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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全史-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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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袭击非军事目标在形式上受到遣责，但总部异常明白，巴拉希赫中心有一些自
由斗士在活动，他们是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据巴解组织情报人员透露，一些恐怖
活动是和叙利亚、利比亚及其它一些国家驻莫斯科和东欧国家的大使馆共同策划的。
委内瑞拉百万富翁的儿子伊里奇·拉米列斯·桑切斯（即很有名气的卡尔罗斯·沙
卡尔）曾在莫斯科和古巴训练基地接受过训练，他是70－80年代最出名的恐怖主义
分子，为巴解组织独立行动小组和利比亚上校卡扎菲卖命。1975年，他带领巴勒斯
坦和德国恐怖主义小组在维也纳绑架了几个欧佩克成员国的部长，为此从伊朗和沙
特阿拉伯得到大量赎金。总之，相对于在苏联同一训练基地受训的第三世界国家游
击队员来说， 卡尔罗斯可以说是鹤立鸡群。1971年，巴解组织根据10个派系的194
名被派往苏联学习的军官的情况写的一份报告指出，训练水平和学员素质极其低下。
关于这一点，巴解组织武装司令拉沙德·艾哈迈德写道：“学员们不能正确理解派
往国外的军事代表团的政治意图，结果，代表团中一些参加营长培训班的职位较高
的军官纷纷拒绝学习并以各种借口要求回国。”艾哈迈德说，他曾经不得不开除了
13名酗酒、倒卖假币和性虐待狂军官。
艾哈迈德抱怨道，如果想要求军官们严格遵守行动准则，那就不得不把其中的
二分之一打发回家。他在一份报告中呼吁，要更加精细地挑选赴苏受训人员。
莫斯科虽然在同巴解领导人秘密会谈时忧虑地指出，巴解组织参与了恐怖活动，
但它却一直公开宣称，巴解组织与恐怖主义毫无瓜葛。1975年，莫斯科广播电台报
道说：“不久前，巴解组织指挥部采取果断行动，同恐怖主义作斗争……在这场斗
争中，巴解组织的措施具有成熟性和现实性。众所周知，恐怖活动和革命在斗争手
段上无半点共同之处，相反，它会严重危害革命。”
1976年叙利亚侵占黎巴嫩之后，总部开始担忧：作为叙利亚武器重要供应者的
苏联，可能会成为巴解组织独立行动小组恐怖主义者袭击的目标。7 月11日，克格
勃驻外情报机构得到警告：一部分巴勒斯坦人可能会相信“资本主义的宣传”——
莫斯科援助了叙利亚的侵略行为。这样一来，苏联一部分驻外代表就有可能被谋杀。
驻外情报机构得到指令：立即采取安全措施。为了安抚巴勒斯坦人，苏联随即马上
在莫斯科开设了巴解组织代办处。关于开设代办处的原则性协议早在两年前阿拉法
特访问莫斯科时就达成了。总部甚至命令开始“积极行动”，以说服国际社会，似
乎莫斯科和叙利亚的侵略行为毫无关系。这步棋取得了一些效果。
莫斯科对阿拉法特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的努力表示赞赏。1979年，阿拉
法特应邀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党国际会议，从此开始了他卓有成效的外交攻势。
1980年，欧共体各国同意巴解组织参加中东和平谈判，而美国却反对。英国外交大
臣卡林顿勋爵宣称：“巴解组织并非恐怖主义团体”。
阿拉法特成功地离间了美国与它欧洲同盟国的关系，这对提高他在莫斯科的声
望有很大帮助。1981年，勃列日涅夫正式确定了巴解组织的外交地位。然而，1982
年以色列袭击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总部时，苏联却袖手旁观，受到阿拉法特强烈谴
责。
与此同时，巴解组织领导人与美国官员秘密会晤的消息，也搅得莫斯科总部寝
食不安。总部怀疑，阿拉法特迫于西方压力，可能已经单方面决定取消苏联在中东
调解中的地位。当然，这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大不满。戈尔季耶夫斯基惊奇地发现：
在苏联的官方报道中，已不再称阿拉法特为“同志”。显然，在莫斯科人眼里，阿
拉法特已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者蜕变为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1983年，在一
次有戈尔季耶夫斯基参加的驻伦敦大使馆的会议上，外交部中东国家局局长奥列格
·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里涅夫斯基向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的军官们通报：莫斯科已
不再信任阿拉法特，最好由巴解组织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来代替阿拉法特。
然而，只有阿拉法特能够使巴解组织免遭解散的命运。因此，苏联继续给予他适当
的官方援助。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一东政策是旨在建立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同盟”，以
对付以色列及其同伙美国。70年代的几乎整个10年间莫斯科始终与伊拉克保持着紧
密联系，1972年双方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此后不久，克格勃又与伊拉克情报机关
签署了合作协议书。到1977年，这种合作变得极其密切，伊拉克成了中东唯一一个
苏联暂停自己间谍活动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总部给自己的情报机关下令停止针对伊
拉克的活动， 这是史无前例的。 总部还命令，同伊拉克间谍的一切联系都要变为
“官方接触” 。 这样一来，如果苏伊关系恶化，那么情报联系就必须重新开始。
1979年1月， 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将军把大批伊拉克共产党人投人监狱或
处死。此后，苏联与伊拉克情报机关几乎所有的特别联系都中止了。面对这种新的
形势，克格勃驻外间谍机构不得不再次下令，要迅速同伊拉克以前的奸细们建立联
系。1980年9 月，萨达姆·侯赛因举兵侵犯伊朗，于是，波斯湾爆发了战争，苏联
与伊拉克的关系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但经过深思熟虑，莫斯科决定给伊拉克以秘
密援助。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对外政策首席专家、戈尔巴乔夫未来的私人顾问尼
古拉佛拉基米罗维奇·希什林使戈尔季耶夫斯基相信：给伊拉克运送武器，伪装得
很巧妙，谁想揭露这件事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向伊拉克的邻国兼敌国叙利亚提供了更多的武器，借此诱使叙利亚加人
“中东反帝国主义同盟”。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这样称赞叙利亚领导人哈菲兹·阿
萨德：“一位坚毅的、有远见的领导人，在阿拉伯世界以至于其它国家都倍受尊敬。
他始终懂得苏阿友好的重要性……衣着华丽，有时嘴角滑过一丝微笑，看上去平淡
无奇，其实，他是一个坚定不移、具有极大内在力量的人。”
戈尔季耶夫斯基无论在总部，还是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当下交谈时，常
听到一些对阿萨德不赞成的评价，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总
部对阿萨德情报部的领导人极为信任，7O年代双方就建立了紧密的互利联系。
1979年，为控制同苏联集团以外的“进步间谍机构”的联系，第一总局又新设
了第二十局。叙利亚政府不知道克格勃在大马士革也设有间谍机构。在大马士革的
苏联大使馆里，同样也活动着第二十局的代表，该局与叙利亚间谍机关有着密切联
系，他们共同组织叙利亚军官去莫斯科接受培训。尽管苏叙情报部门之间还未达到
互通秘密情报的程度，但叙利亚曾多次向莫斯科提供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西方情报机
构的材料，阿萨德甚至允许克格勃第十六局在他的11个电子侦察站开展活动。
在阿拉伯世界里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最接近的伙伴是也门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它是1967年英国离开亚丁后才独立的国家。然而，戈尔季耶夫斯基记得，克格
勃一直把南也门当作经常性社会问题的发源地。克格勃驻亚丁的庞大间谍机构的主
要任务是监视也门社会主义党的对内阴谋和党内的权力之争，但要控制其进程几乎
是不可能的。1985年，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总统下令其内卫队冲进内阁大厅用
冲锋枪将政治局委员全部枪杀。总部担心，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利用自己拥有的巨大
财富组织政变，推翻南也门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然而，对南也门生存的最大威胁不
是来自外部，而是它自己残忍的、无能的统治者。
莫斯科花了几年时间用来确定，对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此人1969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利比亚国家政权。总部对卡扎菲这个集伊斯兰教、
社会主义和利己主义于一身的“杂牌”领导人，评价相当复杂。总部当时非常惧怕
他从中国购进原子弹，因为他一上台就在着手此事。克格勃发现，卡扎菲有一些心
理不稳定的特征，这是他政治上幼稚、心狠手辣和天真的虚荣心混杂而致。他衣着
十分怪僻，一天中不停地变换衣服：先是着饰有金穗带和功勋章的海军服，而后穿
带有奇异的贝都英人头巾的肥大的阿拉伯长袍，接着是配有金色披肩的红色丝织衬
衫。卡扎菲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偏执地害怕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和与西方石油
公司巧妙的谈判艺术。这些都与他对国际问题的愚昧无知形成鲜明的对比。卡扎菲
准备以大量的石油换取苏联武器，这给莫斯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4年，他的“右
膀”、少校阿卜杜勒·萨拉姆·贾卢德访问莫斯科后，苏利关系达到了高潮。在莫
斯科，贾卢德表现得远比卡扎菲稳健和实际，这种风度保持至今。访问结束时签订
的苏利联合声明强调，“苏联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相
同的和相近的”。这次访问后，紧接着苏利就达成了一系列重大军火交易，它们在
此后10年经济紧张时期给苏联带来了200 亿美元的利润。卡扎菲在不久前出版的自
传中指出：“我们像小孩集邮一样收藏武器，一直到连利比亚这个石油经济国也承
担不了这笔沉重的军费。最新型坦克在库房里蒙满灰尘，苏制歼击机在的黎波里的
帆布篷下睡大觉。总之，利比亚既没有自己的驾驶员，也没有必要的技术。”
1979年前后，苏利秘密签订了侦察及安全措施条约，这为苏联驻利比亚大使馆
里第二十局的军官们肆意活动敞开了大门。利比亚间谍人员到克格勃安德罗波夫学
院进行训练，了解掌握监视方法、保证利比亚安全的措施及美国在中东地中海活动
的材料；而利比亚给克格勃提供有关埃及、以色列、北非的情报，甚至帮助它对付
在的黎波里的西方外交官。80年代初期，苏利合作曾几次削弱，原因是卡扎菲不守
信用。1981年卡扎菲首次访问莫斯科时就给人留下诸多不满，总部称其为“无赖的
花花公子”。他举止怪诞，穿着奇异，目的在于突出个人的矫健性，以造成对勃列
日涅夫的优势感。
勃列日涅夫执政末期，苏联在中东连一个施加影响的可靠据点都没有了：萨达
姆·侯赛因和阿拉法特背信弃义，对阿萨德的怀疑在1983年也急剧膨胀，以致外交
部中东司司长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对未经证实的情报——叙利亚和以色列就黎巴
嫩问题已秘密达成一项交易——也深信不疑。克里姆林宫为卡扎菲在国际恐怖主义
活动中扮演“教父”这一角色而深感不安。克里姆林宫与利比亚虽然没有公开决裂。
但逐渐疏远了利比亚领导人。1984年，在一次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官员举行的非公
开的情报通报会上，《消息报》首席政治评论员亚历山大·鲍文指责卡扎菲是“罪
犯和法西斯分子”。克格勃的联系可能是苏联在阿拉伯世界里最牢固的，尽管苏联
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但第一总局第二十局的工作人员和从前一样，仍在
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照常活动。
70年代为苏联在非洲第三世界国家扩大自己的影响带来了新的契机。葡萄牙皇
帝海勒·谢拉西耶被颠覆，帝制在全国彻底垮台，借此可乘之机，非洲的三个大国
——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境内，出现了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制
度。1975年，葡萄牙最富庶的殖民地安哥拉在庆祝帝制的垮台时，“安哥拉人民解
放运动”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之间爆发了大规模
内战。
1971年8 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阿戈斯基尼奥·涅多与克格勃驻
外情报处负责人在卢萨卡进行了谈判。此后，苏联开始转经赤道非洲的布拉柴维尔
（刚果）给安哥拉政府提供大量的武器。然而，1975年夏，古巴军队向安哥拉派兵，
这成了夺权斗争的导火索。1976年2 月，“非洲统一组织”正式承认“安哥拉人民
解放运动”是安哥拉的合法政府。虽然古巴的干涉受到莫斯科的欢迎，莫斯科还为
它提供武器和运输机，但这一切都是哈瓦那主动要求的。卡斯特罗把这次安哥拉的
动荡看成自己宣称是全世界伟大的革命领袖、能成功地巩固古巴昔日的革命精神的
大好时机。越南战争后，华盛顿已无力大举反对古巴介人安哥拉事务，中央情报局
也只是暗中资助“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情报机关的军官们开始被送往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
院培训班接受为期一年的训练，在那里，其中一部分被克格勃招募。涅多本人也几
次前往莫斯科治病，总部说他“神经不正常”。总部认为，涅多不善于控制“安哥
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的派系斗争，然而除了他，“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再没有
更可靠、 更有能力的接班人。 克格勃驻南部非洲的情报处接到指令，要严密监视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内部斗争，适时地给涅多指出面临的威胁。先前在争取
安哥拉独立的斗争中产生的那种理想主义由于派系斗争、经济不景气和社会不满，
面临破灭的危险。1977年，涅多平息了一场暴乱；1978年，他撤了总理和3 位副总
理的职。为了帮助涅多控制机会主义者，由国家安全部驻东德的顾问们组成了安哥
拉分部机构——安哥拉情报安全局，由安哥拉总统直接控制。1979年，前不久刚成
立的第一总局第二十局就向苏联驻安哥拉大使馆派遣了一名联络军官。应安哥拉方
面的请求，苏联顾问把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时的同事瓦季姆·伊万诺维奇·
乔尔内派往安哥拉。这种挑选令人怀疑，因为乔尔内喜欢酗酒，而在安全措施方面
一无所知。很快，他就不得不中止在安哥拉的工作——狂饮时摔断了胳膊。然而，
回国后他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尽管有过令人遗憾的误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还是授予了他一枚奖章。几次类似的情况发生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得出一个结论：
对于那些莫斯科已失去信心的“进步国家”，克格勃就派去像乔尔内这样的军官作
它们的顾问。
涅多1979年因患癌症在莫斯科去世后，安哥拉国内局势更加恶化。在南非共和
国支持下，“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在国内完全站稳了脚跟。80年代初，发自卢萨
卡的报道评论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层分裂加剧，经济形势面临着毁
灭的危险。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看法也不乐观。中央委员会的一位有经验的顾
问尼古拉·希什林在一次私人谈话时预言：“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矛盾的日
益堆积，可能会迫使它与南非共和国签订条约。
苏联对东非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国家莫桑比克的政策，与对安哥拉的基本相同。
尽管古巴没有介人该国，却由莫斯科给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提
供武器。该组织由总统萨莫拉·马谢尔领导，他于1975年夏天上台。同“安哥拉人
民解放运动”一样，“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每年选送一部分情报干部去莫斯科安德
罗波夫学院培训。更类似于安哥拉的是，由东德国家安全部来的顾问帮助莫桑比克
成立了“国家人民安全局” ， 它常把一些不信“国教”的人送往“劳动集中营”
（正式名称为“非殖民地清智中心”）。第一总局第二十局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
的苏联大使馆内也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同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一样）。起初，总部
对马谢尔寄予的希望要比对涅多的更大，因为在争取独立斗争时，马谢尔就表现得
像一个老练的游击队领袖和富有魁力的政治首脑。
可是，克格勃80年代初从莫桑比克得到的由外交途径提供的情报比从安哥拉收
到的更可怜。1981年，马谢尔开始搞“合法化运动”，目的在于抑制贪污腐化和使
国家人民安全局用刑合法化。一年后，马谢尔宣布安全局的466 名军官被解职。然
而，这并没有给莫斯科总部留下什么好的印象。1984年，苏联在马普托的大使馆写
了一份工作报告，并把它发送到苏联各大使馆以及克格勃的驻外情报机构。在戈尔
季耶夫斯基印象中，这份报告是对第三世界友好国家用词最为刻薄的一份报告。报
告中说道：“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疏远人民、领导不力和营河私舞弊；莫桑
比克的经济是“一片废墟”，地方政府和法律机关老死不相往来，“莫桑比克解放
阵线”只是口头上信仰社会主义，“莫桑比克民族反对派”在南非共和国支持下正
聚集力量。总部对莫桑比克事务持悲观态度，尤其对“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南非
共和国1984年3月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更是大为吃惊。
为了公正，需要补充的是，撒哈拉以南的几个“土生土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国家的不景气并非皆因不善经营所致。安哥拉的邻国——扎伊尔的总统蒙博托以受
贿闻名，他曾得到美国几亿美元的援助，条件仅仅是因为他向美国允诺推行反共产
主义政策。同时，他千方百计积聚私人财产，据估计，他的私人财产价值和扎伊尔
国家的债务大致相当。这样一来，在扎伊尔这个非洲最富有的国家，居民的生活和
安哥拉、莫桑比克的一样贫穷。
70年代非洲讲英语的国家中规模最大的游击战争，是罗得西亚黑人反对扬·史
密特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罗得西亚是1965年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的。在这里，
莫斯科支持罗得西亚时犯了一个政策上的错误——支持错了对象。“津巴布韦非洲
民族联盟”领导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罗伯特·穆加贝是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的
首任总理，他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这在莫斯科看来
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迫使克里姆林宫支持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乔舒亚·
恩科莫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巴布韦独立前，在游击战争紧张时期，苏
联供给了在赞比亚境内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大量武器，这令赞比亚总统肯
内特·卡翁达对集结于本国的外国巨大军事力量非常担心，便下令禁止武器输人。
恩科莫就武器供应问题在卢萨卡通过苏联大使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索洛多夫
尼科夫（恩科莫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与克格勃有过多次谈判。索洛多夫
尼科夫是苏联一名重要专家，他曾出版了几本有关非洲情况的书。除此之外，他还
定期与克格勃互通情报。“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人物，我们的私人关系很好。他是
个在行的职业外交官，如果请求他办点什么事，请相信，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拿到莫
斯科有关组织去研究解决，绝不拖延”，恩科莫这样说。
用恩科莫的话说，索洛多夫尼科夫就“业务人员培训问题”经常与安德罗波夫
通信，并至少有一次还就此问题同他在莫斯科进行过会谈。古巴对外情报部安全处
也给“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派有顾问。津巴布韦独立后，莫斯科中央就开始担
心：它的新总理罗伯特·穆加贝会忌恨莫斯科曾给他的对手以援助。总部给克格勃
在非洲、伦敦和其它地区的情报处分拍电报，要求他们搞到穆加贝对苏关系上的具
体政策。
1976年1月到1980年12月的5年间，苏联给予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军事援助达
40亿美元，是美国的10倍。7O年代末期，莫斯科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莫
桑比克解放阵线”深感失望，甚至也不再援助津巴布韦这匹黑马，而是把所有在非
洲大陆的希望和努力都加在了埃塞俄比亚身上。1974年，该国中校伺格斯图，海尔
·马里亚姆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委员会夺取了政权，当上了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
总司令。1977年到1978年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冬季交战期间，苏联对埃塞俄比亚
的军事援助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有消息报道：3 个多月内，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架
苏联运输机降落到该国。据估计，共有225 架苏联飞机参战。整个战争期间，由苏
联的军事间谍卫星完成协调任务。与此同时，17000 名古巴士兵从安哥拉调往埃塞
俄比亚，作为在那里的1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400 名东德士兵的补充，他们共同组
成埃塞俄比亚侦察机关和国家安全纵队。由于苏联大规模的军事介人，苏联国家情
报总局（军事情报局）在埃的重要作用，远非克格勃所能相比。1979年，克格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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