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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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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定在第二天早晨剪彩仪式后正式开始。
一大早我就起来打扮。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美国不就为的是今天这一锤子买卖吗？
我的香港朋友郑明明小姐专程赶到旧金山。她是著名的美容美发专家，不仅为我带了一大堆衣服，还带来了最好的发型师和化妆师。
我们一通忙碌：洗脸、擦油、打底、上粉、画眉，眼影、嘴唇、腮红、睫毛膏，还有洗头、吹头、做头、定型，头饰、首饰，试服装、改服装，穿服装、配鞋……
一边任他们摆布一边我在想，林先生有没有请保卫呢？要是人山人海生命发生危险怎么办呢？听说是在大街上剪彩，那还得了！在中国别说是在大街上，就是在电影院少于五十个警察都够呛。
我选了一套亮闪闪比较夸张的红色礼服，在这样以我为中心的大场面里要抢眼一些，观众人山人海也容易找到我。
不过今天的礼服裙摆有些窄，恐怕退场的时候走不快，我试着把裙摆往上拎了拎走了几步，好了一些。对，结束了离开就拎着裙子走。那个时候人群一拥挤，根本看不到我的动作。
正在胡思乱想有人来叫抓紧些，说是人们已等了好长时间了。“快点！快点！”我拚命催着他们，自己赶快往外走。折腾了差不多四个小时还没有收抬妥当，千万别起个大早赶了晚集。一边走一边提鞋，化装师服装师跟在后面做最后的整理工作，哗拉拉我们一大群前呼后拥到了现场。
是在这里剪彩吗？放慢了脚步我看看大家。好像是的。一根红绸放在那里，十来个人围在旁边。都是我见过的人，好像也没有看见记者。有几个拿着照相机的都是林先生的助手和朋友。
原来仪式是在电影院门前。我走到当中，面向大街。我身后的大幅标语“中国影后刘晓庆电影展”与屈指可数的开幕式参加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街上没有什么行人。偶尔有一两个行人走过也没有往我们这边看一眼。
简短的发言过后，我、陈冲、陈烨剪彩。拿起剪刀就是一刀，一秒钟结束了一上午忙碌杂乱而精心设计的工作。
紧接着放我的电影。我们上台与观众见面。主办人、祝贺宾客还有我们几个影星轮流讲话。电影院非常小，一览无余。下面坐的都是刚才参加开幕式的人。尽管影院不大仍然白花花的有许多空座位。我不免脸上有些发烧。
从台上下来之后，电影开始放映。我们坐在休息室等着第二场上台。我不敢想象那放电影时的场面，更不敢问周围的人对影片的感受。尤其是跑到旧金山来放《神秘的大佛》，想起自己那几脚几爪拙劣的功夫，还美其名曰是堂堂的“中国影后”，哇——惭愧惭愧！
好不容易熬到第一场电影结束，第二场硬着头皮我又上台，照例是我走前面，陈冲、陈烨陪我，再加上主办人及其他成员，在台上长长的一排。往台下一看，乍一眼没有看见人。再定神仔细一瞧：好像有那么三五个人缩在椅子中间。我简直在台上有些站不住了。往左右一瞅，陈冲、陈烨倒安然若素。也许不是放她们的电影？也许是见惯了这样的场面？
我们照样气势磅礴地讲话，表决心，对着那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像一出活报剧。
我开始拒绝上台。可是广告已经登出我们要上台与观众亲自见面。说不定那三五个观众就是为了见面才来到影院的。而且主办人已亏本很多。尽管我住的是中国领事馆，又省钱又勉强有了面子，但其他费用仍然不少。于是林先生提出办一场演唱会，在“中国城”，台湾人集居的地方。
现在只能这样。总不能没有机票钱回北京吧？
要办就赶快。可是来之前我根本没有作任何开演唱会的准备，临时抱佛脚，闭上眼睛赶紧冥思苦想。
“走穴”的节目一个个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开始写曲谱，“走穴”练就的功夫今天在美国派上了用场。
紧接着开始合乐。乐队是台湾的乐队。合了好多遍都疙疙瘩瘩的，我的嗓子都哑了。到后来乐队不耐烦了，停下来不动。我问他们怎么啦？他们说不会弹，太复杂。我说很简单。他们说大陆的歌他们不会，这个bE调也太难。
一股火冲上心头，我说我弹给你看！放上曲谱，摆开架势，我把bE调、D调、F调从头到尾行云流水地演奏了几遍，然后到爵士鼓边拿起鼓槌飘逸潇洒地打了一回，所有人不出声了。震得心服口服。
哼，他们哪里知道我本来就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扬琴是我的专业，钢琴是我的副科，我是学院的尖子、佼佼者，这点曲子，小菜！
扔了鼓槌，我走下鼓台，命令他们照着弹！
全老实了。没有人想到一个电影演员还会这一手。我合了歌，合了扬琴独奏，还合了独舞。说实话演奏乐器我比他们强多了。
排练以后一直在场偷看的一位记者佩服地问我：“刘小姐，像你这样全才的电影演员在中国就你一个吧？”我告诉她：“多得很！一抓几大把！中国有十一亿人口，比我棒的、比我优秀的数都数不过来！”那位记者想了想，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
我的“个人演唱会”仓促上阵，隆重推出。结果是在一个餐馆表演。周围都是饭桌，中间一个小圆台。客人一边吃一边看我跳舞听我唱歌，好像是个夜总会？不过我到美国已有几天，不属于初来乍到，干什么我都不会惊奇，眼睛一闭把这里当作中国几千几万人的大体育馆，设想下面是人山人海黑压压拥挤的观众，眼睛一睁放开喉咙就开始唱。
演出以后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我表面上假装点头微笑，心里想其实这算什么，简直是雕虫小技。有机会到中国去看看，那才震你们呢！因为电影在这里没打响，只有另耍几把拳脚展示一下，堤内损失堤外补吧。
吃饭中间我又与别人吵了起来。应该说是辩论。不，是争论。其实还是吵架。原因是我总听见有人说中国大陆不好，扪心自问好多地方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啦什么的，在国内我发的牢骚比他们还多得多呢。可是在这里就不行。他们说就不行。一说大陆不好我就跳起来和他们吵，一定要争赢了才停嘴，台湾人，香港人，美国华人都背后议论说我是共产党派出来专门搞宣传的，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当时在国内正在挨批判，受批评，是“内控分子”，批准我这次来美国那才叫难呢。可怜巴巴在美国办个人影展 2
然后我们去洛杉矶。老一套。上台和观众见面，在电影院。照样没有几个人欣赏。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多。我的脸皮已练出来了，使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那一套“当众孤独”。吸取旧金山的经验，在洛杉矶主办者要举办一场大型的个人演唱会”刘晓庆之夜”。
卖票照旧是非常困难。演唱会在伊丽莎白剧院举行，很正式，很大，不是旧金山的那种餐馆。为了够份，票价也不便宜。要推销演唱会的票，主办人要求和我步行去报社介绍情况。
想起在国内自己经常对记者带搭不理的傲慢态度，居然在这里亲自上门去请人宣传，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存在决定意识。心一横把脸揣到兜里，跟着主办人招摇过市，四处送票，像一只笨拙的不会搔首弄姿的花公鸡。我到现在还清晰记得当我在前面高跟鞋咯咯乱响昂首走过，主办人便将一叠子演唱会的票放到刚刚与我点头微笑作自我介绍的那位先生手里，我斜眼一瞟，正好看见那位先生做的那个鬼脸。
我的面皮已经比城墙拐弯还厚，该干什么我就吆喝什么。开演的那一天，不敢往台下看，听人说剧场里竟座无虚席。也许都是送的票吧。我想。
站在台上居然有些心跳不匀，想起在国内有近千场的“走穴”经验还会紧张，自己也有些不理解。
脚下的干冰在我华丽的晚礼服周围弥漫，心里突然升起了一种庄严的情感。我突然意识到当幕一拉开、在观众面前出现的不是平日在国内自由散漫惯了的刘晓庆个人，而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管我自己是不是或是愿不愿意，今天对他们来说我就是大陆，我就是新中国。这时我清晰地感到万里长城就在我的背后。十一亿的中国人民就在我的背后，我一点也不孤单了。
晚会比我预想的还要成功。记者们争先恐后向我提问题，来自中国大陆的电影演员使他们十分好奇。想不到在国内“走穴”练就的本事还有这么大的效果。
我对答如流地与记者讲话，渗透了我对遥远北京说不尽的切切深情，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思念中国啊。连我自己都觉得像共产党派出来的宣传员。
在旧金山、洛杉矾，好些人问我要不要留在美国，他们可以为我提供高额的奖学金。我想过之后说“不。我的艺术在中国，离开中国这个土壤我将一钱不值。”简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说话越来越像喊口号。
这些讲话很快就发表在国内的报纸上，并且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回国之后，无数的人对我讲的这些话赞不绝口，认为我是爱国的榜样。许多记者都问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你知不知道由于这些话许多人改变了对你的看法？我说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爱国只是我自己的情感，我不想以此去获得什么。
其实在当时我说这几句话时纯粹是个人发泄，根本就没想到会被登在报纸上。这几句话没有丝毫的了不起，只是我内心的真实看法。
在中国人人都会像我这样做并且做得比我更好。我心里想，要是知道会登在报纸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我还可以把语言组织得更精彩，更响亮，更豪迈些。
无数的记者要我描述在美国影展的“盛况”。我说没有什么盛况。
那么谈谈你在美国取得的成功？我说不成功。影片带得不多不好，不怎么受欢迎。
然后问到演唱会。我说都差不多，可能效果要好一些，马马虎虎。可是没有人信我的话。
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变谦虚了”。报纸上仍然连篇累牍地登载我在美国的“轰动”，我的“良好表现”等等，等等。
世上的好多事就是这样地让人弄不明白。在美国我还遇到一位朋友，她在美国很吃得开。她说她可以帮我拿一个奖。我说什么奖？奖还有拿的？她说可以。
她可以做到。为我弄一个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奖，这事交给她办，我就别管了。于是在回中国之前我拿到了这个奖。没有仪式，也没有鲜花，奖状就到了我手中。这件事中国报纸也刊载了一通。
据说在国外各种名目的奖特别多。我想，只要是谁去了外国，只要有心，都可能弄它一两个不同名称的奖吧！
在回中国的飞机上，我疲惫不堪，就像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
离开了“外患”，那深深的内忧又回到我的心中。
想起我的房子、我的债务，心就像装了一个大铅块那样沉重。不想与人寒暄，不想给人签名，戴上眼罩放低椅子我假装睡觉，头脑里在思考着一桩重大的决定：要不要接受朋友的建议把我那美丽的房屋抵押出去在香港买楼花炒楼？
香港楼价一直飞涨。一帮香港“太太团”闲来无事，拿出私房钱来“炒楼”。
何谓“炒楼”？过了好久我才弄明白。许多房地产公司为了集资，在刚画好图纸后就开始出售那尚未动工或刚刚破土的房屋，这时候的房价最低。这就叫“楼花”。
随着大楼的兴建，还会出售第二期楼花，第三期楼花，价值一直往上升，到房屋完工可以进住时不仅价格已今非昔比，也已全部告罄，根本买不到了。
香港的“太太团”们有的是闲钱，成天用来买卖楼花。
用较便宜的价格买一批楼花，在价格高时抛出去。中间的差价十分可观。
我好多香港朋友都炒楼赚了大钱。好些紧俏的楼花还要排队拿号，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有朋友建议我买楼花，我说没有钱。她说你不是有房子吗？我说有房子怎么啦？她说傻东西，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就是了。
我不敢。我心想要是炒楼花再亏了本，旧债加上新债，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可不像朋友她们那样有的是本钱。我输不起。不，根本就不能输。
可是我到哪里去弄钱？不说还债，就是我父母、外婆到那别墅去住也得要钱。我总不能去抢银行吧？君子爱财还得取之有道呢。
不过，穷只有思变。必须思变。先别走极端，我来细细地想一想买楼花炒楼这条路能不能走通。
假如我把蛇口的房子抵押给银行，贷出一部分钱来……假如我用这笔钱买一批楼花……假如我卖出其中一部分楼花，赚了×万块钱……假如我用这×万块钱还了买房子的钱，另外一批楼花让它升值……假如我再卖出那升值的楼花……我就可以还银行的钱了。我的血开始往上冲。
先别往上冲。我警告自己。这件事非同小可。再想再想。假如我贷不出钱来……假如我买的楼花卖不出去……假如我过了期限拿不出钱来付第二期的“楼款”被房产公司没收……假如卖价不好……假如钱全赔了……我不敢往下想。停止。此路不通。还是回过头来想。
想赌一下的心态还是占上风。
我再把我所了解的香港房屋行情回忆一遍。好像还是值得赌。赌一下也许不至于全军覆没，不赌反正也是个白丁。
我把自己的思想交给感觉，看它让我去何处。我发现它强烈地要求去贷款，去买楼花，去拚搏、尝试一下。我的感觉从来没有骗过我。它一直引导我走向一个个的成功。现在又仿佛有声音在告诉我就这样做，有一只手推我去向南方。去南方！
在去《芙蓉镇》外景地之前我去了一趟深圳。回来时我深信已是中国文化界最大的“债主”了。
贷款进行得很顺利。有房子，有名，也就有了信誉。其他的诸如楼花什么的事情也悄悄办妥。
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哼着歌迈着轻快的步伐，横竖就是那么区区一条小命，反正已经把它豁出去了。
事情就是那么回事。豁出去也是死，豁不出去也是死。还不如豁出去杀出一条血路来，或许还有转机。总之我不能坐以待毙。在绝境中求生存这种事我过去干过并且成功了好几桩了。
“芙蓉镇”－－－我和姜文
呵！《芙蓉镇》，“芙蓉镇”。现在的芙蓉镇已名闻遐迩。
想当初是只有一条街，与世隔绝，没有书报。没有电视的一个封闭的小镇——王村。
是我们在那条街上搭起了胡玉音的新屋，搭起了王秋赦的小楼，我们在那条街洒上人工雪扫街，在那没有人知道的小镇上诞生了中国电影的里程碑：卡罗维发利大奖、金鸡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女配角、最佳男配角、最佳美工师……一连串中国电影工作的佼佼者相继从那条小街走到领奖台上，王村随之也变成了“芙蓉镇”，原来的名字已渐渐不大提起，被人遗忘了。
芙蓉镇，现在已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地点了。王村——还是叫这个名字比较亲切，现在的王村大约开了至少二十家“刘晓庆米豆腐店”吧？
每一个店都标榜它的正宗。不知这个正宗是出于什么？是出于我的首肯？还是出于我的手艺？还是我想不出来或是想不到的其他？
在我“卖”过米豆腐的屋檐下，在我“扫过街”的路旁边，在我“挨过斗”的胡同里，都贴上了招牌，王村人在心里刻下了当年我们创作的痕迹。
好多朋友都开玩笑地说：“嘿，晓庆，你该去收名誉费了，他们到处都在用你的名字赚钱！”
我总是笑笑不作回答。假设我的名字还能对王村人有一点用处，假使能因为我给王村带来富裕和繁荣，那就算我对王村的一点心意吧。这或许是我求之不得的机会哩。
在去《芙蓉镇》组的火车上，我和谢晋导演坐在一个软卧包厢。我问他：“谁演男主角秦书田？”
谢导演说：“姜文。”“谁是姜文？”我诧异地问。
秦书田这个角色很难演，在戏里举足轻重，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和我的对手戏，这个角色直接关系到我的角色的成败。
过去每到一个新的摄制组，男主角的扮演者大都是当红影星。这个姜文，好像还没有听说过。
“姜文是戏剧学院的尖子，是五分当中的五分。”打断我的思绪，谢晋介绍说。
后来在拍摄中，“五分当中的五分”是谢晋经常用来夸奖姜文的话，为此我时常跟姜文开玩笑，见他就叫“五分的五分！”
“姜文多大了？”我问导演。“二十二岁。”“二十二岁！”我一下子惊呼，“那我怎么演啊？”
“你看看就知道了。”谢导说。
扭头看着窗外，心里一阵阵犯愁。小说里和我想象中的秦书田应该是四十岁出头的人，因为剧情规定我扮演的胡玉音要比他小得多，这下子弄了个小孩来，那还有什么劲？我肯定找不到感觉。
突然一下我都不想拍这部戏了。想起过去拍摄影片《原野》，本来自己年轻就不大懂，开始扮演影片男主角仇虎的也是一个年轻演员，拍了一百多个镜头，我们两个楞头青放在一起，我不知道怎么演，他也不知道怎么演，结果越演越糟糕，演得我们都没有了信心。后来换了杨在葆，情形就大不相同。杨在葆成熟，阅历深厚，经验丰富，给我许多帮助。可以说我的角色金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他有关。
我是学音乐出身，拍电影搞表演是半路出家，在实践中我深深认识到，表演是学不来的。一是靠天赋，二是靠理解。表演技巧其实是可以掌握，可以练习提高的东西。而真正表演水平的高低及角色的深浅来自于对人物理解的透彻与否。
就像是写文章，中国字也就那么些，并不是会写字就可以成为好作家，而是在于怎么运用这些大家都认识、都会写的文字组织出一篇有深度、有观点、有主张、有个性的文章来。在这其中，创作者本身的经历阅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时常发生的情况是，当你碰到好剧本的时候，由于年轻，生活不丰富，不能深刻理解你所扮演的人物内心世界，也就刻画不好你的角色，而当你思想成熟了，翅膀长硬了的时候，又失去创作的机会了。
我自己的许多影片都是如此。想起前些天陪朋友看《原野》，朋友一边看一边赞不绝口，我则是一边看一边捶胸顿足，痛不欲生。记得当时拍摄时由于自己年轻，许多戏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演，只是懵懵懂懂地弄了个大概。现在越看自己的表演越觉得那么浮浅，那么表皮，那么不精彩，真恨不得重拍一次。但是，花金子这个银幕形象对于我是不会再来了，换句话说，再来一次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现在，二十二岁的姜文要演一个老右派！怎么可能！我还得在电影里一口一声叫他“书田哥”，肉麻不肉麻？别说演，我一想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真是给我的一个“下马威”。不大有劲吧？
到了摄制组，大家都欢呼雀跃。因为我去美国办影展，全组一直在等我，今天女主角终于“千呼万唤始到来”，怎么不高兴呢？
照例是与大家一个个见面。演员们一个个“出场”。我像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里的卫队长，每跟一个演员握手就盯着他的脸看，和我脑海里的戏中人物相对照。
嗯，这个胖了点；哎呀，这个瘦了些；这一个，简直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突然听见谢晋在说：“这是姜文。”我赶快定睛一瞧：哇——一个中年人！
找不出二十二岁的痕迹，头发乱七八糟，留着几根鼠须，瘦尖脸、小眼睛，乍一眼看不出什么名堂来。整个一个“自来旧”。看他那模样，别说演“书田哥”，演“书田叔”也行。
我心里一下子放心了许多。心里说姜文烂眉烂眼的；倒和我想象中的秦书田差不多。
接下来演员们做小品，我坐在谢导旁边看。别看他们名不见经传，可一个个都相当有才华，我暗暗告诫自己可不能掉以轻心。这时候好比是棋逢对手，喜欢挑战的我，一卞子精神抖擞。
我和演员们开始相熟起来。
组里一共八个演员，每个角色都独立成章。
刚开始不拍我的戏，谢晋说我刚从美国回来，怕我带了一身的“OK”味。
于是我每天穿着胡玉音的衣服在小街小巷里东游西逛体验生活，而《芙蓉镇）的剧本及小说我是时时看夜夜看天天看，差不多背熟了。
谢晋十分爱才。看得出来他非常欣赏姜文。此外对我和演李国香的演员徐松子也很好。演员们暗地里都叫我们“大宠”、“中宠”、“小宠”。姜文是“小宠”，我和徐松子是”大宠”、“中宠”。
两个月以后，我的戏开始慢慢进入。我的感觉一直在告诉我，我们是在创作一部伟大的作品。
此时，陈国军翻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了王村。
他正在构思一个剧本，要找我商量。这个剧本就是后来的影片《大清炮队》。
我一边演我的胡玉音，一边进行《大清炮队》的剧本讨论工作。
可是，沉湎于胡玉音创作中的我一时难以自拔，这个角色使我入迷。
神情恍惚的我居然在一天把陈国军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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