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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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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原先执政的共产党，远的如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
会党。这些党并没有因为改变性质而逐渐衰落，相反许多党还因
为改变了性质而获得发展，不少党还掌了权。改变性质可能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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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党的失败，却也可能导致党的新生。从这里面，我们只能看到苏
共失败的或然性，而看不到它的必然性。
又如有一种观点：苏共失败是因为党的领导人把这个党引到
了一个毁灭的方向。因领导人的错误而导致政党灭亡的例子是有
的。但是，对苏共这样一个大党来说，把领导人的错误作为解释整
个党的悲剧的主要理由，就会带来一系列说不清楚的问题：为什么
这个党如此大量的党员和干部面对个别人的“葬送”会束手无策？
为什么号称“战无不胜
”
“、无坚不摧
”的党，到最后连自己少数领
导人的错误都纠正不了？为什么一个有如此广泛基础的党，几个
人就能把它轻易埋葬？回顾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
书中对
年革命失败的总结，可以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清醒
恩格斯指出
“：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
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
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
说明任何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
”
所以
“，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
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
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
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恩格斯的
话距今已有
多年，但对于上述我们论及的观点，却有惊人的针
对性。
又如有一种观点：苏共失败是因为这个党在党的建设中放弃
了民主集中制。乍听起来，这不无道理：一个政党，如果只有集中，
缺乏民主（比如
世纪
年代改革之前的苏共），就没有活力；
如果只有民主，缺乏集中（比如后期的苏共），就是一盘散沙。但
仔细推敲起来，就不对了：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绝大多数政党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第
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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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主张民主集中制，甚至有的党还由原来主张和拥护民主集中制
转到后来反对、放弃民主集中制（如法国共产党），这些党却没有
因此而垮台。相反，倒是那些一遍又一遍地声称坚持民主集中制
的党，总是在不断地出毛病，而且毛病都十分相似：高度集中，缺乏
民主。显然，要克服原来的弊端，简单地放弃民主集中制肯定不是
最好的选择。但是，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是放弃民主集中制，也很
难令人信服地说明问题。况且，在一定意义上，放弃民主集中制与
其说是这个党失败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结果。
还如有一种观点：苏共失败是因为这个党在实践中违背了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建党原则。这种观点在特定的含义上讲是对的。
但是，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用来说明问题的力度就不够了。马克
思主义固然很科学，而且应该坚信，这个主义并未过时。但许多政
党，包括大部分执政党，都不按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来运作，照
样发展得很好，照样吸引选民，照样执政，而且经常一执政就是十
几年、几十年。即使不执政，它们对国家和政府的运作照样有很大
的影响。这毕竟是事实。任何理论都不是圣经，都要在实际中运
用才能产生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失误。为什么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就那么经不起失误，而且像苏共这样的大党居然
会在短短的几年之间垮掉？这是仅用“违背理论”所无法解释清
楚的。
上述列举的种种观点和看法，之所以不能产生强大的说服力，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总也不能摆脱传统的思维，似乎
既然政党都是阶级的政党，那么政党的失败原因也应当到这个党
阶级性的丧失以及与此相关的方面中去寻找。照此推理，一切与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规定性相违背的理论、观点、行
为，都可以看做是苏共失败的原因。然而，这不是实事求是。这是
在用理论检验实践，而不是用实践检验理论。
毫无疑问，由此我们应当得出结论：对苏共的研究，对苏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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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原因的研究，应该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思维模式。
分析苏共这个庞然大物的衰败，是不能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
方法的。我们既不能停留在陈旧的思维上，把事情简单说成是敌
对势力“和平演变”或个别领袖变节变质的结果，也不能满足于把
所有大大小小的原因排列在一起，以示全面。本书力图在研究方
法上体现如下指导思想：
（一）应当从复杂性、多样性上去深刻认识苏共的问题。如果
把苏共比做一座大厦，那么很显然，导致这么一座巨型建筑倒塌
的，绝不会是因为几块砖的问题，而只能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它的
整个框架出了毛病。这样说并非只是理论的推断。在总结苏共教
训时，我们会发现，几乎在党的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可以找到
导致苏共失败的因素。如果我们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倾向，抓住其
中一两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甚至为了强调问题的重要性有意
夸大某些方面、而缩小另一些方面的意义，那么即使结论不失深
刻，也仍然不能避免片面和绝对。此外，还应特别注意隐藏在原因
背后的原因，看到原因的多层次性。比如说，只看到“民主化”、
“公开性”体现民主、激发了人们的参与意识，看不到它导致苏共
涣散、丧失领导能力是不对的；但只看到它的消极方面、看不到归
根结底它是对过去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状况的否定同样是不对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当苏共在人们熟悉的“社会主
义”前面加上“人道的、民主的”两个修饰词的时候，人们会表现出
那么高的热情。
（二）应当把重心放在探讨各种原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
上。我们说看到原因的复杂性、多样性、多层次性，不能简单地把
苏共失败归结为一两个原因，并不等于说所有原因都不分主次、同
样重要。相反，在纷乱复杂的原因中，必定有主要原因和非主要原
因、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表层原因和深层次原因、历史原因和现
实原因之分。问题只在于，这众多原因的主次不能用研究者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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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设想来确定，而要从它们的客观逻辑和客观规律来认识。探讨
各种原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揭示它们的内在逻辑，给各种原
因以恰当的位置，是正确认识苏共失败原因的最可靠的方法。不
透彻地把握各种原因之间的联系，就很难给这些原因以准确的定
性。例如，不了解“全民党
”的概念是在认为苏联社会已经进入建
设共产主义阶段的前提下提出的，就很容易把这个概念看做是故
意要抹煞党的阶级性、降低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不了解斯大林时
期的重大错误给苏联人带来的严重创伤，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即使
改革使人们的生活失去了保障，绝大多数人也仍不愿意回到改革
前的时代。
（三）应当从有机体的角度看苏共领导国家的整个活动。苏
共对苏联社会的领导，从总体上看是失败了。但是，苏共领导苏联
国家
年这一事实，毕竟是存在的。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存
在的，就是合理的。”当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苏共失败的原因时，
我们会发现，黑格尔的这句名言讲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真理。苏
共的确有很多错误。在许多次的历史选择中，苏共都错过了历史
给予的机会，误入歧途。但是，即使是错误的选择，也并不总是荒
谬的，仍然会有它合理的因素。我们以往对苏共的认识，恰恰缺乏
这方面的深刻性。我们往往用我们自己认定的标准作为依据，把
苏共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肌体肢解成我们所需的部分，要么鉴定苏
共符合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
其失败只是因为改革以后违背了这些基本原则；要么认为，苏共本
来就没有按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办事，性质上是背离的，宗旨上是
背离的，指导思想上是背离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
面也统统都是背离的，才最终导致了今天的下场。。如此等等。
如果我们不去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而满足于用现
成的理论往苏共身上套，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获得教训和启示，
甚至连苏共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为什么会容忍这种背离都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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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这样去总结所谓的“经验教训”，恐怕我们自己也总有一天会
误入歧途。
（四）应当从政党发生发展规律的高度把握苏共的失败。什
么是政党？政党应当是干什么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过去我
们一直以为解决了。然而实际上，正是这个基本问题，社会主义国
家的执政党无一例外地都没有搞清楚，或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
总以为，政党是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是这些阶级、阶
层或集团取得和巩固政权的工具
这已是把握了政党最本质的
东西，还能有什么比这更深刻的内容吗？孰不知，恰恰是在这一点
上，我们忽略了作为政党所共有的性质。无视这些性质，就等于无
视政党活动和发展的共同规律，就不可避免地要因违背规律而受
到惩罚。从这个角度说，苏共的失败首先不是它作为一个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失败。苏共的失败，首先是它作为一个政党的失败。
政党作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政治现象，有它特定的地位、任务、功
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有自己的地位、任务和功能。但是，如果
马克思主义政党连一般政党的位置都没有摆正确，连一般政党的
任务都担负得不好，连一般政党应有的功能都不具备，要做一个合
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很难的。苏共首先不是违背了共产党活动
的规律，而是违背了一般政党活动的规律。作为一个政党，它有自
己的目标，而且就其目标本身来说是崇高的。但是，它的运作却缺
乏科学性。它没有在政党该在的那个位置上，没有起到政党应起
的作用。需要它的地方，它不愿驻足，结果使政府与人民之间缺乏
联系，出现桥梁真空；不应当由它待的地方，它却凯觎，贪婪地抓住
不放，结果为国家机器所同化，变成了国家机器的奴婢和附庸。
关于政党的几个基本论点
把握了认识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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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悲剧之所以发生，关键在内因，在党本身。苏共是苏联社会的政
治核心，是整个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败就
败在它没有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应有的体现，败在老百
姓不再认可这个制度。之所以造成这样一个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
果，归根结底在于领导这个社会的党由一个充满活力的、得到广大
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党，渐变成了一个失去活力、群众对之离心离
德的党，逐步丧失了领导国家和社会前进的能力，难以担负起领导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使命。苏共没有满足国民对一个执政党
的基本要求，在国民眼里领导国家和社会不得力、不够格。这是苏
共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
因此，本书对苏共失败原因的探讨有两个支点或逻辑起点：其
一，分析的中心对象是苏共本身，是这个党在路线方针、领导方式
和执政方式、自身的社会基础、组织运作等方面，即党的建设中的
问题和失误。苏共最终执政失败，主要滥觞于此。其二，把苏共作
为一个通常意义的政党来研究，而不只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
党来研究。除去光环和神话，才能冲破乌托邦标准对我们思考的
束缚，得到实事求是的认识。
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弄清关于政党的一些最基本的理念。
政党不是自古有之。政党产生的前提，是人们对国家及其权
力认识上的转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专制社会，为了使普通人远
离权力，以永远保有统治地位，掌权者给国家权力罩上了一层非常
神秘的面纱，似乎权力来源于上帝，非凡人所能左右。这就是“君
权神授”说。在这种条件下，政党是难以生存的。随着人们政治
意识的觉醒，特别是随着资产阶级作为独立阶级的发展壮大，人们
渐渐不满足于对国家的神权政治的解释，而把国家权力与人的天
生权利联系起来，认为“天赋人权”
“，主权在民”，用民主政治的观
念取代了神权政治的观念。这之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卢梭的《社
会契约论》对国家权力来源的解释。他认为，国家权力并不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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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人们为了组成社会，让渡出自己的部分与生俱来的权力，构
成了公共权力。人们可以把这些权力授权公共机关来行使，也可
以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收回它们。
很显然，这种解释并非个别智者的遐想，而是资产阶级这个在
经济上强大起来的新兴阶级在政治上提出掌握国家权力的要求的
理论体现。所以，这些解释虽然今天看来显得有些粗糙，却始终是
主张民主政治的现代国家赖以立足的基石。当代最有影响的国家
理论，如政治多元主义、政治精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马克思主义
等，无不与此有深厚的渊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也深受
“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这些民主政治基本理念的影响。
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不能不采取组织化的形式。掌握权力的
阶级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和既得利益，同样以政治组织的形式相对
抗。这种组织，就是政党。政党是各阶级利益、愿望和要求的组织
化。可以说，对民主政治的诉求，产生了近现代政党。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论点是：政党是人类政治文明史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
民主政治是参与政治。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政
党的产生，是和政治参与密切联系的。这里面有两种情况：
一是，专制统治者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拒绝民众（或一部分
民众）的参与要求。这时政党就不得不首先领导民众进行争取民
主权利的斗争。斗争的方式依统治者的状况而定。如果统治者慑
于民众的力量，被迫作出让步，逐步施行民主，民主政治就能通过
和平过渡的方式逐步确立。如果统治者顽固地对抗民众，甚至以
暴力对付民众的要求，代表这些民众的政党就往往诉诸暴力，带领
民众用革命手段来推翻专制统治，为民主政治扫清道路。马克思
主义关于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论断，揭示的就是这一本质。
在上述情况下，往往是政党的建立在先，民主政治的确立在后。
二是，在民主政治已经或正在形成的条件下，政党积极参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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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民主政治，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民主政治的原理
其实很简单：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
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
价。这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但在实践中，直接民主的实施有很
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如国家规模、公民素质、操作成本等。实践的
结果，就是出现了和直接民主相匹配的间接民主形式。民众通过
选出的代表来代替自己行使一部分（不是全部）权力，即代议制民
主。政党作为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
有效手段，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议制民主的主角。
因此，我们的第二个论点是：政党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
政党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工具之所以不可少，是因为政党有
着许多独特的功能。在民主政治中，国家作为民众授权的公共权
力机关，分散的权力如何科学地变成集合在一起的有机的权力，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且，公共权力大于个人力量，民众个人是
无法控制它可能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趋势的。这又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政党作为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
逐渐具备了这些方面的作用和功能。这是政党虽然为许多人所讨
厌、却又能在讨厌情绪的包围中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者对政党的研究不断深化，其中
包括对政党的功能和作用的研究。应当注意的是，这里面概括出
的一系列比较深层的内容，有许多方面是作为政党共性的东西来
勾画的。有的学者认为，政党的作用体现在两个功能上：一方面，
政党向社会作出反应；另一方面，政党对社会进行控制。几乎所有
政党都表现为两种功能的结合。有的学者一一列举了政党的各个
方面的功能：目标制定功能，利益表达功能，社会化和动员功能，精
英形成与录用功能等。无论列出多少种功能，政党都越来越具有
这样一种共性：它一端连着民众，因为只有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
支持，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另一端连着国家、政府、权力，因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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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掌握权力，或对政府的运作施加影响，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政
党不同于民众，因为它是民众的组织化；政党也不同于政府，因为
它代表民众对政府的要求和控制。
因此，我们的第三个论点是：政党是沟通民众与政府联系的桥
梁。
政党从许多意义上说是一个桥梁。但是，如果政党仅仅限于
“桥梁”作用，那它就又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
种作用可以为其他社会组织工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压力
集团等所代替。政党不同于这些组织，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它除
了起政治桥梁作用之外，还以获取和掌握政权为基本目标。政党
不只是要维护自己那部分民众的利益不为国家权力所侵害，而且
要通过掌权，利用国家机器来为本集团的民众服务。这是政党掌
权的目的所在。无论是哪个阶级的政党，都必然以此为头等重要
的目标和任务。
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后的执政党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解决
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如何才能在掌权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与其民众
的联系。权力在手，对推行这个党的主张十分有利，但同时党本身
也由于靠近权力而有被权力腐蚀、同化的危险。所以，政党在政治
体制中需要有明确的定位。在西方国家这不成问题，因为政党是
在民主体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但在有些国家，政党先于民主体
制而出现，政党不仅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也参与了国体和政体
的创建。旧的政治体制向新的政治体制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真空，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党来暂时填补的。这就产生了两种可能：一
是，政党代行国家行政权力，而当国家行政体制健全之后，政党把
权力逐渐归还政府；二是，虽然政权机关重新建立，政党却并不把
权力还给国家，而是继续占用，从而形成了政党与国家、政府关系
的一系列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可能会由民众政治参与的工
具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是政党的错位。这种错位，几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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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政党变质的全部危险。政党始终应当是人民控制政府的工
具，而不应当变成政府和国家权力本身。
因此，我们的第四个论点是：政党是人民控制政府之手的延
伸。
政党因着影响和控制权力的需求而产生，而权力又有凌驾于
社会之上的可能，有被滥用的可能，这就是掌握权力的政党有可能
腐败变质的根源所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这个公理，说的不是权力本身会变质，而是掌握权力的人有变质的
可能性，不管这些人是由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由此而论，权力必
须受监督和制约。时时与权力有着摆脱不掉的干系的政党，尤其
是执政党，无疑也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为了监督和制约权力，西
方国家设计出了一整套的机制和办法：三权分立，多党制，舆论监
督等。这些机制和办法都是建立在西方社会所特有的那套文化、
价值观念基础上的，任何别国都不应照搬照抄。但是，权力必须受
到监督和制约，以掌权为目标的政党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却是政
治运作最一般最起码的游戏规则。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取得政权，还要利用政
权实现更高更远的目标。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同以往政党的特
点，例如成员有较高的思想觉悟、自我约束的能力强等。但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不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抽象概念。既然它要掌握权
力，就不能不同时会受权力的影响。所以，和夺取政权一样，对马
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执政既是实现目标的机遇，也是一个严峻的考
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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