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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人生哲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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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后来还多次提倡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注重读“无字之书”，注重实践，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的出类拔萃之处，也是他后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0＇的重要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杨昌济老师的指点下，毛泽东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新学，这从他阅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所作的11000多字的批语，就可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在这个时期，他继续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研究欧美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钻研过西方哲学中康德的二元论，严复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还阅读托尔斯泰的著作，一度被他所激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思想，当时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1918年暑期，他与蔡和森等一道积极筹备留法勤工俭学，力图以欧美一些国家为榜样，向近代西方寻找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真理。有些人否认毛泽东接触过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认为毛泽东只是个与外国影响和政治思潮完全隔绝的“农民革命家”，这是不符合历史的。自然，毛泽东既接受西方新思想，也钻研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当时的进步著作。他潜心研读谭嗣同的《仁学》，对谭嗣同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异常敬佩。毛泽东曾对蔡和森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宏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21＇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很大。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方案。早年毛泽东“大同理想”的向往，也是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民丛报》，传播西方进步文化思想，高张中西文化结合的大旗。他在《新民说》中提出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毛泽东从中得到很大启发。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亦云：“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结，遍地皆污。”“五千年留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22＇他认为，一个人要确立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原。因此，新民学会成立时，不仅以“新民”名之，开始还“以革新学术，底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又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一再肯定梁启超“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23＇。毛泽东也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24＇他对《新青年》上面所提出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以及科学和民主的主张，认为都是好主张，积极拥护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宣传。他在1936年曾回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25＇
在五四运动前，毛泽东为了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刻苦求知，广泛接触到西方和中国的许多政治学说，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寻找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与中国共命运的使命感。但那时的哲学思想，还属于“心物二元论”，如他自述，“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26＇，还尚未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还只是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怎样改造中国和世界，走什么道路？他还不明确，仍在追求、探索中。后来，他曾对斯诺说过：“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27＇尽管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还是各种观念的“大杂烩”，但他一心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憎恨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却是非常明确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后来很快地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决不是偶然的。
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王恕焕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也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关键性”时期。由此他从瞩目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选择走俄国人之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良方。
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1918年8月，毛泽东为了筹备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在杨昌济老师的帮助下，结识了当时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字守常，1889—1927），并到该馆工作。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对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直接的影响。李璜在《学纯室回忆录》中谈到少年中国学会在他家聚谈之会时说：“在十一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联餐席上，开始道俄国的共产革命，认为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在俄共主张上，还有精神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上，而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当时毛泽东参加了聚谈。他后来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由涿县乘火车到北京清华园。当火车过了北京城墙时，他无限感慨地说：“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来过北平。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见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帮助，我今天还不知在那里呢？”＇28＇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也结识了当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字仲甫，1879—1942）。陈独秀是首倡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是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在当学生时就以二十八画生＇29＇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和陈独秀开始发生联系。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陈独秀这时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歌颂，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他在1919年7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赞扬陈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至坚至高精神”，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30＇。毛泽东在北京停留的半年，除了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外，还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还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参加了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讲师团和少年中国学会等许多有意义的活动，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自己回忆这半年生活：“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31＇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已回到长沙，他立即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积极领导了湖南的青年学生运动，筹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了会刊《湘江评论》，他担任主编，并发表《民众大联合》一文，写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32＇他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天下、国家、社会的主人，我们要赶快觉醒和行动起来，迎接革命新潮。毛泽东在文中开始克服唯心史观，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强调从实际出发，“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他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力量最强。”＇33＇这表明毛泽东已感受到物质生活的吃、穿、住、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他都提到政治地位是经济力量决定的，注意从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已接触到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从而抛弃了“大本大原”的思想和圣贤的创世说，开始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可以看出，这时毛泽东开始倾向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
湖南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是驱张运动，即发动群众反对湖南都督张敬尧的专横残暴。毛泽东被推为公民代表团团长，于1919年12月第二次来到北京。他们自办通讯社向全国报纸发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他们使用了种种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皖系军阀臭名远扬，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消长中，从湘南败走。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时，苏联政府已同中国平等建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更大了。毛泽东在当时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他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尽力搜集有关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书刊、文章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据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4日他去《平民通讯社》社址会晤毛泽东时，就发现毛泽东正在读《共产党宣言》，右边还有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34＇。毛泽东回忆当时深刻地铭记在心中对他影响和帮助最大的有三本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还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机会，向李大钊等人请教，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商量组织“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35＇。同年5月5日，毛泽东第二次由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多次会晤，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毛泽东后来回忆说：“1920年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6＇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对他十分钦仰。毛泽东在陈独秀死后第三年，还说：“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我们那个时候，……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那一代的学生。”＇37＇建国后，毛泽东再次指出，“陈独秀是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38＇
1920年前后，毛泽东的世界观有了根本的转变。他在革命运动的斗争中，结合中国的实际，边学习研究，边思考问题，边对各种思想学说进行比较、选择、判断，并通过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毫不迟疑地摒弃了“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一切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定“改造中国与世界，首先要造主义，要组织共产党”，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他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39＇还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能收场的。”希望劝说剥削阶级“回心向善”，“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只有“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40＇这标志着他确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认定它是唯一能够“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就一直没有动摇过”＇41＇，便一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刻苦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忠实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地为实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毛泽东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同当时许多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仁人志士有什么不同呢？毛泽东为什么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科学总结，能在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中西文化结合的最高成果——毛泽东思想呢？其中首要的是立根于中国这个“地盘”，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实践。他在湖南师范上学时，就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以汇百家之所长，熔铸于一炉，从而得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对中西文化，他认为既要认真学习、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认真学习、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注意中西比较”，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他在1924年3月14日致黎锦熙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中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42＇还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43＇毛泽东特别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仍进一步结合实践发扬了这一特点，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毛泽东区别于、高出于众人的地方。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
王恕焕
早在1922年，毛泽东在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演讲时就指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最好理想。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44＇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自人类有史以来最科学的、最进步的、最美好的理想，“一切共产主义者最后的目的”，就是“力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45＇。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46＇。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孜孜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在不断的探求中认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后，就更加并自觉地为之奋斗了一生，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表现出了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宽阔胸怀和崇高理想。
第一，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和人类解放实现“世界大同”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唯物史观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的进步的历史。生产不仅创造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而且生产社会关系，并且最终生产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本身。社会生产是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出发点。在社会生产中，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区分开来，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它揭示了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阶级社会，这种矛盾运动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也是进步阶级反对没落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的发展。对此，毛泽东指出：“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运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47＇
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对此，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把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企业中的生产有组织性和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48＇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几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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