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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奇特的一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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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真理，即使不是找到，那也是力求找到，不管这个真理是多么令人苦恼，是多么虚无缥缈，多么卑鄙龌龊。”
这些青年时代的誓言总是激动着人心。赫尔岑、奥加廖夫、克鲁泡特金、梅契尼柯夫、贝赫捷列夫——几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立誓献身于追求真理的斗争。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但某种共同的东西把他们这些如此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对科学的忠诚，而且他们之中谁也不是光研究一门科学。他们都是又搞历史，又搞美学，又搞哲学。俄罗斯作家的精神探索史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科学家追求道德的历史也并不逊色，其精彩与深刻不亚于作家。
但，立誓忠于科学（哪怕是心爱的科学）是一码事，给自己规定具体的目标又是一码事。
万一特洛伊根本没有存在过呢？万一它是荷马虚构的呢？这样一来，施利曼岂不是白白磋跎了一生？
万一柳比歇夫确定的目标是不能达到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呢？万一过了二十来年，证明创立这样一种生物自然分类法是不可能的呢？或者说，万一现代数学机器不适合于这方面的用途呢？这样一来，虚度了年华，当初的目标原来是虚幻的东西，目标明确变成了漫无目的。
这是冒险吗？不，比冒险更可怕；这是押宝；未来、才华和希望——这些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统统拿来孤注一掷。谁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幻想家在无声无臭中死去，没有达到可望而不可即的目的！
狂热、偏执、禁欲——科学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什么代价没有付出过！
在科学中，着迷是危险的东西：对某些气质的人来说，或许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代价太大了。着了迷的人对科学为害甚烈；着了迷，往往不能批判地对待事物，连牛顿这样的天才也在所难免——我们只要提一下牛顿对虎克不公道的行为，便足以说明问题。
柳比歇夫在青年时代，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满脑袋虚无主义、唯理主义的巴扎洛夫。在那个年代，柳比歇夫的许多同窗学友都模仿巴扎洛夫。这又是一个例证，说明文学主人公不止是对一代而是对几代俄罗斯知识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青年时期，同巴扎洛夫一个腔调，眼里只有自然科学；什么历史，什么哲学，统统是扯淡。捎带说一句，文学也不能幸免。柳比歇夫当时只承认文学是学好外语的一种工具：《安娜·卡列尼娜》他看的是德文版，“因为译文要比原文易懂。”
一切服从于生物学；凡是无助于此的，一概置之不理。他那时憧憬着建功立业，遵循着英雄主义的陈腔滥调；首先是工作，一切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不惜牺牲一切。
事业代替了伦理，决定了伦理，它本身就是伦理，把存在和哲学的一切问题一笔抹煞；为了事业，人世间的一切喜悦和乐趣都不屑一顾。
舍此取彼，他取了自我牺牲。
这是我们熟知的那种科学任。他为之献身的生物学任务相当重要，其余的事情与他都不相干。科学要求付出最大的努力，作出最严格的自我克制。不是这，便是那。司空见惯的两个极端。不是圣贤和英雄，便是庸人、坏蛋、哪方面都不配做人的人。我们在这里是没有中庸之道的。如果不能成为榜样，不能成为理想人物，那就什么都无所谓了——是骗子也罢，是正直的科学家也罢，对艺术有兴趣也罢，不学无术，下流无耻也罢……只有完人才能得到承认；一个人仅仅做到有良心、规矩正派，那是不够的。
柳比歇夫开始的时候同旁人差不多，跟所有年轻人一样，渴望着建树功勋，成为拉赫美托夫，成为超人。一步步，他才逐渐回复天性，冒出人的弱点，他鼓起勇气继续前进，攀登越来越陡峭的高峰——追求人性，追求那最最朴实的人性。
需要好多年才能懂得，最好不是去震惊世界，而是象易卜生所说的，生活在世界上。
这样，对人、对那门科学都要好一些。
柳比歇夫的长处首先在于他懂得这些道理要比其他人早得多。
帮助他做到这一点的，正是他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工作要求……不过那是后话，至于在初期，根据一切计算（柳比歇夫是喜欢计算也善于计算的），他的工作要求付出与正常人无法比拟的精力，需要消耗比人的一生更多的时间。他当然相信他能做到，但总是要从另外什么地方再去挖掘一些力量，再去挖掘一些时间。
第七章 他的方法是怎么起的头
“我象是果戈理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他在抄抄写写中找到乐趣……我在学术工作中也很愿意摄取新的事实，做纯技术性的工作，等等；从中找到乐趣。再加上我从我念念不忘的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乐观主义，结果我写了许多东西备而不用。这些东西，我根本没有指望发表。重要的论著，我做的摘要十分详细，甚至弄到现在我在这上面仍花很多的时间。我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同时，凡是最重要的著作，我都要写个提纲，再进行分析研究。所以我手头有大量的存货，一旦有可能出版，存货立刻能派上用场；文章写得很快，因为事实上它不过是我平日储备着的材料，随用随取。
“我在青年时代，我的读书方法使我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别人，因为我看的书，比我的同志少。他们看书比较浮皮潦草。但是，浮皮潦草地看书，有许多精彩的东西消化不了，看过的东西很快会忘记。至于我看书的办法，能使我得到十分清晰牢固的印象。所以，随着岁月的推移，我的库存要比我的同志丰富得多。”
年复一年，这个方法以及他的其它工作方法，优点越来越突出。他仿佛什么都提前几十年计算好、没想好。仿佛连他的长寿都是事先估计到、考虑到的。
他的一切计划，甚至最后一个五年计划，制订的出发点，都是没想他起码应当活到九十岁。
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暂且他只是想方设法利用每一分钟，利用任何所谓的“时间下脚料”：乘电车、坐火车、开会、排队……
还是在克里米亚，他已经注意到边走路边打毛衣的希腊女人。
每一次散步，他都用来捕捉昆虫。在那些废话连篇的会议上，他演算习题。
他规定，短距离，二三公里路，最好步行，省得为了等车浪费时间、损害神经。步行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反正需要散步。
他对“时间下脚料”的利用，考虑得无微不至。出门旅行，他看小部头的书，学习外语。举个例，英语他就是主要利用“时间下脚料”学会的。
“我在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常常出差。一般我要带一定数量的书上火车。如果是长期出差，我就把书打成邮件，寄到一定的地点。带多少书，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决定。
“我在一天之内是怎么安排读书时间的？清早，头脑清醒，我看严肃的书籍（哲学、数学方面的）。钻研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看比较轻松的读物——历史或生物学方面的著作。脑子累了，就看文艺作品。
“在路上看书有什么好处？第一，路途的不使你感觉不到，很容易将就；第二，神经系统的状况比在其它条件下良好。
“坐电车，我看的不是一种书，有两三种书。如果是从起点站坐起（例如在列宁格勒），那就可以有位子坐，因而不仅可以看书，还可以写字。如果电车很挤，有时候只能把着扶手杆勉强站住，那就需要小册子，而且要比较轻松的。现在列宁格勒有许多人在电车上看书。”
可是，“下脚料”越利用越少，而对时间的需求越来越大。
工作越深入，面也越宽。先是需要认真研究一下数学，后来又轮到哲学。他逐步发现生物学同其它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所钻研的分类法，促使他批判地对待达尔文主义，特别是那种认为自然淘汰是进化主导因素的理论。他不怕人家责备他陷入活力主义、唯心主义，但应当研究哲学。
已经晚了，但他终于明白，他不懂历史不懂文学是不行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还需要懂一点音乐……
应当不断挖掘一切时间潜力。明摆着，人不能者是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应当正确利用工作时间。从时间中去找时间。
实际上，正如柳比歇夫亲身体验到的，需要高深学识的工作，他一天至多能干七八个小时。
他记下工作起讫的时间，误差不超过五分钟。
“工作中的任何间歇，我都要创除。我计算的是纯时间，”柳比歇夫写道，“纯时间要比毛时间少得多。所谓毛时间，就是你花在这项工作上的时间。
“常常有人说，他们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这样的人可能是有的。可是拿纯时间来说，我一天干不了那么多。我做学术工作的时间，最高纪录是十一小时三十分。一般，我能有七八个小时的纯工作时间，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最高纪录的一个月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我一个月工作了三百一十六小时，每日平均纯工作时间是七小时。如果把纯时间折算成毛时间，应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我逐渐改进我的统计，最后形成了我现在使用的方法……
“当然，每个人每天都要睡觉，都要吃饭。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时间用在标准活动上。工作经验表明，约有十二——十三小时毛时间可以用于非标准活动，诸如上班办公、学术工作、社会工作、娱乐，等等。”
计划的复杂性在于如何安排一天的时间。他决定，用去的时间应该同他从事的工作相称。也就是说，比方写一篇有独特见解的论文吧，占用的时间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
计划就是挑选时间、规定节律，使一切都各得其所。头脑清醒的时候应当钻研数学，累了便看书。
应当学会不受周围环境的干扰，用在工作上的三个小时应当是真正做工作的三个小时，不想不相干的事，不听同事的谈话，不听铃声和笑声，也不听收音机……
这个方法之所以能够存在，是依靠经常的计算和检查。没有计算的计划是盲目的计划，就象某些研究所那样，光会做计划，却不去操心这计划能不能完成。
应当学会计算一切时间。
他把一昼夜中的有效时间即纯时间算成十个小时，分成三个单位，或六个“半单位”，正负误差不超过十分钟。
除了最富于创造性的第一类工作外，所有规定的工作量他都竭力按时完成。
第一类工作包括中心工作（写书，搞研究）和例行工作（着参考书，做笔记，写信）。
第二类工作包括做学术报告、讲课、开学术讨论会、看文艺作品，不属直接科研工作的活动都包括在内。
我们随便拿一天的日记来做例子——一九六五年夏季的一天：
“索斯诺戈尔斯克。0．5。基本科研（图书索引——十五分，陀布尔让斯基——一小时十五分）。分类昆虫学，参观——二小时三十分，安置捕捉器两个——二十分，分析——一小时五十五分。休息，第一次在乌赫塔河游泳．《消息报》——二十分，《医学报》——十五分，霍夫曼的《金罐子》——一小时三十分，给安德朗写信——十五分。共计六小时十五分。”
整个一天的活动，直至看报，都经过分析，分门别类登记上了。
怎么是“共计六小时十五分”？从记录着，这仅仅是第一类工作时间的总数。其余经过计算的时间是第二类工作或其它。每天只合计第一类工作的时间，然后再把一个月的加起来，就拿这个一九六五年的八月来说，第一类工作的总时间是一百三十六小时四十六分。其中又包括哪些项目呢？请看吧，一切情况在每月小结中都有说明。
“基本科研 ——五十九小时四十五分
分类昆虫学 ——二十小时五十五分
附加工作 ——五十小时二十五分
组织工作 ——五小时四十分
合计 —— 一百三十六小时四十五分”
“基本科研”这五十九小时四十五分包括什么内容？用在什么上了？
“1．分类工作——《分类法的逻辑》报告草稿 ——六小时二十五分
2．杂事 —— 一小时0分
8．校对《达达派研究》 ——三十分
4．数学 ——十六小时四十分
5。日常参考书：里亚曾诺夫——五十五分
6。日常参考书：生物学——十二小时O分
7。学术通信 ——十一小时五十五分
8．学术札记 ——三小时二十五分
9．图书索引 ——六小时五十五分
合计——五十九小时四十五分”
我们还可以随便拿哪一项继续分析下去，就拿第六项吧——日常参考书：生物学——十二小时。这十二小时花在什么上面，一目了然，误差不超过一分钟。
“1．陀布尔让斯基《人类的进化》，三百七十二页，看完（共十六小时五十五分）——六小时四十五分
2．亚诺什·卡罗埃《动物有没有思想》，九十一页 ——二小时0分
3．P．贝尔格的手稿——二小时0分
4．聂考洛，奥斯维尔陀，十七页 ——四十分
5．拉特纳的手稿 —— 一小时三十分
合计 —— 十二小时五十五分”
大部分学术著作都做了摘要，有的还做了分析研究。所有摘要和评论都规规矩矩地装订成册。这些用打字机打的合订本，犹如读书总结，是地融会贯通了的知识的存放处。只要翻一下提要，就可以记起荣本书中需要的东西。
柳比歇夫有种罕见的才能——随便哪本书的作者，凡有独特的见解，他都极善于汲取。有的书，一张纸就够；某些大部头书，需要几张纸来归纳。它们的菁华同它们的厚度怎么也不相称：大量的是插图、表格、附页、书皮……
除了第一类工作，第二类工作的统计也是同样的详细。为什么要这样精打细算，就比较难解释了。文艺作品的阅读花了二十三小时五十分。有什么必要开列出来，—一计算呢！其中：“霍夫曼，二百三十八页——六小时”；“米里尔斯基论霍夫曼——一小时三十分”；等等，等等。
接着是八本英文书，共计五百三十页。
写了七封计划内（！）的信。
报章杂志看了多少多少小时，给亲人写信花了多少多少小时。
这样详细，可以说是多此一举，但我已经学会小心谨慎，避免匆匆忙忙作出结论。我相信，柳比歇夫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不过他的道理，人家并不是永远都能明白的。要是没有好处，只会浪费时间，他总不会年复一年地进行时间分析。
然而，事情还是弄清楚了。要采用这种方法，必须知道一切有效时间，洞察时间中一切曲里拐弯的地方和空白点。这个方法不承认有什么不能利用的时间。所有的时间一视同仁，一样的宝贵。对于人，不应当有什么坏的、无用的、多余的时间。也没有休息的时间。所谓休息，是两种工作的交替，就象是正确的困问轮作制。
无话可说，这自有它的道理。因为每个小时都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个小时和那个小时都是平等的，每个小时都要结算。
结算同时也是对计划的总结。一总结马上提出下个月的计划。举例来说，一九六五年九月的计划包括哪些内容？规定：十天在新西伯利亚的学院里讲课，十八天在乌里扬诺夫斯克，两天花在路途上。接着是哪一项工作要用多少多少小时，巨细无遗。比如，写信二十四封——三十八小时。开出必读书单。在照相上要干些什么。要给谁写一份评语。
与学院里的职务有关的工作，也要做个计划，参考以往的经验，把时间大致安排好。……
“制订年度计划或月计划时，不得不依靠过去的经验。例如我计划要看一本什么书。根据老经验我知道，我一小时能看二十——三十页。我就根据这个老经验来订计划。至于数学，我计划每小时看四一五页，有时更少。
“所有看过的东西，我都要仔细研究。怎么研究？如果一本书谈的是我不大了解的新东西，我就尽量做摘要。凡是比较重要的书，我都尽量写一份评论性的简介。根据以往的经验，需要做这些工作的书，可以走出一定的量。
“如果认真办事，实际工作时间对预定工作时间的误差一般为百分之十。需要做摘要评论的书，常常没有完成预定的数目，拉下很多。兴趣往往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欠了很多债，一下子还清又不可能，结果就完不成计划。有时候，完不成计划是由于工作精力暂时衰退。完不成计划也有外界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我的工作有必要做计划。我以为，我所取得的成就，有许多是靠了我的方法。”
基本工作的时间也要计划一番：备课、生态学、昆虫学及其它科研工作。第二类工作的时间一般要比第一类多百分之十左右。
他完成计划的精确程度，每每使我惊诧不已。有时自然也有预计不到的情况。一九三八年的年度总结中，柳比歇夫写道，第一类工作没有完成，差百分之二十八：
“主要的原因是奥丽雅和瓦丽雅病了，结果同人们打交道多了。”
他的时间好象是物质，不会无影无踪地消失不见，不会消亡；它变成了什么，总能查得出来。他由于做了统计，获得了时间。这是最实在的收获。
年度总结是篇幅浩瀚的报表，整整有一本。什么都有记录。以一九三八年为例：多少时间用于生态学、昆虫学、组织工作、动物研究所、基塔耶沃的水果研究所；多少时间用于同人们打交道、路途往返、家务。
从这份年度总结中可以了解到看了多少书，都是什么书，各国文字的文艺作品看了多少页。一年竟看了九千页，共用二百四十七小时。
这一年写了五百五十二负学术著作，其中有一百五十二页付印出版。
每一年过去，柳比歇夫都要进行分析研究，统计学的一切办法都用上了。素材有的是——那便是每个月的小结。
总结完上一年，就该制订下一年的计划了。下一年的计划根据柳比歇夫提出的任务大致地安排一下工作。
“中心任务（一九六八年）是八月份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昆虫学会议，我准备在会上做个报告，谈谈经验分类法的任务和道路。”
他写道，哪些论文该在会议开幕前写完，在鉴定跳甲属上要做哪些工作，在乌里扬诺夫斯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各呆多少天，那几年中他的主要著作《德模克利特和柏拉图两个流派》写多少页，分类学和进化论方面的《论分类学的未来》写多少页。然后大致安排一下时间，用他的计算单位来表示：
“第一类工作 五七O（五六四·五）
路途往返 一四0（一四二· 0）
交际 一三o（一二九）
私事 十（八。五）”
诸如此类，一共是一O九五。
招号内是完成数字。括号内外的数字相差无几。说明他能多么精确地提前一年计划他的生活。
他在总结中吹毛求疵地记上一笔：
“第一类工作完成五六四·五，原计划五七O，赤字为五．五，即百分之一。”
也就是说，一切都相符，误差仅为百分之一！
每月小结虽然巨细备载，年度总结中仍把所有干了的、读了的、看了的统统收集到一起，加以计算，分门别类。一年来的工作和休息——简直是什么事情都要结算累计。
“娱乐——六十五次”，接着是一张清单，列举了看过的戏和电影、听过的音乐会、参观过的展览会。
六十五次——是多还是少？
似乎是多了。话说回来，我也没有把握，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个比法。同我比吗？问题正在这儿——我就没有计算过，说不出我一年看几场电影，听几回戏，参观几次展览会。连大约摸的数字，我也一下子说不上。更说不出情况有什么变化：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这个数字发生什么变化，我看多少书。看的书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科学书籍和文艺作品的比重有什么变化？我写多少封信？每年有多少时间用在路上，用于交际和运动？
我心中没有一个准数，对自己没有一个准数。我有什么变化，我的工作精力、我的爱好和兴趣有什么变化……说起来，我原来倒是以为了解自己的，可是一接触到柳比歇夫的那些总结，我才明自我其实是对自己一无所知，一点也不了解。
“……一九六六年，第一类工作共计一九o六小时，原计划为一九00小时。与一九六五年相比，增加二十七小时。平均每日五·二二小时，即五小时十三分。”
了不起！每天有五小时十三分钟搞纯学术工作，天天如此。整整一年没有休假，没有节假日！五个小时的纯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五个小时内没有什么歇一会抽支烟的工夫，没有聊天谈话，没有遛达散步。仔细想想，这可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一连几年的数字结算如下；
“一九三七年 一八四0小时
一九三八年 一四O二小时
一九三九年 一三六二小时
一九四O年 一五六o小时
一九四一年 一三四二小时
一九四二年 一四四六小时
一九四三年 一六一二小时”等等。
这是基本科研工作的时间，其它一切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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