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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全史-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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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侦察站。情报总局原则上只从事军事通讯和电子侦察，但它和十六局一样，也
利用电子侦察手段搜集政治和经济情报，这两个局在行动上好像是互相仿效。
克格勃十六局一般是依靠第一总局十六处，来获取由外国间谍搞到的密码材料。
1985年，第十六处伦敦情报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现在他们在
不列颠没有能够接近高级密码的间谍。但是，十六处在第三世界国家却取得了很大
成绩，因为在那些国家，对于十六处的密码分析人员来说，当地的通讯联系就是一
本明码册。北约其它成员国的情形也大致如此。1984年总部通知伦敦情报机构，北
约一成员国外交部的密码译员（他为克格勃卖命已10年）将调住伦敦大使馆，但在
调任前夕，该间谍突然死亡。
1986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再次出现防守薄弱的缺口。当时两名海军陆战队警
卫人员承认，是他们为克格勃间谍潜入大使馆开了绿灯。1987年，警卫人员、中士
克莱顿·洛温特里因受克格勃间谍维奥莱塔·塞娜诱惑，被判处30年监禁。但与上
一辈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此类事件相比，因完善了安全措施，显而易见，洛温特里带
来的损失要小得多。现在克格勃人员再想顺利地潜入了大使馆的密码室，或者在大
使馆其它能引起特工人员兴趣的地方安装窃听装置，恐怕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80年代初，在对美国的电子侦察渗透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罗纳尔德·威廉·佩
尔顿事件。佩尔顿1964…1979年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1980年1月他自己主动表示，
愿为华盛顿的克格勃情报机构效劳。在被捕前6 年中（1985年11月被捕），他向克
格勃提供了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在70年代的活动和安全系统的详细情报。虽然这些
情报已很陈旧，但十六处却认为它们异常重要。佩尔顿还编写了一份长达60页的文
件，标题为《通讯参数集》，他分析了美国国家安全局认为最重要的通讯手段，提
供了分析程序和结果。他甚至泄露了五个搜集情报的电子侦察系统，其中包括要从
苏联鄂霍次克海海底电缆中获取情报的行动。后来，克格勃叛逃人员维塔利·尤尔
琴科于1985年出卖了佩尔顿，这也是尤尔琴科所知道的唯—一个潜入美国国家安全
局的克格勃人员。
在戈尔巴乔夫登上党的总书记宝座之前，克格勃已是一个安全和情报的大帝国，
它在国内总计有将近40万工作人员，20万边防部队和大量的预备役人员。十六局虽
然搜集到了许多重要的电子侦察情报，但它却没有被授予总局的地位。而对外侦察
是克格勃内最富名声的部门，所以，虽然第一总局对内而言规模并不大。但它在20
年内发展得异常迅速。1985年，在亚谢涅沃又落成了一座11层的建筑，作为原有的
芬兰式20层大楼的辅楼。60年代中期，第一总局只有大约3000名工作人员，而80年
代中期却猛增到12000 名，活动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愈来愈引起日本和太平洋地区
国家的关注。
1983年成为克格勃东京机构负责人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沙波什尼科
夫，在第一总局内有很高的威望。70年代，克格勃在日本的间谍网包括显赫的政治
家、记者、实业家和国家公务员，但1979年在东京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斯坦尼斯拉
夫·列夫琴科逃跑后，它第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沙波什尼科夫担任领导时，情
报机构的活动似乎又有了生气。第一总局在1982——1985年的工作计划中，第一次
把太平洋地区置于首要地位，虽然日本的名次至今还排在美国、中国、印度、联邦
德国、英国和法国之后。80年代中期以前，澳大利亚和亚洲地区还没有特别意义，
在三处只有3名人员研究该地区事务（他们同时还要监视爱尔兰和马耳他岛）。
1984年秋天，第一总局召开党委会，大部分高层军官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有
人向三处处长尼古拉·格里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澳大利亚有大量的中国侨民，
但为什么澳大利亚方面的情报却很少呢？格里宾反问：提问者是否知道情报机构有
几个人在那里工作呢？发问人不知道，其他高级军官们也不知道。格里宾回答道：
在澳大利亚只有7 名具有合法身份的克格勃人员，而从事地下工作的完全没有。于
是大会决定，要加强克格勃在澳大利亚的实力。1984年，新西兰工党政府靠代维德
·伦加的反核计划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此后，克格勃在澳大利亚一亚洲地区的活动
逐渐活跃起来。在此之前，克格勃在新西兰的力量非常弱小。1979年年底，那里的
克格勃负责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沙茨基赫去休假，另一名克格勃人员也于
不久前被驱逐出境，所以B·H·索芬斯基大使受命亲自出马，向社会主义统一党秘
密转交援助款项，而这样的事通常都是由克格勃来完成的。索芬斯基因此事被抓往
把柄，最后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然而，总部为伦加在大选中的获胜而感到高兴，
它通知伦敦情报机构，要组织相应活动，让欧洲方面支持新西兰不允许装有核武器
的美国船进港的决定，支持反核的政策方针，要把它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来对待。
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时，克格勃除在太平洋地区及其它一些地区的新领事馆内
稍微扩编外，并没扩大在国外的实力。在和以色列、南韩、智利和南非建立或恢复
外交关系后，克格勃经过深思熟虑，计划公开在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由于石油价
格下降和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苏联不得不紧缩了克格勃扩大活动范围所必需的外
汇支出。
毕竟还有许多人朝思暮想在第一总局内找到工作。安德罗波夫学院教学中心每
年要招收300 名学员进人一年级学习，但竞争得相当厉害。通过莫斯科几个有威望
的学院、特别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进入第一总局，是传统之途，戈尔季耶夫
斯基就是1962年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列别杰夫，也十分
坦然地受纳克格勃的军官们效劳，因为他们都要求把自己的儿子送人该学院。院长
曾让一个军官给他寄一份狩猎器具清单，然后他从中挑选了一支带有光学瞄准仪的
猎枪。这个克格勃军官很快便把猎枪寄去，他的儿子也顺利地被国立国际关系学院
录取。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他在院长的位置上只干了一年半，1986年年底，他丢
人地被赶了下去。
80年代中期，第一总局越来越抱怨，从莫斯科名牌学院毕业来工作的都是娇生
惯养的高干子弟，他们不思努力，却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安德罗波夫采取相应措
施，越来越多地从外省招收学员。总部定期要求各地克格勃机关给第一、第二总局
输送优秀的年轻军官作为候选人。因此，许多来安德罗波夫学院之前根本就没见过
莫斯科的学员开始进人第一总局接受训练。
对中学应届毕业生一直按民族挑选，犹太人进人克格勃的路已被堵死。特殊情
况下，只有母亲是犹太人，而正式民族不是犹太族的犹太人，才可以招收入人克格
勃。二战时期被驱赶到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包括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卡拉恰耶夫
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希腊人、德国人、朝鲜人、芬兰人也不能
进入克格勃工作。有趣的是，波兰人也不能在每天给亚谢涅沃的费利克斯·捷尔任
斯基纪念碑敬献鲜花的机关，最起码不能在第一总局工作。在捷尔任斯基时期的契
卡“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也受到怀疑禁止在亚
谢涅沃工作。亚美尼亚人也不被接收，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有国外亲戚。70年代
在马耳他岛唯一的一名亚美尼亚籍的克格勃军官是姆克尔强，他当时是以塔斯社记
者的身份在那里活动。当他竭力想得到去美国的委派时，总部发现他在美国有亲戚，
于是就把他赶出了第一总局。然而总部对其他少数民族并未限制。克格勃内部统计
表明，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乌兹别克人及其他中亚人比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
可靠。安德罗波夫学院还进行性别和宗教歧视，它只招收男性（第一总局的女职员
除外，她们在专门的班级学习），不录取信教者。
1990年第一总局第一次颁布了安德罗波夫学院报考条件：“当然，希望体魄强
健，有外语天赋。第一总局的每位工作人员都要懂两门外语，许多人还要懂3 门以
上……燃而，毫无例外，对未来从事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最主要的要求是绝对可靠，
忠诚事业！”1990年还得知，所有准备到第一总局工作的候选人都应该学会跳伞：
“我们不需要胆小鬼”。
安德罗波夫学院从80年代中期开始对学制略有改变。鉴于过去的教育效果和学
员的经验，内设有l 、2、3年制班，学员来后要起新名字、造假履历，这些在他们
学习期间一直要保存。通常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不变，而姓要改变，但姓的起始字母
还应同原性相同。学员们的家信要由院工作人员亲手转交给他们，防止他人知道他
们的真实姓氏。学员们虽都有军衔，但他们平常都穿便装。3年制班每周学习6天44
小时：14小时学语言，12小时上情报专业课，8小对学政治和国情学，4小时科学社
会主义，4 小时体育课和两小时军事训练。学院内部有两个图书馆，可以借到许多
在苏联禁止的外国出版物；阅览室有克格勃的秘密行动材料和学位论文。如米哈伊
尔·柳比莫夫的《不列颠的民族特征及其在业务工作中的运用》。
80年代中期，安德罗波夫学院的3 个主要系的领导，均由1971年苏联情报人员
被英国大批驱逐出境前，在伦敦情报处得以升迁的3 位间谍担任，他们分别为：政
治情报处处长尤里·莫金，反间谍处处长伊万·希什金、科技情报处处长弗拉基米
尔·巴尔科夫斯基。最有趣的课是邀请已经退休的间谍们，讲述他们在西方活动时
的亲身经历。
学员们每半年要到莫斯科“别墅”一一一业务培训中心生活一周，在那里他们
要接受单独训练和集体训练，内容有：如何招募间谍、同间谍接头、发现盯梢者、
瞬间秘密碰头、使用秘室及其它行动方法。国情学被认为是最难的课程之一，内容
是西方的传统和习惯，大多数学员难以理解像抵押贷款这样的简单的日常生活现象。
训练驾驶技术也被列人课程，克格勃年轻军官的开车技术都不太过硬，这是他们初
次被派往国外后出事的主要原因之一。
80年代中期的安德罗波夫学院毕业生；只有在接到去亚谢捏沃的任命后，才得
以参观第一总局的核心机构（毫不怀疑地说，现在还是如此）。第一周或稍长时间
他们跟随克格勃军官见习，因为这些军官的工作正是他们以后要完成的工作，如：
监听电话谈话。学会填表、开辟新业务、从档案室索借资料等。然后是交接业务的
手续，他们还要填写专门的准入证。平时从国外情报机构来的电报要先由处长过目，
由他决定哪些要转给部下们回电或解释。
第一总局的年轻军官在接到首次到国外的任命前，要经过一系列手续。如果是
苏共预备党员，必须先履行转正手续；必须是已婚男人——第一总局拒绝委派单身
汉，认为在国外的恋爱关系会严重损害其事业。军官们要非常习惯于自己的“掩护
身份”，通常是外交人员、记者、商务代表团成员或运输局成员的身份。每人都要
熟记自己的假履历，专门由一个“可恶的律师”对他们进行详细询问，看是否能发
现破绽。接着到了检查的决定性时刻。在1979年斯坦尼斯拉夫·列夫琴科叛逃前，
每个准备出国的人都应该有3名同事的个人推荐信，后来增加到5名。
每个军官在检查、验证之后，紧接着要制定出一份自己的“训练计划”，并要
获得认可才行。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了一位年轻的政治情报人员在三处（负责英国、
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澳大利亚一亚洲地区的情报工作）时的经历。当时他已接
到前往哥本哈根的委派今，于是他为自己制定了“行动计划”（对非丹麦目标实施
行动）和“训练计划”。在此期间，他用一个多星期跑遍了一处（主管北美方面事
务）、五处北约分处（主管北约、南欧方面事务）和六处（主管中国方面事务）熟
悉资料，接着他在间谍情报局呆了一个多月，在K局（反间谍机关）呆了几周，在A
处（特别行动处）和技术战役处又呆了三周。后又参加了一个实践驾驶和提高驾驶
技术短期训练班，最后又为使用“掩护身份”工作做准备：先在外交部工作三个多
月，然后又到《新闻》出版社新闻处去熟悉了六个月的记者“身份”。
在整个准备阶段，克格勃人员要学习将前往的国家的语言、阅读有关的书和小
册子。派去伦敦赴任的人员要按计划阅读狄更斯的作品和上级推荐的一系列书籍，
其中包括文学艺术作品，从菲尔丁格的《汤姆·约翰斯》到新近出版的列·卡雷的
长篇小说，最新出版的恩顿尼·塞姆普松的小册子《不列颠剖析》也非读不可。所
有这些要求都是针对米哈伊尔·柳比莫夫的秘密论文和原《真理报》记者B ·奥夫
钦尼科夫有关不列颠的书提出来的。
克格勃人员的妻子也要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班，每周一次，常在晚上，有时
是白天。培训班位于莫斯科中心、祖博夫斯基广场上的特别培训中心，该中心是在
1980年建成的。在那里，她们要听关于克格勃工作和所到国情况的讲座，他们还被
告知，如果丈夫晚间工作，不许唠唠叨叨抱怨不休。1983年8 月，安德罗波夫学院
为专门招收来的妇女们开设了一年制学习班，这些妇女都将要随其丈夫走南闯北，
一起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统治初期，在第一总局内工作的妇女要比斯大林后
期少，而在国内，90％的中小学教师，80％的医生和30％的工程师都是妇女（政治
局委员和老外交官中没有女性）。在亚谢涅沃妇女占不到10％，仅有的一些女性一
般都是秘书、打字员、程序编制员、清扫工或者是厨师、食堂的洗碗工等，而在总
局的走廊内很少能看到女性的身影。在为数不多的女军官中，有一位在A 处（特别
行动处）法国分处工作，但她是男人们纠缠不休、亵读的目标，常被称作“吃法国
饭的女人”。
克格勃的许多重要岗位上没有女性，这是令人难堪的事实，于是克格勃在1988
年开始向社会各界修正自己的形象，但其人员成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1989年莫斯
科晚间电视节目主持人采访了5 名年迈的克格勃人员（当然全是男性）：“克格勃
内有女性吗？如果有，她们占百分之几？从事什么工作？”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
·邦达列夫少将有点难堪地答道：“克格勃内有女性，在一些方面她们是不可缺少
的。至于说她们占百分之几，我很难回答。坦诚地说，我没料到这样的问题，手头
也没有统计数字。”邦达列夫的同事中谁都不愿提到妇女所占的百分比及她们所从
事的不可替代的工作（主要是在食堂和打字室）。
第一总局工作人员在国外的日常活动和在亚谢涅沃的一样，在戈尔巴乔夫上台
后并没有很大变化。对外情报机构的大部分军官都按照三个方向之一在进行着活动：
政治情报方向，反间谍和安全方向，以及科技情报方向。这三方向人员的相互配量
大致是这样：政治情报占40％，反间谍和安全各占30％。新的工作人员在到达指定
地点之前通常都要接到谨防西方情报机构挑拨离间危险的指示。戈尔耶夫斯基回忆
说，他们一到达目的地，就开始怀疑自己的邻居、附近商店的售货员和他们每天上
班经过的伦敦公园的园丁；他们总认为经常有人监视他们，然而，对于其中的大部
分工作人员来说，这段时期很快就过去了。
情报机构每天八点半上班。政治情报人员每天先研究报刊，他们要阅读伦敦所
有的重要的日报、周报和定期发行的刊物。每天情报机构人员先从保险柜内拿出标
有“急电”字样的双层公文夹，它比公文包要大的多。夹内最重要的文件大概是工
作记录本，其中大部分是行动联络的情报和总部来的重要信件，还有一个记录本是
供向莫斯科发电报和汇报情况所用。每个军官都有刻有特殊图案和编号的私人印章，
经常带在钥匙链上。每天下班前，每人都要收拾起自己的公文夹，在锁上用蜡泥塑
料贴上“急电”，然后再盖上印章，封好。
苏联大使馆向莫斯种汇报时用普通纸张，而克格勃情报机构用35毫米的摄影胶
卷。克格勃技术人员先破译出情报，再由战役技术人员转拍到胶卷上。总部收到材
料后，通常先把它们冲洗显影，然后再对他们进行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所有重
要材料都开始采取这种办法——从缩微胶片洗印到纸上。给总部的电报首行通常是
公式化的标题：
伊凡诺夫同志收
P—77—81090一91一111—126
下面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标题：
“伊凡诺夫”，这是总部发电报时的密码，这里是指一局（主管北美方面事务）。
“P”意思是“间谍”，区别于特别行动或由奸细传送的战役情报；
下面从“7” 开始的数字，暗指材料来源。“77”就是情报机构，“78”是文
献资料，“79”是官方文件翻译；
数字“8”后面的是起草文件的月、年，本文中即是“1990年10月”；
下面以“9”开头，暗指文件类型，“91”是间谍活动（本文中即是），“92”
是机密，“93”是分析，“94”是官方；
数字“11”后面的是情报的可靠性。“111”是可靠（如本文），“112”是未
经核查，“113”是不可靠；
数字“12”是指情报提供者从事的职业，如“12”是指提供情报的人在政府机
关工作。“126”是指外交部，“1213”是指新闻界。
可是，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克格勃的汇报并不特别准确。如果情报来自招募的
间谍，那么，负责人就很少再在此基础上凭空虚构或伪造；对详细的分类情报，他
们一般要进行一下查证；而对那些从大众传媒搜集来的消息则较为随便，甚至再臆
造一些细节讨好总部。戈尔巴乔夫当政初期，像这样的少量的杜撰是很平常的事情。
1985年3 月25日，要求伦敦情报机构送交一份有关英国对戈尔巴乔夫参加社会党国
际咨询委员会会谈反应的特急情报，政治情报处没来得及同自己的情报人员联系，
就凭空捏造了一些评论以讨好戈尔巴乔夫，然后再写上几个真实的联系人姓名作为
情报源。第二天，情报机构又接到一封急电，要求提供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参加欧
共体谈判的情况。政治情报处人员B·K·扎莫林到英国报界随便走了一圈，便粗制
滥造了一份报告，署上几个联系人或秘密间谍的名字。事后情报机构很快就查明，
报告摘自经济学家福林·里波尔特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文章讲的是苏联成功地窃
取西方先进技术一些失败行动的趣闻。情报机构清楚地知道，总部不会接受这篇文
章，并会说它是虚构的，因此便又起草一篇报告，内有情报机构情报提供者的亲笔
证明。在国外活动的总部人员有一个通病：很少怀疑所收到的情报的可靠性。
和招募的间谍保持联系，这是所有负责人不费吹灰之力搜集情报的最重要的方
式， 而且这一切都辅之于一套经过精心考虑的反监视程序。为了在下午4点钟同间
谍接头，情报人员要在下午1 点钟离开情报机构，经过事先选定的巧妙的途径到达
接头地——最好的是在高层建筑旁边的小停车场。私人楼房边的小停车场不很合适，
因为外交车牌将招致不必要的注意，而大停车场通常有许多警察。克格勃人员把车
停到车场后，就朝约定地点走去，那里有另一个克格勃人员驾车等候，接着他们驾
车在城里转悠一小时，看看有没有“尾巴”。与此同时，反间谍处在截听可能出现
的当地安全机关监视人员的无线电联系，或注意发现其它跟踪迹象，这种行为称作
“脉冲”。去接头的人员和他的同事的车内都装有接收机，通过它可使用密码与大
使馆通话，密码通常是一个字母（这个字母就是克格勃人员本人的代号及通信代码）。
如果没发现有被监视的迹象，克格勃人员大约3 点钟走出同事的汽车，以普通人的
步速步行前往接头点，在4点钟准时赶到。
近半个世纪来，克格勃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对外侦察的主要战役手段，
从招募“五杰”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克留奇科夫在发往国外情报机构的198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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