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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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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还是要离婚。生活,真是一团麻呵。许多事情决不可能像剪子剪乱麻一样一刀两断,从此再无瓜葛,离婚使我仿佛是死了一次。 

这年春节,妹妹晓红从法国回来探亲,先到北京见我,然后我们一同去深圳蛇口。想到一家人久别终于重逢,心里说不出的欣慰。 

我们不停地窃窃私语,晓红告诉我她在法国的经历,我给她讲述她走后发生的一切,包括细细地讲了陈国军。我们从住处讲到机场,从机场讲到了飞机上。在飞机上晓红终于憋不住去了一趟厕所,在回座位的过道上突然伸出一只手拿着一盒糖果,一个声音在说:“把这个带给丹丹。”

晓红脸无人色地回到我这里,一迭声地问我猜她遇到了谁?我说谁?她说是陈国军。并且惊魂未定地说她算是服了陈国军了,居然能猜到我们在今日回深圳,并且神通广大地买到了票与我们同坐一班飞机!

我们俩再也不能安定,一路上叽叽喳喳像两只惊慌的小燕子说个不停。两个神经绷紧的脑袋一直在紧张地考虑对策。 

肯定他也是去蛇口的。万一他过来与我们说话怎么办?万一下飞机后他一直跟着我们怎么办?就孤身两个人又没有人保护我们! 

三十六计归为一计: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飞机就跑,跑得了多少算多少!可是我们还有行李!陈国军肯定没有行李。他比我们快。那怎么办?我们又商量好一出机场就把行李票交给来接我们的靖军,我们上车先走。

上什么车?不能坐火车。坐火车又坐到一处。飞机场有直接开往深圳的巴士。陈国军肯定想得到我们会坐巴士直接从广州机场去往蛇口。他一定会跟着我们,我们坐什么他坐什么。 

那我们就“打的”!“打的”价格昂贵,直接从广州坐往深圳的很少。而且还快,他追不上。好,就这么决定。 

飞机刚停稳,我们就站起来。机上旅客也全都站起来取行李,我们一弯身暂时消失在陈国军的视线之外,不顾一切拚命往前拱,惹得周围一片愤怒的谴责。

跟头扑爬滚下扶梯,坐上了机场内的巴士。在焦急的等待中巴士好不容易微微起动,陈国军的身影一跃就跃进了另一头的车门内!犹如蝎子螫了屁股下了巴士再往机场门口窜,三找两找看见了前来接我们的妹夫靖军。 
一猛子扎到靖军跟前,抓过他的手把行李票塞给他:“快!陈国军在后面!你去取行李,我们走了!”慌乱中看见靖军胡乱地点了两下头,我和晓红拎着包一鼓作气往前疾奔。 

陈国军大步流星向我们追来。不好意思跑,只有快走,我们前后三人像在举行竞走比赛。灵机一动我拉着晓红走到了长途巴士前面,陈国军先一步跨上了那时间唯一的一辆去深圳的公共汽车。

他肯定知道这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也知道我们一定要等靖军的行李,他肯定也看到了靖军。他料事如神。他知道就算是我们不坐巴士坐火车也会比他更晚到蛇口,总之他会比我们早至少是与我们同时进入我的家中。他甚至在车上还向我招了招手。

压抑住内心的紧张,我拉着晓红往回退了几步,假装向着机场的方向退到了他看不到的死角。踮起脚看到他的后背好像是在买票,转身我们俩撒开脚丫子拚命跑。我们跑向那停在车场的出租车,打开车门一人一个跟头翻进了车厢。“去深圳!蛇口!”气喘吁吁我们俩齐声说。

长途跋涉颠颠簸簸在下午时分总算到了蛇口。我们拎着大包小包时走时停,心急如焚。实在走不动放下东西站在那里张着嘴哈气,一回头看见了陈国军正雄赳赳赶上来。 

跑!又跑!到了家的花园栅栏门口,按门铃。后面的身影越来越近,我们双脚直跳。慢吞吞从花园那头的屋里出来了在我家做饭的厨师三哥,我们俩一起狂呼起来:“三哥!开门!快开门!”

终于三哥开了大铁栅栏门,我们两人并成一个卷了进去,翻身锁上了花园,一阵扑腾才进到了客厅中,只听见门铃疯狂奏响,外面陈国军在大喊:“妈!妈!快开门!开门!我是陈国军,是我回来了!” 

我们当然绝不敢开门。也不能开门。我们之间已失去了起码的信任。开门让他进来不知又会闹出些什么事来。一家老弱病残,又是春节,再受惊吓怎么得了? 

我预感到丢人的事又要在蛇口发生了。 

从下午到晚上,陈国军的喊叫声一直在小楼前回荡。绕着我的那幢别墅变着花样使用各种各样的字眼,我惊讶为什么他总是滔滔不绝没发现过有词穷的时候,并且从不哑喉咙。 

天渐渐昏黑,开始浙浙沥沥地下起小雨。铺一个毯子坐在小院门前,陈国军又唱起了那凝结着我们共同回忆的歌:“假如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须臾,口哨声又传来,吹的是我为之呕心沥血我主演主唱他编剧导演的影片《无情的情人》主题歌。…… 

一年一度的大年三十除夕夜已经到了。端起团年的饭碗我心里在想,陈国军怎么办呢?他一定又冷又饿又凄清又寂寞又恼又气又悲惨吧!大过节的到了蛇口被我拒之门外多么可怜啊。他肯定没有想到,一向在他面前优柔寡断的我能作出这样绝情的举动吧?他父母双亡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哪怕是普通朋友也该让他进来喝一杯热茶啊。外面雨下个不停看来还会下大,他今天晚上怎么过呢?依他的脾气他肯定会在地上睡一夜,明天一定会患重感冒吧?

又开始揪心裂肺,假装上厕所躲开父母我来到了窗前,想往外看又不忍看还是回到了桌边。我跟刚回来不久的靖军说你出去给他点钱吧,让他去旁边找个旅店住,有话我们第二天再谈。 

靖军去了半晌回来了。他说陈国军不去旅店一定要进屋。他还说这是他的家,他竟从未来过,今天必须在家住。我一生气掉头说。那就不理他,咱们吃饭。 

饭吃完全家人坐在客厅看电视无不心里惶惶。门外窗外陈国军的歌声说话声高一嗓低一嗓。突然听到花园里“咚”的一声响,全家老小都跳起来吓得半死不活。掀开窗帘缝是陈国军来到窗下好像是打开被铺毯子一边听到他在说:“妈,你们过节吧。我今儿就在窗下睡了。”

全家人吓得抱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摁着肚子头上冒冷汗我又得了绞肠痧。站立不住滚倒在沙发上我喘着气对靖军说:“快,快报警。叫警卫来。” 

本来一直想家丑千万不要外扬,事已至此纸包不住火只有这一种选择。好在蛇口那群别墅是高级住宅,属于重点保安单位,每夜都有专门的警察巡逻维护住户的安全。

母亲颤抖着双手把电话拨通,上牙下牙一直打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晓红、靖军接过话筒简略报告了情况,大概说,花园里有人跳进来,那进来的是母亲的女婿,可由于有家庭纠纷,姐姐正在离婚,母亲不欢迎他进来,现在他已强行进来,我们请求警卫帮助我们请他出去。

警卫答应说尽快赶到这里。想到我个人的隐私又在蛇口暴露,不禁羞愧难当。一抬眼看到九十一岁的外婆白发苍苍在那里站立不稳,瘦骨嶙峋的父亲坐在轮椅上瑟瑟颤抖,母亲跑前跑后闩好窗户关严几道门,丹丹吓得哇哇大哭……一家老小为我的婚姻担惊受怕,外婆、父母风烛残年竟受这样的连累,又心疼家里又牵挂外面,真恨不得一头撞死在墙上。

十分钟以后警卫果然来了。屏着气不出声,连丹丹也停止了哭泣,全家人凝神听着窗外的动静。模模糊糊不大听得真切,交涉好久之后只听警卫最后说:“走,出去,我们去给你找一个住处。”然后就听见脚步声渐远渐轻,最后消失在花园外面。

一瞬间我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我多想立即扑出门去阻止他们,我多想张开双手对陈国军说:“进来吧,进来过节,大家快快乐乐地先过个好年。其余的明天再说……” 
可是我不能够。我心如刀割。尽管心如刀割我仍然是心如明镜,知道绝不能够那样做。多少次的经验告诉我假如放他进来,肯定又是一场新的恶梦的开始。我恐怖地捂住眼睛。不,这些恶梦不能再重复了。我们之间已不再是朋友。让一切都过去,过去,快快过去!

全家没有听新年钟声,也不再看电视,早早地熄了灯躺在床上。睁大眼睛看着黑暗,海涛声一阵阵回旋在我小小的卧室。 

刚才,姜文从北京打了电话来祝全家新年快乐。心烦意乱一肚子气全撒到他身上,我们大吵了一架。两个家庭的节日都让我一个人给搅了,心里像有几只猫爪子一齐挠我得不到安宁。

陈国军的声音又飘过来:“哥们,你怎么这么狠心哪!居然把我赶出来……”“哥们,祝你们节日快乐!”“你好久没有回家了,好好和全家一起过节吧。不要管我……”又唱起那两首熟悉的歌。 

我推醒了晓红。“晓红,你去劝一劝吧,让他去找个宾馆先住下,明天再说。”我央求她。晓红说:“不不不,我不敢。”“你不敢就更没有人去了。要不我去?还是你去吧。”我推着她说。 

晓红迟迟疑疑穿好衣服,出了卧室门去到了二楼的阳台上。“晓红,好久没见了,你好吧?”陈国军热情的声音。晓红说:“好。”“丹丹好吗?我可想他了。他还记得我吧?”又是陈国军的声音。“好。陈国军,你不要这样……”晓红哭起来了! 

堵上耳朵,我不能再听。我的肠子一定会断了。这一切都在陈国军的预料之中吧?这个世界上再不会有第二个比他更能掌握我心理状态的人了。只不过他万万没有料到我居然会有勇气能硬着心肠,就是在大年三十把他关在了门外! 

一夜没有成眠。晓红终于打熬不住,在我身边响起轻轻的鼾声。整整二十多个小时,陈国军唱了又说,说了又唱,唱唱停停,停停说说,屋前屋后来回绕了不知多少遍,直到天已大亮。他总是具有惊人的超乎寻常的毅力。 

后来,他的声音停了。有如大病初愈我下得床来,远远地透过落地富看到陈国军孤零零侧面对着我坐在海边。一股怜悯歉疚又直冲心头。 

平日总觉得自己可怜,其实他比我要凄惨十倍,我们是一对天涯沦落人,可就是阴差阳错到不了一处。自从他离婚之后来到北京,他生命的脐带就切断在山海关外,新的生命,新的前途,新的理想,全寄托在我的身上,一生的赌注也都押在了我的手里,我变成了他所有的维系,无论是他认为还是我觉得,我都是他的命根子。 

可是现在,我要举起大斧把那命根子连接处一刀剁掉了。我在干什么啊这是?我是一个什么人啦我?我怎么下得了手呢?在这春节全家团聚的日子口?他不和我团聚又和谁去团聚?他不投奔蛇口又投奔哪里呢?我这样落井下石算个什么东西混帐玩意儿啊?“世上最毒妇人心”吧? 

唉,这种折磨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大年初一,家里从香港来了好多亲戚。所有男性亲戚轮番出去劝他,没有人劝得动他离开这里。想了好几次请他进来一起吃饭算了!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理智警告我千万别感情用事轻举妄动。一天我都奄奄一息躺在楼上我的卧室里,又羞又急又恼,心又绞痛,我不能也不好意思下楼见客。到了晚上,那揪心揪肺的夜半歌声又开始传来,尽管我困极乏极,仍然清醒异常不能入睡。 

这场炼狱之火的煎熬,直到第三天早晨因为一个小小的发现,才告平息。 

那天早晨,已经折磨得脱了相的我,下决心与他出去谈谈。只要是不干扰全家,我个人无论如何结局,都心甘情愿。 

当我深一脚浅一脚鼓足勇气走到窗前正要掀开窗帘,从窗帘缝里我看到他正拿着照相机,一边整理被褥、毯子在门口的现场,一边对着那地上的东西拍照!拍了几张又过来再把那地铺弄凌乱一点,打量一番换一个角度又拍了一阵。然后他围着房子,屋前屋后各个角度咔嚓咔嚓了十好几下,猛然间我想到他莫不是又在给香港或大陆的报刊留资料? 

震动过后,一股清新的空气贯穿我的全身,我苏醒了。,不管他是不是给报纸提供“炮弹”,可现在他没有悲痛,没有愤怒,只有计谋。从那一片刻起,我真的感觉到天晴朗了,花红了,草绿了,万物原来还是那样的生机勃勃! 

在我后来大量艰苦的与陈国军的财产争夺战中,我消耗尽了存留的最后一丝歉疚。就像牢牢捆绑在身上的铁锁链,一旦砸断,心上的大石头终于全部搬开,我感到海阔天空竟自由。尽管我仍然离不了婚,可是我的心。我的头脑,我的思维,我的灵魂,又属于了自己,本来送给了别人,现在又全部拿回来了。

存在的唯一问题是钱的问题。我给不了钱,因为我给不起钱,我没有钱。暂且不说那全都是我挣的钱。而陈国军认为我是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他一定要分到一半,拿他的话来说就是决不能让属于他的那一半“跟随我落到别的男人手中”。 

我需要钱。打官司需要钱,养家糊口需要钱,吃饭穿衣需要钱,离婚更需要钱。我怎么总是需要钱,我是不是无底洞?好像是一个无底洞。我为什么是无底洞?我闹不明白。原来“走穴”觉得自己挣了不得了的钱,居然曾经发愁这辈子怎么才能把它用完,算来算去一共才挣了十万来块钱,税法公布前七万多块钱,税法公布后五万来块钱,上税上了三万多块钱。还剩两万多块钱,加上以前挣的七万多块钱才九万多块钱。买房子办手续、打官司及保镖费租车费,夯不朗当全给砸进去了。还别提我的那些天文数字的债。 

为了钱还得去找钱。没地方找钱只有“走穴”。“走穴”走不了只有——只有拍戏。 

还得拍香港出钱制作的戏。

在上青岛去税务局申诉
我们第六次为同一税案前往青岛。我是去的第二次,律师们则是去的第六次。 

两位律师先走两天去打前站,姜文陪我随后出发。 

摄制组只有停拍,等着我们的归来。 

我的心里已再存不下歉疚。本来应该对摄制组有歉疚,可是我没有力气也没有余地去歉疚。我只奇怪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对我有歉疚? 

又坐在飞机上了。我坐了多少次飞机?数也数不清。 

我只明白没有钱是不可能这样来回飞的。我又一次想到没有钱绝不可能打这样的官司,绝不可能用这种方法去那千万里之遥的税务局去上税。没有钱就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己冤沉海底,眼睁睁一步步走向抗税,眼睁睁走向灭亡。

税法是一九八七年一月开始实施的。幸好是那年才开始实施。假如在税法实施之前我没有挣到一些钱,假如这次拍《李莲英》没有一些补贴费,那后果又将如何? 

停止。不往下想。 

这段时间,说实话把这些事都忘了。本来是掩耳盗铃,后来时间一长不知不觉把假象当成了现实。虽然仍顶着耻辱柱,可是只要不去想也能苟且偷生赖活着。这一懈怠我连出国的手续都忘了催办了。

拍《大太监李莲英》之前又托朋友去过公安局,所有的材料均已齐全,只剩下发护照了。朋友交涉过好几次,公安局答复说在报纸上看到我离婚案、税案两案缠身(与四川记者的名誉权案公安局可能还没有看到报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官司未了的公民不得离境。

朋友把中院对我的离婚判决书交给了公安局,当然她没有说陈国军已提出上诉此案又到了高级人民法院,那张判决书其实无效。朋友照我事先面授的机宜,只把判决书在主办人面前大概地晃了一晃,公安局接着说,那我们要看到税务局方面的文件。

出国的事又搅和进了那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中。这一来,出国一事已成了僵局。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已沉浸在老慈禧晚年的悲凉之中,现实暂时离我遥远,情况并不那么紧迫,何况在我预料之中,我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沮丧。

在律师出发之前我们召开了“战前会议”。会上没有谈国际形势,也没有议论国内形势,不管它形势是大好还是小好还是越来越好,我们单刀直人谈我的税。

大家一致肯定了这段时间来艰苦斗争取得的成果。毕竟青岛检察院因为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又将材料退回了青岛税务局,还是比过去前进了一步。律师们说,此次青岛之行一定要有理、有利、有节,陈述那铁证如山不能辩驳的事实,务必要争取一纸纠正那“偷税十八万、罚款三十六万”的错误裁定。 

我似睡非睡地听着大家的发言。我对这些事已经烦透了、腻味透了。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向我控诉它们的疲惫,世界怎么这么没劲啊? 

律师们谆谆嘱咐我要好好报告,万万不能出差错。青岛税务局等着挑刺,绝不能疏忽上当。我迷迷糊糊地说这点你们就放心吧。这些数字我早已千锤百炼背得滚瓜烂熟。不信要不要我倒过来给你们背一遍? 

于是我开始摇头晃脑仿佛在念八股文:“二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在四川自贡演出,每场一百元,演出五场,其中三场由体育馆按六场付劳务费,实际收人八百元,缴税二百六十元。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在四川成都演出,每场一百元,演八场,共收人八百元,缴税二百元。二月八日到十四日。在云南昆明演出……” 

好了好了。大家一起说。他们相信我的能力。我的记忆力一向惊人。虽然受了多次惊吓有些损伤,但这些生命攸关的数字应该没有问题。何况已有那么多次在重大关键时刻的重复背诵,别说我,恐怕连律师们都会背了。我甚至还背得出完税后税单的号码呢。我的税单都交给了税务局,我要不把号码记好,万一税务局丢了或是硬说没有还无处可查,怎么办呢? 

我发现自己变了。过去为人做事总往好处想,现在遇人遇事先往坏处想。 

而经验告诉我现在是对的。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几次躲避陈国军的成功以及告那四川说我偷税上百万元的记者,都是先把情况往坏处想的结果。 

过去发现的事都比我想象的要恶劣,现在我至少能保护自己不让事态向更环的方向大踏步发展。 

其实还能怎么大踏步?别说大踏步,再跨一小步就进监狱了。我只不过是在监狱的门外徘徊,我是危若累卵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形势也许就会急转直下,到那个时候没准儿押赴刑场连“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都不许你喊。

律师们说没有那么严重。关键在于你临场的发挥和表现。我说我哭不了,眼泪早就流干了。再说背那一串数字也不知道该在那儿哭。 

大家说不用哭不用哭,只要真挚就可以了。 

我说我也放不了电了。现在没眉毛没睫毛老鼻子老脸的电力也没有。再说那税务局是我的头号敌人,就像白毛女见了黄世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谁听说过火眼金睛还带电的?

大家笑了几声又戛然住嘴。这不是笑的时候,离笑的时候还早着哩。 

他们说随你吧随你吧。设计好了也没有用。 

设计好了是没有用。过去每一次重要场合我都设计周密,可回回都让我的设计落空。 

去他妈的设计个狗屁。

一股火冲上心头。别,千万,千万不能发火。这一次短兵相接,近半年时间交战双方才面对面,我深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闹出那得不偿失的事来。 

我只要还我的清白,只要尊重事实。我不想整谁。也不要报仇。我已被诬蔑、陷害整够了。己所不欲,岂施于人?我只要一张纠正的文件。只要那薄薄的一张纸。唉!那生死攸关,我前途、事业以及一切所维系的纸啊!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吧。凝视着远方我在心里说。 

我不恨你们,真的不恨你们。我不会报复的。我也没有能力报复。你们不会怕我的,是吧? 

你们是为国家效力,我知道我知道。国家有你们这样的工作人员会很欣慰、很欣慰的。为查我的案子你们也吃了不少苦吧? 

其实我们之间本来无怨无仇。不是你们专门要和我过不去对不对?一定是告我的匿名信太多了你们就相信了。再说像我这样的“大腕”在税法还没有普及认识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有税的问题呢?

你们不知道我已有过一次税的教训了是吧?你们没有想到像我这样的众矢之的早就有人捷足先登,我的狐狸尾巴已经被逮住过一次了。 

你们大概以为我这个人狂放不羁、目空一切、不拘小节,殊不知吃一堑长一智正是我所具有的特长呢。之所以留在中国就没有打算成为百万富翁,我才不会为了那区区几个臭钱而失去我一生光明磊落的品格和坦荡的胸怀,你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

其实你们也是有道理的是吧?我知道有一位“穴头”曾交给你们一份手写的白条,上面写明:“三月五日、五月二十九日、八月十日,×××交刘晓庆二十八万五千元”。 

当然这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二十八万五千元因为我不翼而飞了。你们不会无风不起浪的对吧?只不过那确实不是我之所得,你们事先也该问问我啊? 

我相信你们肯定来找过我。也许我为了躲陈国军把你们也躲掉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你们也不了解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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