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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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而被解除了职务，但两人仍在远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工作，直到1937年在“大
清洗”中被枪决。赫鲁晓夫后来认为，这样是为了“对刺杀基洛夫一事杀人灭口”
　　　　基洛夫遇害的当天晚上，从上面就下达了指示，要求立刻惩办所有有搞恐怖活
动嫌疑的人，包括判处死刑。据赫鲁晓夫称，该指示的下达“未经政治局”批准，
是斯大林个人的倡议。这样，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了对苏联公民的生杀予夺之权。
二十年间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确定谁是“恐怖分子”，谁不是。第一批被指控与
基洛夫之死有牵连的是所谓的从波兰、芬兰、拉脱维亚边境潜入俄罗斯的白匪阴谋
分子。有104　名“阴谋分子”为此遭殃，他们被抓获并被枪决。基洛夫遇害三周后
又披露了一桩实际并不存在的阴谋。1934年12月22日宣布，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
夫的追随者建立的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斯大林亲自罗列了被定名为“莫斯科中心”
和“列宁格勒中心”两个“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名单。后来又宣布说，尼古拉耶夫
从拉脱维亚领事馆那里领取过5000卢布（此人后来被驱逐出境），而这个人曾帮助
季诺维也夫分子与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进行联系。12月30日又宣布一条消息，所
有阴谋分子在未有辩护情况下经过简短审判都被枪决了。1935年　1月，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作为前反对派领导人，在政治诉讼案中，以主要被告者身份出现在审判
会上。含糊的控词指出，他们对基洛夫之死应负有类似教唆性质的政治责任，对此，
二人并未表示异议。法庭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尽管这一
审判是如此荒唐，但苏联人对此却是十分严肃的，因为他们早已对此类揭露各种阴
谋和地下组织的事情习以为常了。　审判过后，　斯大林将亚戈达叫到身边对他说：
“您干得很不好，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他认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就该折磨到他们对一切都招认了为止。亚戈达异常震惊，以至于在把这次谈话讲给
自己的副手格奥尔吉·普罗科菲耶夫听时，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1935年，斯大林又对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对派展开了新一轮的、更密集的进攻。
从1933年开始并持续到1934年末的党内清洗、　主要是为了根除腐败和懒散。　到了
1935年，清洗便呈扩大趋势，并开始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斯大林宣称：“对基洛
夫同志恶毒的暗杀，”让“党内许多可疑分子现了原形。”只有精良的镇压机器才
能将他们清除，因为据一名党内活动家称，“骗局、政治诡计和两面三刀是党的敌
人的基本战术。”地方的所有党组织中都展开了自我批评和坦白交待的运动。用叶
甫根尼·金兹堡的话来讲，“挤满人的大礼堂成了忏悔室。”每一次这样的集会都
有自己的一套内容。人们忏悔说，他们对持续革命理解不正确，还说1932年对反对
派行动纲领一事投票时投了弃权票。他们承认“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对‘二五’
计划的意义认识不够。他们表示后悔与‘罪孽的家伙’们保持了联系，并对‘梅耶
霍德剧院’（1920－1938年由梅耶霍德领导的一个莫斯科剧院，经常上演宣传鼓动
的、政论性强烈的戏剧——译者注）盲目迷恋。
　　　　尽管列夫·托洛茨基当时处在斯大林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斯大林对这个主要的对手越发感到不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后继者们在对“政治犯”
的逼供时总是用同一个问题发问：“您是否也认为托洛茨基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
队的领袖呢？”大部分被开除出党的人都被称为是托洛茨基分于或季诺维也夫分子、
对于被驱逐中的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个鼓舞人心的事情。1936年1　月他写道：“在最
近几个月被开除出党的一、二十万托洛茨基分子中，也就有不超过几十名，最多也
不超过几百名是1923——1928年那时的老一辈反对派，而大多数人都是后来者……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遭受了十三年前所未闻的野蛮和残酷的迫害、诽谤和折磨，尽
管有比迫害本身更危险的失败主义和背叛变节的存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今
天在苏联仍有着最强劲、最庞大、最团结的队伍。”
　　　　应该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都生活在他们臆想出来的世界中，并总
是以虚幻之景相互慰藉。斯大林对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的托洛茨基分子危险性的坚信，
也传染了托洛茨基本人，于是托洛茨基便不能不为这些不存在的继承者而欢欣，而
这又使得斯大林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具有比其所预料的更大的威胁。
　　　　但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分子在苏联消踪．匿迹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简单不
过了：要知道，除极个别例外，他们确实没有在国内。但是斯大林以及大多数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人认为，他们的消失恰恰证明了这一事实：托洛茨基分子已转人地下，
他们常常扮演成最忠诚的党员。1936年夏，中央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一
项秘密决议，赋予内务人民委员部肃清所有“人民之敌”的特权。七月，以政治局
的名义，但多半是根据斯大林的个人命令，向所有党组织下达了秘密通令：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流正联合所有我国劳动人
民最凶恶、最不共戴大的仇敌——间谍、奸细、破坏分子、白匪、富农之类的人进
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此时区分托洛茨基分子还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已变得毫无意
义，因为他们是一丘之貉。我们所有的党组织、所有的党员都应明白，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都需要共产党员们保持警惕。在目前的情况下善于辨认党的敌人、不被他
们乔装打扮所迷惑，是每个布尔什维克所不可缺少的素质。”
　　　　在此后的几周里，报纸上连篇累续登载一些文章提醒大家，“由于一些党员无
原则的自由主义和警惕性不高”，使得党的队伍内仍然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
夫败类”在活动。
　　　　8　月19日，开始了对主要的“败类”的审判。这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
其“帮凶”的“供词”比1935年1　月的供词又进了一步，他们承认说：他们是刺杀
基洛夫行动的“直接组织者”，他们把刺杀基洛夫视为刺杀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的
其他党的领导人，　进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阶段。　他们从1932年起就一直依照
（根本没有的）转达的托洛茨基的指示在行动。一个被告甚至讲了他和托洛茨基的
儿子在哥本哈根的宾馆里的会面情况（而据后来所知，这次会面的实际时间与供认
的时间相差了近二十年）。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所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
夫恐怖分子中心”的成员都被判处死刑。
　　　　他们的当众忏悔，是斯大林建立又一个阴谋理论的重要一步，即通过这一事件
来证明国内外敌人企图合流的勾当。公审不仅将“左翼反对派”残余分子和流亡中
的托洛茨基联系起来，还将他们同白匪和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法庭定论说，“托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已经陷入“白匪”的泥沼并和他们同流合污，
“他们构成了已被苏联根除的剥削阶级残渣余孽”。他们还同盖世太保合作，托洛
茨基曾与其商定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苏维埃政权。在法庭最后的表白中，季诺维也
夫用极简单的话概括了自己的拥护者们与纳粹主义和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之间的关
系：“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而季诺维也夫主义又是托洛茨基主义的
一种。”
　　　　令斯大林满意的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还提到了“右翼反对派”的残余分子：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托姆斯基深知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便以自杀了之。11
月中旬，斯大林在索契例行休假之时得到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经过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调查，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宣告无罪。于是，斯大林对亚戈达由来已久的怀疑开
始公开化了。亚戈达当时正沉醉于国家安全委员这个新头衔（它和元帅军衔相平）
以及克里姆林宫的新住宅。他实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被荣耀的光芒刺昏了
头脑。他实施了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卫换岗程序，这一音乐伴奏下的换岗仪式很
容易使人想起沙皇时代。11月25日，晴天一声霹雳：斯大林及其宠臣安德烈·日丹
诺夫联合致电政治局，要求让尼古拉·叶若夫接替亚戈达：“亚戈达看来无力揭露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这方面迟误
了四年。”这显然是指亚戈达对1932年留金“反革命”行动纲领以及托洛茨基分子
的威胁所持的态度不够强硬。
　　　　可能斯大林此时已决定开始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大清洗。但他决定先麻痹一
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让他们感到很安全。因此斯大林只是撤掉了亚戈达和
其副手F　·普罗科菲耶夫，而且，这两个人既未被枪决，甚至也未被逮捕。亚戈达
被任命为人民邮电委员，而普罗科菲耶夫成了他的副手。
　　　　接替亚戈达的叶若夫相貌不佳，孩子气十足，他是第一个成为克格勃头目的俄
罗斯族人。在这之前，叶若夫是中央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主席，代表斯大林对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进行监控。他在党内建立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平行的安全机
构。一切迹象表明，正是该机构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策划了暗杀基洛夫的活动。叶若
夫参加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审判的准备工作。他甚至在
卢比扬卡有自己的办公室，并作为党内负责安全事务的代表亲临审讯。他对如何设
法让那些进行强烈反抗的人招供十分感兴趣。他总是间侦察员，“依你们看，什么
是摧垮囚犯的最后一击。”叶若夫颇为自豪的是，有一次，他扬言要把一个老布尔
什维克的孩子们也给惩办了，使得这位以坚强闻名的人痛苦“忏悔”起来。一个目
睹了这一情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察员讲道：“我这一辈子没见过像叶若夫这样
恶毒的人。他干起这种事来心满意足。”亚戈达不喜欢叶若夫在卢比扬卡的出现，
但1936年给他的无尽荣耀、个人恶性膨胀的虚荣心、以及在政治局谋到位置的现实
前景延缓了他的怀疑。
　　　　在叶若夫时期，发现妨碍清除臆想中的斯大林的敌人的障碍，都被剔除。此后
两年进人了被西方称为“大清洗”的时期，而“叶若夫恐怖”也作为这一时期的重
要标志，“名垂”苏联历史。在1937年1　月举行的公审大会上，皮亚塔科夫、拉杰
克以及其他15名臆想的叛徒被带上来。调查结果表明，除了1936年8　月公审中所揭
露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之外、托洛茨基还建立了一个名为
“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后备中心”，以备前一个中心遭到破坏时启用。第二个
“中心”。即所谓的”后备中心”被冠以一连串的罪名：它勾结“人民的敌人托洛
茨基”　以期推翻苏维埃政权，　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它与德国、日本的
“某些代理人”抗涂一气，进行破坏、颠覆、间谍以及恐怖活动，妄图削弱苏联的
经济、军事实力，帮助外国人侵者进攻，并打败苏联。当局还认为，这一次在“托
洛茨基反苏中心”的案子中纳粹政权及其情报机构所起的作用，尽管是背后的，但
比在上一个案子中的作用要更重要了。同时，在这次审理中首次出现了作为一个主
要阴谋者的日本政府的身影。有证词说，托洛茨基曾答应将乌克兰给德国、将滨海
边疆区和阿穆尔边疆区给日本，作为对他们帮助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酬谢。“托洛茨
基反苏中心”长期向德国和日本的情报机关提供“极端重要”的秘密情报，并在他
们的指示下在和平时期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还准备在战事开始后，使用微生物
武器的剧毒杆菌“污染军列、餐厅和部队集中地，进行更大的破坏活动”。
　　　　1937年3　月18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俱乐部里召开的会议上，叶若夫宣布
又粉碎了一起更大规模的反革命阴谋。而在惊恐万分的听众集中到礼堂之前，亚戈
达的一帮工作人员——主要是各部门领导——已被逮捕了。他们名义上是被派到地
方上检查工作，但从莫斯科出发后的第一站就被抓获并被投进监狱。叶若夫说，阴
谋分子已打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心脏了。亚戈达本人就是一个大叛徒，还是在“暗
探局”工作时，亚戈达便为德国秘密情报部门所收买，并潜入了肃反委员会。他在
被解除职务前就已将间谍们安插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个要职上了。叶若夫通告说，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被逮捕。
　　　　与会者向叶若夫使劲鼓掌，虽然他们中大多数都很清楚。他说的都是假话。稍
晚些时候跑到西方的国外处高级军官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讲道：“他们鼓掌纯粹是
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有的人清楚，如果及时仟悔，他们也许可以逃脱射向脑
壳的子弹。也许，出卖了自己的朋友，他们能再次获得生存的权力。”
　　　　相互倾轧的典型是阿尔图佐夫。他对阿布拉姆·斯卢茨基1934年接任其国外处
处长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此时他终于看到了报复的机会，于是便第一个发了言。阿
尔图佐夫先悔过说，集体的“盲目”干扰了他们对亚戈达叛徒行径的揭露，纵容了
他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党对立起来。他举了一件事为例：1932年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支持亚戈达弄掉了斯大林的宠臣阿库洛夫。“我应该如实地说，当时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的整个党组织都赞成暗中同阿库洛夫做对。”然后阿尔图佐夫开始发起进攻：
“请问诸位，当时是谁领导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党组织的？”他意味深长地顿了一
下，喊道：“是斯卢斯基！”
　　　　斯卢斯基未料到事情会如此转变。他开始结结巴巴地想辩白，但马上就开始转
守为攻：“我倒要问问你，阿尔图佐夫，你那时住哪儿？谁住你对面？布拉诺夫吧？
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中是不是有他？谁住你上面，阿尔图佐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吧？
他也被逮捕了。又是谁就住在你下面呢，阿尔图佐夫？是亚戈达！而现在我想问问
诸位同志，根据如今的情况，有谁能和亚戈达住一栋楼，但却未受到他的绝对的信
任呢？”
　　　　阿尔图佐夫很快就被逮捕并被枪决了。在此后的一年间，大多数亚戈达时期曾
任处长的人都被逮捕并枪决了。斯卢茨基暂时未被触及。道理很简单：要想让那些
已上了“清洗”黑名单的国外处的军官们顺利回到莫斯科，就必须给其以假象。让
军官们误以为清洗不会轮到他们头上。1938年2　月，已成为无用之人的斯卢茨基被
请到了叶若夫的副手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的办公室里。在那里他受用了茶和点
心。吃完东西，斯卢茨基当场就死了，好像是心脏病发作。参加了斯卢茨基葬礼的
些有经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后来讲道，他们发现他脸上有一些特殊的斑点
——氢氰酸中毒的痕迹。在由他“一起工作的战友”写的官方悼词中，斯卢茨基被
称为是“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无畏的斗士……他的名字为工作在我们宽广无垠
的祖国的各个地方的肃反工作人员所熟知……这个名字曾使敌人闻风丧胆。”但斯
卢茨基的前任，特里利瑟尔和阿尔图佐夫的肖像，如今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中，
而斯卢茨基却没有获得如此殊荣。
　　　　叶若夫“粉碎”的下一个大“阴谋”是和红军有牵连的。6　月11日，他宣布，
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卓越的苏联军事统帅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其他七名将军被
控有背叛行为而遭逮捕。显然，次日他们就全部被枪决了。伏罗希洛夫元帅报告说，
叛徒们“承认他们犯了罪，进行了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据后来宣布说，他们与
托洛茨基和纳粹德国勾结一气。尽管这些指责实在荒诞，对反革命阴谋的恐怖也不
过是一种偏执狂，但斯大林和叶若夫显然是确实担心有人搞军事政变。叶若夫的副
手弗里诺夫斯基曾对克里维茨基讲道：“我们刚刚揭露了一起军队里的大阴谋，这
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阴谋。他们制定了暗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本人的
计划！不过我们抓获了他们，现在一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国外处副处长米哈
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在和另一个后来叛逃的人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谈话时曾说：
“这是一起真正的阴谋，这从上层领导当中开始蔓延的惶恐就可以知道。当时所有
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都突然被宣布作废，而我们的各分队都已处于战备状态。”正
如弗里诺夫斯基所言：“整个苏联政府都处于千钧一发之势，不可能像正常时期那
样行动，也就是说先审判再枪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先枪决，而后再审判。”
　　　　据后来所知，是盖世太保决定利用斯大林这种病态恐惧症。他们伪造了一些文
件，里面说图哈切夫斯基打算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发动军事政变。这些文件被秘密带
到捷克斯洛伐克。但事实上盖世太保并不用搞这次行动，因为还在捷克总统贝奈斯
给斯大林讲了所谓的军人阴谋之前斯大林就已决定要清除这些人。盖世太保就是在
自己最大胆的设想中也未曾料到，斯大林和叶若夫会自己开始逐个清除红军的高层
指挥人员。
　　　　显然，“叶着夫恐怖”的牺牲品的准确数字已永远无法弄清。1956年，在回答
政治局的秘密质询时克格勃曾通报说：从1935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
百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枪决或在劳改营中死去。看来真正的受害人数
还更多。命运的最可怕的嘲讽是，最危险的“人民敌人”竟是三个担负保卫苏维埃
国家任务的重要角色——党、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1934年党代
会上当选中央委员的139人　当中就有110人被枪决或被判处监禁，　而1966名代表中
只有59　人参加了1939年举行的下一次大会的工作。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80名成员中
有75人被枪决。红军中的军官有一半以上——大约有三万五千人——被枪决或是被
关进监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最高层领导两度被清洗。在亚戈达时期。18名担任国
家安全局一、二级机构的人民委员都被枪决（斯卢茨基除外，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
他是被毒死的）　。1939年叶若夫被撤换后，1937——1938年任职的122名高级军官
中只有21　人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叶若夫恐怖”彻底推毁了早期肃反委员会领导
人那种理想主义信念，即一切残酷都是建立新社会和同反革命斗争的需要。遭镇压
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是周睹内务人民委员
部人员更换的见证人之一。她讲道：“1937年被清除的老一代肃反工作人员的特点
是趣味雅致，但弱于文学研究。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当着我的面（对奥西普）说，经
受一下惊恐的感觉对诗人是有益的（‘您自己这么对我说过’），因为它可以成为
诗人灵感的源泉。于是诗人‘就开始了对惊恐的全面的体验’。”
　　　　曼德尔施塔姆死在劳改营中，而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被枪决了。他的后继者们都
是一些修养不高、没有理想主义观点的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也和党内一样，
恐怖的氛围帮助了那些最不道德的、随时准备诽谤他人而保全自己的人存活下来。
驻在劳改营周围的行刑队的战士们，大多数成了酒鬼。每天早上，当他们从武器间
取来自己的枪时，总有人给他们一杯伏特加，喝完后，他们将那些受害者装上卡车
拉到由一些刑事犯挖好的坑前，命令他们排成队，然后就开枪射击：“在这些行将
毙命的人中，有些人默不作声，有些人就开始哭着，说他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
他们都是屈死的，等等。但妇女们只是哭着，互相紧紧依偎在一起。”
　　　　有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士把犯人排成行，后脑勺对后脑勺，然后进行比赛：
看谁一枪能打死更多的犯人。“娱乐’完毕，他们回到营地，把枪交回武器间，又
取来酒尽其量地喝，之后倒下便睡。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受害者中有俄罗斯的，也有外国的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和其
他外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代表中，大多数人都被定为“敌人的奸细”或“外国间谍”
而被枪决。最易受害的是那些非法的共产党的成员及其家人，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
们本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因各种原因都在国外的监狱里呆过，因此很
容易就被指控说他们被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工机关收买了。在所有的外国共产党人中
又数波兰和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