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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全史-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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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标志的坦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花外汇搞来的。1968年正在布拉格的第一总局
捷克斯洛伐克问题高级专家安纳托利·鲁萨科夫说，他和克格勃的顾问们都极力反
对总部指示的离间行为，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这些行动被查明，那么所冒的风险太
大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兄弟也经历了这些离间活动，克格勃正是把任务交给他和
其他间谍来完成的。
苏联军队定于1968年8月20…21日夜在华约各国军队支持下进驻捷尔斯洛伐克。
苏联认为9 月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捷共民主化，因此出兵必须赶在
大会召开之前。恰恰在出兵前夕总部得知，瓦西里·比利亚克的女儿在英国学习。
比利亚克是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中保守的少数派的代表之一。总部马上命令驻伦敦
的间谍头目尤里·尼古拉耶维奇，沃罗宁设法找到这个姑娘并说服她回国。人侵开
始时，比利亚克的女儿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了。
仅一天一夜，入侵的主要军事目的就已达到了。8 月20日（星期二）晚11时，
苏联空军第24集团军的部队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机场，掩护了几百架运送部
队和坦克的“安”型运输机的行动。同时，苏军和华沙条约的部队越过捷克斯洛伐
克的北、东、南边境，切断了同西德的边境。8 月21日（星期三）拂晓，捷克斯洛
伐克的军队已经不再组织抵抗而保持中立，所有交通要道都处于苏军控制之下。杜
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的大多数主要改革家遭到了逮捕，逮捕他们的是博古
米尔·莫尔纳尔上校指挥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和克格勃的人。他们从苏捷边
境被押送出国，关押在喀尔巴吁山里克格勃的牢房中。克格勃间谍约瑟夫·霍乌斯
克很快就恢复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中的职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间，克格
勃的行动不如苏联军队直接，克格勃的武装小分队只是配合正规军揭露反革命分子，
并迫使他们保持中立。苏军战士曾被告知，捷克斯洛伐克请求兄弟国家的援助。但
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现场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爬上坦克告诉他们，谁也没叫他们来，
并劝说他们回家去。而后几天以来地下电台不断指责侵略行径。8月22日举行了1小
时总罢工，随之而来的是全国性的群众和平示威。
克格勃和驻布拉格的苏联大使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契尔沃辛科犯了后一个
大错误，他们过高估计了捷共党内及工人阶级中对武装干涉的支持程度。错误的产
生一方面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从来都认识不到工人阶级确实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统治；
另一方面是因为比利亚克和其他一些保守人士要求苏联插手（这些人明白，如果没
有苏联的干涉，他们的政治生涯就会到此结束了）。苏共政治局在作出出兵的决定
时非常希望捷共主席团中大多数成员会呼吁提供“友好帮助”同反革命作斗争，那
么这个措施就马上获得了合法性；接下来就可以按预想的那样成立新的革命工农政
府，清除这个国家“布拉格之春”的支持者。但这一期望实际上是落空了，而组成
工农政府的企图也破灭了。
因为没有找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卡达尔” ，苏共政治局被迫立即改变方针。8
月22日晚政治局得出结论，除了同执政党进行谈判以外别无选择。在莫斯科举行的
谈判结束后，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者们被准许返回布拉格，条件是他们必须顺着克
里姆林宫的意愿使局势正常化。10月杜布切克被重新召回莫斯科签署条约，条约准
许苏联军队常驻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对付西德军国主义集团日益嚣张的复仇野心
的保障”。1969年4 月，狡滑的政客古斯塔夫湖萨克取代杜布切克成为第一书记，
从此“布拉格之春”被长达20年的“苏维埃之冬”代替。
安德烈·萨哈罗夫及其他一些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代表出面支持“布拉
格之春”，这也引起了克格勃的忧虑。在红场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大但史无前例的游
行，抗议苏联军队进驻捷克。当然，游行队伍很快被克格勃驱散。亚历山大·索尔
仁尼琴后来写道，这两天对他有“重大意义”：
“这两天中我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我一心想着一件事——要写下一句简短
的话，引用赫尔岑的一句名言：我耻辱，我是苏联人。”
在苏军入侵后的日日月月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也“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在以
后的年月里他一直在考虑该如何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做出自己的贡献。1968年夏，苏
联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公开支持“布拉格之春”，但对这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深
切同情已经使克格勃和共产党不得安宁。《苏联文化报》用了一个月时间，找到了
7 名名符其实的艺术家，他们分别在路德维克·瓦楚利克于1968年发表的《2000字
书》上签了字，这是“布拉格之春”过程中最激进的宣言之一。7 月，中央委员会
宣传部下了一道指示，其中强调了对苏联知识分子进行“崇高理想教育”的极端必
要性。
据阿列克谢·阿采别伊说，“安德罗波夫从未惊慌失措过，而且从未制造过恐
慌。但是他认为对意识形态基石的动摇不能熟视无睹，他曾非常不客气地提到过很
多作家、演员和导演”。克格勃为外国杂志提供的各种故事，使安德罗波夫的形象
很适合于西方口味。据《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报道，“安德罗波夫是一位藏
而不露的自由人士”，“他精通英文”，“收集著名乐团的录音带”，“闲暇时间
看英国小说”，“善于友好地同持不同政见者对话”。
但像实际上安德罗波夫的突出特点就是对异己毫不留情，只是在压制不同政见
时更注意方法罢了。“布拉格之春”之后他重新组建了第五局，专门研究不同政见
的各种表现并与之作斗争。这个局的一些部门主要负责监视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
大学生、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分子、教徒和犹太人。这些人虽然不再会在公审会
上被控告犯有各种莫须有的罪行，但像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那样，对他们取而
代之的是心理诊所。那里有对第五局俯首贴耳的心理学家。例如伦茨，他是莫斯科
谢尔布斯基犯罪心理学研究所的博士，在他那里诊断的结果总是“精神分裂症”或
“改革狂”。被认为是心理不健全的持不同政见者完全丧失了公民权，被灌下各种
药物。心理学的这种用场不仅仅因为它行之有效，而且使那些由苏联一党专政所产
生的坚定信念作基础的人们相信，党的利益才是唯一正确的利益。接替安德罗波夫
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塔利·费多尔丘克认为，那些不承认这一利益的人都是需要接受
“再教育”的疯子。为了避免国际上对他们将像索尼仁尼琴那样闻名于西方的著名
人士定为精神病患者进行指责，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持不同政见者被强迫离开祖国。
在20年的时间里，“布拉格之春”引起的震动一直对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的东
欧政策产生着影响。限制人民民主国家的主权首次在1968年的“勃列日涅夫的理论”
中被公开确定下来。在这个文件中强调指出，各国人民均有权“沿着各自的道路奔
向社会主义”，但所采取的政策“不能有损于本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有损
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该理论
中明确强调，一旦在任何一个人民民主国家出现类似的“损害”，那么“对反社会
主义力量进行果断的反击”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
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一切那样。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为了挽回自己在莫斯科已经有所动摇的信誉，在苏军进
驻捷克以后便在克格勃联络官员的密切配合下，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势力
进行了严厉的清洗。150 万党员遭到审讯，比“布拉格之春”期间还要严重。有三
分之一左右的人被开除出党或“自愿”退党。在大学中、大众传媒工作者及其他自
由职业中也进行了类似的清洗。那些同“布拉格之春”关系最密切的组织，如作协
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都被关闭或是改组成其他政治上更保险的机构。尽管如此，
莫斯科总部仍然放心不下。 第一总局第十一处（社会主义国家处） 在详细分析了
“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得出结论：古斯塔夫、胡萨克和总统柳德维克·斯沃博
达当时的讲话同他们后来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承诺似乎关系不大。197O年1 月，
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他是保住了自己职务的最隐蔽的杜
布切克支持者。莫斯科本想让瓦西里·比利亚克或反动至极的阿洛伊斯·因德拉接
替胡萨克作第一书记，但这两人都缺乏群众基础，任用他们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铁托、纳吉、毛泽东、霍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相继“变节”，1968
年杜布切克（“我们的萨沙”）也步他们后尘背叛，这促使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总
部对东欧各国形成了顽固的偏见。70年代前总部就将东欧领导人分为五类：第一类
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第二类是“修正主
义者”，他们对西方暗送秋波；第三类是“未知数”，他们一方面对苏联的制度毕
恭毕敬，另一方面又同西方“调情”；第四类是亲苏联的，但显得软弱无力；最后
一类既亲苏又强硬，但在国内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即使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期间，戈
尔季耶夫斯基也曾在总部及克格勃间谍局中听到过一些人一时冲动口吐真言，他们
承认，“反正这些国家早晚也将染上反苏情绪，变成一些政治上不可靠但要价很高
的盟国。既然如此，不如趁早同它们中的大多数彻底分手为好”。但在勃列日涅夫
时期，即使是那些暗暗支持这一政策的人也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然而苏联在东欧的
失意最终还是成了迫使克里姆林宫1989年放弃于1968年形成的“勃列日涅夫理论”
的原因之一。
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最大的一
块心病。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出了几千名苏联顾问，克格勃的顾问们也撤了回
来，只有一个不大的间谍机构留在了北京。在随后的几年里，外交部和克格勃的中
国问题专家都迫不急待地想调动工作，他们认为如果别人继续把他们当成中国问题
专家的话会影响他们的仕途。开始，中苏之间的一些小冲突是通过第三国的。莫斯
科痛骂阿尔巴尼亚的教条主义者，而北京则指责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后来，1964
年正值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之时，两国矛盾公开化。虽然大多数共产党国家
都站在亲苏的立场上，亚洲很多党还是起来支持中国。60年代中期，在克格勃看来
中国已成为棘手的问题，那些早已放弃中国事务的专家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专业。
克格勃又招集了大量新的中国问题专家，而北京也成立了强有力的反间谍机构。
对克格勃来说，在中国搜集情报变得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复杂、危险。
破译的外交电讯稿并没有使人对革命的进程有充分的了解。在中国的公职人员中收
买间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同他们联系非常少而且受到严密监视。由于“红卫
兵”的监视狂和异己恐惧症使得外交人员也很难在北京移动半步。那些拥有外国图
书的人被迫跪在地上，以表示悔过自新，而被发现收听外国广播的人则被投入监狱。
后来在一份官方的报告中中国承认：“掌握外语或过去曾在外国定居，这都会成为
此人是该国秘密间谍的证据。”苏联使馆被围住，通往使馆的路改名为“反修胡同”。
从中国直接送往莫斯科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蒙古血统和中亚血统的克格勃人员
搞到的，他们穿上当地的衣服会完全被当成是中国人。他们藏在外交官汽车的后车
箱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被从使馆中拉出来，在一处没人的地方下车。然后混人成群
的中国人当中，在挂满标语的城里闲逛，阅读当天的“大字报”、买一些刊载着上
海、重庆和新疆新闻的“小报”。还有更多的克格勃间谍（大部分也是蒙古和中亚
人）是从阿拉木图、伊尔库茨克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基地越过边境进人中国的，但这
些间谍中谁也不能提供中国高层制定政策的情况。
克格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设法搞到的情报为数不多，但也可勾勒出中国的基本
情形，这个国家正逐渐陷入混乱的深渊。
上了些年纪的中国工人，有时羞于将自己谈论地主和全国形势问题的大字报公
诸于众任人评说。因为在中国书法艺术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所以他们常常把
纸墨放在地上，自己坐在一边盯着白纸，有人围上来后，他们就语无伦次讲起地方
大事来。但大多数大字报都涉及了全国性重大问题。1967年底开始出现攻击国家元
首刘少奇的大字报。第二年他被投进监狱，之后先后有22000 多人因同情他而被捕。
刘少奇曾在一次表彰劳动突击手的会议上祝贺一位清洁工人，并同他拍了照。后来
此人被挂牌游街示众。百般凌辱，直到发疯。
还出现了鼓动人们活活烧死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但这些大字报很快就被撕掉
了。依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于反动儿混蛋”的原则，红卫兵把刘少奇的一个儿
子扔到了火车轮下。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的
2 号人物，被迫下乡劳动，但他活了下来。在物理系念书的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
被从北京大学二楼窗口扔了下来，造成他的下肢瘫痪。
莫斯科总部最主要的中国问题专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图尔恰克将军
1976… 1981年在北京是间谍头目。他曾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文革”期间克格勃
为克里姆林宫提供的情报比外交部要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总部收到
了大量有关混乱和武斗的情报，这些来自克格勃情报机构和无法接近党内高级官员
的间谍提供的情报，使总部常常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一总局预言说，毛泽东的学说会发展成“侵略性的亚洲独裁统治”，并企图
收回19世纪通过不平等条约划归沙俄的大片领士。
1969年3月8日，发生在中亚和珍宝岛的边境磨擦证明克格勃的预言是正确的，
预示着中苏间更大的冲突。特别使人担忧的是几年以后中国人口将达到10亿，而且
这个国家有足以摧毁莫斯科的核武器。早在50年代毛泽东曾对尼赫鲁说过，核战争
不见得就是坏事。甚至世界上一半人口死去，另一半也会活下来，而帝国主义将从
地球上消失。1969年9 月，中国在新疆搞了两次核材验，莫斯科通过卫星得知中国
正在建造自己的人造卫星（1970年第一颗卫星成功升空）。
1969年秋，事态发生急剧变化，同克格勃有联系的记者维克托·路易（他便是
维塔利·叶夫根尼·路易），在一些为西方报刊写的文章中暗示，苏联正在研究是
否在中国拥有核导弹威胁苏联以前，对它进行核打击以示警告。与此同时克格勃的
间谍机关也开始在欧洲和北美散布这类传闻。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即便是克格勃负
责散布这些消息的人当时也不敢肯定，这是恐吓中国人的“积极行动”的一部分，
还是要警告西方，苏联总参谋部正在郑重其事地研究这种可能性。事后可以说，这
些措施的确是第一总局A 处的一次“积极行动”。而这时的中国已经开始摆脱“文
革”的混乱，这些措施在很短时间内就使中国恢复了为解决边境冲突的会谈。但这
种压力最终起了相反的作用，害怕苏联实施该打击似乎成为中国同美国开始秘密会
谈的原因之一。谈判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宣告结束。
70年代初，总部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是否将中国列为“主要对手”，就像
过去美国一样。最后决定，克格勃对中国的正式叫法是“基本对手”。而“主要对
手”仍是美国。由于对中国的政策缺乏确切的了解，克格勃驻外间谍机构收到的有
关中国的报告数量最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5年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克格勃为
止。
60年代，克里姆林宫失去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北京和布
拉格。但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在第三世界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之得到了补偿。苏联
外交的最大成就在中东。战后英法势力的瓦解使这里成为权力真空，而美国由于对
以色列具有某些义务又无法插足。1954年；纳赛尔在埃及掌权使苏联有可能充当阿
拉伯国家利益保护者的角色了。纳赛尔36岁便成为埃及土著居民的代表人物，享有
这一地位的人从公元前525年波斯人推翻末代法老以后就掌握着这个国家。
纳赛尔写道：“小时候，每次有飞机飞过头顶，我就喊：‘万能的主啊’，降
祸给英国人吧。”
没有一个现代阿拉伯领导人能同纳赛尔的高涨的民族感和阿拉伯民众对他的好
感相媲美。
60年代，纳赛尔注定要成为自己雄言善辩和自己设计的英雄形象的牺牲品。但
是在他成为埃及领袖初期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塑造英雄所需的材料。1954年他上台
不久就在一次集会上发生了暗杀事件，他活了下来，但站在他身旁的人中有两人丧
命，其余的为了逃命从主席台跳了下去。纳赛尔却原地未动，喊道：“让他们打死
纳赛尔吧。他只是万众之一，不管他是死是活革命都将继续！”1955年他宣布同苏
联签订合同，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进口大批武器，这使西方为之震惊。这个协议严格
保密，甚至埃及驻莫斯科大使都毫无所知，只是两国领导人的大笔一挥，便结束了
西方对中东武器输出的垄断局面。
1956年7 月，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条运河曾一度租让给设在巴黎
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并被阿拉伯人视为西方对他们进行剥削的鲜明例证。当年11月，
英国和法国勾结以色列用武力恢复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的企图破产后，纳赛尔成为
大多数阿拉伯人心中的英雄（只有正统派的阿拉伯领导人不承认他）。1958年，纳
赛尔在苏联进行了为期3周 的旅行访问，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苏联全体领导人到机
场迎接他。在一年一度的红场五一游行中他是列宁陵墓观礼台上的贵宾。回国后，
纳赛尔在开罗举行的大型集会上讲话说，苏联是个“友好的国家，毫不谋求自己的
私利”，它对阿拉伯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
然而纳赛尔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严重的磨擦出现在纳
赛尔开始迫害埃及和叙利亚的共产党人、并指责伊拉克的共产党之后。克格勃确切
地知道，在纳赛尔公开批评1959年苏联奉行的政策之后，中央情报局向他提供了来
自美国的援助。但无论如何在60年代初，赫鲁晓夫和总部都确信，中东已经形成某
种力量平衡，这对同“主要对手”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并非所有政治局成员都
同意这种观点。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三国都持反美态度。1962年本·贝拉在阿尔
及尔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并吸收了几名共产党员进人政府。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饱受耻
辱之后，赫鲁晓夫决心在对中东施加影响的斗争中一定要占美国的上风。卡斯特罗
在古巴的胜利，便是苏联采取与第三世界反帝的（尽管在思想上并未完全一致）民
族主义分子结盟、代替原来只依靠共产党的新政策的一个证明，因为这些民族主义
分子在思想上是倾向共产党的。
苏联的意识形态学家们创造出诸如“非资本主义道路”和“民主革命”这样的
术语来表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些第三世界领导人向往的正是这
种过渡时期。1961年纳赛尔决定将大部分埃及工业国有化，这成了他奉行“非资本
主义道路”的一个可靠证据。60年代苏联在亚非领导人中对纳赛尔寄予的希望最大。
1953——1971年期间，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的43％给了埃及。1965年埃及共产
党宣布解散，党员们申请加人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克格勃对苏联同纳赛尔结盟热情支持的表现之一，是克格勃成功地收买了他左
右的亲信。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萨米·谢拉夫。此人大腹便便，两撇小胡子向下耷
拉，和他的代号“阿萨德”（狮子）很不相称。1959年他被任命为总统直属情报局
局长，实际上成了埃及侦察部门的领导人和纳赛尔的贴身顾问之一。谢拉夫的接线
人瓦季姆·瓦西里耶维奇·基尔皮琴科后来成了克格勃在开罗的间谍头目。从1970
…1974年的5年间，他从事间谍工作的成绩使他在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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