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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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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赛调查，终生绝对女同性恋者在女性中占3％；与同性发生过性接触的到45岁时达到20％；因其他女性产生过性唤起的女性到45岁时累计为28％。（金赛，第212页）另外，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女同性恋者和五分之一的男同性恋者是己婚的（与异性结婚）。（哈斯等，第260页）根据金赛调查，有双性恋史的女性占独身女性的17％。对主动的双性恋生活感兴趣的人数固定在人口的5％左右。（拉里亚等，第125页，第138页）对于同性恋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它是病态；另一种认为它不是病态。前一种观点以戈德。佩尔（Gad Paille）为代表，他指出：“喜欢同性恋显然是正常的性心理发展程序出现紊乱的结果。”后一种观点以马穆（Marmor为代表，他认为：“同性恋行为和异性恋行为仅仅是人类性行为的区域不同，不能认为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本质上更自然。”（转引自萨多克等，第2一3页）据调查，在美国有43％的人觉得同性恋没有什么不对；有47％的人仍然认为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还有10％的人不表示态度。（坦娜希尔，第454页）在西方国家，历史上存在过的对男同性恋者的严厉法律有些对女同性恋者不适用，后者并不像前者那样遭到起诉，世界上只有西班牙、瑞士、奥地利和美国的佐治亚州有特别针对女同性恋的立法，或在刑法中不排除对女同性恋行为的处罚。尽管男同性恋遭到残酷的对待，女同性恋却往往仅仅被视为可以被忽略的小问题，被认为是“侍女、寄宿生和女演员们的肮脏的小过错”。（萨多克等，第98页）在20世纪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和社会默认了同性恋的活动，几乎找不到完全没有同性恋的社会。一位同性恋者说：“我发现自己作为同性恋者的身分与我可以有权拥有的其他身分同样都是基本的。作一个同性恋者与我的职业、我的阶级或我的种族相比是更根本的方面。”另一位说：“知道我自己是女同性恋者就改变了我看、我听和感知整个世界的方式。我开始懂得了我一生中以前一直没有注意的许多感觉与反应。”（转引自韦克斯，第281页）福柯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他揭示了古希腊人与现代人一种完全不同的看问题方法，现代人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性倾向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也就是性对象的性别和性活动的性别性质；而古希腊的人看重的是性活动质量的高尚与低下。“他们认为，对值得渴慕的任何事物（不管是少男还是少女）的依恋都出于同一种欲望，只不过较为崇高的欲望倾向于较为美丽、体面的事物。”（福柯，第359页）弗洛伊德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曾说过：“古代与现代情欲生活的差别里最惊人的是：古人看重本能本身，而我们太强调对象的重要性。古人视本能为万有之源，甚至不惜因而提升低级的性对象；我们则蔑视本能的活动本身，只有面对美好的对象时我们才能纵容其活动。”（弗洛伊德，第51页）近年来，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日趋公开、活跃，女同性恋分离主义（lesbian separationism）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她们提出“多元”（diversity）口号作为对“变态”（perversity）这一指责的回应。她们说，“我们已经超越了要求隐私权的阶段，甚至超越了开办女同性恋酒吧、实业和项目的阶段，达到了要求开展广泛的公开讨论的阶段。”（Barret t，95）早在50年代，一小群女同性恋者在迪尔。马丁（DelMartin）和菲丽丝。
里昂（Phyuis LyOn）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女同性恋组织，取名为“比利蒂斯的女儿”，这个名字来源于由萨福一首诗改写的色情诗。目前在美国约有600个同性恋者的组织，有大量的出版物。她们经常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活跃在各类传媒上；选举能代表同性恋利益的地方议员和行政长官；争取法律上对同性恋婚姻的认可。
80年代，在美军中，女兵将近15万人，有大量的女同性恋者无意中在那里得以聚集。她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平民生活中是难以相遇的。无怪乎有人说，曾经不敢道出自己姓名的爱已经变得滔滔不绝了。（韦克斯，第25页）在西方，有很多人将女权主义与女同性恋联系在一起，可是有的女同性恋者认为她们的文化被女权主义重新解释了。她们认为，“女同性恋是实践而女权主义是理论”的口号不失为一个好的动员令，但它却歪曲了女同性恋的历史。她们批评保守派，认为她们反对和压制了一切有关性、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严肃讨论。她们认为，性别主义是一切压迫的根源，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是对男性霸权的威胁，女同性恋者必须组织起自己的运动以反对男性霸权。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猛烈抨击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和攻击性性行为。她们还认为，母性是女性的优点，而不是女性的弱点。
她们反对异性恋霸权，即那种以为只有异性恋才属正常范畴的偏见。
文化女权主义也可以被视作一种分离主义的女权主义。文化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女性的特质是人类行为的最佳价值和正面价值；它强调有独立存在的女性文化，它是建立在女性特征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克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有一个简单明了但相当激烈的观点：“女人的利益在于反对异性恋”。（Campbell，25）文化女权主义所主张的解放妇女的战略包括建立妇女文化，从而使男女两性隔离。分离主义女权主义招致不少批评，它被批评为仇男倾向和翻转过来的性别歧视。由于分离主义主张从男性定义的体制、关系和角色活动中完全分离出来，还被批评为带有很重的乌托邦色彩。
第二十六章 停经与更年期
有一种说法，认为月经初潮和停经是女性一生的两大关口。在第一个关口，女性从儿童期进入青春期；在第二个关口，她走向生命的晚期。因此，停经在女性的生命周期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位儿子自杀死去的离婚女性说：“我50岁时，一下就过了更年期了。就从我儿子死去的那个月，我就不来例假了。如果不是我身体底子好，我肯定会疯。
有几次我在公共汽车上不知道下车，自己走路老走丢。有一次我从西单走到大北窑才知道找车上车。有几次心跳特别厉害。我去医院，大夫说你这是更年期反应。“
“我觉得停经对性生活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还是采用体外射精的方法，防个万一。停经以后，我觉得精力比以前充沛，以前一月一次的月经挺伤身体的。”
“我停经前有三五年时间感觉不舒服，头痛，有时心脏也不好，闷气。我听说是因为雌激素少了，血管硬化加快。到50岁时月经就完全停了，嘎然而止。”
“我43岁就绝经了。过去我们做那事时他老得体外射精，玩不痛快，现在可以尽兴了。我更年期反应不厉害。”
“我是47岁开始月经不正常的，有时几个月才来一次，到49、50岁时就完全停了。停了两年之后，查出宫颈萎缩。”
一位年过50的女性这样谈到停经对性生活的影响：“现在分泌物少，觉得吃力。但从没抹过润滑剂一类的东西，倒是听说过有人抹过食油的。”
在中国社会中，不少人对更年期妇女有刻板印象（stereo…type）：觉得她们神经不正常，不好招惹、一个更年期妇女的艺术典型是王小波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女厂长老鲁。不仅男人对女人持有这种刻板印象，不少女人也这样看。
调查中，一位女性讲到她妹妹与更年期妇女的遭遇：有一次我妹妹骑车不小心碰了一个女的，她一个劲儿道歉，可那女的不依不饶，说：兔崽子你等着，老娘等会儿收拾你！我妹妹到了机关门口，那女人果然已经等在那里，一头朝她撞过来，把她撞倒。我妹妹不敢恋战，赶快跑进机关院里。碰到更年期妇女真是不能招惹。“
许多人对女性的性欲尤其是老年妇女的性欲怀有偏见，并由此形成对更年期妇女的刻板印象。然而，根据金赛调查，女性的性欲一直延续到60岁以上。在自我刺激和达到性高潮的性梦中，在55岁或60岁之前，女性有此类行为的频率逐步增加到其顶峰，并且或长或短地保持一段时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女性在晚年之前，其性能力会因年龄增长而减弱。相反，此时男性的性反应已极大减弱，对性交的兴趣大大降低。（金赛，第145页）不同的文化对妇女的停经和更年期有不同的观念，这些观念可能与不同人种的体质差异有关，但更多是与文化遗产、风俗习惯有关。从体质上说，有的女人在更年期毫无异常反应，有的却闹到要住院治疗的程度。我们文化中对更年期妇女的刻板印象更有研究探讨的必要，可惜不是这项研究力所能及的。好在我知道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期待看到他们的研究结果。
第二十七章 色情材料
不像在一些西方国家或香港，人们可以在大街上合法地买到或租到色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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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色情材料是严格禁止出售和出租的。然而，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意外地发现，色情材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并不像外间人士以为的那么稀少。
几乎我所有的调查对象都或多或少接触过这类材料，除了色情录像带之外，不少女性承认看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金瓶梅》等书。虽然她们当中许多人表示不喜欢这种东西，有的人就是为了见识一下那是什么样的东西而看一下，并不派什么其它用场；但在有些人那里，这类色情材料在性生活中具有固定的功能，如学习功能，帮助起性的功能等等，因而是在家中常备的。
当一位在行为和观念上都绝对谈不上“新潮”甚至相当“老派”的女性对我承认，她也看过一次“毛片”（色情录像带）时，我真是感到很意外，并由此想到，色情材料的普及程度恐怕远远超过警方甚至一般公众的印象。如果不是法不责众，而严格执行不许观看此类影视录像的法律，把凡是看过这种片子的人都抓起来，成年人的七八成恐怕都要入狱。记得80年代初北京有一次扫黄就曾试图这样去做，结果所有的拘留所马上满员，不得不动用临时监所，最后此事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这就是对人口中看过此类材料的人所占比例估计过低所致。幸亏现在有关的法律规定已成为只是写在纸上，并未严格执行的法律，否则国家将不得不拨天文数字的经费去扩建拘留所和监狱。
对色情材料持肯宝态度有一位知识女性说：“色情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是两性生理特征决定的。”
一位女性把自己对性的观念从“肮脏”、“下流”、“淫秽”改变为“自然”归因于社会影响和色情材料，她说：“这和社会影响有关，家家都能看到黄色录像带。（当然，事实上肯定不会家家都有。这只是她对自己熟识的家庭的印象。但由此可知，家庭拥有色情材料的普遍程度很可能大大高于一般人的想象。）我认为夫妻之间看看这类带子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要指导夫妻的性生活必须有技巧。但我不愿看港台的，愿看西方拍的。没觉得有什么危险，要是家里有未成年人，不告诉他们，把带子藏起来就行了。”
一位女性提到色情录像带被他丈夫当作性交的准备活动：“他（指丈夫）有时要先看录像带，再做那事。”
另一位的丈夫则试图用此类材料启发妻子的性欲：“我不喜欢做那事，他有时就给我看那些照片和画，他一看这种东西就很激动。我那时一心想创立功勋，每天回家都很累，顾不上看，他就很伤心。”
“一般的毛片我不喜欢，看了觉得恶心；我喜欢看有故事情节的毛片。”
“白种人的毛片好看，有的亚洲人拍的毛片太丑了，太难看了”
“我看过毛片，对这种东西没有兴趣；但我不反对有这些东西，有人愿意看也没什么可非议的，只是觉得去攻击这些东西很累。我去过匈牙利，看过这种录像，还有真人的表演。有一个地方，投上两弗林，帘子拉开，有女人在里面做性感动作。我认为应可以多弄点黄带让人们看看，没必要禁。传统女性每天操劳，没条件培养自己的魅力，应该让她们享受生活。”
“我觉得用这种片子对青少年做性教育是有益的。”
“我是一个人看的，是在一位男友家里，他主动让我看的。我看了不觉得反感，只觉得挺刺激的。看欧美的觉得好，看日本的感觉不好，有肮脏的感觉，觉得他们变态，老爱演受虐什么的。我认为，这种东西成人看看可以，文化修养高的，可以学习些方法，了解些社会现象，年轻人看了作用不好。”
一位后来与人同居的女性讲到色情材料对她性观念的影响：“我以前厌恶这种事，觉得没意思。我现在这个朋友很温柔，他给我借带子看，后来我才觉得好，才觉得这是女人的快乐。”
对色情材料持否定态度“我看过一次毛片，看了挺恶心的。有人说觉得刺激，我没这种感觉。”
“我一开始不敢看，觉得恶心，但生理上觉得有刺激。”
“我在澳门有次看电视，看别的都听不懂话，就看了毛片。我觉得特别难看，很丑，太恶心了。”
“我看过两次毛片。第一次看是在一个朋友家，他们都看过了，让我一人看，我看得都烦死了。好像是个法国的片子。我特别不能接受人兽交、几个人一起滥交这些情节。只有其中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情节感觉还蛮好的，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女的—定特别舒服。总的来说我不喜欢看，没有像有的人那样看得热血沸腾过。”
“我喜欢感情炽烈，但是含蓄一些，不喜欢暴露的，看了反胃。我看过《花花公子》、《阁搂》，看了不想吃饭，看了片子也都不喜欢。”
“看过毛片，感觉不大好。我喜欢文学的激发的感觉，不喜欢那么直接。”
“我觉得黄色录像带是亵渎。电影故事总得和情节连在一起，看了才能动情，要不就成了‘动物世界’了。我不敢看，不愿看，觉得恶心。”
“我觉得黄色录像很恶心。其实我对于口交、肛交这些事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我不爱看这种书，一看就困，没兴趣，不如实践。”
“我看过《曼娜日记》（一度在北京十分流行的手抄本地下色情小说），就两三张纸。那小说很恶毒，写的是曼娜十六七岁时怎样春情荡漾，浑身发热；怎样挑逗她的表哥；怎么样扒开自己的衣服让男孩子摸，舔；摸完有什么感觉。我看了很厌恶，觉得是流氓教唆。小说没有感情可言，但是有感觉，有动作，有指导性。”
一位女性有个上中学的儿子，她说：“我要求他两条，一是别赌钱，二是别看黄色录像。我儿子的回答吓我一跳，他说，我早看过了，妈，您看不看，我给您弄几盘来看看。”
有不少女性反映，对色情材料主要是丈夫喜欢看，自己一点也不喜欢。一位女性说：“我看了一会儿就去睡了，可他特别爱看，看完还要录下来，我看了只觉得恶心。”
一位娘家在上海的女性讲到在色情片问题上北京人与上海人的区别。她说：“上海人很保守，很规矩；北京人不在乎，看毛片还呼朋引类地叫一大堆人去看。上海人即使看也绝对不会这样。上海人很讲小情调，很讲温情，讲隐私和心照不宣。”
调查中却也发现有的确没看过任何色情材料的人，其中一位说：“我想看看黄色录像，不知是什么样的，所以也没有看法。”
在西方，围绕着淫秽色情品与检查制度的争论有很长的历史。维多利亚时代的净化社会和愚民运动，是从女王明令禁止出版淫秽书籍开始的，一开始还只是没收或销毁色情书，后来殃及许多著名的经典著作，就连莎士比亚、密尔顿、但丁的著作都受到审查，甚至连《圣经》中与性有关的章节也遭到删节。
在17世纪的英国，没有宗教主题的淫秽色情品是不被禁止的；当18世纪反淫秽法通过以后，没有宗教成分的色情品也要受到审查了。在1868年，由英国法官希克林等做出的一项裁决中，曾为淫秽色情品下过一个定义，即要看被指控为淫秽的东西是否有意去毒害和腐蚀那些心里准备接受这种不道德影响的人，或是否有意让这类出版物落入他们手中。美国也曾立法禁止淫秽色情品的进口。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海关曾禁止巴尔扎克和伏尔泰等人的作品进口。
后来美国最高法院对希克林定义提出质疑，并根据《尤利西斯》一书出版案，提出了一个淫秽色情品的新定义：用当代社会的标准衡量，如果这个材料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它的主题是唤起一般人对淫欲的兴趣，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社会意义。
换言之，美国最高法院判定是否淫秽的标准有三个：首先，制约整个作品的主题必须是淫秽的；第二，它必须是冒犯了社会共同的准则的；第三，它必须被判定为完全没有社会价值。（拉里亚等，第157页）
1959年，美国最高法院根据这一定义，驳回了纽约州禁演影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要求，批准放映这部影片，理由是：禁止“意识形态上或主题上的淫秽”是不符合宪法的。（转引自塞威特兹等，第145一146页）随后，在1964年围绕法国影片《情侣们》的上映，和1966年围绕《范尼。希尔》一书的出版，最高法院又一再修正了关于淫秽色情的定义。
由于这个定义实在难下，最高法院将解释权下放的州法院，有些州法院又将其下放到地方法院，允许其根据各自的标准下定义。由此可见，注重法制的国家与不重法制的国家相比，办起事来要复杂困难得多。
1970年，美国国会任命了一个全国专门委员会调查淫秽色情品问题，他们提出的报告令议员们大吃一惊。该报告发现，接触淫秽色情品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大体上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害。淫秽色情出版物与性犯罪、性过失没有必然联系。一个雄辩的事实是：没有一个社会因淫秽色情品泛滥而导致犯罪率升高；也没有一个政府因淫秽色情品的泛滥而垮台。对此的解释可以追溯到金赛调查。金赛调查早已发现，性幻想在社会地位低下和少受教育的男性的性行为中，仅占很小的分量；由于多数性犯罪者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缺少性幻想；而对淫秽色情品的强烈反应是与幻想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淫秽色情品不是他们性犯罪中的直接因素。鉴于85％的成年男子和70％的成年女子曾或多或少地接触过淫秽色情品，而且无论法律如何禁止，大多数美国成人还是会接触到这些出版物，不如减少控制，放宽政策。这个专门委员会的最终建议是：取消各种对成年人接触使用淫秽色情品的限制和禁令；废除所有适用于成年人的反淫秽色情的法律。（转引自拉里尔等，第165一166页）在淫秽色情品问题上最广为人知的是“丹麦试验”。
丹麦在1967年和1969年分两步放开了淫秽色情文学和视觉产品的市常丹麦试验的两个主要结果是：第一，合法化以后，淫秽色情品的制售经过一个短暂的高潮之后急剧下降，大多数公民对淫秽色情品产生了厌恶感。一项对大量观看淫秽色情品的后果的研究表明：被试者的性行为并未发生变化，虽然最初他们对性想得多些，但不久他们的性幻想又降到了观看前的水平。试验表明，观看淫秽色情品产生了一种稳定地降低对淫秽色情品的兴趣的效果，不断接触此类材料的结果使人感到餍足和无聊。他们的欲望完全满足了，发腻了。第二，犯罪率下降。1967年的犯罪率比上年下降了25％；1968年又下降了10％；到1969年淫秽色情品彻底解禁后，犯罪率下降了31％。其中猥亵儿童罪下降了80％；露阴癖的犯罪率和报案率下降；观淫癖只剩下很小的比例；暴力侮辱妇女的犯罪（包括强奸和猥亵）也大幅度下降了。（盖格农，第321页）在淫秽色情品合法化后的10年中，任何种类的性犯罪均无增长。在英国、荷兰、西德和瑞典等国家，放宽控制淫秽色情品、同性恋和流产的法律努力获得了成功。从60年代到70年代，大多数西方国家都经历了从法律上的道德主义到更自由的法律制度的转变。据统计，西方的性犯罪率到60年代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到了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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