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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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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宫少鹏近20年的研究成果一直成为中国外交战略方针的重要信息源。他撰写的《磨合：中东和平进程中的领袖们》《恐怖主义、全球化与中东——一个来自博弈论的解析》《信息不确定条件下的外交调研——从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的调研说起》，以及与朱立群、周启朋共同主编的《冷战后国际关系》等著作中的信息分析，受到外交部的高度重视，其基本观点多次被外交部门吸收。
宫少鹏得到外交部门采纳的第一个建议是一件“小事件”。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交战线上有一个提法：外交的任务是为我国四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当时他刚到外交学院不久，但对国际关系已深有领悟的他总觉得这种提法不够妥贴。他认为，外交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是互动型的，即便你想“创造”人家不给你“创造”怎么办？主观意志没有绝对性，用“创造”一词显得不恰当。再说，二战时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后曾喊出“创造一代人的和平”，成为一个历史的教训。因此他在一次外交研讨会上向有关部门提出应重新推敲这句话。有关部门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把“创造”改为“营造”，更贴近了外交的特点和原则。
静静地琢磨问题是宫少鹏在陕西插队时养成的习惯。插队时他才17岁，从北京上了闷罐车一路上都能听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宣传，到了陕西他又听到“农村最大的危险是资本主义倾向”的口号。当时他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十分落后，宗族观念非常强，哪里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影子。小小年纪的宫少鹏对社会开始产生了怀疑。两年后他入伍了，看到部队的宣传与现实生活又不一样，他学会了反思。为此他吃了苦头。那是在林彪叛逃后，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林彪打倒的人都是好人。宫少鹏根据这样的逻辑推断认为，如果林彪打倒的是好人，那么“文化大革命”中打倒的人也应该是好人。在那个年代说出这样的话是可想而知的。宫少鹏为此遭到了批判。
即便遭遇挫折，宫少鹏爱研究问题的习惯并没有改变。在部队两年，他饱读毛泽东有关战争与战略的书，对战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保持到现在。有一次宫少鹏到国外参观学习，在与国外同行交流问题时，大谈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引得同行拍案称奇。他们没想到一个中国的外交教授谈起战略来如数家珍。
2000年，宫少鹏到韩国参加第七届海军联会。以往出席者在会议发言时总习惯拿出写好的讲稿，把中国的有关政策照本宣科完事，可宫少鹏这次的发言却着实出人意料，言之有物，生动而实际。当时国际上“中国威胁论”还很猖獗，尤其是西方国家都认为中国发展海军是扩张的图谋。宫少鹏利用这个机会向世界诠释中国发展海军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保卫国防的需要。他说，试想，中国改革开放20年，如果我们沿海城市不能得到强有力的保卫，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来哪里有安全感？与会的很多外国海军司令都被他的有理有力的发言所打动。
在中国的外交研究圈中，宫少鹏是最开宗明义主张弹性外交的学者。在他看来，外交学其实也是一种战略学，虽说外交是有原则的，但现实生活不可能是原则的教条。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灵活地发挥外交智慧是战略的需要。为此他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对外交往中的战略问题，适时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称这是为中国外交“敲边鼓”。
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是一种原则性的谴责，但当恐怖主义逐渐向中国周边地区渗透的时候，宫少鹏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恐怖主义作为全球的公害，中国对它的谴责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必须提高到实质性的谴责，因为它会危及中国国家安全。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恐怖主义对中国并无实质性威胁，中国没有必要提高声调来得罪他人，引火烧身。宫少鹏说，你怕得罪人，那就得罪自己人，中国同胞在世界各地求学、工作的不计其数，保卫他们的人身安全同样是我们的责任，再说中国国内的分裂分子与国外恐怖势力勾结越来越明目张胆。所以，反恐，中国是不能置身事外的。宫少鹏的建议得到了绝大数人的赞成。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加大了反恐的力度，现在成为全球反恐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宫少鹏平和儒雅，行事低调，业余除了痴迷文学和古典音乐外，几乎没有更特别的爱好。他不打牌，但笔者听到不少人称他“牌手”。原来长期关注他的人总结出他外交战略研究中的一招：出牌。
“主动出击，化被动为主动”可以说是宫少鹏外交战略研究的一张常用牌。这正好印证了他常说的一句话：外交就是博弈，你如果觉得被动你会更被动。
2002年11月，朝核问题浮出水面，引起全球关注，中国外交界也处于不安之中，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国遭遇的“麻烦之水”。因为自“9·11”事件后，一度紧张的中美关系得到了缓和，中国的国际处境大为好转；而朝鲜是世人皆知的中国的传统盟友，朝核问题在此时爆发无疑让奉行韬光养晦政策的中国政府左右为难。
宫少鹏关注朝鲜半岛局势是从10年前开始的。当时美国卫星发回的资料显示，朝鲜正在准备进行核试验，尽管朝鲜一再否认，但还是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6次检查，双方对检查的对象和结果意见发生争议。199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作出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强制性的“特别检查”决议，同时，美韩恢复举行曾于1992年暂停的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当即以国家安全受威胁为由，宣布退出它于1985年底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半岛局势紧张起来。1994年2月下旬，朝鲜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达成协议：朝同意其7个核设施接受检查，美韩同意停止1994年度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同意与朝举行第3次高级会谈。同年10月，美朝在日内瓦签署了《美朝核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朝鲜同意冻结现有的核计划，同意将来接受对其所有核设施的检查；美国将负责在2003年底前，为朝鲜建造一座2000兆瓦或两座1000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反应堆建成前，美国将同其他国家向朝鲜提供重油，作为能源补偿。
但宫少鹏注意到，近两年来，朝美间在履行《框架协议》问题上争论日渐激烈，使人预感到美朝之间将有一番重大较量。果然当美国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2002年10月初访问平壤后，朝核危机终于凸显出来。2003年1月10日朝鲜宣布退出核条约，朝核问题白热化。
朝鲜宣布退出核条约的时候，正是北京最寒冷的季节。1月11日早晨，宫少鹏顶着刺骨的寒风早早来到外交学院的办公室。他想写一篇有关朝核问题与中国外交战略的文章，以抵御盛行一时的“麻烦之水”的消极论调。
宫少鹏认识到，朝核问题对中国的外交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也是一次机遇。在他看来，朝核问题是中国眼皮底下的一张牌，如果中国能利用这张牌，主动外交出击，化解半岛危机，那么世界人民就会把你看成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果中国把它当成一个包 袱，觉得被动，那会更被动，不但不能树立大国威信，还给人以口实。
宫少鹏伤心地看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对中国的意见置若罔闻，影响了中国外交的发言力。而在朝核问题上，该是中国外交大显身手的时候，因为要解决朝鲜问题，美国怎么也绕不开中国，它可以没有俄罗斯，可以没有日本甚至韩国，但不能没有中国。
在一次外交工作研讨会上，宫少鹏把自己对朝核问题的思考和盘托出，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后来他在多个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影响覆盖到民间。
2003年3月8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伊始便派资深外交家钱其琛访问朝鲜。4月23日，在中国的提议下，中国、朝鲜、美国三方在北京参加两轮会谈，各方全面阐述了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都表达了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愿望和设想，从而使朝鲜半岛暂时避开了战争的威胁。
为了推动朝核问题早日和平解决，中国又进行连串动作，加大了介入和外交斡旋的力度。7月12日，中国副外长戴秉国带着胡锦涛主席的亲笔信飞往平壤，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等多位朝鲜高官会面，与朝方就朝核问题展开外交斡旋。14日戴秉国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访美，先后与美国副总统切尼、国务卿鲍威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以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一群高官会面，在与切尼会谈时，还转交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给布什总统的信。8月27日，在中国的协调下，中国、美国、朝鲜、日本、韩国、俄罗斯，就朝核问题在北京举行首轮六方会谈，第二轮会谈也进入关键操作阶段。
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为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所发挥的作用令世人敬佩，中国活跃的外交展现了中国作为大国在国际问题上越来越关键的影响力。
“外交就是博弈”——这就是“牌手”宫少鹏的战略观。
第五辑宫少鹏 （5）
附录
“报人”外交家
宫少鹏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并不在于抹煞其他同志的功劳。事实上，许多建部时期进入外交界的老同志经过组织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很快也变成了精通外交业务的“秀才”，同样为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也不是说新闻工作者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合格的外交干部。新中国外交界“报人群体”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外交官的素质也非“报人”素质所能全部涵盖的。新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系统培养外交人员的机构，外交队伍的新老交替也已基本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外交界“报人集团”已圆满地为自己的历史存在划上一个光辉的句号。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更不是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未出现过偏差和失误。在毛泽东主席晚年，“左”倾思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他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思想，干了不少与中国国力不相称的事情，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些“报人”外交家在这一期间执行了某些“左”倾政策，犯了错误，其主要责任当然不能归咎于他们身上。
我们今天研究“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是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掘他们身上的优良传统，为四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我们的贡献。那么，我们应当向“报人”外交家们学习什么呢？
我们要学习他们全心全意献身中国外交事业的敬业精神。建国之初，百废待业，懂外语的记者在对外宣传和国际新闻领域里得到广泛的发展机遇。因此，一些过去在新闻界工作的干部在接到调令赴外交界任职时，确有不愿放弃新闻事业而投身新领域的思想顾虑。特别是，新中国的外交是“说理”外交，工作的“主战场”在办公桌上，这就使得许多才华横溢的外交干部要埋头“后台”工作，与“声誉”“名望”绝缘。另外，像章汉夫、乔冠华、龚澎这样的“秀才”，一生未有机会到海外长驻，人们想像中的优越生活条件和优厚待遇（其实是不存在的）也是他们无从领略的。如果没有可贵的献身精神，他们也是不能取得为人所称道的成就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驻外人员的待遇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比起海内外不少公私职位，仍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老一代外交人员的敬业奉献精神就特别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要提倡爱国主义，坚持身体力行，反对口是心非，才能弘扬正气、清除邪气，从而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成绩来。
我们要学习前辈“报人”外交官对业务工作一丝不苟、举轻若重的敬业精神。外交场合，“一言可兴邦，一言可丧邦”，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因此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是做好外交业务的前提。现在常有一些报道，把许多“报人”外交官描绘成斗酒诗百篇、文章倚马可待的风流才子。作者的好心似不必怀疑，但所报道的却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书从疑处翻成悟，笔到穷时方有神”。天下那里有容易写的文章，不下大力气，不一点一滴地积累，富有哲理、切合时宜的文章是不可能出世的。如果读一读成幼珠同志的回忆文章，看到乔冠华、陈楚等人在修改文件时“大声地想”的情景，就不难想像“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是经常发生在“报人”外交官群体中的“家常便饭”，令人称道的成就来之不易。在新的历史时期，调查研究仍是对外工作的基础。我们要学习老一代“报人”外交官的优良品质，克服“重交际、重接待、轻调研”的不良倾向，反对空喊口号、凭感想写文章的歪风，脚踏实地地把调研工作做好。
我们还应当学习老一代“报人”外交官刻苦钻研外交业务、勇于实践的创业精神。新中国外交开辟之初，一切几乎都是白手起家，所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并强调“应当在工作中培养锻炼”。老一代“报人”外交官之所以取得骄人的成就，是和他们勇于探索新事物、坚持岗位学习分不开的，这一点尤其值得目前工作在外交界的中青年同志效法。当今的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全球性、区域性“一体化”的趋势在加强，这给新时期的外交工作既带来了新的机遇，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学习新知识，探索新问题，创新经验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必要前提，我们必须在实际而不是在口头上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说理外交”仍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风格和基本特征，一切探索和创新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而不应有悖于此。前一阶段，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要求在国际问题上说“不”的本本和小册子。或许作者们的心情有令人理解的地方，但仅仅会说“不”的风气却不值得提倡。无论未来的中国有多么大的发展，“说理外交”的传统都不应为“表态外交”所取代，这一点在当前特别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五辑陆建华 （1）
中国社会学界“四大金刚”之一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发展、社会问题、形势分析与预测。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研究，《中国社会蓝皮书》副主编。1996年当选“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多次赴外讲学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务必不要忘记，我们的国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国民。
——陆建华
江泽民思想的重要阐述者
1993年2月，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长篇历史纪实作品 ——《中国“左”祸》，作者署名文聿。该书以14个章节，全景式地记录了从1927年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来华，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991年“姓资姓社”之争的64年的难忘历史。由于作品大胆地描写了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场面，又是在邓小平南巡前出版，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产生了强烈的争议，影响甚远。
这本书的作者文聿的真名就是陆建华。
陆建华在20世纪90年代已是个风云人物。1990年他在获得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两年后，考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并在同年的第一届世界青年社会学者论文竞赛中，以一篇《中国工人对企业管理者的高期望》摘取大奖。人们至今或许还记得他在获奖时讲的话：“我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工人对企业管理者的期望很高，不光是要管好企业，有效益，还得要关心下属，作风正派，成为道德楷模。这种企业管理者包揽一切的体制，会养成工人对管理者的高期望，并转化为一种强依赖。但企业不可能满足每个职工的高期望，因而高期望必然引发大失落。所以企业应把其负担过多的社会职能剥离出来。”这番剖白在现在看来未必具有多少新意，但在当时却是非同凡响。这也可算是陆建华有关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个发端。
1992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后，留在社科院工作，开始进行宏观的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与另一位社会学家一起主编国家“八五”课题《中国青年发展报告》，同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来自青年的报告——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及其趋向的演变》。他为此获得第一届中国社科院青年科研成果评比优秀奖。后来，北京一家著名的党的生活杂志，把他作为封面人物，并冠以“奔向新世纪金牌榜”人物之名。
1996年，一本叫《与总书记谈心》的书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陆建华是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这本书的热销，使陆建华的知名度得到空前的提升。
1995年7月，中国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设立了“青年社会科学论坛”，主要组织各个学科的优秀青年学者，研讨改革开放实践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其成果有的以研究报告形式上报有关领导部门，供决策时参考。江泽民总书记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发表后，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立即组织青年学者们学习，并就江总书记提出的12个重大关系逐一讨论。在充分研讨的基础上，每个问题由一两位同志执笔把大家的意见综合成文，有的重要发言还请本人撰写成稿，然后由翁杰明等编辑成书。
这本书是把各学科青年学者的观点融为一体的“化合物”，也是一次综合各学科优势集体创作的尝试。参加讨论的有10多名学者，其中正在主持另一项学术活动的陆建华在百忙之中撰写了3万字的研讨稿，借与总书记谈心的方式来阐明自己对于目前中国改革问题的观点。该书出版后影响很快超过读书界而扩展到更大的领域，发行量达几十万册，使江泽民的“论十二大关系”更为大家熟知。
《与总书记谈心》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群言书，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其后中央的很多决策都参考了这本书所透出的民情信息和理论阐述，陆建华等一批知识精英也被中央高层所看好。1996年陆建华获得了“第二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成为第一位获得得此称号的社会科学学者。
然而令陆建华想不到的是，《与总书记谈心》出版的第二年，《中流》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称《与总书记谈心》是“一个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把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变成了“中心”，同时又取消了另一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该文还称，《与总书记谈心》主张的“新社会主义观”，删去了邓小平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述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重要观点，“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走到一起去了”；又称这本书主张包容整合西方思想文化，“必然导致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灭亡”；称按照这本书对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反对和抵制个人主义就成了红白不分的错误”“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论证为超阶级的抽象的 人类共同理想”“是本书作者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全部论点 的归宿”等等。
在民众普遍对《与总书记谈心》的叫好声中，异议者的言论并没有得到普遍支持。而其时，陆建华等年轻的学者并没有作出人们期待的答复，他们在继续做着建设性的工作。
“第三帝国内幕”与“梁祝”
——历史命运与个人命运的糅和思考
陆建华1960年7月3日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获学士学位。虽然几年后陆建华主攻社会学，继而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中国高层智囊，但他仍然感慨4年中文系的知识恩泽。是中文系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培养了鲜活的思考方式。他曾这样坦承道：“中文这个专业实在是太好了！ 可以天天读小说，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后来作社会学了，我就想，是不是学者就非得用很死的语言，把活生生的生活变成一种冷冰冰的逻辑呢？ 所以，现在我反倒要读一些对我个人人生、思维、对我个人思维方向起作用的书。”
陆建华在复旦时最喜欢古典文学，文学评论是他的拿手好戏，毕业后他出版了《论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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