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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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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去买桌子，挑来挑去挑了一个钟头，看上一张桌子，一问没有货，这是样品，不卖。只有改弦易辙。
又讨论了好半天，选中了另一张，回答说可以卖，但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取货。我们只得又放弃主张，重新在商店里转来转去。勉强又看中了一张，法国人又告诉你没有车送。最后我们只有问他究竟有没有又可以送又可以买的桌子？他想了半天，最后指点给我们一张。横竖没有挑选的余地，我们只好买它。
然后，我们又去买吸尘器，好不容易把买的桌子、吸尘器及乱七八糟的东西吭哧吭哧弄回来再抬上楼，已是掌灯时分了。
我们又累又饿，决定先弄点东西吃。开了电灯、开了电视、开了台灯，然后去开电炉，炉子却没电。我们把所有派有的线路检查了好几遍，查不出任何问题。无奈何只有派一个人去买“比萨”饼来充饥，我们眼巴巴地在屋里等着。突然一个朋友在厨房叫起来：“有电了，炉子烫得要命”！结果，“比萨”饼也买回来了。
吃过饭后，我们打开吸尘器，想先打扫房间。可是一看，只有吸尘器的机身，没有吸尘器的杆，这怎么办？根本不能用。于是只好又奔上街去买吸尘器的杆。
买回来往上一套，不对，还缺前面的扫帚，气得我们一边跺脚，一边又冲出去买扫帚。到了商店又不知道扫帚的规格，又跑回来取杆。急匆匆地把杆和扫帚拿回来再往上一对，不行，又少了杆和橡皮管之间连结的拐脖，只得又百米赛跑去买拐脖。
拐脖买回来了。把所有的杆、扫帚、拐脖全连在一起了，可以吸尘了，又发现机身里没有装垃圾的纸袋，于是又上街去买约袋。
晕头转向地把纸袋装好，电源插上，打开开关，吸尘器终于可以开始工作了，得，吸了还不到两分钟，机身里突然冒出了浓烈的黑烟，吸尘器坏了。我们再也没有半点力气了。大家一摊泥似地坐在地上，抱着头，懊恼得不知怎么解脱。
半晌，我们共同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外国人，肯定是这个房间的幽灵不欢迎我们。大家一古脑儿爬起来，决定向房里的鬼魂求情。我先跪在壁炉的面前。大声说：“爷爷奶奶，我们从中国来，我们都是好孩子，你们接受我们吧！”我感情真挚，突然间不知怎么回事，一股酸楚涌上咽喉，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妹妹晓红也跪在地上，用法文说：“外婆，我们是喜欢您的房子才来住的。看在我们从那么远的中国来的份上，不要生我们的气吧！”我们趴在地上，脑门着地，扎扎实实地叩了三个响头。我看见妹妹虐待红想笑，拚命对她摆手。
你们猜怎么着？从那以后，一切事情居然顺利了。第二天，我们从扔掉的吸尘器纸箱的隔层里捡回了全部吸尘器的配件。原来，是我们自己在心慌意乱中把它们扔掉了。
在香港涉嫌使用假护照
在法国我逐渐越来越问，越来越惆怅，也越来越忧郁了。我产生了强烈的欲望离开法国去东方。
我要出去旅游。最熟悉又最想去的地方是香港。‘
可是，最不好用的护照就是中国护照。
我的香港朋友出钱出力，为我和晓红办了两本多米尼加的护照。
多米尼加是南美的一个小小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护照可以用钱得来。朋友为我们在多米尼加投了资，于是我和晓红拥有了多米尼加国籍。
拿到护照后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做。签上名、按手印、贴好自己的照片、再复上胶纸，护照上居然还盖上了多米尼加的出境章。天知道多米尼加在什么地方，长的是什么模样？
想到中国的大明星成了多米尼加的公民不由得想要笑出声来。十一亿人的代表在国外旅游居然要借助那小小的远远的国家。
可是多米尼加的护照比中国护照理好用得多，去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用签证，而中国护照去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签证而且签到证。
在香港，多米尼加护照不用签证可以住一个月。
朋友告诉我用两本护照要小心。我晃晃脑袋想不明白。小心？怎么小心？我多加注意就是了。
兴致勃勃我和晓红订了机票在圣诞节前后前往香港。并计划晓红从香港回深圳与家人团聚过春节，我顺便办一些其他事情，再等她出境一起返回巴黎。
在巴黎机场每天海关小姐直翻我们的中国护照。上面没有香港签证，她不允许我们上飞机。得意洋洋我们又掏出两本多米尼加护照，小姐的脸上立刻像鲜花开放直说对不起对不起。
香港机场我们异常顺利地通过了海关。刚一海关我和晓红就高兴得跳了起来，这护照真好用，我们今后可以常常用它！听说多米尼加是中国禁止使用的八国护照之一，据说这个国家卖护照挣钱声誉很差。不管那么多，去中国不用这本护照就行了，我反正也回不去。晓红目标不明显，没有那么麻烦。
朋友们在香港机场外等我。一见到他们我飞奔过去连声欢呼。闪光灯、鲜花又连成一片。啊，这里的空气怎么都是那么舒服啊？潮潮的、腥腥的。是从深圳刮过来的海风吧！
还是东方舒服。我是东方人嘛。
转眼间到了圣诞节的前一天，花天酒地之后晓红要回家了。临行前我去送她。在酒店里吃告别饭，姐妹俩相对无言。
一个小时以后晓红会踏上归途，四十分钟就到达深圳，再坐上出租汽车，她就可以暖暖地与家人在一起吃团圆饭了。
我百感交集。蛇口在我肉眼都能看到的地方，对于我却是咫尺天涯。给家里打了无数次电话，家里人都异口同声要求我千万不要回来。
我无尽地羡慕晓红。她有丈夫有孩子有我这样爱她的姐姐，她还可以回家。
而我似乎在命中注定沦落天涯、飘泊一生。
晓红突然哭了起来。
我扭头看她，百思不得其解。问她为什么？怎么了？她说不出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往铺在腿上的餐巾滚落。
莫名其妙地胡乱安慰了半天，站起来送她上路。
在香港工作的表妹前来接她，她们约好一同过深圳海关。临分别时晓红问我出香港多米尼加护照会不会有问题？我开怀大笑，告诉她只要切记进中国用中国护照就行了，香港这地方是出去容易进来难。哪有要离开这里还把人抓回来的道理，放心放心放心。
雨过天晴，晓红和表妹说说笑笑离开酒店，看着她们幸福的背影，一股怅然弥漫了我的全身。
平安夜。香港处处灯光闪烁。著名的东方之珠遍布了节日气氛。
在凯悦酒店，我和朋友们欢聚一起，度过那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宁静、喜庆的圣诞节。
杯盘碗盏的碰撞之间，闪过几下晓红。啊！她现在正和儿子、丈夫、父亲、母亲、外婆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吧？
我们热烈讨论起那购买楼花的事。谈到香港目前楼价飞涨，好多人作楼花转手买卖都发了大财。
我赶紧讲我也买过一批楼花，在××地××区，大家都说我很有眼光，那地方很有前途，过不了多久便可抛出。
我立即拜托一位朋友帮忙管理此事，到时候该抛出给我电话，我来港作文件，把楼花弄出去赚了钱我们俩分。
兴奋之间没有忘了咨询有没有税的问题，答复说炒楼花和炒股票一样属于资产增值，不在上税的范畴。
隐约间好像有“大哥大”在响。“有电话！”喧嚣之中我大声喊。每个人都往身边乱找，一位朋友打开手机，电话铃戛然而止。
我们继续刚才的讨论。我燃烧在那即将呼之就开的阿里巴巴宝藏库大门的热情之中，我差一点就要喊出声来：芝麻，开门吧！”
朋友在向我说话。是那位接电话的朋友。看她的口形像是在说晓红。晓红肯定到家了向我报平安呢。
一边继续说话，一边接过电话机。“喂？”我喊。
那头传来表妹的声音。她在深圳。在过香港海关的时候，晓红的护照出了问题，被香港海关扣了。
“什么？怎么会？”我脸色突变。
表妹说她也不知道。她说，快想办法救晓红吧，她太可怜了。
大家都看我。我的脸色一定特别不好。
我飞快地给他们介绍了一下情况，我有些着急。
朋友说不要紧吧。也许问问情况就放出来了。我一想也是。再问多米尼加护照会不会有问题？大家说不会有问题，香港好多人都有，也用，没听说出过什么事。
我还是有些神情恍惚。朋友说，这样吧，我打电话给律师，请他与海关联络，问问情况也好放心。我说那好太好了好极了，我本人不用去吗？
朋友一起说香港是法制社会，什么事都是律师出面，你根本用不着操心。脑海中浮现起在青岛税务局律师被赶一幕，我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稀里糊涂地结束了酒会，晓红没有消息。律师来了电话，电话说晓红被怀疑使用假护照，她自己也承认是买的，并且说是五万法郎买一个，还盖了手印，表示说可以“前堂公证”。
我问什么是“前堂公证”？就是说这绝对是事实不能反口。我说那不是真的，晓红根本不知道护照是怎么来的，她肯定怕事情连累我才胡乱说。
律师说，海关告诉晓红，只要她承认护照是买的，并且盖手印签字就可以帮她。晓红傻乎乎以为是在大陆，只要写个检查就可以蒙混过关。海关第一句就问她你这本护照多少钱买的？晓红随口胡编说了五万法郎，又问她谁为她买的？晓红想绝不能说出姐姐，临时想了一个名字，是法国人，叫咪咪小姐。
律师说情况不大好，也许会非常严重，香港海关说不定还会查当日进关的电脑，就会把我也查出来，弄不好连我也不能出香港。
我忙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中国大明星使用多米尼加护照简直是奇耻大辱，中国人民不会原谅我，新华社也不会原谅我的。而晓红，她说的全不是真的，她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她为了保护我不能说护照是我给她的，又说不出谁给她的只有胡编乱造。
朋友说，在香港没有律师可以什么都不说。香港海关这样做就是欺侮大陆人不懂法律。朋友还说，有一次她有一个官司，律师不在场，问她什么名字，她说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她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她说不知道，全部不知道，别人也无可奈何。
朋友还说，你没看见电影上警察抓犯人当拿枪对着那人犯的脸或胸膛时，首先说：“你可以请律师”吗？
朦胧中一想，好像有那么几个镜头是那么回事。
律师说晓红签了字盖了手印，翻起案来非常麻烦。我说，拜托你了，这件事就委托你了，谢谢你，麻烦你，千万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律师说，你放心，我是你朋友的朋友，明天我去移民局会看到晓红，一切情况都会弄清楚。
我说，晓红什么时候能出来？律师说，海关有权可以扣留三天，假如没有太大的问题，三天之后肯定会出来，三天如果出不来事情就大了。
我问事情会有多大？律师说使用假护照根据香港法律要判刑进监狱十八个月。
带着哭腔我跺脚又问，那怎么办怎么办？律师说，我们可以先把晓红保释出来，一切下一步再说。
律师和朋友讲好，第二天上午晚一点在他的律师楼见面。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上午晚一点儿，我和朋友到了律师的事务所。
朋友熟门熟路几下子就见到了陈昌浩大律师。
陈律师开门见山，告诉我他已见到了晓红。也看到了晓红交代的状纸，她讲得很糟糕。看样子移民局三天后不可能放她出来。她现在拘留所，条件非常差，和那些从国内偷渡到香港被抓住的人关在一起。
可怜巴巴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律师神色不变，从纸盒里抽了一张纸递给我。他对这些事已见惯不惊。我擤了一下鼻涕，假笑了一下，很不好意思。
律师继续说，明天上午法院开庭，可以要求保释晓红。我忙说有希望没有？律师说一半一半。朋友插言说，律师讲话都是不能讲得太满的。
我说我能见到晓红吗？律师说明天上午就可以见到了。
不过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这话我没听懂。
律师和朋友都劝我不要去法庭。法庭上有记者发现你了，报纸登出来这事可不得了。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我可以乔装打扮尽量小心不让他们认出来。
争论了几分钟，我坚持非去不可。看我如此固执坚持，他们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我担心晓红不懂事明天又在法庭上胡说八道，律师说，这是香港，已告诉晓红，只需要说三个字“不认罪”，其余的话律师都会帮她去说。
我又忙问，听说在法庭上你们全用英文，那晓红只会法文不会英文，用中文会不会法官听不懂？律师笑了，说她可以用中文，法庭上有翻译。
接下来谈论需要两个在香港有头有脸有地位的人担保。朋友说她可以保，还有另一位朋友也可以保，那位朋友非常乐于助人，一定会帮忙，这一点她可以担保。还讲到大概需要保金二万元。朋友说，她可以负责没有问题。
转眼间到了第二天上午。
早早地我和朋友到了法庭门口。戴眼镜戴帽子还系了一条围巾，怕引起别人注意，我们远远地坐在大厅尽头的咖啡酒吧。
陈律师在与什么人热烈地交谈。大厅里的柱子庄严雄伟，富有法律气息。人们三三两两走进法庭门口，大厅里回荡着的只有皮鞋咯咯的声音。
正点差一分钟，我们悄悄溜进了门内。埋着头找了个位子坐下，脸红筋胀，血管好像要破裂。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这样的法庭。法庭的格局布置与我在外国电影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正中央面对我们是法官的座位，一个高大的椅子在桌子后面巍然挺立。法官的座位旁边有一张讲台，大概是翻译或是书记员或是副法官什么的说话的地方。
面对法官的右边有一个拐了弯的通道，四周全围上了密密的栅栏，在那出口处站立着两个凶巴巴的警察，我想那肯定就是人犯出来上庭的地方了。
陈律师已和一大排的人在最前面就座。朋友告诉我，其他人是移民局的官员和他们的律师。
须臾，法官迅速走了出来，坐在那庞大的椅子上。他戴着那法官特有的官帽，胸前有一个白白的围巾，像十几世纪的英国绅士。有没有戴那仿古的假发，由于是近视眼我看不清楚，这时候听见宣布开庭。
所有的话全用的是英文。说得又快又流利还复杂，我根本不可能跟得上他们的步伐。朋友一直给我翻译。只听见大声宣布了一句什么话，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野内，是晓红！她果然从那栅栏围住的窄窄通道里走了出来！
两个警察跟着她。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穿的还是那件在香港我为她挑选的衣服。此情此景此时此刻她太像一个犯人了，而且像的就是那我们在外国电影上常见的犯人。
我的心一阵阵地抽紧。睁大眼睛望着晓红的背影，我的视线都花了。晓红的背影很快和那一格格的栅栏交织成了一片，分不清谁是谁。
只听到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说话。朦朦胧胧带着浓厚的四川音说的是国语。定神一听是晓红在说：“不认罪。”律师事前教了她！整个法庭只有她一个人说国语。法官又问了她一遍，晓红大了些声：“不认……”真该死晓红，就三个字，而且生命攸关的三个字都说不好。
这时移民局代表站起来先讲晓红的罪状，朋友一迭声地为我翻译。移民局说晓红身上有两本护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不能有双重国籍，并且犯人自己承认是用五万法郎买的，触犯了香港法律第××××条，买护照应判刑十八个月。
我的律师站起来开始说话。他连珠炮般阐述要保释的理由，滔滔不绝。律师大意说，晓红是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她的护照是她的胞姐投资多米尼加为她争取到的名额，使用多米尼加护照是为了旅游方便。况且法国允许双重国籍，香港法律也允许投资移民。
移民局代表大声说，她自己都说是买的护照，并且还供出是法国巴黎一位咪咪小姐教她盖手印、签名、放好照片再复上胶纸，犯人自己说可以在前堂公证。
律师说，多米尼加等国投资移民有过这样的做法，把护照发给投资人由投资人自行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的委托人因为是大陆人，不懂香港法律，不知道前堂公证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律师停了一下，更重要的是她胡说八道是为了保护胞姐，因为她的胞姐是中国大陆非常著名的大明星。
移民局站起来用手指着陈律师的方向说：“她的胞姐是谁？”
陈律师说：“Refuse（拒绝）。”
此时前面记者席里几个人一齐回过头来。我条件反射往别人身边一闪，可是晚了，记者已看见我了。糟糕！朋友拉我快走，快离开这里，我冒着危险赖在那里要等待最后结果。
移民局又站起来说，既然她胞姐是大明星，轻易拿得出二万元替人犯保释，那么放她出去后谁担保得了她不从香港潜逃到别处？
律师又站起来为晓红辩解。
法官敲了三声锤子，宣布休庭。
最后晓红不允许保释。
我和朋友赶快低着头混在人群中下台阶，一直感觉到脑门上镁光灯闪闪。我推开朋友，告诉她我们分头出去，因为她是香港名流，不要受我们连累。况且看到她也会猜出我来，基本每次我去香港都和她在一起。从眼角余光中我看到记者们扑向法官的讲台，我知道那里有陈律师的反诉文件，文件中有我的名字。
完了。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一闪。
多米尼加领事馆给了我狠狠一击
第二天早上，全香港的报纸登出：“刘晓庆胞妹涉嫌使用假护照被告，法庭正在审理之中。”文章里将案情经过，我去法庭旁听等一干事，写了个明明白白。
朋友直埋怨我不该不听她的话偏要去法庭。我却死猪不怕开水烫，事已至此反倒一脸的坚毅之气。我对晓红不被保释伤心之极，而最关键的是自己也使用了多米尼加护照，万一被扣在了海关，再抓我进去，晓红更救不出来了。
我一口拒绝了朋友让我找香港新华社寻求保护的建议。新华社肯定不会帮助我。中国人民也不会原谅我，在他们心目中“头号偷税犯”呼声未停我又跑去了法国，还违反法律使用多米尼加护照，还被香港海关扣住，简直是奇耻大辱，活该。
我使用多米尼加护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就是自动放弃中国国籍，中国政府在香港的代表也就是新华社，怎么可能出面去保护两个多米尼加公民？别说名不正言不顺，就是他们出面保护不更证明了我们的护照是假护照么？岂不连他们本身也违反了中国公民使用他国护照自动放弃中国国籍的法律？
一时间我对自己使用多米尼加这个护照后悔莫及。我一片好意处心积虑弄来这个东西也害了晓红。现在祸越闯越大看不出有什么好结果，又身在香港，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钱，我走进了死胡同。
而我只能在香港逗留一个月。多米尼加护照最长只能停一个月。
这个案子越闹越大，也许中国会取消我的国籍。我和晓红就变成了多米尼加公民。可是多米尼加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语言出产什么东西有没有电影制片厂，我一无所知。而且鬼才要它的国籍！我，一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泱泱大国的电影明星，不，还不是电影明星，是电影皇后，对，是中——国——影后，岂能是那小小弹丸之地的多米尼加人？简直是笑话！
我无比珍惜地掏出中国护照左看右看。可律师告诉我，法律规定用什么护照进关，必须用什么护照出关，至少还得再用一次多米尼加护照才能离开香港。
并且说，如果晓红被认定是假护照，那么我的护照一定在被怀疑之列，会被输人电脑，很可能一出关就被拦截。
朋友说，香港移民局是最厉害的。尤其在“九七”香港即将回归中国前夕，愈加变本加厉，更加仇视中国人。那天她与律师前去拘留所，看晓红和那些偷渡的内地人拉家带口全挤在一块，大人哭孩子闹真是可怜。
朋友还说到一次越南有条船去别的地方路过香港，由于没水了停在香港加水，被移民局认为非法逗留全部扣押了起来，官司打得旷日持久沸沸扬扬，电视台报纸一通转播登载成为头条新闻。那一天法院开庭宣布越南船民无罪释放，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越南人欢天喜地雀跃而出，一迈出法院的大门移民局早就等候在那里，一个个又被手铐铐住乖乖地回到了监狱。
大家都说移民局厉害，惹谁也别惹移民局。在世界各地旅行一定要了解当地法律加倍小心。朋友说她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从某国回香港，他的朋友托他带一包东西给亲人，在路过×国时下飞机办转机手续，结果在他的朋友托带的东西中查出有海洛因，根据当地法律，携带毒品属于犯罪，要枪毙。朋友再三申诉也没有用，于是在异国他乡命丧黄泉。
越听越害怕，我那许久没有的眼泪又奔涌而出。又开始像偷税案时那样连声问，怎么办那怎么办，我该做些什么？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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