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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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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展，记者们对我大加反感，开始群起而攻之。
《世界电影之林》是我主持的第一套电视节目，节目内容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题材。这套节目一共四十集，每集二十分钟，内容是介绍全世界的电影。当时中国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还处于封闭状态，有这么一个电视节目系统地向大家介绍世界电影是十分难得的事。
节目开播后大受欢迎。由于这套电视节目是每星期六播放，往往时间都排在夜间甚至深夜十二点，或者凌晨一点钟，就这样观众不睡觉也要等着看。
可是我一直受到指责，理由是我“不朴实”，每一集都换一个发型，换一套服装，一边走一边解说，不端庄，不严肃。直到今天我还是没弄明白我怎么惹着他们了。
我怎么不对了？我只是觉得中国大陆衣着千篇一律、发型单一的现象应该打破，于是每集出场都换发式，换服装，希望给人们以指南，创造一个样板，企图领导一下新潮流。
我一直反对电视台主持人呆板，总是坐在那里像雕塑一样只是嘴在说话的主持模式，我愿意把节目搞得生动、活泼、多种多样，可是我没有行得通。
把我批过来评过去，《世界电影之林》放到大约快三十集的时候就停拍，当然也就停播了。不过不是因为我主持得糟糕，而是因为版权问题发生了纠纷。
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只是觉得我这个人就是那么个倒霉蛋。别说拍电影、写书，就是第一次拍电视都要夭折。什么时候我才能倒霉倒到家，往相反的方向转化？
在此期间，我当然不会忘了见缝插针地“走穴”。
为拍《红楼梦》调陈国军到北京及拍陈国军导演的《大清炮队》，使我失去了无数“走穴”的时间。
为给姜文打电话及去见姜文，消耗掉我许多“走穴”所得。
香港的“楼花”至今没有抛出，我离还清债务的那一天越来越远了。
好像听说税务局又找过我几次，由于我不在北京，后来都没有了下文。据说来头很大。北京“走穴”界已“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心跳过好多回，静下来想想，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一是有过一次上税的经验教训，我们已学乖多了。再者上税对我来说已列入“议事日程”，每到一地都谆谆叮嘱以至亲自落实税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走穴界”这样人心惶惶未免有点太沉不住气。事态哪有这么严重，还不是一阵风就过去了？
自“走穴”运动开展以来，经历过多少风浪？恐怕是数不清了。开始是每个单位调查、交待，没收“走穴”款，然后又是要演出证，验明确属正规演出团体才可以演出，再接着又是不许取现金，全部要支票转帐……一切手段都是为了防止演员们自己拿钱。
每当有一个新的手段公布，“走穴”浪潮就平息一些，过一段时间“走穴”队想出了对付这个手段的新招，于是“走穴”队又开始蓬勃兴旺。真可以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拿“穴队”的话来说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在这些手段当中，“穴员”们觉得限制“走穴”最行之有效的就是“税法”的公布。
听说有税法下达了。只是听说，没有向我们宣布，也没有号召大家学习。好像是税法的规定，凡是月收入加上工资超过四百元的就要上税，最高可到达所得额的百分之六十！
别的一些国家也有较高的税率，有的是百分之四十五，也有的是百分之五十，可是他们上税的基数很高，都是二十万三十万以上才如此收税。没听说底限只有四百元人民币、税率百分之六十的。总是要使纳税人保持一定富裕的生活水平，况且还要扣除纳税人每月的日常费用，比方说车马费、服装费、生活费及各种这费那费之后的纯利润才交税。
而我们是只要有钱超过八百元每一百元就要交六十元。另外我们去挣钱所花的费用还得自己负担。
我们算过一笔帐：假使一个演员每场一百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中腕”，就是中等明星的价格，那些小明星或不是明星的演员还不算在内，“腕”是刚发明出来的“走穴”界新名词，是明星的代称。
一个“中腕”每场一百元，交税要交去六十元，剩下四十元，单位每场要交五十元，这就要每场自己掏十元。还要买化妆品，录伴奏带（录伴奏带很贵），买演出服（至少一套要几千元），加上鞋、装饰、耳环、项链、杂七杂八东西，乐队演奏员还得租乐器，舞蹈演员还得租演出服……等等等等，绝对是人不敷出，就算是单位．不交钱也得倒贴，谁还敢演出呢？
这还是“中明星”。要是小明星呢？没有名的演员呢？就更别提了。
就是像我这样的“大腕”，也绝对不堪负荷。“大腕”更需要好服装、好乐队、好伴舞，都得花钱。
总之，一上了税，根本就甭想赚钱。不掏钱就是好事。一时间，“走穴”界乃至文艺界怨声载道。不偷税漏税根本没法赚钱。不为赚钱，谁肯早起？演员们都不敢演出了。怕碰到风口浪尖上划不来。我也老实了好多。就是偶尔有“穴”走，也小心翼翼，尽量把手脚做干净些。
我的“后院”也起了火。
再和姜文搭档共演北京戏《春桃》
一封匿名信飞越千山万水，到了正在营口拍戏的陈国军手中。信纸上寥寥数语揭露了我和姜文的秘密，写信人让他查清楚这个问题。陈国军看完脸色铁青地把信扔给了我，这封信看得我手脚冰凉。
从心里说我没有打算过有什么大的变革。所以才手脚冰凉。我什么话都不说。还没到要我说的时候，组里又出了问题。《大清炮队》组总是出问题，陈国军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我就又去了别的地方。
此时，我已把全家搬到酒仙桥流量计厂一套三居室的宿舍里。我的那位朋友流量计厂的厂长住在我们楼上。他说话算话果然把他们厂刚盖好的新楼给了一套我住。他很少来，钥匙放在我们这里，于是楼上时常也是我们活动的场所。
为了照顾父母、外婆还有小丹丹，我请了一位小阿姨。那位小阿姨来自兰州农村，刚来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我从来没有过小阿姨帮我做事，把这个小姑娘当成宝贝。她的名字叫小兰。
她和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玩在一起。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半年后回去探亲有五大麻袋行李。
我送给她各种各样的礼物，甚至还有名牌的化妆品与时装。就连香港、台湾朋友请我去“长城饭店”“王府饭店”“马克西姆餐厅”吃饭，我都带她去。请我吃饭的朋友以为她是我的亲妹妹，当我介绍说她是我家的小保姆，在香港、台湾称之为“工人”时，朋友心里肯定都认为我简直是个神经病，觉得对他们是个污辱。
因为在香港、台湾乃至法国、英国、美国，“工人”也就是“佣人”，即使在家里也是不可以和主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
我对小兰就像对自己的亲妹妹。不，在那个时候，比对我亲妹妹还好。因为晓红已去了法国读书，法国方面给了她优厚的奖学金。本来我希望陈国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可是法国方面根本没有理我这个茬。
晓红去法国之后不久，靖军又去了深圳工作，于是家里一切都由我来承担。我们一家五口占尽了老弱病残四个字。外婆，父母，我，加上丹丹是实实在在的“四世同堂”。我是绝对唯一的“中流砥柱”。只要我在家，家务事总是我和小兰分担，她年龄小，我怕她太累了。
小兰豆蔻年华，情窦初开。虽然不漂亮，但随着在我家熏陶，一天天变得灵活乖巧。她的父母在张罗着给她找对象，她自己也急着结婚，我时常劝她，年龄那么小结什么婚？她说农村结婚都早，要是不早结就找不着好的了。我一想也有理就没再管她。我有许多录影带，都是外国名片，其中一部外国片有许多暴露镜头，放这部影片时我父母、外婆都躲得远远的，唯独小兰靠在门边津津有味地看。我怕对她不好，赶快叫她离开，结果第二天下班回来发现录像机坏了，带子卡在里面出不来。问小兰是不是看了录像？她支支吾吾说看了一下。再问她是什么带子？她说没看见不知道。于是立刻把录像机拿到修理铺打开取出，就是那盘“黄色”录像带。原来小兰趁我们不在家悄悄想看那部影片，结果不会用录像机把带子卡在里面了。
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只有陈国军一个壮年男人。小兰对陈国军特别好。那份周到关心，不辞辛苦，实在令人感动。外婆眼睛不好，可绝对是心亮肚明，她早就对母亲说：“要是在旧社会，干脆收成二房算了。”
有时姜文也来我家。来了几次后外婆就跟我说：“那个老司机（她以为姜文是个司机）叫什么？你坐他的车要小心啊，他看你的眼神不正派。”从此我叫姜文“老司机”。可是小兰，她知道姜文不是“老司机”，而且她清楚他是谁。
陈国军先在营口，后来到了珠影，仍然在浴血奋战。每当我和姜文在一起，我都对陈国军怀有深深的内疚。我继续大谈特谈陈国军的各种好处，并且告诉他我不能也不会离婚。我的“执著”时常把姜文气得半死，他说我这种人不能跟我讲道理，是死脑袋，对付我这种人只有“抢过来”。有一次我甚至拿出我的钱包给姜文看，里面放了陈国军的照片，我指着照片一往情深地对姜文说，陈国军当年怎么为我失去了一切，我是多么地感激他，直到把姜文气了个头晕脑胀，站起身出了房门冒着大雪——那天下着鹅毛大雪，从朝阳区酒仙桥一直走回东城区内务部街他父母的家。走到家里已是天明，眉毛白了，头发白了，他成了一个“圣诞老爷爷”。
这一切仍然没有妨碍我们继续在一起合作拍戏。《春桃》摄制组已经组建并且已拍了零星几个镜头。
《春桃》是一部纯粹的地地道道的北京戏。从没有演过北京戏，北京话也说不好的我，怕演砸了锅，在最初决定上不上这部戏时，颇费了些踌躇。热爱北京，热爱北京人艺，也热爱北京戏的姜文，给了我不少鼓励。
早在我们争执“话剧好还是电影好”期间，为了强有力地证明他的观点，他要求我一定要去看看“最好的话剧”。他奔跑几次去北京人艺要票，然后又去接我几乎相当于是“押送”我去首都剧场。看完后还要我谈观感，谈得不对还要争论，简直是一个疯狂的“法西斯”。
我对他的这种执著可以说是服得透透的了。我想在那个阶段，于是之的耳朵是不是常常发烧？要知道差不多每时每刻我们都在为他吵架呢。
我时常讽刺地问，他这种单相思，北京人艺以及于是之、林连昆等领不领情？他说不知道，这不是最重要的。结果是北京人艺出的小报《人艺之友》期期给我寄，从不给他寄任何一次，连我们的司机朋友小李都说，姜文“真没劲真没劲”。
这些情景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我也不会相信。难怪有一次看《大众电影》，上面有一篇关于姜文的介绍，一位朋友说：“看《茶馆》看了十七遍！吹牛吧？”我当时就告诉他这是真的。别说十七遍，就是二十七遍也有。最近我还和姜文又去看了一次《茶馆》。
姜文说我应该演北京戏，至少是演一部过过瘾。我想了想倒也是，况且有姜文搭档，肯定会水涨船高，于是就答应下来。
“春桃”是一个垃圾婆的名字。我就演那个垃圾婆。
刚到凌子风导演家，进门就看到各种破烂草帽挂了一大片。为了选春桃戴的那顶破草帽，凌导演亲自动手去垃圾堆里刨捡，然后洗好晾干，准备拍戏用。那时候凌子风导演和夫人韩兰芳新婚不久，老两口还是小两口？至少是新两口，成天眉来眼去，好不甜蜜。
《春桃》这部影片是韩兰芳编剧，凌子风导演，十足的一个“夫妻店”。
我去摄制组之前有人警告我当心韩兰芳这位新“导太”，说她又凶又恶很不好合作。于是我先小人后君子，提出讨论剧本时韩兰芳最好不要在场。结果第一次讨论剧本时她果然没有在场。
一部戏合作下来我们成了朋友，在长期的相处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韩兰芳“又凶又恶”的痕迹。想起自己的相同命运，觉得那些无事生非、颠倒黑白的人实在是可怕，在大多数人的心目里我还不是整个一个“母夜叉”？
凌导演在我们北影是“四大名导”，又人称“四大帅”之一。他七十高龄，花白胡子，花白头发，慈眉善目，我觉得他实在是太像小朋友们熟悉的“动脑筋爷爷”。对了，他也戴眼镜。
他开朗，乐观，随和，不拘小节，热爱生活，北影人戏称他“疯子导演”，有时当面这样叫他，他也无所谓。
相比之下，韩兰芳年轻得多，且温柔娴淑，大家国秀，一副学者“导太”的风范。
在表演上凌子风导演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不敢“乍刺”，一见面就说：“导演，我是四川耗子，不会演北京戏，您可得多帮忙，演得不好多多担待。”刚说了这几句话就被纠正了好几个音。
第一课是练习“钩垃圾”。“钩垃圾”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名词，实际上北京话叫什么我忘了。不是我忘了是根本我就没问。姜文总说我是“第一个交卷”，是指我虽然聪明过人但不肯用功过深。总之这个动作是无论垃圾婆还是垃圾爷，只要是捡垃圾，在北京就得用的基本功。
一根竹竿，上面有一个钩，我背着大筐一边走一边把脚下的树叶或是纸张或是什么污七八糟的脏破东西拿钩子那么一戳，再往背上的筐子里一抖，那戳上的东西就弹进筐里去了。
我练了好长时间仍然长进不大。在实拍时只要机器一转动，我的钩子要不就戳不上树叶或是纸片，再不就是戳上了扔不进硕大的筐子里而总是被弹在筐子以外。
可是有时我故意要弹在筐子外却偏被弹进筐里。
好多人看影片《春桃》时都夸我的动作干净利落：“嗨！就那么一抖就进去了！真他妈准！练了好长时间吧？”我赶快点头说是。
当然我不会说那是拍了无数逾戳了几十次才选的那么一两次。让他们觉得我棒多好啊，我才不那么傻呢。
接着要练习的是那著名的贯穿全片的吆喝：“换——洋取灯儿！”
什么是“洋取灯儿”我都不懂。导演又给我解释，说“洋取灯儿”就是火柴。“换洋取灯儿”就是“换火柴”。
“那什么是‘换大肥头子儿’？”我接着问。因为这两句我要老喊，不得不弄明白。
问了半天知道了。“大肥头子儿”是肥皂用后没用尽的那一小块残余。谁知道对不对反正我也忘了大概是这之类的东西。
我成天喊成天练总是喊不准。我怎么总是觉得这音调像是在唱歌？于是发挥我的音乐天才来帮忙，干脆把音符记下来。
写出来后的谱子是这样的：
唱起来就是：
这么一记，就好多了。喊的时候只要头脑里一出现曲谱，绝对准确无误。
“换大肥头子儿！”这句话没有音律，无法写谱，只有死记硬背，花了我不少功夫。
《春桃》刚开拍时姜文不在。《红高粱》还有一些扫尾镜头他来不及赶回来。我们拍了一些零散的不重要的镜头然后等他。《春桃》是在初春开拍，可是拍的是夏天的戏。每天早晨，我得四点钟起床，穿上单衣，套上单裤，打好裹腿，穿一双单鞋，化装师再为我梳光了头发，因为是演垃圾婆脸上不必化装，在凛烈的寒风里瑟瑟打抖等着开拍。
我现在想到那情景都觉得浑身发冷。每天早晨从好不容易睡暖和的被窝里挣扎着起来的时候都发誓不再拍电影了，我不愿意起来，不愿意出门，更不愿意有些温热的身体穿上那冰凉的衣服，就如死囚犯不愿意上杀场。
接着姜文来到了组里。“嗖嗖嗖几个镜头一拍，大家马上感觉到，北京戏他演起来确实如鱼得水。
姜文是这样的一个演员：假如你够劲能和他打对手，会觉得过瘾，会水涨船高，假使你自己功力不足或是底子虚，会在他的面前感到绝望。
我时常和姜文开玩笑说他是科班出身，是“在朝党”，我是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我是“在野党”。
我们互相取长补短，同样存在着较量。《春桃》我是用短处在演戏，他倒是发挥了所长。他给了我不少的帮助，最令我难堪及冒火不得的是，当一个镜头我演了一遍，他又再演了不同的一遍，而他的又比我的招高我不得不照他那样演的时候，这种过去我从未遇到过的情景，使我十分狼狈。而我是响当当的大明星。这种情景不时出现，我的自信心大受挫折。
有一次我们拍摄这样一个镜头：春桃在屋里剪脚趾甲，喊刘向高（姜文扮演）问鞋呢？刘向高从窗外扔鞋进来，春桃捡起穿在脚上。当正式拍的时候，我拿起鞋一看，左脚鞋心里写了“不要慌”，右脚鞋心里写了“慢慢演”，一下子所有的情绪不翼而飞，气得我把鞋一摔，和他大吼了一顿。
《春桃》配音的时候更够呛：左边一个凌子风，右边一个姜文，对我的四川北京话不停地“哼哼”教导，常常是配一句话我要配上半天，就像是一个大舌头。姜文站累了就躺在地上，我一个人补我说得不好的台词。要是说得不准，就会从地上传来一声：“不对！”于是我又重来。
到影片摄制后期时，我们的表演已如鱼得水，我也越来越像垃圾婆了。尤其是到老北京人的家里去生活了一段时间，逐渐开始从心里往外变化。
凌子风导演有时累了或是高血压犯了，就由我们自己拍。我们先喊“开始”，然后表演，演完了再喊“停”，不好就再来一遍，感觉良好这个镜头就过了，再拍下一个。
《春桃》拍完上映后，一次我和姜文去“马克西姆”餐厅吃饭，碰到一位多年的朋友，对我的表演赞不绝口，席间他对姜文说：“这个片子晓庆可是比你演得好。”
姜文眨着小眼睛使劲说：“对，对！”我笑而不答。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
《春桃》刚开拍不久，陈国军回到了北京。
有了第三者暴风雨开始来临
一直以来我总在担心着一件什么事，我发现就是这件事。在回来之前，陈国军打过电话给我，在电话中压抑着的暴怒的声调，使我心惊肉跳。
和我预料的一样，暴风雨开始来临。他把我叫到楼上流量计厂厂长的房间，说要与我谈谈。
陈国军咆哮着追问我与姜文的关系。我矢口否认：没有什么关系。激愤之中他把一本书撕成像小指甲盖那么大的碎片。
那是一本写温莎公爵“不要江山要美人”那令世界震惊的爱情的书，是姜文带给我的，书上并没有任何笔迹，我不知道陈国军怎么会发觉。陈国军在部队一定是最优秀的侦察兵，这一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我都一次次认识到并且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后，他拿出了一把刀子来，要跟我同归于尽。我生平最怕这些东西，一下子脚跟又软了。在惊恐之中我赶紧回答了他的问题，承认了所有的一切。说完之后我闭上眼睛，眼泪成两条线行行滚落下来，就在那一瞬间我心里想到这下子我们算是完了。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杂乱，没有章法。稀里糊涂不知道怎么走到今天有了丈夫稀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又想到了这一步。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这个样子，也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
陈国军以后怎么活？我们之间又怎么相处？为什么非要问一个水落石出？我为什么偏要承认？这一承认我就成了残花败柳，纵然陈国军会原谅我也不会原谅自己了。
歉疚，负罪，后悔，慌张，恐惧，五花八门，千头万绪一起涌上心头，酸、苦、辣、咸全堆在一处。我没有回答陈国军要我不再拍摄《春桃》的请求。
一夜没有睡。第二天照样去摄影棚拍戏。我什么也没有流露出来。工作照常进行。
傍晚，脚步蹒珊地回到家里，推开门陈国军不在。父母、外婆全都围了上来。告诉我陈国军在我走了之后吃了安眠药，送到医院抢救还没有回家。是母亲发现快中午了他也没起来吃饭，喊了好久没有声音，于是往窗户里一看，陈国军躺在床上，被子上摆满了我的照片。等了一会儿觉得不对，拿来钥匙开了门进去，才发现他吃了安眠药，全家人吓得魂飞天外，打电话向流量计厂厂长报警，他赶了来才七手八脚地抬到医院去抢救治疗。
我一听脑袋“嗡”的一下转身就往楼下飞奔。刚跑到楼下就看见小兰扶着陈国军慢慢在往上爬。看到他衰弱的样子和苍白的脸色那一瞬间，我的肠子都悔青了。
我在床前端茶，送水，转来转去像个陀螺。我们谈了好久。双方都避开昨天的事。什么我都可以做到，只是做不到立即退出《春桃》摄制组。谈话又成了僵局。
接连几天，我没有去组里上班。想到组里一定为我停止了工作，心像猫爪子在挠。后来，电话响了，导演和韩兰芳都打了电话来，问我是不是病了，表示问候，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要回去拍戏的冲动。
我要回去拍戏，我不顾一切，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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