，黑白分明的眼睛流转得真叫人喜爱呀，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回答说：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子夏接着进一步阐明说：那么，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之后呢？孔子高兴地说：卜商呀，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进一步讨论《诗》了。孔子敢于承认比他小44岁的子夏在学问上对自己有启发，说明孔子能向被教育者学习的勇气，其精神可敬佩！
儒家学说，后来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学说，《论语》就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经典。到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到了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这一来，当时的读书人都要把《论语》奉为“圣典”，背得滚瓜烂熟。
五：《孟子》
“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江山为重”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历来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是孟子本人自己著述的。最早持这种观点的，是东汉赵岐，他在《孟子题辞》中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后来，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从文章风格前后的一致性来论证《孟子》为孟轲自己写成的。他说：“观七篇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可就。”（《朱子大全》）但他也不否认在著作过程中有弟子参加。清代的阎若璩也认为是孟子本人手著。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孟子死后他的门徒万章、公孙丑共同记述的。最初发表这种议论的，是唐代的韩愈和张籍。韩愈说：“轲之书，非轲自著，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之言耳。”（《昌黎文集·答张籍书》）后来，宋人苏辙、晁公武也附和这种观点，但是，他们都没有举出有力的佐证。清代的崔述也持这一观点。第三种意见认为，是孟子与万章、公孙丑师徒一起记述的，而主要作者是孟子本人。最早阐明这一观点的，是太史公司马迁。我们认为，司马迁的话是可信的。他是西汉人，他所处的时代较早，当时所见到的史料，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丰富而且确实，我们从时间上来考察，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孟子》一书不是孟子死后，其门徒的共同记述。孟子从62岁结束周游生活，一直到84岁去世，还有20年左右的闲居生活。他除继续讲学外，没有像孔子那样花大量的精力去搜集和整理古籍。而且《孟子》一书是写他自己和学生的言论和活动的，类似于现代人写回忆录那样，是力所能及的。所以说，孟子生前与学生万章、公孙丑一起完成《孟子》一书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今山东邹县一带）人。孟子生于何时，众说纷纭。一般认为他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的说法，较为合理。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主张，对于发展和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实现全国的统一是起了进步推动作用的。他的仁政思想，“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在后来封建社会历史上，对于反对暴政，反对横行暴敛，要重视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有好的影响。他主张尚贤，重视修养，提倡为臣的要以仁义规劝君主，反对阿谀奉承，这有益于培养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骨气，有益于澄清吏治、限制朝廷的胡作非为。他提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被人们发展为不迷信任何权威的主张。他的“井田制”理想，为后来进步思想家作为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依据。他的仁战思想，启发人们反对非正义战争。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也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
孟子从30岁到44岁这段时间，主要的活动是收徒讲学，宣扬儒家学说。44岁时，孟子便带领着学生开始周游列国，宣扬他的“仁政”、“王道”学说。他先后到了齐、宋、滕、魏、鲁等国。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各国诸侯互相兼并的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只讲争霸争利，怎么会相信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学说呢？孟子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之后，“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
司马迁说“作《孟子》七篇”，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却说：“《孟子》十一篇”。那么，《孟子》到底是几篇呢？东汉赵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便给十一篇分列真伪，他在《孟子题辞》中认为，十一篇中的《性善辩》、《文说》、《孝经》和《为政》，这四篇《外书》是赝品，因而不给它作注解。《孟子》的七篇是《梁惠王》上下篇，《公孙丑》上下篇，《滕文公》上下篇，《离娄》上下篇，《万章》上下篇，《告子》上下篇，《尽心》上下篇。《孟子》一书的篇名和《论语》一样，不过是摘取每篇开头的几个重要字眼来命名，并没有别的意义。本来《孟子》七篇并没有分上下两篇，到东汉赵岐所著《孟子章句》，才把七篇各分为上下两卷，后来加以沿用。
《孟子》一书以问对、答辩方式展开，以驳论为主要的论证方法。它翔实地记载了孟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保存了丰富的史料，是研究孟子思想和先秦文学、历史、经济和哲学的重要著作。全书35000字，说理精辟，文字流畅，语言形象，不仅是一部儒家的经典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
儒家经典。《孟子》一书是“拟圣而作”，它既吸收《论语》中的精华，也接受了《大学》、《中庸》的一些特点。在《孟子》一书中，反映最突出的是仁义思想。仁是儒家学说的中心，孔子常讲仁很少讲义，孟子则仁义并重，他有句名言，即“舍生取义”。汉文帝时把《论语》、《孝经》、《尔雅》和《孟子》各置博士之官，叫“传记博士”；《孟子》被视为辅翼经书的传记。两汉时，《孟子》已和《论语》并列。到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议礼》、《周礼》、《礼记》、《公羊》、《谷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以翻刻，这是《孟子》被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理学家朱熹在《礼记》中取出《大学》和《中庸》两篇，认为是曾子和子思的作品，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于是孟子的地位更加提高了。
后世研究和注释《孟子》的著作很多，其中重要的有三部书，即赵岐的《孟子章句》，朱熙的《孟子集注》和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以上三部书各有特色，都是研究《孟子》一书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优秀散文。孟子为人耿直豪爽、泼辣大胆，这一性格在《孟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例如，他教导学生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他见了梁襄王之后，对人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梁惠王上》）以上这些语言，“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所以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孟子的形象，这是《孟子》散文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
语言的高度形象化，是构成《孟子》散文形象性的极其重要手段。孟子不愧是我国古代的语言巨匠之一，《孟子》首先给人的印象是，明白晓畅，深入浅出。例如，孟子劝说梁惠王施行仁政的一段话：“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
精炼准确是《孟子》语言的另一特色。例如，孟子劝说梁惠王不要好战时，描述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
这好像是一幅画卷，把2000多年前社会阶级对立的情景再现于我们眼前。《孟子》还特别注意细节的精工镂刻。有一次，孟子和齐宣王谈论管理国家时，他问齐宣王：“假如一个国家的政治搞不好，做国君的该怎么办呢？”宣王被逼得无话可说，《孟子》一书对这种窘境，只用了“王顾左右而言他”七个字，既不写脸色，也不记言语，只用了一个“顾”字，真是画龙点睛。这一描绘，把宣王理屈词穷，只好回过头来左右张望，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的心理活动，暴露无遗。
孟子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他的散文创作，并且对后世影响很大，唐宋时的散文大师，几乎都以孟子的文章为典范。所以《孟子》一书，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
孟子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同样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
六：《商君书》
先秦法治理论的宣言
战国末年，秦国所以能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个历史功绩不能不归功于商鞅在秦国进行的两次革新变法。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政策措施是什么，这些答案都反映在《商君书》中，《商君书》是记载商鞅思想言论的资料汇编，又称《商君》、《商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曰：“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或著录《商君书》，或著录《商子》，皆曰5卷。
未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都说“今亡三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说“今亡其一”，可能是他们所见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记的缺佚篇数也不一样。今本《商君书》共有26篇，其中两篇只有篇目而无内容，加上《群书治要》卷36引《商君书·六法》中一段，实际只有24篇半。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频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另一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我们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著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商君书》正好有《开塞》、《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商君书》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
《商君书》侧重记载了法家革新变法、重农重战、重刑少赏、排斥儒术等言论，主要反映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革新变法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
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说：“这都是俗人的言论。
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的说法，商鞅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其次是重农重战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述最多。如《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靳令》说：“农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朝廷让人民拿剩余的粮食捐取官爵，农民就会卖力耕作。《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胜敌而革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国家富强的功效就在农战两项。
《去强》说：“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垦令》篇还提出了20种督促人民耕垦土地的办法。如国家按统一标准征收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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