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个天堂-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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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急着要看，我就给她了。想不到，燕子看着看着就哭了起来。我问：“你怎么了？”她答：“我也想去北京见毛主席。”我把她抱在怀里，说：“你这么小，就是没得病，也去不了北京。”她不说话，身子一抽一抽还在哭。我抱着她，接着看日记：1966年8月19日　星期五今天，我们韬河一中初二（1）班全体同学正式开始了串联。我们的目标是首都北京，是天安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早晨，我们在学校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我身为这次串联活动的总指挥，向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发表了动员讲话，当我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时，大家跟着我齐声高喊，那一刻我心情非常激动，革命的意志更加高昂，接下来，我们就坐着运输公司的班车出发了。两个小时后，当班车行驶到大戈壁滩上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和崇敬，我们应该步行到北京！没想到，我的建议一说出来，就引来了一阵欢呼，所有的人都同意一路步行到北京。于是，我们又坐车回到韬河，然后才开始徒步串联。今天，虽然是我作为串联总指挥的第一天，但是，我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我感到无比自豪。　
1966年8月22日　星期一经过连续四天的跋涉，天黑前，我们到了这个名叫齐家嘴的村子。这是个只有30户人家的小村子，老乡们的日子虽然不富余，但是，家家都做了饭，高高兴兴地给我们端来，看着我们吃。大多数人的脚上都磨起了水泡，我也一样，脚一踩地便火辣辣地疼，但是，当我们看到乡亲们真心实意地欢迎我们，支持我们徒步串联时，我们深受鼓舞，没一个人叫苦叫累。不过，也发生了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我的同桌周小鸥去瓜地里小便的时候，差点被一个反革命分子强奸了，据这个名叫齐俊生的家伙交代，他本来只想偷看周小鸥撒尿，没想到没忍住，在周小鸥穿上裤子正要离开的时候，他突然扑上去蒙住周小鸥的嘴和眼睛，把周小鸥强行拖到瓜棚后面试图强奸，幸亏有另外几个农民从旁边经过，救出了顽强反抗的周小鸥。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齐俊生强奸串联途中的红卫兵小将，是一种严重的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丑恶行为，应该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必须立即枪毙。于是我们召集全村农民和全体红卫兵，毫不留情地批斗了齐俊生，然后从农民手中借来一杆土枪，由我亲自执行枪决！革命小将们的正义行动得到了革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遗物（2）　　　
我不想再看下去了，我把日记藏起来了，燕子要看，我没让看，还有人找着要看，我撒谎说：“不知叫谁拿走了。”也就没人再问了。　
你问我，为什么怕别人看到这本日记？原因很简单，日记里的伏朝阳是一个徒步串联的总指挥，是一个有理想有正义感的英雄少年，尤其是他亲眼见过毛主席！一个亲眼见过毛主席的英雄少年，在麻风院里，由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女杀人犯的原因，被割掉了舌头，我觉得这比我杀了刘侦侦的罪还大，我心里特别特别不安，一阵一阵地特别特别害怕。刘侦侦是我一个人杀的，罪过是我一个人的，跟别人没关系，这次不一样，这次连累了很多人！我死是小事，我不想连累别人，尤其不想连累对我好的人。　　　　　
第四章　消失　　　
雄心　　　
我准备尽快回县城做尿检，如果没问题，我就顺便见见县领导，争取请县领导，至少是局领导，来麻风院看望看望麻风病人，我还准备到每一个病人家里去做家访，说服病人家属常来麻风院给病人送来家庭的温暖。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一整套雄伟的管理计划，比如，我打算动员病情较轻的病人开荒种地，养猪养羊，争取做到自己养活自己，安排有文化的病人当老师，教大家学文化、唱歌、跳舞，请卫生局的放映队定期来给病人放电影，等等。总之，我要彻底扫除麻风院里沉闷、压抑、绝望的气氛，我要帮助病人克服自卑情绪和变态心理。吴鹤声死了，伏朝阳死了，苏四十变得听话了，从大家的眼神里能看得出来，大家对我充满了敬畏和爱戴，把我看做大救星了。我相信时机已成熟，到了我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我也相信，我干得越好就越有可能把顾婷娥留下来，包括免除她的死刑。适当的时候，我一定会申请和顾婷娥结婚，而且，我们还要生一大堆孩子！　　　
蝴蝶　　　
“你回到麻风院，好像把忘了！”我和杜仲开玩笑。杜仲的眉毛暗暗跳了一下，显然，我触痛了他的神经。他停了停，说：“没忘，一刻都没忘，我为什么不急于去接她到麻风院？一是因为确实还没抽出时间。二是因为我好像怕把蝴蝶接来，我怕自己会爱上蝴蝶，怕把事情弄麻烦。我说过我不能不爱顾婷娥，我不允许自己对顾婷娥有任何一丝嫌弃，顾婷娥是麻风女，是杀人犯，所以我才更爱她！全世界都找不出一个理由能改变我对顾婷娥的爱，我从小就爱着她，这是事实，现在，我更深地爱着她，又多了一份责任。”　
“主要是责任吧？”我问。　
“有爱，也有责任。”他答。　
于是，我鼓足了勇气，略带挑衅意味地对他说：“我有个发现，你不要生气。我觉得，你爱顾婷娥，有不真实的一面，你想通过爱一个麻风女和杀人犯，让自己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如同你前面说过的，你想通过干大事情说大话，让自己内心感到充实一样。你小时候害怕‘大’的东西，你以为‘大’不光是‘小’的反义词，‘大’是丑恶、是羞耻、是蛮横，你小时候也逃避‘责任’这个词，一直逃避承担家庭的责任、复仇的责任，而现在你试图改变自己，就尽一切可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人格高大的人物，这其实更是你本人的心理需要，我的意思是，你不见得像你说的那样爱顾婷娥。”　
杜仲生气了，不再跟我说话，也不再给我酒喝。而我呢，在暗暗得意！后来我才知道杜仲当时有多生气！他说：“我差点要揍你一顿！”　
我总有办法让杜仲开口说话。两个男人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有时恨得想揍扁你，有时又会拉住你，唠唠叨叨说个没完。　　　
遗书　　　
刘涛局长是骑着马来麻风院的。当时太阳刚刚落山，我们几个大夫和病人们混坐在一起，正在吃饭。石板路上，马蹄声早早就响了起来。于是，我们全都放下碗迎了出来。我心里嘀咕，刘局长不请自到了！刘局长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战功显赫，获得过“金日成勋章”，卫生局的几个干部里，他也是对麻风病了解最多、对麻风院关心最多的。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为了支持我的工作，要抽空来麻风院看看。所以，看见他，我并不十分吃惊。我还没顾上和刘局长说话，就转身给病人们介绍：“你们猜他是谁？他就是咱们麻风院的衣食父母，卫生局的刘局长。”刘局长拉着马，笑眯眯地走过来，说：“大家好，我现在不是局长了，我犯错误了，红卫兵小将给了我一条生路，让我来麻风院当大夫，你们欢迎不欢迎？”大家愣着不动，我说：“大家快欢迎呀！”大家鼓完掌，刘局长不仅和我们几个大夫握了手，还和每一个病人握了手，这情景，我自己都感动得流泪了。　
晚上我和刘局长睡在一起，我们都有太多的话向对方说。但是，一直到后半夜，刘局长才告诉我，我母亲和我父亲决裂了，我母亲揭发了我父亲的罪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杜益三就强行打发儿子杜仲报名去麻风院，自愿报名是假，仇视和恐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真。担心的事情总是要发生，但我万万想不到母亲会揭发父亲。母亲和父亲关系不算好，经常吵吵闹闹，不过并没有严重到要“决裂”的地步，况且后面还有我，拔出萝卜带出泥，母亲怎么就不考虑我的安危呢？好在，我已经是麻风病大夫，对我的惩罚是顺理成章的，那就是：继续留在麻风院，接着当麻风病大夫！而父亲，光游游街戴戴高帽是不行的，他已经被关押起来，等待他的很可能是“死路一条”！　
刘局长还捎来了父亲的信：　
儿子，我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罪该万死。你妈揭发我是应该的，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你妈。另外，一定要记住我下面的话：你伯父的死跟他本人是有关系的，是他先杀了对方一个人，才招致了咱们全家的灾难……　
这哪是信？分明是遗书！　
就着煤油灯看完信，我想哭，却哭不出来，我发现，母亲揭发父亲，父亲死到临头，这些都没有让我悲伤欲绝，不知为什么，我的感觉很平常很平常，不光是没有哭，好像连伤心都没有。从父亲的语气看，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他甚至很可能已经死了。但是，这也不能令我悲伤。我甚至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感觉：我觉得窗外的夜空突然亮了一下，又像是高了一下，而我自己呢，一米六零的个子，也好像突然蹿高了，成一米七零了，就像一株很难长高的植物突然意外长高了。刘局长从我手中抽走了信，放在煤油灯上，点着了。刘局长问：“你猜，我为什么深更半夜才告诉你这个消息？”我摇了摇头，刘局长说：“卫生局革委会只说你继续留在麻风院，并没有明令撤消你的麻风院院长，所以，你仍然是麻风院院长，有些事，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我这才有了一点眼泪，好像是被刘局长的好心感动的，还有些说不出的感动。反正，心里撕开一个小口子，像乳燕的小嘴那么大，有点疼，不过挺舒服，疼得舒服，又疼又舒服，我就有些贪，这一贪呀，小口子就变成了大口子，口子完全撕开了，就像一块厚厚的布，噌地一声让人撕开了。那种缓缓撕开的感觉特别清晰，疼的感觉不像刚才那么舒服，有些难以忍受。我一下子就尖声哭起来，声音像老鼠，我从来没用这样的声音哭过，就像大水从很细的缝隙里喷出来一样。“别哭了，快别哭了，小心让人听着。”刘局长说，可我还是哭个不停。　　　
死因（1）　　　
刘局长把父亲的那封信烧了，但是，信上的每一个字我都忘不了。父亲说：你伯父的死跟他本人是有关系的，是他先杀了对方一个人，才招致了咱们全家的灾难。父亲以前从来没这样说过，那个家族仇杀的故事，父亲总是从“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早晨”开始讲起，这之前是什么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招致了全家的杀身之祸，父亲总是语焉不详。我们知道的情况实在缺乏说服力，但我们从来不去追问父亲，除了父亲，我们也没有其它途径可以知道。前面说过，父亲是那次家族仇杀中惟一的幸存者。父亲没有别的亲人，也从来不和他老家的同族兄弟来往，所以那个故事就始终是从“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早晨”开始的，没任何人发出疑问，也没任何人做过补充。一方面，我们深信不疑，一方面，我们好像故意不去怀疑，就像故意避开一个雷区。　
我们的老家杜家庄离县城不远，有20里路，但是，我们平时很少回去。我们每年一般只是清明那天回去一次。不过我们从来不进村子，虽然从村子里穿过去要省路得多，但我们总是从村子后面的河湾里绕个大圈子，然后选一条很难走的山路，爬到山背后，找到那三堆孤零零的坟堆。伯父和爷爷是同一天死的，而且死在外面，是“路殇”，是游魂野鬼，不能进老坟，也不能挨近村子，所以埋在村子的山背后。奶奶第二年死了，也埋在了山背后。　
我记得每次开始爬山的时候，父亲的话就少了，一步一步走得很慢，走不了多远，就会气喘嘘嘘，中间要歇几次。我总感觉，父亲每向高处踩一步，就是向“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早晨”这个时间靠近了一步，父亲走得很慢，中间还要歇几次，就是故意拖延着向那个早晨靠近的速度。事实上，父亲长年待在城里，很少锻炼，爬山的时候就显出体力不支了。但我顽固地认为父亲爬的不是土质的山，而是用几十年的时间堆成的山。终于到了坟地，父亲倒不会哭，远远没有讲故事的时候那样容易动情，而是特别安静，常常静静地盯着三个相邻的坟堆，有时能盯上五六分钟。我总觉得，父亲和三个坟堆在说话，三个坟堆也似乎渐渐有了表情，一致面向父亲，双方正用纯正的家乡话说着什么。这种时候我总是很知趣，一声不吭，坐在坟地边上，头都不敢抬，尤其不敢和三个尖尖的坟堆对视。不小心和三个坟堆的目光相遇了，心里就又虚又慌，有时候，双腿间就会悄悄变湿。对三个未曾谋面的亲人的死，我似乎毫无切肤之痛，更别说什么报仇雪恨！我总是担心，三个坟堆看透了我的心，我总是又担心、又惭愧、又恐惧，不经意间，小便就失禁。每次从坟地回去，我都觉得自己病得不轻，病去如抽丝，好多天都缓不过劲来。　
其实，老家还有我家的两座老院子，里面的房子，1958年挨饿的时候，被父亲的同族兄弟拆掉换粮食了，我们在城里同样在挨饿，我们回去拆房子的时候，发现院子里只剩下残垣断壁，从此父亲和老家的人就断了联系，偶尔有什么事回去，父亲也总是独来独往，绝不会带我同去。现在，看了父亲的信，我更明白了，父亲实际上很怕我们和乡亲们接触，因为，乡亲们一定了解那场家族仇杀的来龙去脉。　
1965年，我们决定迁坟，把伯父、爷爷和奶奶的坟迁到县城边上，这样就用不着跑那么远路，也用不着爬山了。迁坟是封建迷信活动，父亲当时已经是农业局的副局长，所以，整个迁坟活动，是由父亲和我，还有三姐杜丽、四姐杜玉四个人分三次偷偷完成的。一次只迁走一个亲人的坟，最先迁的是最先死掉的伯父。　
我记得，到了坟地，父亲先跪在坟前，读了他写的《告父亲、母亲和兄长文》，全文很长，回忆了父亲逃走后从军15年，及后来率众投诚，由旧式军人有幸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的全过程。我记得，其中有“路途遥远，不便祭奠”、“不孝子身为国家干部，敢冒从事封建迷信活动之大不韪，率儿女三人，迁骨移灵，草率之至”这样的话。还没念完父亲就哭得不行了，杜丽和杜玉也跟着哭，只有我无论如何哭不出来。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没出息，用母亲骂我的话说：“打不出粮食！”不过，挖坟的时候，我出了大力。挖到三米深时，看见了第一块骨头，是右侧的肩胛骨，我们立刻停下来。我把嵌在土里的肩胛骨用指头抠出来，发现骨头表面是暗红色的，而通常所见的人骨都是纯白的，可见伯父死时肩部受了伤，流了不少血。父亲把骨头接过去，看了一眼，就用一种吓人的声音嚎了起来。我们只好把他扶上去，两个姐姐吓得直打哆嗦，我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强，剩下的骨头是我一个人蹲在深深的坑里，从板结的硬土里一根一根弄出来的。伯父的头盖骨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刀痕下方还有个三角形的洞洞，表面也蒙着一层暗红的血色。我要求自己像对待一块石头瓦片一样对待手中的骨头，否则，我会看见刀光剑影，我的身体和神经会受不了。由于有很多骨头是断裂和残破的，我的双手就像筛子一样把坑里的土筛了一遍，保证不丢掉一粒骨头渣子。　　　
死因（2）　　　
迁过坟后，我更加相信，伯父的死一定有复杂的原因，伯父肯定深深地激怒过对方，结下了所谓不共戴天之仇，所以伯父才死得这么惨，骨殖才会这样破碎。但我从来没在父亲面前表现出一丝疑问。所有的骨头都挖出来后，胡乱塞进一个麻袋里，由我背着下了山，回到县城，回到家。下山的时候，我的身体一弹一弹的，身后的骨头发出哀切的脆响，一刻不停，絮絮叨叨，就好像伯父在用无数个小拳头不断地敲打着我，不断地重复着两个字：报仇报仇报仇报仇……好不容易回到家，一放下麻袋，我就躺下起不来了，虚汗淋漓，想说话，发不出声音，好像快死了。　
那次父亲和母亲因为我而打了一架，两个人半年都没说话。伯父的骨头，在家里整整放了一个月，我和父亲抽空把每一根骨头都洗净了，用水洗完再用酒精洗，把骨头表面擦得白白的，然后埋在县城边上的一块空地里。埋的时候我也起了关键作用，骨头抖乱了，需要理出个头绪来，在新做的棺材里，要摆出一个完整的人形，我学过人体解剖，我保证每一根骨头都放在了应有的位置上。不过，伯父的右手，好像少了一根骨节，比左手少一个。书上说男人身上大大小小一共有206块骨头，我数了好几遍，确实缺了一块。我紧张得手都发抖了，父亲看到后严厉地问：“你怎么了？”我搪塞过去了。后来我一直在念叨，少掉的那一根骨节到底在哪儿？是我疏忽，没从旧坟里拣出来，还是伯父死的时候被砍掉了一节手指？要么便是伯父活着的时候本来就缺一节手指，既然伯父从小喜欢耍枪弄棍，后来又在保安团里任职，完全有可能在一次事故中丢掉一节手指。　
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不好也不坏。他们确实经常吵架，父亲甚至会动手打人。不过，一般都是在父亲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家庭会议的重要内容就是痛说家史。母亲对此相当过敏，要么死活不来，要么总是带着针线活，打毛衣、纳鞋底。我记得母亲打毛衣的时候，动作总是很夸张，埋着头，阴着脸，就好像没在打毛衣而在一下一下地要毛衣的命，纳鞋底的时候，把麻绳从厚厚的鞋底间拽来拽去时，声音让人难受，看上去就像故意在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父亲捣蛋。　
最生气的当然是父亲，我们几个，也同样生气。我们也不爱听父亲唠叨，但是，母亲的态度更让我们受不了，这种时候我们总是自觉地站在父亲一边。为什么？我们和父亲有血缘联系，而母亲没有，母亲是外人，伯父不是母亲的伯父，爷爷奶奶也不是母亲的爷爷奶奶。　
有一次，父亲禁止母亲打毛衣或纳鞋底，母亲就空着手坐在半麻袋麦子上，我奇怪，母亲显得比平时安静。可是，父亲还没讲到关键处，母亲这边就出事了。母亲把屁股底下的麻袋撕破了，里面的麦子无声地漫了一地，麦子一直滑到了父亲的脚底下父亲才发现。说话的声音戛然而止，父亲一把将手中的青铜烟瓶砸在母亲脸上，接着，扑过去揪住母亲的头发，把母亲压在身上狠狠地收拾了一顿。我们死死地坐着，谁都不上去拉架，因为，我们同样反感着母亲，暗暗希望父亲好好熟熟她的皮。但是，母亲实在是“死不悔改”，挨了打也没用。而父亲也是“死不悔改”，过不了几天，嘴皮子就痒了，眼泪就盛不下了，就要把大家召集起来，闭紧门窗，从“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早晨”开始说起，只要一说出这句话，父亲的声音就变得像漫了一地的麦子一样，密密麻麻，无所不在，父亲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玻璃珠子一样在泪水里荡来荡去。　
我承认，父亲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时候，我一点都看不起他，我觉得他像一个唠叨的女人，像一个软弱的恶棍，有时候我真想一刀剁了他！不由自主地想像一刀剁了他时，我的心里会有像风一样掠过的一丝丝快感，我也总是觉得天空会突然一亮，一高，而我自己像个植物一样，个子也会突然长高，清晰得就像看见了一样。前面我提到过葵花地，每次我快要控制不住自己时，就会疯狂地跑向葵花地，大片大片的葵花地，只要隐身在里面，闻到那种酽酽的湿葵花的味道，内心就会渐渐平静下来。　　　
走好　　　
刘局长真是沉得住气，当天晚上，他还在杜仲的陪同下，来房间看过我，笑眯眯地说：“小天鹅，我看过你的戏。”可是，第二天早晨，吃罢早饭，他才派谭志来告诉我：“顾婷娥你快准备一下，我送你回县城，刘局长说，县上让你回去一趟。”我一听就明白，这一天终于到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没多问一句话，就急忙找出原来的衣服。燕子问谭志：“谭大夫，顾阿姨还回来吗？”谭志暗暗一笑，答：“不知道。”我明白谭大夫笑的意思，说：“燕子，别等阿姨了！”燕子抱紧我的腿子，不让我走。听说我要走，多数女病人都来哭着和我告别。我本来想快快走掉，不要哭，不要伤心。但我没办法，我哭得一塌糊涂。我发现，我舍不得这些人，比我的父亲母亲还舍不得。　
谭志大声说：“顾婷娥，快把脚镣和手铐找出来戴上，准备走。”我推燕子去找，燕子抱着我的腿子，一动不动。谭志上来，一把扯开燕子，喊：“燕子，走开。”我这才跑进马圈，从马槽底下摸出脚镣和手铐。这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惟独不见杜仲和刘局长。这样也好，我不想看见杜仲，我想快快溜掉。我和他的缘分只能到此为止了，我想，如果有下辈子，如果下辈子我不是麻风女，也不是杀人犯，如果下辈子我有个干净身子，一定嫁给他。来麻风院的这几天我很知足，我没有白来，我认识了杜仲，小时候的锁柱，我知道他从小爱着我，不图回报地爱着我！这些天他还冒着危险保护我，保护一个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