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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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四、五英寸厚的卷本，里面有在别墅内拍的照片（照的有卫兵，围墙，
托洛茨基夫妇、和朋友一道喝茶时的托洛茨基，他的狗等等）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
显然，不同时期在托洛茨基周围活动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的数量也不相同，
而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都不知道还有其他人。彼得罗夫看了档案之后，记得第
一个间谍是托洛茨基的一个女秘书。她还是在托洛茨基流落挪威时就被内务人民委
员部招募了。但是托洛茨基身边最有影响的间谍还是拉蒙·梅尔卡特。
　　　　梅尔卡特是受过精心训练的。被捕后，尽管对其进行了几个月紧张的审讯，但
他对自己的情况总是守口如瓶（他的身份到1953年才弄清），对他为内务人民委员
部效力一事只字不提。他看得出是一个绝顶聪明、受过体能训练、很善于演戏的人。
他能流利地说好几种语言，是个很冷静的人物。西尔维亚·阿格洛芙承认，直到他
杀害托洛茨基之前，她从未怀疑过梅尔卡特对她的爱。长期的心理测试表明，梅尔
卡特反应能力极快，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善于在黑暗中判定方向，能很快领会并
记住各种复杂的指示。除此之外，他能在3　分40秒内，摸黑分解并组装毛瑟枪。
　　　　1939年9　月，梅尔卡特在纽约搭上了一个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未来的情妇西尔
维亚·阿格洛芙。他是持着从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员那里弄来的名为弗兰克·杰克逊
的加拿大护照来到美国的。在纽约他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驻外机构负责人盖克·奥
瓦基米扬接上了头，并通过他得到了大部分刺杀托洛茨基的指示。根据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指示，梅尔卡特在1939年10月来到墨西哥城，打的旗号是从事进出口工作。
在那里，他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她的情人端姆·艾廷根恢复了关系。1940年1　月，西
尔维亚·阿格洛芙经不住梅尔卡特的多次劝说，就搬到墨西哥城他的住处与其同居。
阿格洛芙和自己的领袖列夫·托洛茨基很快就联系上了（毫无疑问，这也正是艾廷
根所指望的），并在两个月内履行了他的女秘书的职责。梅尔卡特每天上午都送她
到托洛茨基的别墅，下班后又接她回去。阿格洛芙在墨西哥的时候，梅尔卡特从没
有试过潜进别墅去，但他已经和卫兵们混熟了，还获得了托洛茨基的法国学生艾尔
弗雷德和玛格丽特·罗斯默的信任。1940年3　月，阿格洛芙回纽约后不久，罗斯默
便第一次将梅尔卡特请进了别墅。
　　　　在此阶段，梅尔卡特主要充当的不是凶手，而是潜入间谍。这时的别墅严然成
了一座堡垒，有铁栅栏和电网围着，装有自动报警系统一架着机枪，还有十名警察
组成的小分队，以及一些托洛茨基分子充当非正式哨兵在保卫着别墅。梅尔卡特的
主要任务，是取得策划武装袭击而必须的有关别墅及其居住者和卫兵的材料。袭击
的领导者是墨西哥著名的共产党人、艺术家达维德·阿利法罗·西凯罗斯，他参加
过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国际纵队。5　月23日晨四点左右，二十多个身着警服和军服的
人在西凯罗斯的率领下用机枪将别墅的卧室狂扫一番，打得卫兵们惊奇不已、措手
不及。而后，西凯罗斯做了一派胡言的声明，说袭击的目的不是想刺杀托洛茨基，
而是对其逗留墨西哥进行积极有效的抗议。保释之后，西凯罗斯在智利的一个共产
党人、诗人帕布洛·涅鲁兹的帮助下逃离了墨西哥。
　　　　袭击发生五天后，梅尔卡特第一次见到了托洛茨基。和平常一样，出于友好，
他送给托洛茨基的孙子一只玩具滑翔机，并教他怎么放飞。在以后的三个月里，他
十次来到别墅、每次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有时也带一些小礼物来。他只见过托洛
茨基两、三次。很可能，他还去了纽约两次，去和奥瓦基米扬见面讨论完成刺杀准
备工作的事宜。8　月20日，梅尔卡特带着自己的一篇文章来到别墅，因为托洛茨基
答应过给文章做评述。他随身还带着把匕首，缝在外套衬里里面；一个衣袋里装着
把手枪，另一个衣袋里放着登山运动员用的冰镐。他后来用的凶器便是冰镐。梅尔
卡特为什么还要带匕首来那就不得而知了。可能，他把它藏在外衣里是以备其他凶
器一旦被发现时用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前用过类似方法。1938年一1939年冬，贝利亚将内务人民委
员部一名叫博科夫的军官叫去，问他，有没有足够的力气将一个人一下打死。“能，
委员同志，”博科夫回答说。贝利亚解释说，驻中东的一个苏联大使，据内务人民
委员部所知，想请求政治避难。博科夫和一名助手被派去出差，任务是”除掉大使
这个祸害”。来到该国后，博科夫从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该地机构负责人那里拿到一
根细金属条。他把金属条藏在衣服里，然后和助手一起去拜见大使。博科夫找准机
会转到大使身后，然后给了他致命一击。他和助手一起将大使的尸体用毯子卷起来，
以便不留下血迹，然后将他塞进汽车里拉到城外给掩埋了。与此同时，大使的妻子
被告知，她的丈夫被“紧急召回”莫斯科，走前他嘱咐说，让她和孩子坐火车紧随
其后。　不难想像，　他的家人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就被从火车上弄下来，送进了关押
“人民之敌”的集中营。
　　　　梅尔卡特也想一下击中托洛茨基的后脑勺，把他打死，然后在尸体被发现前逃
之夭夭。当托洛茨基坐在办公室的桌子前看文章的时候，梅尔卡特从衣袋里掏出冰
镐，两眼一闭，用尽全身力气朝托洛茨基的头上砸下去。但是托洛茨基并未当场死
亡。他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惊然的、刺耳的尖叫声”（“这一声尖叫我将终生不能
忘却”，梅尔卡特后来讲道。）并转过身来，咬住凶手的一只手，在力气耗尽之前
还抓住了冰镐。他是在第二天，即1940年8　月21日，在医院中去世的。
　　　　在克格勃的档案中，对杀害过程描述得十分详尽。。里面讲到的和后来彼得罗
夫回忆的一样，对其造成致命伤的不是冰镐的锐头，而是钝头。梅尔卡特被判处二
十年监禁，而他的母亲和艾廷根，从事先计划好的路线逃到了苏联。在莫斯科，贝
利亚接见了梅尔卡特夫人，她还被介绍给了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并被授予列宁勋
章。但几年后，她开始受到良心的折磨，在共产国际总部里她曾对西班牙共产党代
表说：
　　　　“他们（内务人民委员部）再用不着我了，国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再
用我就很危险了。但他们也知道，我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女人了……”
　　　　“卡里达德·梅尔卡特已不是普通的卡里达德·梅尔卡特了，而是一个万恶的
凶手。我不仅走遍了欧洲，寻找那些脱离乐土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无情地杀死
他们。我做的甚至超过了这些！……我还为了‘理想’把自己的儿子变成了一个凶
手。尽管我看到了他被绑着，浑身血迹斑斑地从托洛茨基的房子里走出来的情形，
但却无法与他接近，我和列昂尼德（艾廷根）还不得不各自朝不同的方向跑掉。”
　　　　拉蒙·梅尔卡特在整个监禁期间始终对斯大林主义坚信不移。在历史巨人的眼
中，如他所说，他将成为一个为工人阶级做出巨大贡献的世界革命的战士，是他使
工人阶级摆脱了走上背叛道路的领导人。梅尔卡特如果说明身份，讲清和内务人民
委员部的关系，那他有可能在做出某种承诺之后就会被释放掉。但是他一直守口如
瓶，不得不服满了二十年的刑期。1960年，梅尔卡特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先从墨
西哥到了古巴，然后又途经捷克斯洛伐克来到了俄国。可是当他提出加人苏共的申
请时，却遭到了拒绝。　　　
　　　　　　第六章　　无线电监听、间谍的渗透以及剑桥“五杰”
　　　　（1930－1939）
　　　　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悬挂着众多的苏联侦察英雄的肖像，但其中仅有
一人从未当过人民内务委员部的军官（这是仅有的例外），他就是扬·卡尔洛维奇
·别尔津将军。在国内战争时期，别尔津就指挥过“契卡”的队伍，但最闻名的时
候，还是他当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时期（即1924－1935年，那时军事情报机
构被称作总参四局，后来叫情报总局）。别尔津1890年出生于拉脱维亚，少年时期
加入地下党组织，后来有几年他是在铁窗下和西伯利亚的苦役中度过的。1919年，
他在短命的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中工作过一段时期。在别尔津仕途之初，他的许多
最亲密的战友在军事情报生涯中的经历与别尔津十分相似，因此他们被称为“拉脱
维亚派”——这就如同捷尔任斯基的几名主要助手在一段时期以“波兰派”著称一
样。1935年，别尔津以集团军指挥官身份被派往远东，1936年8　月被召回莫斯科，
被任命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中苏联军事代表团的负责人。一年后，正值大清洗时期，
他被召回俄罗斯，后来也未逃脱镇压的劫运。
　　　　别尔津将自己在第一总局荣誉厅中的席位归功于他对情报工作的贡献，而这些
情报的取得主要是靠无线电截听和间谍渗透手段的运用。三十年代初，他参加过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合分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任务处下辖的第四局的组建工作。
联合分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军事、民用情报的侦听。领导这个分队的，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的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第四总局的n　·哈里克维奇上校。这个分队
当时是整个政治保卫总局最隐密的部分。1935年之前，它一直位于库兹涅兹桥上外
交部人民委员部大楼里，而不是在卢比扬卡。叶芙多基姬·卡尔采娃（后改为彼得
罗娃）1933年加入该分队，据她讲，分队严令禁止其工作人员将自己的工作地点告
诉任何人甚至亲生父母。和大多数分队年轻女工作人员一样，卡尔采娃常常在领导
面前感到不寒而栗：博基走起路来稍有些驼背，他行为怪癖，无论晴天还是阴天整
天带着雨衣。卡尔采娃常常由于他那双冰冷的、锐利的、淡蓝色的眼睛吓得发抖，
因为那种目光总使人们觉得自己的样子与他是敌对的。尽管光阴流逝，他也五十多
了，但博基还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风流韵事，每逢休息日，他总要在自己的别墅里
搞狂欢活动。当卡尔采娃向一个男性同事问及这些狂欢的情形时，他回答说：“你
要是对谁泄露了这个秘密，博基就会让你终生不得安宁，你必将玩火自焚。”卡尔
采娃被邀请到领导别墅做客时，总是惶恐不安，上夜班时，为了避免骚扰，她总穿
不惹眼的裙子，害怕招来一些不请自来的麻烦。
　　　　尽管领导腐化、淫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仍旧是世界上最
大、装备最先进的截听和破译机构。间谍活动为这个机构带来的利益比其西方任何
一个类似的机构都要多。在大部分机构里，从事间谍侦察的人都时常会得到一些破
译的情报，但在30年代，只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仿效了革命前“暗探局”
制订的规矩，使获取此类文件成为他们独有的特权和优势。在联合分队建立的初始
几年，对苏联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是来自日本的情报。在联合分队日本组工作的
叶芙多基娅·彼得罗娃发现，来自日本的破译材料是“在间谍的帮助下搞到的”。
在30年代的不同时期，这些间谍中就有驻柏林和布拉格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别尔津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情报总局的第二大贡献是，他对那些用于间谍渗
透的技术装备的管理与使用。这些技术装备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二十年代为对付
流亡白军以及在三十年代为渗透外国政府和军事机关而专门研制的。按照1980年为
纪念国外处成立60周年而编写的秘史，这项战略是在别尔津同国外处头目阿尔图佐
夫、国际联络部主任科明捷恩·皮亚特尼茨基的谈话中产生的。极有可能，这项首
创的想法是别尔津提出的。三十年代初，间谍主要用于对付国外的白军组织，后来
是托洛茨基分子。别尔津最感兴趣的是使用间谍来搜集情报。他的首创想法很快就
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效仿。三十年代时期，在第四局和政治保卫
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并无明确的职责划分。第四局的间谍经常是既搜集政治
情报，也搜集军事情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是如此，但搜集的
情报相对少一些。于是两个组织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代替了国际联络部情报
搜集网。　　　　　　　　　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可以算是出类拔革的，1964年，也就是他
死后二十年，佐尔格成了苏联英雄。在他的忌日，人们写了一系列经官方批准的着
力渲染的传记来纪念他，而且对一个外国间谍尤为不平常的是，为此还专门发行了
一套邮票。1929年，佐尔格来到第四局工作。当时他给共产国际的间谍谢杜·马兴
克的印象是：“一个有着迷人的外佩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的学者”，总之
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高加索。父亲是个德国人。在油田当钻探工，正如后来佐
尔格所说的那样，他父亲是个具有“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思想的人。母亲是俄
罗斯人。佐尔格在柏林一所中学上过学，一战时受过伤，对无谓的战争带来的破坏
感到十分失望，后来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革命派之中。布尔什维克使他不仅从理论
和思想上支持这场运动，而且还直接参加到运动中去。战后，佐尔格获取了汉堡大
学社会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了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1924年末，他来到莫斯科，
1925年开始在国际联络部工作，并获得苏联国籍。从1927年到1929年，国际联络部
把他派往德国，后来又去了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1929年11月，他被别尔津将军招
进第四局工作。不过，他同时还与皮亚特尼茨基和国际联络部保持着联系。
　　　　佐尔格接受的第一项任命，是领导一个在德国记者身份掩护下的上海间谍网。
在上海，他吸收了一个名叫尾崎秀实的日本记者入网，后来这个记者成了他最重要
的间谍。尾崎秀实是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者，出身富裕家庭，与日本政
界人士联系密切。1933年1　月，佐尔格返回了莫斯科，别尔津对他在上海的工作成
绩大加赞扬。后来，他被派往日本工作，可以说，这项任命对佐尔格来说是最重要
的一项任命。　在去日本途中，　他在德国呆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巩固了自己的
“记者”声誉，并开始以纳粹党的交际老手闻名。在佐尔格的告别晚宴上、连戈培
尔博士也出席了。1933年10月一到东京，佐尔格很快便赢得了德国大使馆的信任。
即使在他被捕八年之后，他还不无骄傲地自夸：
　　　　“我在日本的组织的基础就在于我成功地与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搭上了关系，并
且赢得了其工作人员的绝对信任……我能顺利地潜入大使馆的核心腹地从事情报活
动，甚至在莫斯科，这也被认为是令人震撼的空前绝后之举。”
　　　　但佐尔格没有想到，在这之前，其间谍网为苏联提供的有关德、日的重要情况
同样被莫斯科认为是“令人震憾”的，而且论其价值，绝不亚于他在日本的收获。
　　　　佐尔格是在东京度过了八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正是日本对
苏联构成最大威胁的时候。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使得日本民主雪上加霜，本来
就不牢固的根基开始彻底动摇。萧条造成的社会气候使军队得以完全摆脱了政治上
的从属地位，并以人民的支持为“后盾”开始了实现其野心勃勃的领土称霸计划。
1931年10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制造了炸毁铁路事件，他们把责任推给了中
国军队，　并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占领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　这次事件后来被粉饰为
“满洲里事件”。后来，尽管日本政府同意国际联盟要求撤军的要求，但在笼罩全
日本的民族主义狂热面前，政治却无力支配军队。1932年初，日本在长春成立了由
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名义统治的伪满洲国。从那时起，日本开始控制与苏联接壤的大
部分陆上边界。
　　　　直到三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一直认为，德国比起日本是危险较小的战争策源地。
若干年来，莫斯科始终较为自信地、镇静地观察着纳粹势力的增长，因为与其说她
看到了在东方未来战争的预兆，不如说看到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所以直到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首相时，共产国际还一直号召德国共产党员进攻
社会主义左翼敌人，而不是纳粹这样的右翼敌人。虽然1933年外交委员马克西姆，
利特维诺夫在苏联对外政策概述中也注意到纳粹制度的“极端反苏思想”，但同时
他还是强调，主要威胁仍来自日本。后来几年，苏联的对德、对日政策，同西方政
策一样，一直建立在妥协基础上，她的主要任务就是既避开与日本作战，又不同德
国交火。
　　　　1933年10月，佐尔格一到东京就接到了“密切注意日本是否企图进犯苏联”的
命令。被捕八年以后他写道：
　　　　“许多年来，这是交给我和我的小组的最重要任务，可以说，这就是我在日本
肩负使命的唯一目的……由于一直密切关注满洲里事件后日本军人的重要作用及其
思想观点，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怀疑日本计划进犯苏联；这股怀
疑势力如此强大，以至我的反面意见在莫斯科并非总能得到理解……”
　　　　如果说，莫斯科对日本会进攻苏联的担心有些夸大的话，但这种担心仍是有根
据的。日本军队内部几年来主要分成两大派别：主张与俄罗斯交战的“皇道派”和
力主进犯中国的“统制派”　。　直到1936年，粉碎了“皇道派”搞的未遂政变后，
“统制派”才彻底占了上风。当时，西方曾要求日本不要插手中国事务，但一切为
时已晚矣。正如日本军事外相所说：日本国内事态已发展到就好像“企图说服一个
男人不要再骚扰一个已和他怀孕的女人”　一样。1937年7月，当日本公开宣战时，
它实际上已经间接控制了中国东北很大面积的领土。
　　　　1935年，当马辛克在六年之后再一次见到佐尔格时，她惊奇地发现，经过在中
国和日本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他同以前一样拥有“异常
迷人的外貌”，仍是一名踏实的共产党员，“但已几乎看不到一个具有浪漫主义和
理想主义学者的魅力了”。一个日本记者评价佐尔格是“典型的好惹事生非又傲慢
自大的纳粹分子……性格暴躁又嗜酒如命”。正是这种形象，使佐尔格获得了德国
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信任。　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上校武官文金·奥特（1934年3
月升任此职）及其夫人与佐尔格关系密切，而且佐尔格还与武官夫人暗中保持着情
人关系。这样，佐尔格便获得了接触大量有关日本武装力量和军事计划情报的机会，
因为这些情报都是通过武官夫人之手发往柏林的。同时，佐尔格还能接触到从国外
发往大使馆的有关德国远东政策的文件。1938年4　月。奥特被提升为大使，佐尔格
开始每天与他共进早餐，进餐同时，向他提供日本国内的最新情报，并校订整理其
发往柏林的部分情报。与此同时，佐尔格间谍网上最主要的一环尾崎秀实开始发挥
较大作用，因为尾崎秀实作为重要国务活动家、王子近卫智囊团的成员，愈来愈经
常参加到了日本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去。1935年末，尾崎秀实拍照了一些文件，文
件内容涉及日本第二年国家计划，并指出日本短期内不会进攻苏联。佐尔格正确地
预言了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人侵，并按惯例向上呈递了一份把握十足的报告：日本
无意入侵西伯利亚。
　　　　在所有苏联官方佐尔格的赞辞中，至少有一条是不实之辞，而且迄今为止西方
尚未发现它的微妙之处。苏联一直在有意地用佐尔格搞到的情报去掩盖苏联无线电
截听的工作成绩，去掩盖至今。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时代也未提及的情报搜集
方式。可以说，比起佐尔格本人搞到的情报，截听到的情报构成了更重要的有关日
本的情报来源。所以，1931年4　月，也就是“满洲里事件”发生前半年（佐尔格到
达东京前两年多），“皇道派”的支持者、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曾向
日本总参谋部发过一封电报，后被苏方截获并破译。这封电报比其他任何担心日本
进犯苏联的消息都会令人深信不疑。电文中说：
　　　　“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
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