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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游戏-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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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没有注意或不在乎的是,里根对于主要议题或他自己政府的运作方式并没有强烈兴趣。对这些议题及政府运作方式深入了解,不但可以教育总统,更可以保护总统。里根很信任别人,认为别人可以保护他,使他免于伤害。但里根第二任期的幕僚,无论是在判断力或政治技巧上都不够敏锐,里根疏于控制幕僚给他带来成堆的麻烦,伊朗事件使他的烦恼达到极点,他松散与放任的态度遭受到了凄惨的报应。
对许多其他政客和政府官员而言,华盛顿紧张的生活方式常导致离婚或家庭压力。华盛顿是全国心理医生最密集的地方,大概跟纽约差不多,证明了华盛顿生活的工作至上和压力锅的气氛是一种职业风险。华盛顿单调的生活方式也使人早生华发,当然偶尔国会里也会诞生诗人(缅因州的柯汉参议员就写了一本诗集,还和哈特合著了一本间谍小说),记者们也演些业余的戏剧小品,而且每人在春天时都会去赏樱花,周末到切萨皮克湾或蓝脊山度假,但却很少人得到真正的休息。
华盛顿的政治圈将社交生活视为事业的延伸,所以平时的夜晚都无法轻松,人们每个礼拜有三、四个晚上都有约会,有时甚至一个晚上有好几个约会,他们通常都以地位和头衔来与人交往。在晚餐或其他非正式场合,就有私下的种种交易:记者们向官员和政客要内幕;政客们则以要求好评作为交换;说客需要政客来帮助立法,政客们需要说客的金钱与选票。当然,轻浮与幽默也存在其间,但政治市场中的这种基本交易却逐渐减少了。
有些比工作压力和豪宴华服的虚伪肤浅更基本的东西,经常令政客们的私生活了无情趣。他们似乎都很符合雷斯曼所说的“寂寞的一群”。他们的公众生活为他们带来如果没有上千也有上百的与人接触的机会,可是藏在这个友谊深处的却是达尔文主义:人人都在奋斗以求透过物竞天择而成为一山之王。权力游戏中的竞争性使得人们不敢表露出他的弱点,也不敢表露出他对生命的质疑,而这些弱点和质疑,正是所有亲密及真诚友谊的基础。
对一个政客而言,有些弱点简直是致命伤,所以他们对政敌甚至对选民都刻意掩饰自己的弱点和犹疑是很自然的,这些特殊亲密关系所需的内心世界的倾诉,对多数政客与官员而言是极度危险的。
参考一下最近的历史:1968年,前密歇根州州长罗姆尼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曾告诉新闻界他在越战问题上被五角大楼洗脑了,结果反使他受到致命打击。前参议员穆斯基也在1972年的总统竞选时,让记者们看到他在新罕布什尔记者会上为了他的妻子被新闻界修理而落泪,结果也受到了政治伤害。密苏里州的参议员伊格顿也从民主党的选票上被删除,因为他透露出早年他曾接受心理治疗。在1984年,参议员哈特也因为别人一直质问他为什么更改自己的名字?又为什么在官方自传中少报自己的年龄?1987年他更因为被紧追不舍婚外情的问题而退出总统竞选。参议员拜登也因为坦承自己剿窃他人的竞选演说,与夸大他法学院的成绩,而必须放弃总统竞选。
大多数的政客都很小心翼翼地去隐藏这种个人的弱点。华盛顿一名曾在国务院任职的心理医生皮色尼克表示,政客、记者和其他政治圈内的人,都需要一种夸大妄想症才能在政治领域内有效的运作。他说:“他们必须时时怀疑别人的心意、动机和处理方式来行事,但当他们把这些带入家庭生活或亲密的人际关系中时就产生了问题。”
看着众议院的议员们群聚一堂投票,我可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同在战壕中一起服务所产生的兄弟之情。参议院比较不似众议院那般夸张的亲密,也不如过去那么像俱乐部,有些人的确能够结交到很好的朋友,但多数政客都与人保持适当距离,在公共场合仅打打招呼或拍拍背以示亲昵。新近的幕僚助理们透露说那些看起来最亲密的伙伴,包括里根和贝克之间,都有一种隐藏自己真正的感情,和避免别人太接近他们的自我保护的本事。
参议员杜伦柏格坦承有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的存在。他说:“我们在这儿都有自己的权力袋,当你想争取到51票时,你就得证明自己是不容易受伤的人。但是可亲可近的关系和友谊却能使你容易受伤害。在政治的世界里,有时你必须接受批评,你必须听不想听的事,容易受伤害的性格在这里是不适合的。”
皮色尼克医生认为对权力的索求与冷酷无情的步调,源自于不适应的内心感受和产生寂寞的不满足感。他说“还有一个权力瘾在作祟,你必须永远往更高处前进,这种追逐一直持续,寂寞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友谊在这城市是很难获得的,友谊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它在职业政治的生涯中一点根基都没有。不如你我所想象的那么信任别人,在他们为了选区、立法与家庭的种种要求而把自己绷紧了,人们会问:‘我还有什么?我是谁?’他们都在舞台上像个永远都准备好笑话的喜剧演员,有些涉入权力的人,都忘了自己还是个‘人’。”
男人的城市
过去15年里,权力游戏中,女人的力量与责任已大幅成长。但纵使女权主义的压力也尚未改变游戏的进行方式。政治一直是男人的专利,而女人也学会了如何面对硬战。
从1972年麦高文竞选总统开始,无论是在扮演副总统提名人、内阁阁员或最高法院法官、国会议员、幕僚、说客或记者,华盛顿的女人变得更多、更主动、更鲜明出色。麦高文竞选时以强烈的反战主张及国内的平等及社会主义燃起了女性的政治活动热,并使得上百位能干的女性进入地方和中央阶级的政治领域,这种改革打破了国会里老式的权力架构,开放了更多的机会。
1972年,参院中有两位女性参议员,众议院有13位女性众议员,到了1978年,则有两位女参议员和22位女众议员。过去的习惯与连任议员使得改变进行缓慢。从基层干起的女性要做到成为够资格的候选人需要多年时间,但在州的层次,女性地位正蓬勃发展。1974年,康涅狄格州的格拉索成为近代第一个当选的女州长,现今全美则有3位女州长。各州的女州议员则从1973年起增加3倍,到1987年女性已占了全国席位的15%。
这些数字仅能说明部分的事实:国会山庄的态度已有极大的改变。1973年时,科罗拉多州的反越战的女性民主党国会新鲜人施露德还受到军事委员会主席赫伯特的性歧视,现在国会的态度则已大幅改变,赫伯特的劣迹使他在两年后失去主席的宝座。如今众院里的两党协调会议都至少有一位女性居领导地位。1977年女性议员为处理女性事务而成立协调委员会(同时对男女议员开放),现在已愈来愈有声有色。但直到1985年众议院的健身房才允许女性议员进入,这在过去一直是男性议员所坚持不答应的。
民主党全国大会的前政治处长路易斯说到:“现在国会里的女议员和儿十年前截然不同,她们不再是寡妇似的去实践家族的遗志,而是真正在追求她们个人的职志。”
女性政治活动的提升也推展到其他领域:负责与行政单位联系的联络办事处、游说、公共关系、新闻界。女性说客在1975年已建立起她们自己的协会,现今声称有800名会员,最杰出者是韦克斯勒和蕾诺,她们分别来自卡特和里根时代的幕僚,属于城中最有名的游说公司之一。女性记者过去一直被全国记者俱乐部所多方阻碍,在1970年她们加入华盛顿记者俱乐部,也就是全国记者俱乐部的对头,使之一下子增加了数百名会员,全国记者俱乐部在1985年时同意女性记者加入。公共关系已经成为女性一项方兴未艾的行业,南希里根的前新闻秘书泰特现在是一名顶尖的公关主管,她告诉我她担心公关可能成为女性的“粉红领贫民区”。
当然,最具戏剧性与象征性的变化发生在政府的高阶人事,早期总统内阁人选顶多只有一位女性作点缀,而卡特和里根则各有二、三位女性内阁成员。1981年里根打破惯例地提名奥康纳为最高法院的女性法官,但女性地位更大的突破,是在1984年民主党提名纽约州众议员费拉洛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我还记得站在旧金山的全国代表大会厅里,第一次看到她以候选人的身分出现,整个大厅里的人都为之震撼激动不已,尤其是女人。
虽然女性正在新领域里迈进,且男性政客也承认他们在高层次活动中必须纳入女性,但权力游戏仍是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如果女性不再是例外,一些老式的算术仍能适用。举个例,众院的共和党会议副主席马亭在众院的委员会幕僚助理中女性达51%时说:“在华府赚4万或更多的75%是男性,赚2万或更少的人中74%是女性,女性正接近参议员更多的私人幕僚高阶工作,但她们还不太能够打入白宫幕僚的核心,卡特时代负责白宫与外界政治团体联系的韦克斯勒是个特例。”
某些政策和政治领域仍完全是男人的天下——如国防、情报、武器管制、高级白宫幕僚和政治竞选策略。身为全国最有权力的女人之一,葛莱姆夫人的观点相当委婉却令我印象深刻。葛莱姆夫人并不是一个70岁的傲慢自负的女性主义者,而是像其他有力量的女性一样,希望男人能更平等地对待女性。
她说:“确实有很多女性从事很棒的工作,像参院的凯西邦和内阁的杜尔夫人”,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带着有点严厉与悲哀的口气接着说:“但我必须告诉你,这儿仍是一个非常男性沙文主义的城市,这虽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但我认为这对于到这里打天下的已婚妇女是很艰辛的。她们参加晚宴,别人会以某人的太太来看待她们,我是说别人会问:‘你先生作何感想呢?’”
寇派翠克在1984年底,由于没有争取到三个高阶外交工作的其中之一,在记者会上公开怒斥新闻界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而引起骚动,她的批评与抱怨的确反映出我们社会的一些病征:新闻界称基辛格为基辛格博士,而她则被称为寇派翠克“太太”,虽然他们两人都有博士学位。
在竞选政治的激烈游戏中,女性想要打入核心还是相当困难,有个主因是她们很难打入筹到款项的重心。男人不仅赚比较多的钱也会花钱。前纽约州长哈里曼的遗孀潘蜜拉哈里曼,在为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募款时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并且在1986年帮助民主党取得了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但她是个特例。
谈到如何使女性在政治上拥有更多的权势,游说高手蕾诺说:“最大的秘密就是使人们出钱、募款,而这正是女性最弱的一环,金钱是政治的母乳,为政客募款早已是男人天生的本领,对许多女性而言,这是很不雅的,慈善募捐又是另一回事,她们不喜欢为政治募款,觉得难以启齿,叫男人来开辟筹钱的管道较容易。”
竞选策略和咨询的艰苦工作也同样难以介入,女性的民意测验专家只有极少数几位:共和党的迪沃和民主党的林区。此外也仅有少数的女性政治顾问和战略专家。
但1988年的总统竞选却有一些突破:1980年小肯尼迪和1984年蒙代尔的总统竞选高级助理伊斯瑞区成为州长的全国竞选负责人——她是第一个担任全国性职务候选人高阶竞选工作的女性。杜尔参议员任用迪沃负责民意测验及麦森为他的新闻秘书,布什则以巴尔杜为新闻秘书(此二人皆为女性)。
总统竞选人杰克逊牧师的政治顾问路易斯评论说:“总统竞选是美国政治的最后一间密室,但今年就是我们看见密室逐渐打开大门的时刻。当然,我们有很多困难,障碍依然存在。”
路易斯的“密室”比喻很能符合华盛顿的权力游戏的情景。她和泰特及葛莱姆都是对的:华盛顿仍是个男人的城市,而橄榄球是它的游戏。我有些朋友喜欢将政治与扑克牌游戏比较,因为它的惊人赌注,虚张声势和起伏不定。其他人则把政治当作是赛马或越野障碍赛跑。
华盛顿是个橄榄球城市,而橄榄球正是华府政治最恰当的比喻。在超级杯季节或当球队在竞赛联盟时,华盛顿红人队的比赛每年都场场爆满。在华盛顿最令人羡慕的,就是拥有一张红人队最佳的球季票,或是被邀请到红人队老板库克的私人包厢中。橄榄球像链环一样,蔓延在华盛顿的两个世界之间:以庞大黑人为主的中心城市和多数是白人且居住在郊区的中上阶级政治城市,红人队从哥伦比亚特区发展至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州,在没有任何市长、州长或其他任何联合机构的情况下,红人队为华府社会提供了一种它所缺乏的象征。
更甚的是橄榄球很符合权力游戏的精神与内涵。政治上的华盛顿通常注意力集中的时间都非常短暂。人们的心态,是集中精神看“本周大赛”,宁愿作一周的斗智游戏,而没耐心看完整个球季162场的比赛。权力竞赛的活动更能反映出橄榄球的精神,两者都是接触性的运动。
想想看这些活动,棒球提供了明确的直线注意力——投手对打击手,棒球的轻脆声响,外野手在绿色球场上接起小小的白球,他掷球的速度必须和打击手奔驰到一垒的速度比赛。不错,满垒的全垒打或盗垒时的飞毛腿更会造成高潮,但通常棒球更能代表一种有秩序的技术考验,而不像橄榄球的倾轧混战或抱球者与扭倒者的冲撞,好似国会中的混乱和议员的口角或白宫和国会的争执。橄榄球就像政治,传球的方式扑朔迷离,随时随地都有情况发生。
也想想看游戏的精髓:打棒球时任何一局都可能爆出冷门,一场低分的比赛也可使比赛无时限的延长,或简单的在第九局结束。
但橄榄球,尤其是职业橄榄球比赛的时间都事先设定好,且通常球赛过程都是可预期的,上百万的电视观众都能作证,只要你能在中场或第四回合时坚守住自己的位置,即使错过较早的动也无妨。在使人紧张的倒数时刻,球队进入2分钟的演练,电视广告,教练与四分卫的商议,和不可避免的伤害,都使观众紧张万分。在最后的几秒每件事都变得疯狂眩惑,这关键性的时刻决定了球迷是兴奋的凯旋或怅然的离开。
那正反映了国会的步调,审核预算时连续数月,沉闷冗长的议程或讨论MX导弹时场中乏味的策略,有时也为因人质危机而暂时转移注意力。由于夏季休会时间的迫近,速度会加快,政治疯狂也开始登场,两党两院都进入最后两分钟的演练,新预算和赋税公式产生了,四处弥漫着妥协的气氛。8月和9月初的漫长期间就相当于政治上疯狂的第四回合,在类似通俗剧结局时似地,总统威胁要关闭政府,大家再度回到场内,时常在最后几秒才敲定方案。国会与白宫都是在悬崖峭壁上玩的人,就像橄榄球员,他们打赌自己在最后时刻仍能赢得争战且算准了时间触地得分。
当然,政府是一连串严肃的政策游戏,但就像橄榄球的比喻所反映的,有很多只是表演性的。年复一年,那些活动都是相当地固定,那些重复的技巧和策略,使得我们观察者更易于研究其中的玩家和游戏规则,以便更了解整个活动。
第七章 竞选游戏
第七章 竞选游戏
在1985年9月的某一个早上,距后来历时5个小时听证会还早,已有迹象显示将有媒体瞩目的大事会发生了。罗素参院办公大楼的大厅里有一大群青年排队,还有若干电视摄影小组人员架起了设备。开听证会的室内一下子就挤满了人。
房间内挤得几乎动弹不得,记者席亦然。门口站着穿着笔挺白衬衫的阍者。前来旁听的观众情绪热烈。这一天参院商务委员会要讨论的是摇滚乐诲淫诲盗的一面。委员会主席丹福斯参议员警告旁听者不得鼓掌或示威。他说,此次听证会不在考虑立法,只在“开辟讨论此问题的论坛”。
首先发难的是财政部部长贝克夫人以及田纳西州参议员高尔夫人。她们与其他人抨击“色情摇滚乐”(乐迷的行话称“重金属”音乐)有日益呈现暴力、色情的趋势。贝克夫人对委员会说,描述性的歌曲“歌颂强暴、性虐待与被虐待狂、乱伦、邪教与自杀”,明显地,对青年有不良影响。高尔夫人代表“家长音乐资源中心”发言,她虽然力避公然倡言检查制度,但她呼吁唱片公司自动在套外以警语标示“内有暴力与性的抒情诗”。
稍后,重金属乐的歌手与作曲家斯耐德出现时,会场一阵骚动。他也是母亲们特别指名批评的对象。斯耐德穿着一条褪色的牛仔裤挤过人群,一头浓密的金色卷发垂至两肩。他轻松自在地脱下牛仔夹克,露出左肩上的纹身,和推销摇摆姊妹合唱团的黑色无袖T恤,光着胳膊面对衣着严肃的参议员们。
透过黑色的眼镜,他注视着讲台说:“我不知道现在是上午或下午,反正向各位道早安也道午安。”他向距离最近的一个电视摄影机咧齿而笑。
斯耐德防卫性地宣称自己是一名丈夫、父亲、也是基督徒。然后他开始指责高尔夫人“戕害个人”,曲解他的歌词,说他合唱团所售的T恤显露“一名被铐着的女子张开双腿”真是“公然撒谎”。他辩称“刀口下”(译者按:双关语,Blade亦为一色魔之名字)这首歌不是暗喻被桎桔下的强暴,而是描述手术台上的恐惧,高尔参议员对这番说法存疑。
早期温和一点的摇滚歌星查帕穿夹克打领带,有律师陪同前来。他警告千万不能实施送审制度。他说,妈妈们所希望采行的这一方法,无异“以砍头来解决头皮屑问题”。
那一晚的电视新闻上,真正出风头的却不是上述诸人中的任何一位,而是身材娇小的佛罗里达州参议员赫金丝女士。她是一位政治嗅觉敏锐而果断的祖母级议员,在参议院中问政的主题为吸毒、虐待儿童、失踪儿童与色情等社会问题。赫金丝不是参议院商业委员会委员,但她知道哪些事会引起媒体重视,且深通吸引目光的技巧,使她在听证会上抢尽风采。她经参议院礼遇获邀参加,穿了一套抢眼且抢镜头的红色套装。
几位参议员正如所料地发表了义愤填膺的声明,但赫金丝却另有一套。她也发表了声明,但深知言辞比不上画面,因此带来一些由参院共和党联谊会美工幕僚所制作,令人很难不看的视觉影像。她用自己带来放在讲台上的电视机,播放了几支非常色情的摇滚乐录像带——其中一支范·海伦的“为师痴狂”,充分显示新兴而有伤风化的摇滚乐,己使猫王艾维斯普里莱比起来,纯结得像唱诗班里的男童。她高举着一个W。
A。 S。 P重金属合唱团的唱片封套,上面是一个正在滴血恐怖的男性放大照片,以及三字经的粗话。
赫金丝的表演在两家全国电视网播出,但她和她的经理人还唯恐宣传不足。她正在家乡佛罗里达州打一场竞选连任的硬仗,为了确保媒体连续不断地报导她,赫金丝提供“视讯”——有关她活动的电子新闻稿、录像带等。——透过共和党联谊会安排,经卫星传送至佛罗里达州30多家电台。
的确,据贝克夫人说,赫金丝是为这次听证会催生的幕后第一要角。贝克夫人回忆:“她在还没有任何人谈及要举行听证会之前来与我联络。构想是来自她的。”赫金丝的政治直觉无话可说。这的确是一个许多观众关心的热门话题,争辩的一方怒不可遏,另一方却觉正中下怀。当晚全国联播的新闻,有六分半钟用来报导参院的色情摇滚乐听证会,所占时间超过一个月内对国会努力讨论预算赤字危机的报导总和。专门转播国会议事的C…Span有线电视台,接获许多观众要求索取色情摇滚乐听证会的记录,是1979年开播以来最受欢迎的录像。
借热门话题的电视证听会以获取政治利益,几乎算不上是一种革命性的构想,自凯法维参议员在1951年调查组织性犯罪、以及20多年后调查水门事件以来,许多主要政治人物都利用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一跃而为全国知名人物。凯法维后来间鼎白宫,部分即是由于他的组织犯罪调查所蓄积的实力;水门听证会也使与凯法维谊属田纳西同乡的贝克,成为全国性政治人物。此外,虽然利用演艺界名人以激起公众兴趣并非创举,它却是麦卡锡参议员战后反对共产主义时所用的许多技巧之一。
视觉政治已成为几乎每一位现任议员,甚至相当名不见经传如赫金丝之辈共和党新人的登龙术。过去罕见的,现在已不稀奇。过去是少数政治重量级人物处理举国关心的大问题才偶尔使用的煽情技巧,现在已是后生小辈们扬名的惯用手法。
保住职位的五大支柱
竞选已成为运转不止的机器。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样,一任接着一任地从未间断。竞选的技术、心态与聘请来的谋士,也随着选举的胜利而进入政府。
当前的权力游戏使现职议员,尤其是众议员得以享受很大利益。一旦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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