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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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观念上，戈尔巴乔夫和被他批判的前任苏共领导一
样，不能把群众的意愿作为考虑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戈尔巴乔
夫把人作为中心，把“民主
”
“、自由
”
“、人权
”等看做是至高无上
的东西，因而看上去要更强调人，强调群众，这是他和前任的不同
之处。但是，口头上依靠群众，并不等于实际上依靠群众。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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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思想和主张，并不是忠实地表达了群众的意
愿，反映群众的要求，而主要的是反映那些对他有影响的派别和人
物的想法。这就使他的主张具有易变的特点。例如他对多党制的
看法就是如此。在
年
月为《真理报》写的《社会主义思想
与革命性改革》中，戈尔巴乔夫强调一党制的历史性，强调一党制
适宜于苏联国情。但是，年
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戈尔巴
乔夫就认为多党制不是什么不幸，并劝人们不要“像魔鬼怕烧香
一样地害怕多党制”了。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进
而表达了同其他新出现的政党合作的愿望，明确地站到了多党制
的立场上。戈尔巴乔夫的政党观发生如此急速的变化，其背景，不
过是反对派势力的日益壮大和右翼力量的日益猖獗。也正是在这
种势力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不顾广大党员的反对和抗议，宣布中
止苏共的活动。此外，从戈尔巴乔夫崇尚中庸、热衷于无原则的调
和、退让这一点，也可以看到那种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于不顾、靠
政治手腕来达到目的的官僚政客作风。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改革
前后的苏共表面上区别很大，但在群众观念极其淡薄这一点上却
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次，在方向上，戈尔巴乔夫也和被他批判的前任领导一样，
不能自觉地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改革不能不和促进经济的
发展相联系，不能不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相联系。对于这一点，
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认识一开始是清楚的。但是到后来，当政治
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摆到面前时，就出现了方向
性的迷误。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认为它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在经济出现大幅度滑坡、人民生活水平
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仍津津乐道于人民取得的“民主”
和“自由”。这样，改革就错过了大好时机。等到苏共和戈尔巴乔
夫终于认识到不能不抓经济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反对派羽毛已丰，苏共内派别分野也已形成，苏共再像过去那样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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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己的政策已不可能。很显然，这种状况，是苏共过去对群众利
益长期麻木不仁带来的一个后遗症。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放任自流
的政策。发扬民主，不等于不要领导和引导。戈尔巴乔夫低估了
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为还权于民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从而也
放松了对这方面的引导。美国前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指出了这一
点。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提出他的民主化计划时，他没有使人
了解，改革可能是长期的和痛苦的。国民对旧的政策感到极为不
满，就这一点来说，人民欣赏和支持他的坦率。然而，戈尔巴乔夫
使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只要引进民主因素，就能立即使商店
里有更多的食品和其他商品。他没有呼吁人民在改革开始时付出
代价，这种失误纠缠着他，特别是当经济急剧下降的时候”
。
苏共在党群关系上的种种迷误，除了以上所说的认识上的原
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哲学的原因。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
曾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讲道：对世界和人的灵魂的改造的奇
迹的迷信，会产生出一个“特种的、傲慢地把自己放在与平民对立
的地位上的精神贵族阶级”。“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在其对人民的态度上，经常地和必然地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
崇民主义和精神贵族主义。各种形式的崇民主义需要（不管它是
以赫尔岑创立的、主要信奉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精神的旧民粹主
义形式出现，还是以最新的即以马克思主义形式出现。后者是以
一部分人代替全体人民）产生于知识分子的信仰原则本身。但是
这种信仰也必然产生出一种对立物高于人民一等的思想，即
把人民当成拯救的对象，当成未成年的、需要保姆为其培养‘觉
［美］小杰克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
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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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的、未经知识分子教育过的人。
”对于把改造世界作为自己历
史使命的共产党来说，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一方面，共产党以民
为本，一切为了人民，救人民于倒悬、领导人民走向共产主义，是共
产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共产党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思想的政党，掌握着普通老百姓所没有掌握的改造世界的先进思
想武器，有义务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因此，怎样正确地把握两者
的关系，避免或者由于以民为本而做群众的尾巴，或者由于掌握先
进思想而自认为高于群众，历来就是一个至关重要而又没有处理
好的问题。可怕的是，在掌握政权之后，如果仍然缺乏这方面的认
识，那就很可能以强力逼迫群众，强求他们服从统一的指令。这就
无异于走钢丝：如果这个指令是对的，那还属于不幸中之万幸；如
果这个指令是错的，那将导致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带来
灾难性的后果。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正确地把握二者
之间的关系。后来的共产党领袖们则多是在这个方面把握失当，
带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启示之三：不断提高党的创新能力
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必须不断创新。在党内建立能
够促进发展和创新的机制，使共产党总能适应要求，成为一个始终
走在时代前列的党，是党的建设要解决的首要的、根本性的任务。
领导现代化的政党，自身应当是一个有创新能力的政党。
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党，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
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在苏共的实践中，很早就有人提出了
这个问题。被批判的哲学家波格丹诺夫曾向列宁提出质疑：“请
①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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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坦率地说，您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是科学，还是宗教。如
果是科学，那么怎么会至今一成不变，而这几十年中所有其他科学
都经历了巨大变革？如果是宗教，那一成不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
就请告诉我，而不要口是心非，不要抗议有些人老老实实用宗教术
语来装饰残存的以外的信仰。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那么这些
年它应产生新的真理。如果你们以为它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那
它就是谬误。
”波格丹诺夫这样批评列宁是不正确的，因为列宁决
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但后来的继承者们，则几乎是个个都被波
氏说中要害的。
苏共内部许多问题的争论，表面看是非在问题本身，实际上是
一个科学、辩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僵化、教条化地对待马克
思主义的问题。这一点，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争论中表现得最为
明显。当时，反对列宁主张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
经济政策使农民繁荣，会损害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因
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农民作为小私有者，是社会主义的
天然敌人。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上层建筑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
定的。如果现在把经济基础变成自由市场、繁荣的农业与轻工业，
那么政治上层建筑或早或迟会发生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变化。随
着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的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实体就会取代
社会主义。不难看出，就理论逻辑而言，这两种观点都有它的道
理，但其共同的缺陷都是从理论出发来谈论问题，要求用理论检验
实践，而不是用实践检验理论、修正理论。它说明，苏共党内“左”
的东西是有深厚根源的。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化的所有起点
都在这里。
简单地把斯大林的实践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或是简单地把
它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背，都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实践在
许多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他最终建立了一个
变了形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不等于说，如果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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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去实践，就一定是正确的，一定能建成真
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在西方比较先进的资本
主义国家的条件下所作的一些设想，未必适合俄国的国情；另一方
面，即使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观点，在实践中实施也未必绝对正
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商品、货币的思想，实践证明带
有相当的空想的性质。可见，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
思主义才科学。
斯大林在同党内“左”的和右的倾向斗争过程中保卫了马克
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用这一理论战胜了这些倾向。但与此同时，他
也把这一理论神圣化了，以致捍卫这一理论本身成了党的最高目
的。这在斯大林以及以后时期党内历次理论斗争中得到了明显的
反映。每当俄国的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点发生矛盾时，苏
共总是让实践服从理论，而不是理论由实践来检验。例如，
年，布哈林提出经济平衡论，实际上是表达了国家计划起宏观调控
作用，并且应按供求规律、用间接手段来管理经济的思想。这一思
想是在深入研究了苏联当时实际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很有见地的。
但苏共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围剿式的激烈批判，其主要依据无非是
认为它对“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命题有自己的解释。年代
后半期，东欧各国在经济改革中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
苏联理论界也有人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可以说，这一观点的出现，
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要求的一种反映。苏共不是实际地
考虑这种观点的合理性，而是以现成的理论为框框对其大加讨伐，
理由就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不符。
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曾为苏共党内思想的活跃营造
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氛围。特别是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党内关于
发扬民主、发展经济的探索空气还是比较浓的。但是，由于赫鲁晓
夫没有触动高度集权的体制，所有这一切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的行
政命令方法之上的，因此到后来，苏共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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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化、教条主义化的老路上。探索新道路越来越需要新思想，但苏
共党内却越来越没有人起来提出不同意见。保持全党表面上的一
致仍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如我们所知，赫鲁晓夫把党组织分成
工业党和农业党，很显然是一个给党的领导带来混乱的决策，实践
上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关于该问题的决议却是党的全会通
过的。在全会上，有人对赫鲁晓夫的这一创意大加吹捧，称这是一
个十分出色的变通之计。探索精神被窒息了，逐渐为千篇一律的
歌功颂德、文过饰非所代替。
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后，苏共思想上缺乏活力、理论上缺乏创
新的趋势更进一步发展。由于客观上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
大对立的阵营，苏共十分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对资产阶级、修正
主义观点的斗争，实际上采取的是对思想领域严格控制的政策，把
许多不同观点和意见（其中有不少是正确的）当做“帝国主义和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看待，加以镇压和压
制。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而不愿过问政治的倾向，
进一步窒息了积极探索的精神，另一方面使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
习气泛滥起来，个人迷信之风也随之卷土重来。在这一时期，苏共
理论宣传部门出版了大量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和言论集，称这些著
作是“党的巨大瑰宝”
“，政治才略的教科书”，称他本人为“真正列
宁式的领导人”
“、英明的领袖
”
“、英明的理论家
”
“、世界和平的
旗手”等，而真正研究理论、特别是研究现实问题的著作却寥若晨
星。这是苏共思想、理论上陷于贫乏的典型表现。这一时期后来
被称作“停滞”时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此。
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化给苏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极大地削弱了党的免疫力，使广大
党员失去了分辨是非的能力，不能抵制错误思想和思潮的侵袭。
教条主义的典型特点就是脱离实际，封闭在现成的理论中。这种
理论在自我封闭的条件下“自我完善”，结果是越“完善”越脱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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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一旦进入开放的环境，理论便再难以驾驭实践。改革开始后，
随着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大多数苏共党员发现自己过去熟知的
那套理论、观念已不再适应时代的步调。更糟糕的是，过去那套理
论完全没有教给他们如何对待所面临的新问题。这导致了党内的
普遍迷惘和束手无策。当时报纸上的一幅漫画形象地描绘了苏共
党内的这种状况：一间房子的大门敞开着，拥挤在房子里的人们愤
愤地抗议为什么没有人引导他们走出这间房子，为什么没有人告
诉他们应当怎样走，而他们自己却没有一个人试着迈出第一步
其思想之僵化跃然纸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新思维”出现
了。它一下子吸引了广大党员的注意力，把他们引上了一条前途
未卜的改革道路。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在戈尔巴乔夫全面阐述了
党的“革新”理论和措施后，有
名代表对戈尔巴乔夫连任总书
记投了赞成票，占当时代表总数的
。国外不少报纸也观察到
了这一点。如德里一家报纸报道：“戈尔巴乔夫再次当选总书记，
表明人们对他的党的领导方针的信任投票。这是在国家历史的转
折阶段第一次通过全党的信任投票、而不是一个中央委员会的投
票选出总书记。”苏共的这种情况，说明了党的多数在思想、理论
上的迷失，说明苏共自夸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
”，其说服力甚至
比不上“新思维”，反映出长期以来苏共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重
大缺陷和失误。
其次，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助长了“左
”的倾向，强化了投机
心理，造成了党员心理、道德和思想素质的严重下降。教条主义往
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从固定的条条出发，追求纯而又纯的东西，
因而往往导致“左
”的倾向。由于这种教条常常是难以做到的，或
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久而久之，弄虚作假、言行不一的风气就在党
内蔓延开来。一些抱着个人目的的人乘机混入党内，攫取权力，另
《真理报》
月
日。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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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本来抱着真诚愿望入党的人则深感失望，逐渐丧失了理想和
信念。这种状况从
年代到
年代整整影响了几代人，使党内
普遍潜伏着对党离心离德的危机和信仰危机。在改革进行了几
年、人们被改革激起的巨大热情消退之后，这种积蓄已久的危机便
开始显露出来。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在改革中屡屡
表现出机会主义无原则性和对政治的实用主义态度，大多数党员
对苏共不断衰落和最终垮台表现出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冷淡和漠不
关心，都与党内长期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
再次，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使党失去创新精神和革命政党的
锐气，虽然提出改革却又不能领导改革，在同党内外的“民主派”
和反对派的竞争中丧失领导权。在戈尔巴乔夫对党进行“根本革
新”之际，反对他这一套做法的声音也是有的，后来还有一部分共
产党人以实际行动起来制止戈尔巴乔夫的路线。他们声称坚持马
克思主义，反对全盘否定党的历史，有的还谴责戈尔巴乔夫搞“资
本主义复辟
”，是“共产主义的叛徒
”。但是，在同戈尔巴乔夫的
“主流派”和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的斗争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
败下阵去。就连轰动世界的“八一九”事件，也不过坚持了
个
小时，最后还是输给了对方。究其原因，盖在于“左派”对于他们
要捍卫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而没有“发展”，对于改革只有谴
责而没有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因而实在难以把广大党员和群众
吸引到自己一边。很显然，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苏共内部长期的
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它使苏共总是扮演阻挠、妨碍改革的角色，
而不是推进、引导改革的角色，这就很难使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苏
共的领导。
此外，党员对于党的领袖的盲从，在对待党的历史方面走到否
定一切的极端，也都反映出苏共在长期的思想建设中存在的严重
问题。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虽然苏共长期以来没有放弃过党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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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建设，但这种建设却是不成功的。它试图用一种先进的思想和
理论来武装全党，结果是，在机械地维护了这个理论的每条原理的
同时，却丢掉了这个理论的精髓和活的灵魂。这使整个党在不断
变化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面前显得极其落后、无能。党实际
上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主心骨的党。
曾做过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的博尔金，在因卷入“八一
九”事件被捕入狱期间，写了一本叫做《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的书，
对苏共的失败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不知为什么，人们往往比
较喜欢引用他书中把苏共失败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等一小撮人叛卖
的观点。其实，博尔金的思考远比这要多得多。这里，我们不妨把
他关于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误的认识那一段摘录下来，供读者
品味。他写道：
“不管对选拔党和国家最高机构的干部方面的缺陷批评得多
么正确，看来导致党被削弱和党的领导者中出现冒险主义者的最
深刻原因是，苏共和生活失去了一个全民族的伟大思想，依靠这种
思想，我们不仅完成了
年的革命，而且团结了人民，经受住了
国民经济改造的艰苦条件的考验，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战胜了
希特勒帝国，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取得了不愧我们伟大人
民的地位，它的伟大胜利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实际上没有一次重
大的国际行动不是在苏联公开的或非公开的赞同下完成的。
“共产主义理想胜利地传遍了全世界，鼓舞了许多国家的人
民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它对敌人的理论观点也产生了影响，资
产阶级世界的实用主义者从共产主义理想中吸取了许多对自己有
用的东西，并把社会主义国家所争取的东西用于实践。但是这个
在
年前诞生的伟大思想到本世纪
年代中期开始‘僵化’，
我们的思想家违背时代的要求，长久以来并不无成效地把它变成
了一种教条，他们坚持认为经典作家的思想是完美无缺的。
“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很清楚这一点，他们每天接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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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我们宣传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公式已经过时和落后了，
他们力图使这一伟大思想适应急速发展的生活实际。但是欧洲共
产主义遭到了苏共的强烈谴责，我们的意识形态卫士不仅不容许
在苏联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阻挠在西方国家这样做，结
果常常造成各国共产党的分裂。
“科学技术革命根本改变了形势，要求提出能够把群众联合
起来的富有成效的新思想，但是苏共被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为
首的意识形态偶像弄得昏昏欲睡，不愿在这日新月异的世界里革
新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党依然坚持过去的立场，从而在对于世
界社会发展的认识失去了战略优势，丧失了主动权，无力地、教条
地反抗着西方宣传的进攻。形形色色的经济和哲学学派的思想大
杂烩，从资产阶级政治学中舶来的思想代用品开始充斥意识形态
空间。在我国条件下，利用这种理论大杂烩的做法导致的实际结
果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问题所
在。苏共的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不能放弃；但
也不能把它变成僵死的教条。党的指导思想的僵化，最终不可避
免地要导致党的机体的僵化。许多政党最后放弃马克思主义，实
质上不过是对这种僵化的反动。
人们常常为究竟是“左”的东西、还是右的东西葬送了苏共而
争论不休。我认为，事实是清楚的。苏共的失败，既有“左
”的原
因，也有右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左”对苏共的葬送。苏共一
直未能摆脱“左
”的思想。进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