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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个天堂-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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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冷眼视之。关于我的病，说得很细，什么“怕听密集的脚步声”，什么“怕闻煤烟味”，什么“神经脆弱”、“怪病缠身”，诸如此类，能把人羞死！总之，正像干爸所说的，我不小心成半个了，一个被“文革”和“四人帮”损坏成“半人半鬼”的英雄。“半人半鬼”是我从广播的语气里听出来的。其实就差明着说出来了。从此我更加不敢出门了，更怕见人了。
全县城的人都认识我了，见了我都免不了要朝我底下扫一眼。由于我的存在，全县城的人都染上了窥阴癖。全县城的人都在窥视我的生殖器。有些人知道掩饰，不经意地看一眼就行了，有些人，比如一个傻子，竟然歪着头，明确向我表示他在“偷看”什么，嘴里还嘿嘿嘿的，还做出一种捉着东西撒尿的手势。连一个傻瓜都敢这样，说明我活到什么份上了。我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换脑筋想了想，让我当个傻子，也比夹不住尿好。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还得顺应民意，装成被损坏的样子，走路有气无力的，脸上随时挂着病歪歪的表情。我发现，很多成年人见了我，对我确实有些敬意，热情地和我打招呼，甚至点头哈腰。也有人见了我就躲，就好像我是个怪物，近不得，疏不得，还不如早早躲开了事。一次和一个小学的同桌碰了个满怀，同桌就像撞见鬼了一样栽了个大跟头。我把他扶起来时，明显感觉到，他的身子在抖。我还碰见过一个长着兔唇的女孩，有十五六岁，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我，我走哪儿，她跟哪儿。我停，她停。我故意转了个大圈子，快到城外时，回头看，她躲在远处的一棵大树后面。我突然来了勇气，向她走去。她定定地站着，后来突然蹲下来蒙住脸哭起来。我问：“小姑娘你怎么了？”她不吭声，只是哭。我说：“有什么事？告诉我。”她只是哭只是哭。我走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来了个老头子，喝斥我：“喂，你他妈的干什么？”我说：“我没干什么！”他过来狠狠推了我一把，还揣了我一脚，我倒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睾丸疼，疼得很厉害。那一脚踢在我的睾丸上了，我这才知道。不过，人家是不是故意的？我说不准。我想，为什么不踢得更狠一点呢？为什么不完全踢坏呢？老头子把兔唇姑娘拉走了，她不停地回头看我，我看清，她一脸粉刺。我想呀想，终于想明白了：在一些人眼里我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说白了，就是个神经病，完全有可能引诱甚至欺负一个长兔唇的女孩。
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晚上，我们刚吃完饭，就听见有人敲门，来人竟是踢了我一脚的老头子，手里提着不少东西，一来就做出“罪该万死”的样子，点头哈腰，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母亲和蝴蝶他们一头雾水，我也一样，但很快我就明白了，我就急忙显出和“我的身份”相符的样子，说：“没事没事，坐吧，坐吧。”老头子就诚慌诚恐地坐下来，怯生生地看着我，说：“我不知道，实在不知道！”我对他笑着，我能感觉到，我的笑容多宽广。母亲问：“不知道什么？”老头子被母亲的话吓了一跳，急忙转身对母亲，说：“不知道，不知道他就是鼎鼎有名的杜大夫。”母亲又问：“杜大夫怎么了？”老头子变得结巴了：“杜大夫，就像广播上说的那样！”我一听就来气，我站起来，平心静气地请他走。他不走，说：“杜大夫，我真的不知道，要是知道，我不会——”我大声说：“你快走吧！”他站起来了，我把东西提起来让他带走，他吓得直往后躲，说：“你让我拿走，说明你不原谅我！”这话还真起作用，我又想起自己的特殊身份，就留下他的东西，送他出门。在门外他又央求：“杜大夫，不知者不为过，你千万要原谅我呀！”为了让他快些走，我只好说：“好吧，我原谅你！”他走了，我的舌头凉飕飕的，原来，我在体会我说“我原谅你”时的快感呢！
接着我不由地仰天大笑。
母亲跑过来时，差点摔倒，面色灰黄，母亲肯定以为我疯了。这表明，母亲担心过我会疯掉。母亲的态度也提醒了我，原来，我有疯掉的可能。但是，我好像并不怕疯。我甚至还在向往。我相信疯掉大概比遗尿好受一些。
行为疗法
我没有疯，但是，我变得越来越敏感，我甚至害怕听见和看见“水”呀“湿”呀“尿”呀这些字眼，包括含水的字句，比如：乘风破浪，万水千山，来龙去脉，浪潮，汹涌，肆意，哺育，跋涉——还包括含水的人名字，比如江青、王洪文、张春桥、郭沫若——所有含水的或能让我“联想”起水的字和词，我都好坏不分，一概害怕。可是，当时的广播报纸里，潮湿的字句好像特别特别多。“王张江姚”这四个字，你听，流淌的感觉多强呀！“郭沫若”这个名字，当时出现的频率不比“王张江姚”少，他那首词我还记得几句：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当时，广播里老有人学江青说话 ：我给—你们—送材料—来了，我是—和工人阶级—划等号来的，我向—老帅—问好来了。这娘娘腔，多让人受不了。
一天晚上，月亮光光，夜凉如水，我漫不经心地从外面回来，一抬头看见了月光下蜿蜒摆动的垂帘，帘子上面的拼花就像湖面上的浮萍一样，我一下子就不行了，尿了。家里用水必须去柳树巷那边的水站上挑，水站离我家至少500米，我当然不去挑，挑水的事，总是由蝴蝶、大雪小雪他们干。每次挑来水，给水缸里面倒的时候蝴蝶总是很小心很小心，生怕我听见水声。偶尔被我听见了，我就要给她挂脸子，搞得她比我还敏感。有一次，晚上，月亮很圆，大寒站在院子里撒尿，撒着撒着，我听见大寒问蝴蝶：“妈妈，我能把尿尿到月亮上吗？”蝴蝶说：“使劲宝贝，使劲就能尿上去！”我一听就不对劲了，我还没吭声，就听见蝴蝶在外面“呸呸呸”，直打自己嘴巴。有一天，母亲带着蝴蝶小雪小雨几人去浴池洗澡，回来时，每个人头发都湿湿的，散发出浓浓的香皂味，几个人大大咧咧地进来了。最后一个进来的是蝴蝶，蝴蝶一进门，我就发现，她背进来一条宽宽的瀑布，雾气腾腾——我硬忍着不吭声，蝴蝶坐下来，开始用梳子一下一下梳头，整个脸包在又黑又湿的头发里，头和手配合得相当默契，头向后一歪，犁在头发里的梳子就向前一推，一歪一推之间，一大捧沉甸甸湿淋淋的黑头发就变成了扑面而来大江大河，细浪相逐，涛声阵阵……我终于忍不住了，冲着蝴蝶大吼：“快去给我剪了，再也别让我看见！”蝴蝶留了20多年的长辫子从此就消失了。小雪和小雨也一声不吭把各自的头发剪短了。你问直接看见水怎么样？噢，那倒罢了。怕的就是“似是而非”，是明明不是水而联想起水。
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天津医生，所有的医生里面，就他一个有兴趣问我的病史，老头仔细听完之后，下了个当时我认为八九不离十的结论：这是神经性遗尿，行为治疗比药物更有用。噢，对了，“遗尿”这个词，就是从天津医生那儿学来的。我讨厌“尿失禁”这个词，这个词太学究气了，像个大病的说法，而“遗尿”听着就舒服多了，小毛病罢了。接着说天津医生吧，他当时指出“行为疗法比药物疗法更重要”，确实比其他医生高出一筹，不过，他应该说得更具体一些：“你应该学会不胡思乱想，你的毛病就是总爱瞎联想，看着一想起二，看着白想起黑，看着山想起水。”
你说是不是这样？大阅兵那次，看见女兵们满脸汗珠子，个个奶头跳来跳去，把吃奶的劲都用上的样子，我想他们的爸爸妈妈要是和我一样，也在现场，该多心疼呀！神经这么一来一回，一摇一晃，身体就出问题了。而煤烟味呢，总是和一对双胞胎的死联系在一起。“张春桥”这三个字让我想起的总不光是“狗头”，还是美丽的春天和小桥流水。“哺育”的“哺”总让我想起那种躺在太阳底下有两排奶头的母猪婆。“普天同庆”总是让我想起“普渡众生”。“打倒四人帮”，总是让我想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粉碎”总是让我想起“粉碎性骨折”。“自杀”，总是让我想起“畏罪自杀”。“伟大”总是让我想起周总理，还总是让我看到一对大奶头，其中一个奶头上还睡着一个婴儿。“大时代”总是让我想起“勿须乎”，还总是让我看到一副其大无比、塞满破铜烂铁的肠胃。“跋涉”总是让我看到两股人在“拔河”，某一刻绳子总会从中间断掉，绳子断掉的过程也总是十分清晰，总是像花一样缓缓松开，还会散出几缕轻烟。“肯定”总是让我想起“恳求”，总是让我看到麻风病人统统向我跪下的一幕。打饱嗝的人总是让我想起“吃不了，兜着走”。“骨头”总是让我想起“贱骨头”。
以上这些还算是有谱的，很多时候，干脆就没一点谱，任意两样东西，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都有可能突然“串通”起来，吓你一跳。当然，光是联想丰富神经过敏倒罢了，所有的联想和过敏后面都还暗藏着或多或少的慌张、疑问、自责和不安，大阅兵那次，联想到女兵们的父母时，心底下其实是不安的，其实在自我怀疑：你这样胡思乱想是不是有问题？你狗日的是不是思想不端正？对煤烟味和枪炮声的敏感里也含着同样的疑问 ：你狗日的是不是对人民解放军有意见？你狗日的到底想干什么？事实上，绝大多数时候，所谓的慌张、疑问、自责、不安，完全是孩子气的——为什么是“孩子气”的？噢，你想一想嘛，哪个孩子不是在“狼来了”的声音中长大的？正常情况，孩子很快就会知道，这是家长的口头禅，不用怕的。但是，我，我永远觉得狼就在不远处，我一动脑筋，狼的影子就来了。就好像我自己既是孩子又他妈的是狼。或者说，我自己即是老鼠又是猫。孩子是自己，狼也是自己。老鼠是自己，猫也是自己。可恨的是，越是想洗心革面，越是想重新做人，联想就越丰富，神经就越敏感。既然这样，治愈此病，自然别无良方，除了不走神和不联想！说穿了，不就是死吗？哪有比死更好的行为疗法？这个道理我是后来才明白的。
涂黑
说到这儿，我突然记起一个梦。
还记得父亲每次开家庭会议都要闭紧门窗，生怕被外人听见，每次唠叨完，父亲也不忘安顿一句：“这些话，你们听一听就可以了，出去不许乱说。”每次父亲的目光总是特别在我脸上多盯一会儿，好像我出去必然会乱说。
我敢肯定，我不会乱说！
不过，“不乱说”，这大概成了我的一个心理负担。于是，有段时间我老做一个梦，梦境总是很简单，一成不变：早晨，一进校门，就看见校门口有张桌子，旁边站着一个人，有时是校长，有时是班主任，桌上摊着一张类似花名册的大纸，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有个方格子。你认为自己在过去的一天里，是诚实的，就把格子涂成浅灰，如果是半诚实，就把格子涂成深灰，如果是不诚实，那就要让手中的铅笔使点劲，把格子涂成浓黑。每次，我都吃不准把格子涂黑的程度，拿铅笔涂的时候总是很心虚，好在“浅灰”“深灰”和“浓黑”三者之间，界限并不是十分明显，每次我总是硬着头皮轻轻涂两下，每次都是“铤而走险”，而且总能“蒙混过关”。有人只是用目光冷冷地盯我一下而已，并不像心里担忧的那样，喝斥一声，让我重来，当然代价总是有的——只不过早晨起来才能发现。我一直想不通，梦里面，用来涂格子的铅笔，为什么总是一色，而不是三色？比如，“诚实”用红色，“半诚实”用黄色，“不诚实”用黑色。这样，选择笔的时候，就要拿定主意，容不得半点犹豫。
梦醒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对梦境中的“考勤”方式做些改良：要么一个名字后面有三个格子，分别代表诚实、半诚实和不诚实，用铅笔在相应的格子里打个钩就行了。要么就准备好三种铅笔，同样很明确很省事。改良之后，梦里面肯定会更痛苦一些，但一定有助于我“不遗尿”。因为，越是微妙的含混的首鼠两端的情况，越有可能遗尿。
我的建议却总是不被采纳。
于是，我相信自己的梦对自己是有私心的。于是，每次在梦里面，我都窃信自己总能蒙混过关，便总敢铤而走险，绝不涂黑！
春天
那个报道起了大作用，我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工作安排在了卫生局下属的防疫站，“身体状况”没有好转之前，可以不上班，只领工资。我还一次性从卫生局领到了补发工资2360元。入党问题甚至也有解决的可能。蝴蝶和五个孩子的户口也一次性登记了。防疫站站长是谢局长的老婆，姓习，40多岁了，但看上去很年轻，说话和风细雨的。我去报到的时候，她对我很友好，口气里含着几分谨慎，她说：“10年前，你报名去麻风院工作，我就知道，当时我就很佩服你的勇气，这几年你肯定没少吃苦，身体不大好，那就不急着来上班，等病好了再说，这么大一个防疫站，养活你一辈子也没问题。”她的话没一点出格的地方，但是，我心里很难过，羞愧难当，不知不觉就遗下尿来。幸亏我裤裆里垫着小天鹅专门缝的尿布子——外面兜着一层塑料纸，遗了尿，外人看不出来。不过，习站长肯定从我的表情里看到什么了，低头朝我底下快快扫了一眼。我耳朵里嗡嗡嗡地响，习站长继续说着话：“你肯定知道，现在麻风病能看好了，全国的麻风院麻风村都取消了，麻风病的防治工作，归咱们防疫站管，咱们韬河是麻风病高发行区，这方面该做的事情还很多，麻风病的流行学研究还很不够，以后呀，你就继续负责这方面的事情。”
我回家了，我想永远做一个病人，永远让防疫站养着，只领工资，屁事不干，我不想再研究什么麻风病了，我也不想再见习站长。
几天后，习站长带着些礼物来看望我们一家子，家里没点炉子，冷冷清清。她明知故问：“这么冷的天，怎么不点炉子？”母亲说：“不冷不冷，孩子们在山里待惯了，热了倒不舒服。”习站长扫了我一眼，我又不行了。因为在家里，我没有垫尿布子，我把裤子和鞋尿湿了，我红着脸躲出去。我蹲完厕所，换了件裤子回来时，习站长正手捧那本《千家诗》，习站长正不停地赞叹着：“实在太漂亮太漂亮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蝴蝶，我家里有几百种蝴蝶标本，都没这么漂亮。”
显然，习站长绝不是一般地喜欢蝴蝶。
“习站长，那一本子都给你吧。”母亲说。
“太好了，太感谢了！”习站长都有些失态了。
“明年春天带我去看看。”习站长睁大眼睛盯着我。
我当然满口答应，甚至有些沾沾自喜。
那一年的春节很快到了，干爸领着我，去给谢局长习站长夫妇拜年，习站长拿出她所有的蝴蝶标本让我们看。标本夹在漂亮的大相册里，用薄薄的塑料纸蒙着。每一种蝴蝶标本底下都注明了蝴蝶的名称、出处、生活习性。习站长一页一页给我们介绍时，显得谨慎极了，用比手指还显得轻柔的镊子轻轻地夹出来，映在离台灯不远不近的地方，给我们说她是某年某月某日在哪儿发现的。文革开始后的这10年是空白。不用我们问，她叹着气说：“文革开始后就不敢搞了，怕人家说我是‘走资派’。”
“杜大夫，等天气好了，咱们借几匹马，约几个人看蝴蝶去！”习站长的表情里有浓浓的孩子气。我没有不爽快答应的道理。
春节过后，韬河县城的春天就从身后的大森林里一步步走来了，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习站长派人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杜大夫：准备好，明早出发。
当晚，我在小天鹅这边早早就睡了，前半夜睡得很死，鸡叫头遍的时候，突然醒来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点睡意都没了。这时我觉得，心里有些不对劲儿，有那么一丝魂不守舍的滋味。鸡叫二遍的时候，就开始明确地害怕天亮。表面看来，时间是一动不动的，但是，时间明明在流淌，在深深的地方流淌，你盯着它的时候，它是停顿的，你一不留神它就过去一大截。鸡叫三遍的时候，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了，心一揪一揪的，眼看要碎了，就像一个大财主，明明白白地地预感到天亮后将破产！我杜仲哪是大财主？我怎么可能破产？但是，“要破产”的感觉硬是那么真切，挥之不去。天蒙蒙亮时，我就悄悄穿上衣服出门了，还随手带了本防疫站新发的油墨味很浓的“毛选”第五卷。一出巷子我就闻见了韬河水的味道，我马上知道自己想去哪儿了。来到韬河边，把习站长的纸条扔进河里，把我自己的一张纸条夹进书里，用石头把书压住，就扑嗵一声跳下去了。
自首
杜仲出门时，我睡得正香呢，我还不想醒来，就没理他。天亮后，我一睁眼就看到了床边的钥匙，单单的一把钥匙。我说过，我这间房子的钥匙一直是他一个人拿着，他向来都是拴在裤带上的。他不会随意把钥匙丢下的。
我立即就猜出了几分。
太阳照进院子时，我听见马蹄声进了鸭子巷，接着传来习站长的声音：“杜大夫，准备好了吗？”习站长听说杜仲一大早就出去了，派人到处找。临近中午，有人从韬河边找到了杜仲留下的书和纸条，纸条上是这么两句话：
怪病缠身，只欠一死。
我的死与任何人任何事无关。
我一动不动给杜仲戴够七天孝，然后就去自首了。我身上揣着那份“委托书”，正是杜仲偷回来的那一份。杜仲让我毁掉，我却藏在了褥子底下。我早就知道我会走这一步的。我不可能藏一辈子的，我也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我承认除了刘侦侦我还杀了谭志。当时，公检法正在恢复和重建中，我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多后，1978年7月5日，新的判决才下来。当年的死刑，倒变成了现在的无期徒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替我说情的结果？大牛叔叔，大舅二舅三舅，爸爸妈妈，所有的人都露面了。“你是怎么活下来的？”这个问题，我当然始终不说实话，我总是淡淡一笑，要么不管，要么就说：“在一个麻风村里活下来的。”
我问：“怎么不说三条人命了？”
小天鹅一愣，答：“其实，三条人命都不止。”
我问：“为什么这么说？”
她答：“其实，杜仲也算是我杀的。”
我说：“他明明是自杀。”
她答：“是我连累的，如果没我，他不会是这个下场。”
这个话题很难再说下去。
我问：“狱中的生活怎么样？”
她答：“挺好的，我还给大家教秦腔呢，有很多徒弟！”
我问：“大雪他们常来看你吗？”
她答：“很少来。”
我问：“听说，小雨现在也红了，名叫八岁红？”
她说：“是大牛叔叔给起的名字。”
我问：“大牛叔叔知道她是你的女儿吗？”
她说：“应该——不知道。”
我问：“杜仲临死前，没向你说过什么吗？”
她说：“没有，能说什么呢！”
我问：“你知道他自杀了时，怎么想的？”
她说：“我想，他把植眉的事忘了！”
我问：“你一直在等他植眉吗？”
她说：“是呀，他应该说话算数。”
我问：“当时麻风病的所有症状都消失了？”
她说：“差不多吧！”
我问：“有后遗症吗？比如疼和痒？”
她说：“还是不知道疼和痒，割一刀都不疼，满身虱子都不痒。”
我问：“心理感觉呢？比如伤心和难过？”
她说：“这个，还是有一点。”
说完这句话，她不经意地蹙蹙眉。
我问：“监狱允许你画眉？”
她说：“一开始不让，我就闹，后来同意了。”
我问：“你怎么闹？”
她说：“你看，我这个指头。”
我这才发现，她左手没有食指。
我问：“指头怎么了？”
她说：“我本来打算剁掉的，找不到工具，我就把指头夹在门缝里，硬硬把骨头挤碎了，后来送到医院，连皮带肉切掉了。”
我禁不住呲牙“哎呀”了一声。
她说：“其实，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我问：“为什么？”
她说：“就算是把骨头挤碎了，我也没觉得有多疼。”
我问：“仅仅为了画眉？”
她说：“要不然，能吓死人！”
我着意看了她一眼。她始终围着一条黑头巾，并且拉得很低。眉毛明显是画的，眉梢微微翘了上去，让人想起李慧娘这些戏曲人物。那些年，社会上的女子还不时兴化妆，因而，和习见的不事雕琢的眉毛比起来，她的眉毛便有一种与时代气息微微相左的美感。加上一些半遮半掩的病容，加上一些与病容和身份暗暗关联的灰色气质，以及一些若有若无的呆气，总体看来，她实在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美女了。
湿葵花
我和杜仲最后的谈话，是在一大片蝶舞蜂飞的葵花地里。葵花还没长大，鹅黄色的细小花蕾螺旋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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