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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奇特的一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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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萨沙能帮我忙就好了，我们能把半个诺夫哥罗德省都买过来。’我选择了科学事业，他是不同意的，但只是在这些个唉声叹气中流露出来。他非但没有阻挠我的事业，还千方百计帮助我。革命后，他自然用不着为我作出的选择遗憾了。精神上捞一把的兴趣，我是全部继承过来了，我努力获取各种各样的、越来越广泛的知识，始终乐而不倦。
“最后，我的因子总量中肯定还有好心肠因子。我姓柳比歇夫，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最早姓这个姓的，大概是我的曾祖父谢尔盖·阿尔捷米耶维奇。他跟人打招呼，老爱说‘好心肠的老兄’，由此产生了我们的姓。我的父亲心地特别善良，总是把别人看得很好，比他们本来的面目要好，非要到铁证如山，无可怀疑了。他才会相信人家议论那些人的坏话。
“这便是我的谱系。您可以看出，我的品质得之于我的先人，首先是我永志不忘的父亲，看来也有许多得之于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从小，他就特别喜欢我，虽然总的说来他是不特别宠孩子的。”
柳比歇夫的自我评价。说明了他在精神方面的标准。说不定，这是他这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每当科学与精神品质发生冲突，我首先关心的最精神品质。不仅仅是我这样。似乎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捷列耶夭、尼尔斯·鲍尔的精神面貌，比他们的学术成就的细节更为重要。就算这种比较是虚拟假设的吧——我为了强调我的想法，不怕作出任何虚拟假设。一个科学家，他在学术上声誉越高，他的精神品质水平也越叫人感兴趣。
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和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学术工作大概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但人们总是倾心于库尔恰托夫的崇高的功勋，而对奥本海默灾难深重的悲剧却是沉思默想，思绪万千。人的精华中，最值得称道、最牢固的，是精神价值。一年年过去，学生们没有一点遗憾，若无其事地换了导师、师傅、老师，换了头头，换了心爱的画家和作家。但是，谁要是有福气遇见一个纯洁的、精神世界很美的人，你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的这样一个人，——谁要是遇见了这样一个人，就没有什么可换了。因为人不可能长进得超过善良或真诚。”柳比歇夫的信札中，不时出现自我评价。他评论自己，都是为了比较。这些自我评价，展示了柳比歇夫及其师友的精神面貌。
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是柳比歇夫的一个朋友，曾研究著名生物学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贝克列米舍夫仿生平。为这件事，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雄奇曾写信给斯维特洛夫：
“……你漏掉了一个特点，那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特点；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出奇的委婉。沉着镇静……因为我在这方面恰恰做得最差，所以我老是向弗·尼·学习他的这个优点。我这人很刻薄，我的批评常常刺伤了别人，甚至是我亲近的人。诚然，这并没有损害了真正的友谊，并且被批评的人常常变成了我的朋友，但往往是流了很多的眼泪。
“……弗·尼·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好象很糟糕），休息时喜欢看古罗马作家的作品，虽然我记得他也看希罗多德的东西，不过好象不是看的原文。这是他作为休息干的事，同他的学术工作没有关系……我记得我同他谈过但丁。他是个最热忱的但丁派（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认为世人对但丁赏识不够。我承认但丁的诗篇确实很美，但并没有感觉到他的世界观的崇高。相反，但丁有许多地方叫我十分气愤。拿他的地狱篇来说，其中素负盛名的开场白（全凭记忆；是否准确，没有把握）：
Per me si va nella citta dolente，
Per me sl va nell’eterno dolore，
Per me si va tra la Perduta gente．
Giustizia mosse il into abto fattore，
Fecemi la divina potestate，
La somma sapenza e il prima amore．
Dinanzi a me non fur cose create，
Se non eterne；ed io eterno duro。
Lasciate ogni speranza voi ch’entrate…或在另一处：
Chi e piu scelleranto’chi colui
Chi a giustizia divin passion porta……
“……这两行的意思是：谁要是怜悯被上帝判了罪的人，那就是最大的恶棍，还有谁比这种人更坏呢。这两行的上文是这样的：但丁在地狱里遇见了他的一个政敌，他请求但丁想个什么法予减轻他的苦楚。但丁答应了，但事到临头他又改变了主意，食言了，并且幸灾乐祸地嘲笑他敌人的痛苦……这还不如那种冷酷无情的多米尼克主义，对朋友和亲人铁面无情，这还要恶劣得多……他的全本《神曲》绝不是神的，完完全全是尘世凡俗的……这两行以及其它许多地方，从宗教的眼光，首先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是不可理解的。而在弗·尼·的心目中，但丁不仅仅是个杰出的诗人（这我不否认），并且还是个有先见之明的智者，他的‘慧眼’看到了凡夫俗子的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这样的分歧，在我与许多我这样的人之间显然也是存在着的。那些人不仅把莎士比亚看成是杰出的戏剧家，不仅把普希金看成是杰出的诗人，并且还把他们看成是人类思想的领袖，这是我决不能苟同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弟子在古希腊悲剧中已经达到的道德高度，在但丁的作品里可是完全消失了。就这样，在但丁的问题上，我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看法没有取得一致。
“……弗·尼·把他的兴趣作了那样的分类，我以为是种乐观的做法。除此而外，他对蚊子的研究使他得到很大的精神上的享受，因为这项研究对人民有直接的好处。至于说到有许多计划没有完成，那么我认为，任何一个涉猎面很广的人，计划都是太多了，不可能都完成。
“……如果我的刻薄再加上偏执，便会招致许多冤家对头。我的优点是在论战中从来不抱着个人的目的。至于弗·尼·，他善于把同样严厉的批评表达得非常婉转。我的性情自然比弗·尼·快活，爱胡闹，爱装傻。我小时候从不打架，也不爱打架；总的看，外表很文静。但斗智我是喜欢的。而且在斗智中我象拳击运动员一样：我有权打人家，同时感觉不到人家打我。这办法没有一点坏处，我没有结冤家；我在许多国家住过，同各种各样的人都处得很好。
“……有一点我比弗·尼·强，他也是承认了的，用他的话说，我身上有很大的空想的勇气，具有巴扎洛夫那种真正的虚无主义，也就是说，不承认有什么东西可以不受理智的批判……佛。尼·有一套他认为绝对正确的条条，所以他要比我偏执。不过，他的偏执从来不流露出来。我们包经忘了偏执的真正的涵义；结果，任何一种批评（批评也就是捍卫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见解的权利），我们都把它看成是企图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也就是说，把批评看成了偏执。但是，我们唯一能够使用的力量，是理智的力量，而理智的力量不是暴力……克鲁泡特金有句话说得很出色，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人比机关好。’这句话，他是针对沙皇保卫机关的人说的。我可以补充一句：人比信仰好。
“出于许多原因，部分是我自身的原因，部分是外界的，我从一九二五年开始搜集昆虫（主要是地蚤）；就在这个时间前后，我开始在彼尔姆大学教农业害虫方面的课。
“美国人布利斯，我同他一起出过差，到过乌克兰，到过高加索。我穿衣服，向来不在乎旁人的看法，穿得很寒酸。关于这个问题，布利斯对我说：‘您的衣着举止不拘小节，独行其是，我很佩服；但遗憾的是，我没有勇气学您的样。’这样的恭维话，出自一位地道聪明人之口，抵消了庸人们成千上万次的白眼……照我看，一个学者的衣着最好保持最低水准，过得去就行。因为：（1）有些人，把穿一套好衣服当作真正的乐趣，何必要同这些人比赛竞争呢？（2）穿朴素的衣服，行动方便自如；（3）稍有些故作‘癫狂’，并不坏：小市民会对你有些讥讽嘲笑，这是一种有益的心理上的锻炼，能让你培养我行我素的精神……”
你们可以看出，我在这里摘引的句子段落，是经过选择的，能说明柳比歇夫的性格，说明他和他那一班人的文化修养。
他们能够争论但丁的短长，读他的原著，背诵他的原文。他们能够凭记忆援引替特。李维、赛纳卡、柏拉图的话。是因为受过古典教育吗？可是他们也熟悉雨果和歌德，俄罗斯文学更不在话下。
他的信会让人误认为他是个搞文学研究的，并且还是个专家。柳比歇夫的文档中保存着他写的几篇论文，论列斯柯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罗曼·罗兰的《革命的戏剧》。
说不定文学是他的嗜好？没那回事！它是一种自然的需要，是一种无所企求的爱。他并没有企图参加搞文学研究。这是另外一种什么东西——这种禀赋如今是被遗忘了：他不能光是欣赏艺术；凡是读过的、看到的、听见的，他都必定要去设法领悟。他仿佛是要把这一切都消化了，以充实他的人生观。不管是但丁还是列斯柯夫，他对他们的作品领悟得越充分，从中得到的享受也越多。
他在某一封信中引证了席勒的作品，成段成段地摘引《玛利。斯图亚特》和《奥尔良姑娘》。引着引着，结果整场整场的戏都引上了；觉察提出柳比歇夫是忘乎所以了，抄啊抄啊，由于有机会复述他心爱的独白而自得其乐。总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些人的文化修养，广度和深度都比得上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和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当时，科学家兼是思想家。科学家善于使本学科与整个文化之间保持和谐一致。科学与思想携手并进。如今，这种友好合作关系被破坏了。现代的科学家认为必须做到的是——知道。他下意识地感觉到专业化的危险，想求助于他惯用的办法——知道，以此来恢复均势。他以为文化是可以“知道”的。他“注视”着新东西，读书，看电影，听音乐。从表面上看，他仿佛是惟妙惟肖地复制了一切必要的动作和行为。然而并没有心领神会。艺术的精神方面，他并没有感受到。没有领悟。他“知道”，他“熟悉”，他“了解”，他“通晓”，但是这一切几乎不成其为文化修养。
“我们的任务可是研究具体的东西，”我的那位技术专家说。
他陶醉于他的电子学的威力，陶醉于他的超微型电子管及其神奇的性能；他的电子管能给人类提供更大的单位功率。
“对一般性的问题不一定要去思考，这不属于我们的职责，而且谁用得着呢……不过，”他愁眉苦脸了，“把这一切问题都思索一番倒也好……可是哪儿有时间呢？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如果能坐在书斋里……”
柳比歇夫也好，贝克列米舍夫也好，都不是在书斋里讨生活的学者，他们谁也没有特别优越的生活条件，谁也不是与世隔绝，不闻不问战前和战争年代的忧虑、风雨和苦难。现实生活并没有放过他们，他们同样遭受过不幸，吃过苦头。然而。你看他们的信。便可以明白，他们生活的内容并不是苦难，而是成果。
柳比歇夫在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不得不兼课，兼任其它单位的顾问。需要帮助妻子，需要养活一大家子人：
“……我原来想着除了应用昆虫学以外，还要研究分类昆虫学和一般生物学问题……但没有做多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去跑商店，去排队买煤油和其它东西。妻子也有工作，很困难。我数学搞得相当多；乘电车，坐火车，都在钻研；甚至在开会的时候演算习题。有一段时间，人家对我侧目而视，但到后来他们发现，我演算习题并没有耽误听别人的发言；这，我是通过我在会议中间的插话证明了的。所以他们也就眼开眼闭了。出门途中；我也看很多哲学书，例如康德的三卷《批判》我都是在路上看的。在哲学问题上，我记得我写过一篇（唯一的一篇）相当长的论文，约有一百张练习薄纸，分析康德的《纯理性批判》。这部手稿在基辅丢失了……。
人民的生活便是他的生活；人民生活中五光十色的侧影同样反映在他的生活中。叫人奇怪的，倒不是他在那样的条件下能挤出时间来研究康德，而主要是他光看书还不够；他的渴望求知的天性必定要这样那样地去消化品味，按照他的需要去吸收；他看了康德的作品，便写了一篇论文，分析康德的主要著作，批判地选择他合意的东西。他需要找到他自己的东西。
一般人的意见也罢，公认的权威也罢，对他都不起作用。在他看来，某种思想是否有权威，并不取决于拥护这种思想的人有多少。
他认为他是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所说的那种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说：
“虚无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不膜拜任何一个权威，他不信仰任何一个原则，不管这个原则多么受到人们的尊重。”就柳比歇夫而论，只需要再补充一点：他的虚无主义是创造者的虚无主义。在他，重要的并不是推翻什么，而是代替；不是驳倒什么，而是信服……
他的头脑深处，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翻腾。某些地方，其他任何人都见不到有真理存在，他却在那里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而在另一些地方，已经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真理，他却在那里探求怀疑。
他身上有一种向自己提出问题的需求；这些问题，人们是早就放弃了的：自然界的实质、进化的实质、合理性等等——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迂腐的需求。
他的可贵，在于他努力作出回答，不怕有错误。他喜欢把学校教学大纲中载入的定型了的答案撤到一边。
他这个人虽然极其特别，但不是独一无二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林尼克、伊戈尔·叶夫根尼耶维奇·塔姆、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恩格尔哈德等人，柳比歇夫同他们的来往书信，反映出彼此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崇高的情操，令人赏心悦目。看了这些信，禁不住又羡慕又难过——随着这一代人的逝去，本世纪初和十月革命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即将成为明日黄花、过眼烟云。
第十一章 谈谈某些学者的一种特性
列宁格勒大学保存着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捷列耶夫的故居。故居纪念馆是有点特殊的。参观这种纪念馆，也应同参观普通的纪念馆有所区别，不能只是走上一圈，应该沉思一番。纪念馆感觉不到岁月的流逝。在这种纪念馆里，一切都未加变动。我喜欢这种纪念馆，因为它们保存了旧日的真实图景。这里一切照旧，不是复制品，而是遗物。大学的庭园、前厅的喧嚣声、窗下的灌木、拱顶和家具——一切景物依然如旧。
纪念馆中存放的似乎都是些陈旧和没有生命的东西，实际上，纪念馆重新赋予这些古老的东西以生命，保存了它们的生命。对一个纪念馆来说，死亡并不是终点，而是存在的开端。普希金、契诃夫、涅克拉索夫的故居都具有难以解释的感召力，似乎主人们的精神继续活在这些屋子里。每一个人在自己内心都有一所纪念馆；每一个人都有保存自己良心和感受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回忆录，都有自己珍爱的地方，更确切地说，是这些地方的形象，因为这些地方本身说不定早就无影无踪，或者完全改样了。
我认为城市博物馆不仅应当保存伟大人物的故居，而且应当保存一般人的寓所。我希望能把艰难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公共寓所，包括寓所中的公用厨房，一起保存下来。厨房里塞满了一张张小桌子，小桌子上摆着煤油炉子，煤油炉子旁边放着通煤油炉子火眼的细针和夹着细针的洋铁条。我希望打扫公共场所的值日表仍旧挂在那里，一捆捆妈好的劈柴仍旧堆在前廓、过道和房间里，堆在炉子波纹状的铁支架后面……
我们曾经这样生活来着。我们的父母也曾经这样生活来着。
……门捷列耶夫书房里的一切，都同主人生前一模一样：书桌、书架、书橱、沙发和长长的目录卡片抽屉。正是这些目录卡片抽屉最引起我的兴趣。目录卡片是门捷列耶夫亲手填写的。他收藏的杂志上的文章、书籍和小册子的名称都登记得整整齐齐，每一张卡片上都标了书号。目录卡片还有索引。编目的分门别类和整个体系，都是门捷列耶夫设计，并由他亲自动手的。他的藏书共计有一万六千种。从形形色色的杂志中，门捷列耶夫把需要的文章另行分类，装订成册。要这样分类，必须有一个原则，有一个分门别类的体系。大家都知道，书籍，特别是杂志上的文章的单行本。如果不编入系统的图书目录，往往就会湮没在浩瀚的藏书之中。
在那个年代，科技书籍已不容易寻觅了。门捷列耶夫读写一了成千上万张目录卡片，一叠叠装订好，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标上记号——我认为，他做这项工程浩大的工作是出自他的需要，出自工作的需要。在需要的情况下，人什么都能学得会。没鞋穿，就能用树皮编成鞋。不管门捷列耶夫愿意不愿意，他不得不挤出时间来做这项例行公事。
后来，人们又给我看了另外一些抽屉。他做的这些卡片目录还附有另一种小卡片和记录本，上面记载着这一套卡片目录的索引。在这些抽屉的卡片上，门捷列耶夫登记了他收藏的石印的、手绘的和复制的图片。这些卡片似乎没有直接的用途，然而他还是填写了几千个名称；照例都是系统地加以分门别类的。
我看了门捷列耶夫粘贴每次旅行带回来的照片的纪念册。实际上，这是些带有汇报性质的纪念册。纪念他美国之行的部本册子里，粘贴了宴会的请帖、某单、一些纸制纪念章和明信片。门捷列耶夫自己洗印照片烟已粘贴，并注上说明。他也收藏书信。他把全部的信件按某种体系装订起来；他又按另一种体系记事、作日志和记载日用账目。日复一日地记，每一笔花销都记，哪怕是几个戈比也记。我如果只看见这些账本的复制品的话，即使是门捷列耶夫档案库公布的。我也会断言，这不是胡闹、便是吝啬和怪癖——简言之，这不过是一位伟大人物的一个弱点罢了。
但摆在我面前的是实物；这些实物有着魔术般的特性——从中可以追溯和了解某些东西……
纸张、笔迹、墨水继续散发出书写人手上的热气，透露出他的情绪。我感觉到，当笔尖滑过纸张时，他毫无不耐烦和索然无味的心情，他专心致志地，甚至还带着点欣喜的心情在写。
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柳比歇夫的一段自白：
“……我象是果戈理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象他一样在抄抄写写中找到乐趣……在科研工作中，我非常愿意做做纯事务性的工作。”
显而易见，门捷列耶夫也把这类事务性的工作看成是休息，是享受。从柳比歇夫身上就可以看到，分门别类的爱好可以体现在一切嗜癖之中，而门捷列耶夫的这些卡片目录和账本，也完全不是什么弱点。见他所碰到的东西，他都想加以分门别类，把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程度确定下来。事务性的，甚至技术性的工作，通常被人们误认为毫不相干的古怪行径和毫无价值的浪费时间，实际上却有助于创造性的工作。很多科学家认为事务性的工作并不是分散精力，而是有利于创造的一项条件。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我独自一人坐在门捷列耶夫的书房里沉思着一件事：当然，电子计算机犯人们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了出来，然而与此同时，电子计算机又剥夺了人们从事事务性工作的机会。看来，这项工作还是需要的，将来人们会争先恐后地去抢着做这项工作；我们只有在失去了它之后，才能发现这一点……
在我周围都是些老式家具——笨重、坚固、制作得非常耐用，就是用上几代人也用不坏。物件是有记忆力的。至少那些不用机器制造，而由工匠用双手做出来的、历尽人间沧桑的古老家具是有记忆力的。在童年时代，本能尚未衰退，我清楚地感觉到物件的这种生命力。
记得童年时代对于家具，透过它们表面上的漆和色彩，感觉到在木纹深处隐藏着一棵活生生的、似乎有肌肉的树。门捷列耶夫在这里，在这些书和物件中消磨的大量时光，似乎使我有所领悟。
对分类工作的热忱，好比是他智慧的光学仪器，通过这个仪器，他能洞察世界。他天赋才能中的这一特性帮助他发现了周期律，找到了大自然中的元素表。他的发现的实质，符合他的全部天性、他的习惯和他的爱好。
对一位科学家来说，整理和组织材料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即使这一工作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例如做做复制品的卡片目录，但从事这一工作时，感到很愉快。这种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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