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我写我心-第1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接受了阮巡在信息里的求婚，我们终于走进围城，把自己放进婚姻的盒子里。有人说，不经历婚姻的人生不是真正的人生。我不知道这是否准确？也不知道我们婚姻的未来会怎样？我们能否会将婚姻进行到底？但我们还是迫切地想走进婚姻的殿堂，想体会幸福牵手一起变老的感觉。
和阮巡的同居生活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体会到生活开始趋于平淡，我们从相恋时的新鲜、亢奋，到如今平淡、琐碎，这种过度是那样的自然，现在想起来，仿佛看不见一丝痕迹，可是，我们已经确实被改变了，变的更像夫妻，变的更婆婆妈妈，变的更相亲相爱……
有一点我感触较深的，那就是，两人世界是否长久？需要看彼此心态是否平衡？我觉得，心态平衡非常重要。很多夫妻最终分手，我想恐怕是心态没有找到平衡点的缘故，当然，这只是我对婚姻的感觉，我想肯定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
2004年7月22号，我和阮巡都很激动，他更是显得有些亢奋，我们共同走进海淀区万寿路婚姻登记处。这一天登记结婚的人很多，隔壁离婚办事处却一个人也没有，这似乎让我看到了希望，现实并不是象人们说的，时代在进步，离婚人群越来越多，我看到的是喜结良缘的温馨场面，这是好兆头。
因为人多，我们排队，办事人员大概认出了我，很友善的说，你先来吧。我不敢冒然。
结果，快中午了，我们还没有排上队，因为事先没有想到会这么久，中午我还要乘飞机去外地演出，实在没有办法，我和在我前面排队的一对小年轻商量是否可以在他们前面办理？那是一对看上去非常恩爱的小两口，男的是军人，很温和，女的小鸟依人般可人。
“没有关系，你们先办吧。”他们同时说。
我和阮巡赶紧进到里屋，把准备好的照片还有材料递给办事员，办事员看见我们的身份证抬眼看了看我和阮巡，我俩象商量好了似的，都装做没有看见，低头填写表格。办事员很郑重的让我们念表格上的字，阮巡字正腔圆带有话剧般的磁性嗓音，听起来十分悦耳。
在等待证书制作的过程中，我们看见几位工作人员来回的在身边穿过，很善意的打量着这一对“特殊”的小两口，我和阮巡一直保持着优雅的笑容。当一位很和蔼并且漂亮的中年妇女把我们领到被红色包围的房间的时候，突然，有一股神圣和神秘的感觉令我肃然起敬。
在漂亮的中年妇女宣布我们为合法夫妻时，我和阮巡幸福的相视一笑。因为完全没有想到领结婚证该想到的一些细节，所以，连喜糖也没有准备，为此，我们很抱歉的请她们谅解。
我捧着结婚证书，心情复杂的走出了登记处，看着阮巡喜滋滋的笑脸，仿佛看见幸福婚姻的曙光。
说实话，阮巡对婚姻总是充满信心，看他从不想未来我们彼此间的差异的样子，我就想笑，真的，他往往总是把重要的事情，看的很单纯，而经常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这就是我的爱人……阮巡。
不管怎样，现在，我们都很爱对方，这就够了！
将来……我们不知道。
未来……让未来去说吧。
有一天，他跑到我面前问：“老婆，你说我们老了是什么样子？”
“老了？老了就是老了的样子呗，满脸皱纹，牙也掉了，不过也许我装假牙比现在更好看呢。”
他点点头表示赞同：“对”。突然，他大叫，“那半夜我要是醒了，转身看见你没有牙，那太可怕了，肯定吓死人。”
我仿佛看见他已经被老态龙钟的我吓坏的样子，笑得腰都直不起来。我说：“这一天会来到的。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还睡在一张床上。”
“你又来了，我不跟你扯这个。”他说。
彻底的告别了独身，希望在拥有爱与被爱的日子里，我们仍然不失真诚与自由。关于“幸福”这件事，我想说，那完全是每个人内心的感受，是看不见摸不着说不出的。笑了，而且笑的那样温馨愉悦，有可能，心，正与幸福对话，和甜蜜握手。当然，幸福是否会永远与我们心心相印？恐怕不是谁可以左右。
那么，就让我们快乐的过每一天吧，这是最重要的。
自己的故事第四章：我与黄梅
谁料皇榜中状元（1）（图）
七十年代考艺术学校，也象考状元一般，一个县只中一名，我是幸运的那个“状元”。
十三岁那年，我开始学唱黄梅戏。这以前我也喜欢唱，可我只喜欢唱歌，大都是电影里的歌。印象最深的是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里面所有的歌我都会唱，我就是唱着“红星照我去战斗”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战斗”到安徽省艺术学校，“战斗”到黄梅戏队伍里来的。十三岁，多么小的年纪啊！现在想起来，什么都不懂，是艺术学校的老师一点点的教，为我们费尽心思，才让我们迈进了这道门槛。那时候老师们都好年轻，我想，她们也一定很想登台演出吧，可是她们为了我们选择作为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我们。我永远尊敬他们。
1975年夏天，我背着行囊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离开了长江边上的繁昌县，走进安徽省艺术学校。清楚的记得，当我站在迎接新同学的敞棚大卡车上时，那种快乐自由的感觉象风一般飞扬。我对妈妈说：“我要唱戏了。”我妈说：“那有什么好，不过是为家里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呗。”
我是第一个进学校报到的学生，可见我是多么迫切的想离开家。和现在的孩子相比，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独自去遥远的地方，恐怕是大人小孩都难以接受的。刚进艺术学校的时候，我还经历了这么一件事，那时候很盛行露天电影，无论是我们学校或是工大（工业大学和我们是邻居）只要放电影，就有很多人前来观看，那天我们学校开了一场，电影内容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电影一开始，坐在我身旁的男生就开始做小动作，我很奇怪，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在我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这家伙竟然把手伸到了我的胸前，我一下子恼怒了，一个小女生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我猛的站起来，抓住那人的衣领，一个巴掌就煽了过去，大喊到：干什么？流氓。那时侯，“流氓”这个词就很流行。大家正安静的看电影，突然发生这样的喊叫，场面就混乱了，双方打了起来。学校的老师和男同学都很仗义，把那帮臭小子赶出了校门。为了防止意外，怕他们晚上找来报复，老师们一直陪我们到深夜，并且把所有的门窗都检查了一遍。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十三岁的我，便给大家留下很泼辣的印象。
我确实很泼辣，象山里的小辣椒，但我更热情，我不是班级里年龄最大的，却经常把自己扮成大姐的角色，把所有的激情和热辣都放在了这个集体，快乐的为每一位新到校的同学擦床铺，打开水，买饭，每一位送女儿来学校的妈妈都喜欢我，夸奖我重视集体、关爱同学，并一致选我做班长，这更激起了我的荣誉感，似乎也觉得自己有责任肩负这样的重担，把集体当作自己的家，一心一意的为这个“家”疯忙。
那时候，学校都要安排新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概就和现在的军训差不多吧。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地方叫小汤镇，十八个女生住在一间大屋子里，都是地铺，用稻草铺成的。白天我们到田里摘棉花，清晨和傍晚在晒稻场练功或学唱，突出的劳动成果并不能掩盖我在业务上的笨拙，因此，专业课上我常常是被老师骂的对象，也是一些同学私下取笑的素材。那时的老师都很严厉，对一些没有专业基础的学生总怀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所以偶尔我还会挨老师的鞭子，特别是练习跑圆场（戏曲表现奔跑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我是扁平足，既跑不快也跑不漂亮，挨鞭子就很正常了。所谓挨鞭子，不过是老师狠狠的举起，又轻轻的放下罢了，一点不疼，样子吓人，最要命的是丢脸。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业务落后而沮丧，依然热爱劳动，关心集体，也有属于自己的那份成就感。日子就这样在劳累、开心和新鲜中快速的飞过，我也越来越爱这个“家”。
不久事情起了变化。
有一天，看见几个同学笑得好开心，便凑过去问：说什么呢？这么好笑？她们一怔，突然谁也不说话了，表情怪怪的，我很纳闷，便知趣的走开了，心想他们一定是在议论我吧。果然刚走几步，又听见了她们的笑声：“这么胖，跟个小猪似的，也来唱戏？她也就能唱唱老旦，干干杂活吧。”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傻楞在那里，不知道是应该跟她们吵一架，还是就这样沉默着。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转。我没想到自己热心为着大家竟然会得到这样的回报，那些轻蔑的话，象一记闷棍，把我打成了哑巴，但我选择了沉默。那一刻，我由一个快乐无忧的少年突然间长大，才懂得妈妈说的那句话：在外不比在家。
心里长了牙，事情就能咬住。我发誓要干出名堂来给他们看看，我一定要在业务上拔尖。我把自己的练功计划排得满满的，什么圆场、基本功、毯子功（戏曲舞台翻打的一种形式），什么唱腔、念白、小品（那时我们也排小品），我都要争取第一。很快，专业成绩上去了，而我离那个集体也渐渐远了。1976年初还有“白专道路”这一说，十四岁的我虽然对此理解不深，但也切身感觉到阴郁的天空随时有可能降临狂风暴雨。
记得有一天晚自习，我刚刚练功结束，发现教室的灯已经亮了，想起要开班会，我紧赶慢赶抱着刀枪、靠旗（戏曲里将士在战场上穿的服装，很威风的，但要是耍好看了，得下很大的的工夫）汗流浃背的跑进教室，看见有的同学拿眼睛瞪我，有的爱搭不理，明显大家对我迟到不满，都在等我。准确的说，没有我参加，这个班级会就失去意义，它是为我开的，因为我是大家“评判帮助”的对象。看见这个阵势，我一下子蔫了，全没有了适才穆桂英驰骋沙场的那种神气，低着头默默的走到最后一排，轻轻的坐下，可怜兮兮的两只眼睛不知道往哪看。“帮助”会上，和我一般大的小女生们，拿起报纸上的文字来对照我的行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什么“白专道路”，最后竟然有了“叛徒，特务”这样的词，令我如云里雾里般糊涂。我一句话没有说，心想，管你叫我“叛徒”还是“特务”，反正我不要做小胖猪。现在想起来，那不过是一群完全不懂事的女孩们在一起玩闹，十三、四岁，谁懂那些呀，不过是跟着瞎嚷嚷，象是一出搞笑剧，这也看出当时我们少女般天真纯良的心。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只当过这么一回班长，历时一个月。
谁料皇榜中状元（2）
后来听说，每一届黄梅戏表演班新同学进校，老师都会向同学们隆重推出我的事迹，以我做刻苦勤奋的榜样。老师们说，每一个夜晚，都可以看见一个身影在月光下舞蹈，一双白色的鞋子象在水面上飘荡，似人似仙。每一个清晨，都可以听见一个声音在河边吟唱，穿过晨雾迎来太阳，如泣如诉。这样的描述，我感觉象不是我，而像我的传说。
学校的老师，同学对我的印象恐怕就两个字：刻苦。
刻苦，是因为笨拙，所谓笨鸟先飞，其实我是后飞。如果我有更好的天赋，哪用如此傻练？所以每次听见老师同学这么赞叹我的时候，我以为那不是什么优点，更不值得炫耀，只不过是我对笨拙的一种安慰吧。但值得高兴的是，我终于摆脱了胖小猪的形象，成为班级的优秀生，这让我自豪。所以在学校期间，我排演了像《杨门女将》中的穆桂英，《三请樊梨花》中的樊梨花这样的武戏，也排演了《女驸马》这样的传统文戏。
对于学艺的孩子，老师若说这孩子开窍了，那就有戏啦。1976年的春天，我，突然开窍了。我那又亮又脆的嗓音开始引起同学们羡慕的目光，特别是那些嗓音变得像老鸭叫似的男生。每次，我的唱念考试都是第一名，这让我非常得意，甚至有些不可一世的轻狂。
我做事的极端和任性是出名的，有时这很可怕。当我把兴趣和热情转到业务上的时候，除了练功练唱，我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我常常把练功后的脏衣服汗袜子扔在盆里好多天不洗，直到闷出馊味儿，害得几次卫生检查全班都评不上先进，同学们气坏了，为此和我大吵了一架。还有，练什么都不惜力，不仅自己如此，对合作的人也不放过，如排戏的搭档，只要有空就一起练习，还有，戏曲学校常规课程打“把子”，（一种虚拟化的武打，虽然不像电影武打那样逼真，但这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有非常强的审美价值，通常看见戏曲舞台上举枪弄刀的武打戏，就是我们学的打“把子”课）。一般是男女同学搭配，男同学拿枪，女孩子举刀，双方配合必须默契，否则很容易出故障弄伤对方。当时，我和蒋建国分在一组，蒋建国现在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院长，也是小姐妹吴亚玲的丈夫。我们“打把子”的趣事很多，现在大家见面还总是要取笑我一番。蒋建国说，那时就怕我在楼下喊“打把子”，只要我的声音出现，男生就起哄。有的时候，刚刚吃过饭，还来不及放下碗筷，我就大喊开来了，经常“把子”打到半截肚子就岔气儿，也不好意思停下，只能忍痛坚持。那时我们男女生是不说话的，他们就在背后给我起了不少绰号，其中流行最广的是叫“大把”，是因为我打“把子”太狠，还是因为我的脸太圆象圆粑粑，我一直不清楚，反正，这个绰号，他们背地里偷偷的喊到毕业，叫我好生奇怪。
艺校的生活，真的有一点久远了，所以每次想起来总是朦朦胧胧。还记得，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我们的道具库来了一位新保管员许和他的朋友方，他们都是上海人，长我们七、八岁，和蔼可亲，我们女生经常往他们那里跑，听他们讲故事，讲大上海的故事。他俩也很鬼，买来整麻袋的花生，我们这些女孩子便心甘的帮他们剥，就是为了听他们讲大上海有一条南京路，南京路上有大碉堡……在他们编的故事里，我们剥出了一篮又一蓝花生仁。许和方还偷偷的给我们听邓丽君的歌，就是那些美妙的歌声让我对流行音乐着了迷。后来，方成了我的初恋男友，在我毕业之后去上海演出时，我质问他，南京路上哪有大碉堡？他笑了：就是想让你们帮着一起剥花生呗。狡猾的家伙。
临近毕业，每一位同学都在为毕业去向而奔忙，我更是一心渴望能够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可是，因为我的固执为我惹出了麻烦。毕业汇报演出的那天，我和同学马兰分别演出《女驸马》。她演《状元府》一折，我演《洞房》一折。
我向排练老师申请“原来驸马是女人”中的三行清唱，老师没有同意。当时我心里不服气，便偷偷的和乐队琵琶吴静说（和我妹妹同名），“你别管，到时候你就别弹，让我自己唱就行了”。我自信的说。从小我就喜欢自说自话，这个毛病让我吃了很多亏。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我总难免会犯这个错误。吴静高兴极了，因为她也是一个学生，不想出洋相，而且也即将面临着分配，所以也紧张。（现在她已经是黄梅戏剧院最好的琵琶演奏员了。）
演出这天，当我清唱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我感觉到每一位老师评委已经被我征服，成功在向我招手，心里正洋洋得意，却听见一点乐队的声音，因为是半道进来，我的唱和乐队打起架，偷偷的，我用余光瞟了一眼，看见老师正在指挥乐队慢慢进入。突然，我脑子一片空白，自负的心，令我做了一个学生不该做的冲动和激烈。
“唰”，我撩起长袍从地上站起，立在舞台中间，环视台下一张张惊鄂的脸，看着正在乐队指挥的老师，昂起已经泪流满面且倔强的脸，愤然挥袖而去。象刘胡兰？江雪琴？眼泪莫名其妙的象断了线的珠子跌落下来，流进我的嘴里，感觉不到一丝咸味，喉咙被哽咽，发不出声音，我觉得好委屈。
台下一片哗然。老师显然是很不高兴的。那年我刚刚十八岁，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无知而无畏呢？
谁料皇榜中状元（3）
我想，我是不会被分配到省黄梅戏剧团了。
当时，我那么希望分配到省黄梅戏剧团，是因为我的初恋男友方在合肥工作，方是上海人，留在合肥对他已经很无奈了，如果再随我到偏僻的城市，恐怕就更委屈了，所以为了他，我要努力争取留在合肥，当然，我也自信的认为，我出色的专业成绩会为我赢得进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机会。然而，这一事件让我彻底灰心了，我想我只能去马鞍山黄梅戏剧团了。男友说：别难过，我和你一起去。让我很感动。
所幸的是，这回上帝站到了我这一边，我还是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同时，分配到剧团的有十个同学，五男五女。五个女生就是后来被人们热称的“五朵金花”，男同学当时虽然没有显山露水，但现在，他们都是黄梅戏界的顶梁柱。当然也有彻底改行做别的去了。
我以总分第一的毕业成绩离开了安徽省艺术学校，走进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三年日月浓如酒（1）
1980年我如愿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八十年代，还不叫黄梅戏剧院）有一天，我拎着两壶开水路过剧团资料室，这时，只听见一阵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音质穿透心坎，“三年日月浓如酒，乡中人好水也甜……”那如泣如诉、真挚淳朴的演唱催人泪下，我不禁驻脚，泪流满面……“三年日月浓如酒”，《牛郎织女》中织女这样唱的。我想，我在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十二年的日日月月也该是“浓如酒”甚至是“浓如血”的吧？
第一次听到严凤英先生唱《牛郎织女》，她的声音震撼了我，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深深地镶嵌在我的脑海里。从那时起，我决定开始学习“严”派，那年我十八岁，正值豆蔻年华，定下这一目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到处寻找严凤英老师的资料，可找到了录音资料又没有录音机（那个时候还是大开盘放音机），只有到处蹭着听，只要听到哪儿放严凤英的录音或者是电影，都要跑去。后来，我省吃俭用攒了点儿钱，终于抱了一台大开盘放音机回来，那个美啊！没有一天不听不练的，说“着了迷”是轻的，简直就是“着了魔”。由于我的自身嗓音条件与严派有着较大的差别，严派嗓音属于中、低音非常出色，而我却是高音部分比较好，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度就很大。好在周围的老同志见我这么痴迷于严派，都主动地指导我，渐渐地我掌握了严派的特点，想想真不容易，用剧团同事“取笑”我的话说，吴琼每天练唱面对的那一棵梨树，比别的树都早开花、早结果（哈哈，那时他们就发现音乐对树木有催长作用）。
1981年我在合肥著名的江淮大戏院演出严凤英的代表作《女驸马》，这是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第一次赴香港前的练习。当我演出结束后，观众席一片寂静，我想，一定是演砸了！许久，观众席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议论纷纷。当时，我什么也听不见，我看见剧院的一些老同志，当年和严凤英老师共事的老演员，默默地不言不语。我心里特别纳闷、不解，后来他们告诉我说，这么多年，他们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严派味道，听到严派的声音。他们没有来祝贺你，是因为一些老同志都悄悄地哭了，他们在想念严凤英。这一场《女驸马》的演出，勾起了大家对严凤英老师的深切怀念。从此“小严凤英”之称也就自然而然地叫开了。首先，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做了长篇报导，录制了由我演唱的大量严派作品，各大报纸也陆续做了介绍，那一年我二十岁。
这以后，许多荣誉随之而来，尤其是观众对我宠爱有加，我想，这些都缘于大家对严派的热爱。他们把对严凤英的那份情感和喜爱都给了我。这期间我演出的剧目大多是严派的代表作品，并进行了长时期的巡回演出，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锻炼。但是赴港演出却没有轮上我，这个后面再谈。
1983年左右，我们刚从香港及全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回来，领导就把我一个人调离当时的二团（也就是赴香港的那个团），分派到以中年演员为主的一团，从此，我和小姐妹们就分开了。在二团，走的都是省会城市，到一团，跑的都是乡镇，条件反差巨大，一开始很难适应。还好，我的极端任性让我坚持并扎根在一团。记得，首次随一团下乡演出，是到江苏一个叫吴桥的镇子。所有的女人都睡一个屋子，地上铺的是稻草，我们就睡在上面，很多小跳蚤与我们同眠，它“亲”得我们身上一个一个的大包，疼痒难忍。那时候晚上演出，白天放电影，一天下午，当地的农民和剧团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发生了冲突，引起了“战争”，剧场内一阵骚动，只听的座椅乒乓作响。当时我正在小树旁练唱，突然“飕”的一声，团里一个同事从身边飞过，跨过几道木墩，冲进售票房。那速度和动作估计不比世界跨栏冠军刘翔差多少。接着一大批农民�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