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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处事智慧 作者:何者明-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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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特勃然大怒，非要查尔斯当众向他道歉不可。
查尔斯想了想，答应了。他说：“我以前很少收回自己讲过的话。但这一次，我认错了。我本来以为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曾读过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但我找到那本书翻开一看，发现那首诗仍然在那里。”
两句话表面上不同，“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读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也就是指艾尔弗雷特抄袭了那首诗；“那首诗仍然在那里”，指的是被艾尔弗雷特抄袭的那首诗还在书中。意思没有变，而且进一步肯定了那首诗是抄袭的，这种退让却达到了嘲讽和挪揄的目的，令人猝不及防，伤得更重。
目光短浅必自己打败自己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
孔子认为有高尚道德的人，他们胸怀远大，视野开阔，考虑的是国家安定，整个社会风气的大事，另外一种人所思所想，多为眼前利益，乡土物产，好处实惠等，都是关于个人利益，得失进出的小事，只是个人与家庭的生计。这是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点之一。
小人鼠目寸光，只能看到蝇头小利，便不惜代价去争夺，自然会伤害到他人。争得越多，他所树立的敌人就越多；争得越狠，他所陷入的困境越深。因为天下人都爱利益，所以谁都会争。要争夺就一定会有获得与牺牲，痛苦与烦恼随之而来。
１８９８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光绪帝没有实权，真正掌权的是慈禧太后。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禧太后势力。慈禧太后很快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于是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众所周知，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处境非常危险，因为他没有用人权和兵权。为此他忧心忡忡，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没有皇帝支持，如何变法？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被迫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有他参与，慈禧太后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
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说：“只要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袁世凯是个心计多端善于看风使舵的人，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虽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但是他心里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太后，于是又和慈禧的心腹们勾搭上了。不久后他更加相信帝后争斗帝必败，于是他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维新派的行动。
他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变法经过１０３天最后失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砍头。
变脸的小人不可使用，但不可不了解他们。他们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与你唱和，什么时候撕破脸皮；何时笑脸逢迎，何时又冷酷无情。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马上便会跟着你屁股后转；而当你遭受挫折，陷入困境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袁世凯这类奸雄式小人，为邀功请赏，飞黄腾达，更不惜让人掉脑袋。但袁世凯虽得意一时，但他逆时代潮流而行，目光短浅，最后还是以身败名裂告终。
把一切价值等同于钱是有害的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
君子通晓的是仁义，小人通晓的是私利。在孔子的思想中，利和义是相对的。孔子曾说：“见利思义。”见利能够想到义是君子的行为，见利而不顾义是小人的行为。行事要合道义，不合道义的事君子不为。
《左传》上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人只顾利而不注意义，必然是自取灭亡之道。《墨子》上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义，天下之良宝也”。宋代苏洵曾说过“义利、利义相为用”的话，苏轼在《思堂记》中写道：“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
我们的老祖宗非常看重义，不仅提出“见利思义”，而且往往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欧阳修说：“宁为义死不苟利生，而视死如归。”王定保《唐摭言》：“无义而生，不若有义而死。”等等不胜枚举。
在孔子的心目中，这是一把用来衡量君子与小人的尺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今天商海泛舟的弄潮儿，对于２５００多年前的孔圣人的这把尺子，你把握住了没有？
孔子提倡中庸，他对人非常了解的──在不同的价值标准并存的过渡时期，他率先要求新的以道德学问取代权位财富为标准的君子小人观，固然主要是认识基础上的理性思考，也还有个切肤之痛的感情问题。孔子三岁丧父，孤儿寡母，离家出走，被社会冷落和遗弃，历尽艰辛，“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激起了他对小人的不满，对公道、正义社会的追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道）。”在他以“年少好礼”知名，且以教书为生以后，还遭到上层社会的歧视和拒斥，《史记·孔子世家》上写道：“孔子要至，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旧的等级观念扼杀新生力量，使其感触很深。所以孔子是不会与那帮开口闭口就是钱财、趋利避害的小人交往的，而要与志同道合的君子往来。
道德高尚者只需晓以大义，而品质低劣者只能动之以利害。这其实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
有一次，美国洛杉矶的华裔商人××在香港繁荣集团购买了一批景泰蓝，讲好了一半付现金，一半付一个月期票。交易那天，他却不出面，派来儿子。一个月后，期票到期了，银行却退了票，几经联系，他一推再推，后来索性不接电话了。繁荣集团这才知道上了圈套。集团老板陈玉书说：“除非他永远缩在美国，不在香港做生意，只要他来香港，我一定逼他把钱交出来。”陈玉书派人侦察、注意对方的动静，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香港。陈玉书马上派人同他联系，并以鸟兽景泰蓝优惠售价相诱，将他请到公司。陈玉书大脚一踹，房门大开，大喝一声：“××，你上当了！”××这时脸色大变，不安地立在对面。
“你既然来了，就让我处置你吧。”陈玉书伸出手掌问他：“我的钱呢？”“我没欠你的钱，是我儿子欠的。”“不是你在电话里答应，我怎么会让你儿子取货？”“儿子欠债，要老子还钱，这不符合美国法律！”“这里是香港！你今天要能走出这个门，我就不姓陈！”
“我们这些人是讲道理的，对不讲理的人我们总有办法处理。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等对方回答，陈玉书大声说：“我从小在印尼就是流氓！”
这时，××冷汗直流。陈玉书对他说：“我们是讲人道主义的，我今天要的是你还钱，否则你别想走出这个门。”××知道抵赖是无用的，诡计也施不上了，只得乖乖地打电话给手下，叫他们开支票。
权力官位、金钱利益历来都是人心的试金石。有的人在没有“发达”时还能与伙伴们同甘共苦。一旦他发财了地位上升了，便摆起了架子，交朋会友的观念也就变了，对过去那“穷朋友”“俗朋友”很快冷淡，好像羞于与他们为伍。
在利益面前各种人的灵魂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有的人在对自己有利或利益无损时，可以称兄道弟，显得亲密无间。可是一旦有损于自己的利益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什么友谊，什么感情统统抛到脑后。比如，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平日里大家说笑逗闹，关系融洽。可是到了晋级时，为了达到目的，有的人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们再不认什么同事、朋友，对上司直言摆自己之长，揭别人之短，在背后造谣中伤，四处活动，千方百计把别人拉下去，自己爬上来。这种人的内心世界，在利益面前暴露无遗。事过之后，谁还敢和他们交心认友呢？
认清自我，不可权责越位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封建社会有时为维护社会稳定，抑制百姓“犯上作乱”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它对后世有一定的不良影响，尤其对民众不关心政治，安分守礼的心态起着诱导作用。在今天，只有充分做到“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才能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但是不在这个职位上，就不谋划这个职位的事务，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是个很好的被广泛运用的模式，各司其职，会提高效率。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坚定信念，持守正道，才能帮助君王治理国家。天下有了道德、政治开明的时候，那就出来做官，治理百姓；天下无道，黑暗残暴，那就闭门读自己的书，不为暴君出力。国家有道开明的时候，如果自己还是贫穷寒贱，那一定是自己没有尽力宣扬教化，传播文明，这是可耻的事情。国家没有道义，暗无天日，而自己反而富裕显贵，这一定是自己出卖灵魂，亵渎人类的文明圣洁，真是可耻啊。
做到这一点就维护了知识分子的气节。也正是这种气节，才让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流传了五千年而不改不移；就是因为有一支意志坚定而且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追求，决不做任何势力的附庸，所以才能制衡社会保持健康发展。
正是这种独立意识，使得知识分子安分守己，君子固穷，克尽职守。能做什么官，就去做什么官，不要做就不做，做了就去做好。居于什么位置，就当好自己的职责；不在那个位置，就决不操那分闲心。如果自己的事情往往做不好，却总是想着别人的事情，谋算着别人的位置。越俎而代疱，结果谁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反而违背了立位设官的初衷。
人不是万能的，自己不处在那个位置上，对那个位置上的事情，就没有体验，而且所知的经验也不够，不可能在短期内把事情做好。历史上许多大臣下来以后，不问政治。像南宋有名的大将韩世忠，因秦桧当权，把他的兵权取消以后，每天骑一匹驴子，在西湖喝酒游赏风景，绝口不谈国家大事，真如后人有两句名诗说：“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这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执行者。
一个人，尤其关于现实的思想，不要太不守本分。不守本分就是幻想、妄想，徒劳而无益的。不是自己的职掌范围，不必过分去干预。以现在的政治思想来解释这句话的意义，就是“不要违反思想的法则”。如果用在做事方面，也可以说，不要乱替别人出主意。由这样去解读，这句话的意思就好理解了。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么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正如后来所说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两句话，都是很有道理的。天下人都能够各自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么天下便会稳定，发展富强。各人如果都不干好自己的工作，却总是忙着去考虑他人的事情，那么天下秩序就会乱。社会分工不定的结果，是谁也干不好自己的工作，更糟糕的是会引发不公平竞争，人心因此而险恶，社会因此而动荡。所以，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
君子说话，做多少说多少，甚至做多于说或者不说。孔子认为君子的道德标准有三条，他自己也没有完全做到。但是，为了教育学生，作为一个老师，他也不能不讲。那就是仁德的人因为无私，不会患得患失，所以没有忧愁；智慧的人因为明悟，不会受到蒙蔽，所以没有迷惑；英勇的人心里装着道义，没有顾虑，所以不会畏惧。孔子虽说自己做不到，但他的弟子们却说，这正好就是老师自己的传神写照。
为人处世注意这四种毛病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论语》
孔子告诫人们要克服四种毛病，从而达到不凭空臆想，看事情不绝对，不固执己见，不事事为自己着想的境界。
宋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他认为，这四项事情是互相关联的。前者是后者的起因，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事事为自己着想反过来会加剧任意性。这些都不符合中庸之道，所以孔子要戒绝它们。
“毋意”，是说做人处世，没有自己主观的意见，本来想这样做，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见，他就接受了，并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
“毋必”，天下事没有一个“必然”的，所谓我希望要做到怎样怎样，而事实往往未必。正如俗话所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孔子深通人生的道理，任何人想必然要做到怎样，世界上几乎没有这种事，所以《易经》提出了八卦，阐发变易的道理。天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宇宙物理在变、万物在变、人也在变；自己的思想在变、感情在变、身心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物。我们想求一个不变、固定的，不可能。
“毋固”，不固执自己的成见。
“毋我”，不什么事都为自己着想，而该替人着想，为事着想。
人生在世界上一定有我，无法做到“无我”。有我就有你，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烦恼。结果忘记了你也是人，我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一样”就是佛学所说的“平等相”。
孔子教人学问修养，就要效法他做到这四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一个人一旦做到了无我，那就可以绝对地无私了，无私才能无畏，无所牵挂，那“意”、“必”、“固”自然就都没有了。随意猜测，往往会违背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会胡思乱想，或者狂妄自大，自寻烦恼；主观武断，往往不合情理，造成严重的后果；固执己见，往往会被人视作老顽固，破坏大事；自我被放在第一，那么做事必然瞻前顾后，充满私心，也就无法与天地自然相合一。
晋朝读书人刘道真，由于遭受战祸，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只好到一条河边当纤夫。刘道真素来嘴不饶人，喜欢嘲笑别人。一天正在河边拉纤，看见一个年老的妇人在一只船上摇橹，道真嘲笑说：“女子为什么不在家织布，而跑到河里划船？”那老妇反唇相讥道：“大丈夫为什么不跨马挥鞭，而跑到河边替人拉纤？”
又有一天，刘道真正在草屋里与别人共一只盘子吃饭，见到一个年长的妇人领着两个小孩从草屋前走过，三个人都穿着青衣，就嘲笑她们说：“青羊引双羔。”那妇人望了他一眼，说：“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言以对。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爱故意找碴儿、寻衅滋事，想让别人下不来台。这时你如果让着他，必会遭人耻笑；如果装作没看见，也难免有软弱之嫌。你想化被动为主动，反唇相讥，既可让寻衅者无言以对，也能在主动中有台阶可下。张因和李意见相左，便想在公众场合故意给李难堪。李在一次发言中，不慎读错了一个字，张便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李：“水平太差，那么简单的字都不认得，还好意思在众人面前说话！”李见张故意寻衅滋事，也就不客气了，笑着对他说：“这总比你做错事不认账还强出一点吧！”李的话实际是事出有因，张在损坏了别人的东西后，非但自己不承认，还欲嫁祸于人，但又被人揭穿。因为这件丑事人人皆知，因而李的话一出，众人皆知其意，大家默然相视而笑。张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欲辱人而自取其辱。
没有法度和游戏规则的竞争必陷于混乱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孟子》
孟子认为，即使有离娄那样好的视力，公输子那样好的技巧，如果不用圆规和曲尺，也不能准确地画出方形和圆形；即使有师旷那样好的审音力，如果不用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舜的学说，如果不实施仁政，也不能治理好天下。现在有些诸侯，虽然有仁爱的心和仁爱的名声，但老百姓却受不到他的恩泽，不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这是因为他没有实施前代圣王的仁政的缘故。
所以说，只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诗经》说：“不要偏高啊不要遗忘，一切遵循原来的规章。”遵循前代圣王的法度而犯错误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圣人既用尽了目力，又用圆规、曲尺、水准、绳墨等来制作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那些东西便用之不尽了；圣人既用尽了听力，又用六律来校正五音，各种音阶也就运用无穷了；圣人既用尽了脑力，又施行仁政，他的仁爱之德便覆盖于天下了。
选贤才是因为“惟仁者宜在高位。”一旦不仁者窃据了高位，奸邪当道，残害忠良，必然就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世风日下，天下大乱。历史事例不胜枚举。所以，一定要注意领导干部的选拔。这两个方面在《论语》、《孟子》中都一再强调。而“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说法成为了人们在生活中常用的格言警句。尤其是面对日益紧张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新事物新现象冒出来，其是与非，正与邪，往往使人感到困惑，感到难以评说。这时候，大家对“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感受就更加真切而深刻了。所以，要求健全法制法规的呼声日益强烈。
不用圆规和曲尺，就不能画出矩形和圆形来。我们的生活，办事情，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否则，各行其是，准会乱了套。
唐玄宗时，有李适之和李林甫两位宰相共同辅政。二人面和心不和，互相勾斗，但表面上还很客气。
唐玄宗沉湎酒色，穷奢极欲，弄得国库日见空虚，满朝文武都很着急，思谋开源节流之计。最后，皇上也感觉到了财政威胁，下诏让两位宰相想办法。
形势所迫，二人都很着急。但李林甫最关心的却是如何斗倒政敌，独揽大权。看着李适之像热锅上的蚂蚁，李林甫生出一条毒计来。
散朝之后，李林甫装作无意中说出有人在华山淘出金子的消息。他看到李适之眼睛一亮，知道目的达到了，便引开话题说别的。李适之果然中计，忙不迭回家写起奏章来，如何开采华山金矿、以应国库急用云云。
唐玄宗见到奏章大喜，忙召李林甫来商议这件事。李林甫装出欲言又止的样子，玄宗说：“有话快讲！”李林甫压住了声音装作神秘地说：“华山有金谁不知？只是这华山是皇家龙脉所在，一旦开矿破了风水，国运难测。”玄宗听罢一愣，陷入沉思。李林甫见皇帝脸上出现了不悦之色，忙说：“听人讲，李适之常在背后议论皇上的生活小节，话说得很难听，说不定，这个开矿破风水的主意是他有意——”玄宗心烦意乱，拂袖而去了。李林甫见目的达到，心中暗喜。
自此，玄宗见了李适之就觉得不顺眼，最后，找了个过错，把他革职了。朝廷实权，便落在了李林甫手中。但如此踩着别人肩膀上，失去正当的竞争规则，使唐朝到处人心惶惶，国家越来越混乱。所以无论在职场、官场、商场，都要有合理的游戏规则，每个人都得懂规矩，否则人与人必然是明争暗斗，弱肉强食，失之于中庸。
只强调速度是达不到最佳效果的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
子夏一度在莒父做地方官，他来见孔子请教管理方面的事情，孔子告诉他做一个地方官，行政、建设等一切制度，要顾全到后果，为百年大计，不要急功好利，不要想很快地就拿成果来表现。也不要为一些小利益花费太多心力，要顾全到整体大局。
孔子行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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