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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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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学生还是埋头刷刷地记笔记，考试还是考背功，谁能背，谁就能得高分。
前不久，我在西单图书大厦看到一本书，是一位北大毕业生写的，他在文章中将目前仍未摆脱应试教育的大学生活，称为“后中学时代”。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准确，我们的大学生活其实是中学生活的延续，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是我们不需每天都面对一板正经地教训我们的老师，不需每天面对那几张每天都是相同的老师的脸，大学里的老师上完课夹着讲义就走了，有的恐怕连他的学生姓甚名谁都知道得不全。
虽然我努力想学一行爱一行，但是我的理智总在排斥那些我不喜欢的、也不感兴趣的课程。由于不喜欢，也就没有学习的热情，书里的文字读起来味同嚼蜡，那些概念、定义更是让人觉得面目可憎。所以，每摊开课本，我要么是不由自主地犯困、昏昏欲睡，要么是手里捧着书，灵魂却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对我来说，学习成了一种痛苦的事，成了一种折磨。我无比绝望地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仍不能爱上这门专业。我第一次逃课，是大一下学期。
在这之前，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听课了。因为大一上学期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每次上课，总有一些同学早早地就去了教室，他们提前去不为别的，为的是抢占教室最后一排座位，因为那是与老师距离最远、最不容易被老师关注的地方，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看其他的书或睡觉。
同学中，有人经过长期细心观察和研究得出结论，课堂上，老师重点关注的范围是前三排。他们将前三排称作“死亡地带”。虽然“研究者”提供不了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根据，但据我细心观察，发现所言极是，老师的目光确实很少落到坐在三排以后的同学身上。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我也成了一名后排座位的积极争夺者。每次上课，我都提前去教室，进去后就直奔最后一排最偏的一个角落，那是全教室里的最佳位置，因而也是争夺进行得最激烈的地方。如果抢不到最后一排，我就抢倒数第二排，总之，决不悲惨地落入“死亡地带”。躲在老师看不到或习惯不看的角落，我打发着无聊的、漫长的时间，有时看小说，有时戴上耳塞听音乐，有时什么都不干，呆呆地看窗外呆滞不变的风景。
在抢占后排座位的争夺战中，我和一些竞争对手竟成了朋友。跟他们聊得深了，我发现，这些抢占后排座位、不认真听课的同学大都是因为对这些课不感兴趣，有的是压根儿就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像我一样阴差阳错地进对了大门，却进错了小门。有的是对某一门或某几门课不感兴趣，所以不想听课。他们中，有一位来自陕西的同学，叫冬冬。冬冬是他在网上的名字。
认识冬冬，是在上大公共课的时候。大公共课在阶梯教室上，听课的除了我们图书馆系，还有其他系的同学。每次上大公共课，总是逃课率最高的时候，因为人多，老师一般不点名，就是点名，请同学代为应答也能蒙混过关，上大课的老师是分辨不出真假李逵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逃课的胆量，虽然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每堂课还是会去。那天的课是在下午，知道是上大公共课，抢占后排的同学多，我便提前了十几分钟去教室，当我直奔后排最右边的座位时，发现那里已有人捷足先登了。捷足先登者是一个男生，塞着耳塞正很沉醉地听着音乐。我便退而求次之，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是刚出炉的林白的《玻璃虫》。
过了一会儿，同学陆陆续续都进来了，老师也夹着讲义上了讲台，坐在我旁边的男生仍旁若无人地听着音乐。也许是要倒带，他拔下了耳塞，见我在看书没听课，他悄悄问了一句：“喂，你是哪个系的？”我和冬冬就这样认识了。
冬冬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我羡慕地说：“你真幸福啊，念中文多好。”
“好什么好，好个屁！”没想到冬冬的脸竟一下涨得通红。后来我才知道，冬冬的兴趣和爱好是搞音乐，我还知道他是复读生。1998年，冬冬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结果没考上。复读了一年后，他还是想再次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可是他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本就不赞成他搞音乐，见考了一年没考上，就更不让他报了。结果，填写志愿表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了冲突，父母要他填报文理兼收的经济学专业，他执意要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父母后来以不给他提供学费、生活费相威胁。他妥协了，但是妥协的同时他提出一个条件，他可以不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但是他也不报考经济学专业，因为，他对经济学一点兴趣都没有，看见数字头就大了。妥协的结果是他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和冬冬同病相怜。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听音乐，有时也一起去附近的一家迪厅疯狂地宣泄一番。我和冬冬像情侣一样形影相随。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爱情，冬冬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从来就没对我说过“我爱你”。他总是说：“你很可爱。”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因为我们都很孤独，都很无助。我们需要刺激，我们害怕单调乏味的生活会使我们的生命窒息，会使我们的青春过早地凋谢。我开始跟冬冬一起逃课。不过，我逃得很巧妙，尽量不让老师发现。我们逃课后，有时躲在宿舍听音乐，有时去北大东门的“雕刻时光”酒吧和北大西门的EveryDay酒吧看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都是一些“新新人类”和电影发烧友，也有不少逃课的大学生。可是每次逃了课后，我总会有一种深深的犯罪感，还有一种对父母的愧疚感。特别是每次去邮局领家里给我寄来的生活费时，我就很自责，觉得自己愧对那份寄托着父母希望的汇款。爸爸和妈妈一直为我骄傲，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切，知道我这样消沉，这样自暴自弃，他们一定很伤心很失望。
我也曾一次次地想振作起来，可我就是打不起精神，翻开课本我就心烦意乱地看不进去。每次临到考试，我就借同学的笔记临时抱佛脚地背它个昏天黑地，居然也能每次混及格。
可是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就没这么幸运，有一门课亮了红灯。得知有一门课不及格的那天晚上，我哭了一整夜，不是自责，也不是懊悔，而是很迷茫，很害怕，很绝望。我也曾想过逃出大学，与其这样混日子，真不如一走了之，出去后，再重新走一条自己愿意走的路。可是，我始终缺少这样的勇气，也缺少这样的胆量。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回去后，我如何面对父母，面对亲友，面对我的老师和同学？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在这个重文凭的社会，我是否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些问题，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令我痛苦万分。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的无聊和乏味，却找不到改变这种生活的契机。我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向深渊，却找不到拯救自己的办法。
时间正在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似乎能听到时间流动的哗哗声，我很心痛，却又无奈。有时，我真想放纵自己，让灵魂已经麻木的肉体随波逐流。有时，我真想就此沉沦下去，任由命运之舟推到哪里算哪里。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你还年轻，你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
如今，我正站在一个充满分岔的路口，不知道哪一条是归属自己双脚的路。
王姗将目光茫然地投向窗外。
窗外，那轮像火一样燃烧的太阳已经下山了，炙人的热浪正一步一步退去，一辆洒水车播着悠扬的乐曲、喷射着水花从窗前开过。街灯开始一盏一盏地亮了，酒吧也渐渐失去了午后的宁静。我不知道该对王姗说什么。有人估计，目前在校大学生中，可能有40％的人在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也是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数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有40％的大学生不是在快乐地学习，而是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当一个人痛苦、无奈地学习时，这种学习就很难是智慧的学习，很难是创造性的学习。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视学习为快乐时，他智慧的源泉才会被发掘，他的创造潜能才会被激活。“志愿”是什么，它是一个人喜欢的、感兴趣的、愿意去学习的知识领域，是一个人向社会公开表明的志向和愿望。它应该首先得到尊重和保护。学校要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志愿，父母也同样应该尊重和保护孩子的志愿。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学生的“志愿”常常被学校移植或嫁接，常常被父母的意志所左右。
2001年6月2日，北京市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地坛公园举行。不到九点钟，咨询现场已是摩肩接踵，人声鼎沸。一个个扯着横幅、摆放着宣传板的大专院校咨询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在现场采访的我，惊讶地发现，前来咨询的大都是学生家长，而作为当事人的学生，却少有光顾者。
父母们汗流浃背地挤进一个咨询点问了情况，买下资料，又挤进另一个咨询点打听情况，买下资料。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咨询点，四十多岁的李先生好不容易挤到咨询台前，他向负责咨询的老师打听该校经济学专业去年理科录取分数线，然后又仔细询问该专业开设的课程，一一作了记录后，将装着资料的袋子举过头顶从人缝里挤出来。
我问他，孩子怎么没来。他笑着说：“我怕耽误他复习，没让他来。”
我说：“孩子自己不来了解各个学校的情况，怎么作决定？”他说：“嗨，让他操那份心干啥？你看，我拿了这么多资料，就是为了回去后好好研究，最后作决定的还不是父母？孩子他知道啥，只要好好学习就行。”说着，李先生又向北京理工大学咨询点挤去。在清华大学咨询台前，我见到一位从山东专程赶来的学生家长，她说她是从网上看到了举办高招咨询会的消息，因为想让孩子报考北京的学校，前一天下午她就赶到了北京。我问她选择上北京的学校是孩子的意愿还是父母的决定，她笑着说：“主要是我们的意见，因为报考大学是孩子人生的重大选择，选择不当，也许会影响他的一生。”这位母亲还告诉我，她是北京知青，当年插队去了山东，后来在当地结了婚，一直回不了北京，她让儿子报考北京的学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要让儿子实现她多年来的梦想，成为有北京户口的北京人。
报考什么大学，选择什么专业，本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这个选择的权利是学生，而不应该是父母。父母越俎代庖，不但剥夺了孩子选择的权利，而且还有可能会扼杀他们的创造热情和潜能，使本应该幸福一生、快乐一生的他们，终生吞咽懊悔和遗憾的苦果，使本有可能成为有能力、有趣味的人的他们，成为平庸的、乏味的人。父母的志愿不应该成为孩子的志愿，父母的理想也不应该成为孩子的理想。因为高中毕业的他们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他们有能力、也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未来。
杨东平说，学习的自由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人有权利去学习自己所喜爱的专业，有权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他认为，要使学生真正拥有更多的学习的自由，一是要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培养能力，使大学教育真正走向大众；二是要进一步改革教育教学制度，增加学制的弹性、灵活性和学生的选择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选择和发展的空间。只有充分尊重、张扬人的个性，使人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使学习成为一件乐事，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热情正是创新的心理基础和动力。面对贫穷，他们选择了妥协可是在大学里发生的理想错位的悲剧，有的并不是学校造成的，也不是父母造成的，而是学生自己一手造成的。他们，或是因为信息闭塞、或是因为盲目轻率、或是因为幼稚无知而填错了志愿，也有的人却是为了能上大学或出于经济考虑而不得不做出妥协。
那天，在午后的酒吧，在听着王姗的倾诉时，一张清瘦苍白的脸从记忆的深处，清晰地浮现出来。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5）
那是1997年初，报社派我采写一组有关贫困大学生的报道。当我走近这个特殊的群体时，我发现，这些贫困生有80％来自农村。我还发现，他们所选择的专业大都是学费较低的、不太好的专业。
采访中，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山区、名叫林永强的年轻人。我是在学校学生处提供的采访名单上看到“林永强”这个名字的。据他们介绍，林永强是个孤儿，属特困生，学费和生活费的来源主要靠他自己做家教、打零工，可是他学业成绩优秀，连续两个学期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估计林永强外出做家教该回学校了，便去学校找他。面前的林永强，中等个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脸色有点苍白，可谈吐中却透露出一种他这个年龄少有的成熟和沉稳。
林永强出身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他本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姐姐12岁那年患病死了，听说得的是肺炎。林永强上高一那年，一辆装载重物的货车，将一辆装满了人的手扶拖拉机撞进了山崖，那辆手扶拖拉机上有林永强的父亲、母亲和弟弟。
得知噩耗，他狂奔了五十多里山路，一路哭着嚎着从学校赶回了家。家里躺着三具血肉模糊、已经冰凉的尸体，双目失明的爷爷气若游丝地躺在床上。林永强抱着爹哭，抱着娘哭，抱着弟弟哭，哭得昏天黑地。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林永强安葬了亲人。成了孤儿的他，与双目失明的爷爷相依为命。失去了父母，林永强已无力再继续学业，他准备辍学外出打工，等挣到了钱再回来读书。可是村委会的干部对他说：“你是咱们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学生，而且成绩那么好，如果退学太可惜了。”他们劝他回学校，说村里的乡亲们会帮助他。
从那以后，村里的乡亲，东家送一把米、西家送一棵菜地帮着他们，村委会的干部还亲自到学校为他说情，请求为他减免学费。
1995年高考，林永强终于没有辜负乡亲们的期望，成了地区的理科状元。老师告诉他，他的成绩足够填报最好的学校。
村里的乡亲得知消息，跟他一样高兴和激动，在他家门口燃放了一挂千响的鞭炮。
当最初的兴奋和激动过去之后，林永强开始为学费发愁。很久很久以来，他一直就有一个梦想，梦想自己能走进清华园，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曾研究过清华大学近年来的招生资料，他知道，凭他的考分完全可以大胆地填报这所学校，他最想学的专业是建筑学，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但是清华大学每年的学费就需要几千元，几年的学费在他的眼里是个天文数字。巨额学费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横在他的面前。填报志愿前的几个日夜，他一直在痛苦地思考着，在反复地抉择着。
爷爷知道他在为上学的钱发愁，一天，趁他去地里干活，爷爷一路点着那根帮他认路的竹棍，敲开了乡亲们的门。每进一家，他都双膝跪下磕着头说：“帮帮我的孙子吧，将来他有出息了，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他家乡的这个县，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他所在的这个乡，又是全县最穷的乡，村里，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因为穷，这个乡的中小学生辍学率在全县是最高的。虽然如此，乡亲们仍倾其所有，他们将一张张带着体温、沾着汗水的钱放在爷爷的手里。
见爷爷手里拿着一摞皱巴巴的钱摸索着回来，林永强抱着爷爷哭了。
爷爷笑着安慰他说：“别哭，别哭，这下好了，你有钱上学了。”他一张张地点数着爷爷借来的钱，一共是一千四百零八元两分。也就在这一刻，林永强做出了决定，放弃理想，放弃清华，填报一所学费低的学校。做出这个决定是痛苦的，但是他别无选择。他不能再让爷爷为他操心了，他不能再让爷爷四处为他借钱了。况且，他已经无处可借。
他将招生报摊在床上，一所一所学校地寻找，寻找学费在1400元左右的专业。他终于找到了南方的一所大学，这所学校的教育学专业，每年的学费只需1400元。于是，他决定填报这所学校的教育学专业。当林永强在第一志愿里填上这所学校时，他的手在哆嗦，他的心在哭泣，因为贫穷，他不得不放弃他本可以去的清华，他不得不向命运妥协。进大学后，林永强一边学习，一边做家教、打零工。周末，他上午去做家教，下午去帮人挨家挨户送广告，送一份5分钱，有时还会去建筑工地做搬砖、和灰泥的小工。暑假和寒假他都没回家，一边打工，一边看书学习。他不但要凭自己的能力完成学业、养活自己，他还要让受了一辈子苦的爷爷过上几天好日子，他每个月都要给爷爷寄去100元钱。天渐渐黑下来。告别时，林永强悄悄告诉我，他正在自学建筑学专业的教材，他想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我听了很震惊，我没想到，他仍在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并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自学之路。
那次见面后不久，我离开了那座城市，也失去了与林永强的联系，我不知道他是否圆了他的清华梦。但是我知道，那个梦就像一盏灯会永远地亮在他的心里。
理想教育和创造性教育的缺失，使他们在人生的重大选择面前，缺少选择的能力“服从调剂”让王姗不得不交出自己的理想，交出自己选择的权利。贫穷让林永强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理想。可是，在众多所学非所爱、咀嚼着痛苦的大学生中，有许多人却是因为在填报志愿时，并不知道自己热爱的是什么，自己的理想是什么，自己需要的什么。
在过去的岁月里，一心埋头学习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考上大学。考上大学成了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以为，只要进了大学，理想就实现了。没有人告诉他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建立在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上的理想，这种爱好和兴趣才是创造的源泉。没有人告诉他们，每个人都应该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在这样的道路上行走，会少一些失败，少一些坎坷。学校没有告诉他们，家长没有告诉他们，那些充斥街头报摊的各种报纸和杂志似乎没有告诉他们。学校只关心他们能不能考上大学，能不能考上名牌大学。考上大学，可为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增加分子而不是分母；如果能考上名牌大学，不但能为学校带来荣誉，带来更好的生源，还能带来财富。家长也只关心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他们十几年的辛劳，十几年的焦虑，为的就是这个目标。对于这些面临人生重大选择的学生来说，真正的理想教育其实一直是一个空白。
然而更可悲的是，由于社会、学校、家庭的关注点全聚焦般地投射在能不能考上大学上，创造性教育也几乎成了空白，有许多人的兴趣和爱好在幼年时就被粗暴地掐断了，成了书本的奴隶，又遑论兴趣和爱好！
正是缺少了理想教育和创造性教育这一课，学生才会在人生的选择面前，或茫然无知或不知所措，而缺少选择的能力。在采访中，我不只一次地听他们给我描述填报志愿时的情景。
一位在北京某大学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女大学生说，她的志愿是老师帮助定的。那天，要填志愿了，老师身边围满了咨询的同学。她很想报上海复旦大学，可又拿不定主意。她挤到老师身边，问老师是报上海的学校还是报北京的学校，老师想了想说：“你就报北京吧，听说上海人很排斥外地人，再说，北京离咱东北也近些。”于是她就在志愿表上填上了北京的一所学校；她又去问老师应该报什么专业，老师又想了想说：“女孩子嘛，学管理吧，学管理的一般都是坐办公室。”于是她便在专业那一栏里填上了行政管理。
一位学园林专业的大学生说他的志愿是父亲定的。那天，县招生办给他家来电话，说有两所大学都愿录取他，一所是林业大学的园林专业，一所是化工大学的自动化专业。那天，他刚好不在家，接电话的是他父亲。父亲是老林业工人，对林业情有独钟，当即就告诉对方，上林业大学。
这位大学生说，如果是他选择，他肯定会选择去化工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可是父亲已经代替他选择了，他想改变也不可能了。
上大学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当事人却没有选择的能力，或者轻易放弃选择的权利，这不能不是一种悲哀。
一天，我去一所工业大学采访，中午在学生食堂吃饭时，见邻桌一位戴着黑框眼镜、气质儒雅的大学生，正一边吃饭，一边漫不经心地翻看一本《财经》杂志。见我在注意他，他抬头朝我微微笑了一下。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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