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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十年-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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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戳耸钟 �
姐姐问是谁做了证明，说了些什么？
律师说是一个姓贾的退休女人。姓贾的，是谁？一时还真不知道这个姓贾的女人是谁？
“她都说了些什么，我们两家打架时根本就没有人在现场，怎么会有证人呢？”姐姐问。
“这个不能告诉你，不过这个证人表示愿意到时候当庭做证。”
“明明是我家人受了伤，我们受到了伤害，怎么还会有人证明我们伤害别人呢？这不颠倒黑白吗？”听到有邻居做证明，姐姐十分生气 。
“话也不能这样说，光是人家打了你们，你们就没打人家。这不可能嘛。”
律师并不因为姐姐的异常情绪而受到影响，他依然慢条斯理地说，“法律是重证据的，重事实的。”
“可是事实上”姐姐还要说什么，律师打断了她，有些不耐烦地说：“好了，就这样吧。 噢，对了，等你把你父亲的鉴定证明拿来再说。”
姐姐回去后，把律师的话学说了一遍，父亲当即就生气地说：“啥他娘的X律师，喂个狗不咬人，要他干啥？”
哥哥嫌父亲说的话有些难听，就说：“律师说的也有道理，咱家关健缺乏证据。还是抓紧做鉴定吧。”
说到证据，姐姐又想起了律师告诉给她的那个姓贾的女人做证见的事。
“姓贾的，那是谁？”父亲想了一会，“对了，贾如意，退休女人，那不是贾如意那孬孙女人还会有谁？ 咱这地区，就那么几个有工作的妇女，何矿长老婆，居委会的刘招弟，何世贵老婆，”
姐姐补充说：“还有史凤琴她妈。”
“史凤琴她妈姓葛，叫葛玉英。”我说。我跟史凤琴是中学同学，那时候，我们都把同学父母的名字当作同学的名字来叫。
“就是她，贾如意。不是她个孬孙女人才怪呢。”父亲肯定地说。
我也判断这个证人肯定就是贾如意，那个矿上有名的“黑牡丹”女人。因为前一段时间她频繁地出出进进在寡妇老太太的家里。隔着矮矮的院墙，我还听到过贾如意煽动寡妇老太太要整死我家的一些话。
“她个孬孙，早都搬走了，不在这儿住了，她咋会见到人打架，就那一会。大早起的，她来这儿干啥啦？”父亲说。
“好了，好了，这一下他家完了， 你们没看电影上头，只要抓住当事人一句假话，就把他所有的话全部否定了。贾如意既然是在做伪证，那么，他家的其他证据也不可信了。” 哥哥说。
哥哥的话让一家人很受鼓舞，精神为之大振。象是我在梦中曾经遇到的情景，我被人追赶着跑到了一个死胡同里，正不知往哪里逃生，忽然间胡同的高墙上开了一个小门，我越过小门，一下子就跑出去了。
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啊！ 山穷水复之中，忽然又峰回路转。
姐姐又说：“如果再能把鉴定拿到手，咱家这官司就彻底赢了。”
父亲不同意去做鉴定，“鉴定了又能咋，她家做鉴定，还不是假的，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花那冤枉钱干啥，反正咱没有害人，叫他法院判去。我就不相信共产党的法院还能胡说八道 ！”
不过，后来父亲还是在姐姐的极力劝说下到公安局指定医院去做鉴定 ，但是没有做成。
做鉴定的医生是一个有名的老医生，他在矿务局医院工作过，他听了父亲的叙述，知道父亲是一个矿工出身的人的身世后，竟怀疑父亲的右手小指不是被刀砍伤的，是在井下受的伤。因为是陈旧性创伤，老医生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他的话却一下子激怒了父亲 。
“我这是井下受的伤？ 让你看看我这井下受的伤，跟这伤一样不一样，这有没有刀印？”
父亲当即脱掉鞋，抹下袜子，抬起脚让老医生看他被矿车挤劈了的脚指头。
老医生真的看了看他脚指头，没有说话。显然他发觉自己错了。
父亲说：“我都七十多岁了，下了一辈子的井，死都死过几回了，我还来骗人？也不想想，看我象是那讹人的人，象不象？”
“走，不鉴定了。”不等姐姐解劝，父亲就一个人走出了医院。
随后，姐姐又找了另外一个律师。这位律师是姐姐证券公司的同事介绍的。也是一个年龄较大的人。他的耳朵非常不好，还带着一个耳机，长得慈眉善目的，看起来有点象个老太太的样子。他以前是在检察院工作，退休后就当起了律师。
这位律师说新秦区法院的院长曾是他的部下，他可以给院长说一下，让邻居家撤诉算了，两邻居家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冤家宜解不宜结的。
姐姐表示只要邻居家愿意撤诉，我们家也撤诉，以后保证做到再不出现这种事情。
这位“老太太”对姐姐的态度很欣赏。表示一定处理好这件事。
当然姐姐也给这位律师交了代理费。
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我发现，父亲有着他独到的智慧。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思路有着不寻常的地方。在紧要关头，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总是与众不同，他的办法猛一听觉得很奇怪与事情本身好象不搭界，但最终证明这些办法往往出奇制胜，达到正常途径所不能达到的效果来。
比如做鉴定的事情，后来想想父亲是对的。父亲的伤已经是陈旧性的了，很难鉴定出一个结果来，不做还好说，做了而没有什么想要的结果岂不自己堵了自己的口，还不如不做。
父亲听了姐姐讲述“老太太”律师的事情后，说道：“不要光相信这老头 ，现在这社会，权比啥都大，既然老寡妇的闺女通过人大压法院，那院长不一定就听他的。老部下算啥，人家的官位比啥都重要。”
父亲提出来干脆去找人大，他说：“叫人大也知道知道老寡妇的闺女是个啥样子的人大代表，她听住了她妈那老东西的话，在外面都干了些啥事。马上就要开人代会了，电视上整天喊哩。不如趁这机会，叫人大把她的人大代表给她抹了，锅底抽柴火，我看她老寡妇还有啥势力！”
姐姐就和父亲一起去找人大，姐姐和父亲来到了市委办公楼，有人指给姐姐说南头的几个房子都是人大的。姐姐走进一间开着门的大房子里，里面坐了七八个人，问来干啥的，姐姐就把情况说了一下，这七八个人你推我我推你的，都回答说他们不管这事。看出来他们只是普通的干部，大概也真拿不住事，姐姐就退了出来，到门口时，有个女的说，门口有信访处，你们可以到信访处去信访，等信访处把材料转到我们这里我们再处理。
姐姐转身问：“那信访处转不转材料？”
“那也看什么材料， 你们先去吧，到信访处去了再说。”
姐姐和父亲就又来到大门口的信访处。
信访处的小房间站满了人，一个在桌子跟前坐着的人，被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他的面前放着一沓稿纸，他正在面无表情地写着什么，一群人在一边七嘴八舌地向他诉说着，好半天，他抬起头说，你们一个个地说行不行？
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女人，挤到桌边说叫我先说，她说：“俺住的是干石凹煤矿的房子，瓦房，住了四十年了，俺养了六个儿子，一个闺女，过去房子根本住不下，矿上也不管，没办法，前年老五在外打工给俺寄了点钱，俺在门口盖起了一个二层小楼，几个儿子才有地方住了，才才安插下，不成想，开发商却要拆俺的房子，只给俺赔几千块钱，连俺的工钱都不够 。俺盖个房是容易的，说扒了就扒了？”
就有人插话说：“难道俺们的房子是用空气盖的，一平米才给俺赔六十块钱，他们卖给俺的房子却要九百块。开发商房子是水泥盖的，俺的房子就不是水泥盖的？他的水泥叫水泥，俺的水泥就不是水泥？”
桌子跟前的人说：“市上搞城市景观改造，让你们都住上新房，有啥不好？你们住得那破房子，满山满坡的，招商引资都让你们给影响了。”
“谁不想住上新房子哩，可俺哪里有钱，俺孩们在矿上都下岗了，一个月就那205块钱。”
“再说给俺们赔钱赔的为啥恁么少，俺住在半山坡，俺们盖房时光是叫人往上背水泥、沙子、石子、砖都花了不少钱哩。”一个男人说。
“你们住的是公房，所以就赔得少。”
“谁说哩，谁规定哩？ 那俺们不搬，俺住得好好哩，过去不够住，叫恁谁管谁都不管，俺辛辛苦苦盖好了房，恁又来扒！”
“不搬也不行，你们没见十里铺南公房几个钉子户，最后还不是把他的房子用推土机给推了。”
“恁们凭啥要推房子嘛，这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
“恁没本事招来商，赖俺们！”
里面吵成一团，姐姐和父亲根本挤不到跟前，也插不上一句话，只好退了出来。
结果在门口又看到了另一幕的情形，就是这幕情形却又惹来另一场麻烦。
信访处的门口围了一大群人，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赤裸着上身躺在地上。昨晚刚下了雨，他就躺在地上水洼处，脸朝下也不看众人，他的裤子全湿掉了，湿漉漉地粘在身上。一个上了年岁的骨瘦的老太婆，拄着拐棍站在这个人的旁边抹眼泪 。
这个老太婆弯着腰，一条腿朝外撇着，双手摁在拐棍上的情形，酷似中学课本里祥林嫂的肖像。只是比祥林嫂要老得多了。是一个应该用“老妪“来称呼的人。
看得出这个可怜的老妪是那个躺在地上男人的老母亲 。
这个惊人的场面一下子吸引了父亲和姐姐的眼光 ，姐姐暂时忘掉了自家的事情，从人群中挤到拄拐棍的老太太面前 。
姐姐的出身决定了她对贫苦的下层人群，遭受社会不公正待遇的人群总是怀有一种特殊的同情心。她一时忘了自己的事。
她问老妪：“这是咋回事，咋让你儿子躺在水里边，落下了病怎么办？”
老妪流着干涩的泪，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讲着：
原来那个躺在地上的人，是秦州矿务局段家沟煤矿的工人，他在井下冒顶事故中被砸伤了腰，现在已经瘫痪了。他在医院住了半年，矿上嫌花钱太多，断了他的医药费，让他出院 。他出了院，每个月矿上只给他二百块钱的生活费，他希望矿上能给他讨论工伤，享受工伤待遇，但矿上却一直不给他讨论。他找矿务局，矿务局让他去找矿上，推来推去的，结果病越来越严重，连看病钱也没有了。
老妪一边说，一边又在抹眼泪，她的手干瘦干瘦的，象鸡爪子一样又脏又黑。
听了老妪的话，姐姐无言，她不知道该给老妪出什么主意，只是说，赶紧把你儿子抬到干地方去，泡在水里不是病越来越重吗？
“把他抬到市长办公室去！”
“抬到矿务局大门口，挡住他们的小车不让他们进！”
“抬到马路上，把路给堵了，看有人管没有。”
“抬嘛，抬嘛，咋不抬哩。”
群众乱喊着。
这时，从大楼里出来了几个干部，他们对躺在地下的人说：“躺在这儿干啥？耍啥死狗哩，有问题解决问题嘛！”
一个女干部说：“躺在这影响多不好，这么多人看，嗯？”女干部四下巡视了一圈，“谁是他家属，赶快把人抬走。”
这时，从旁边闪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看着年龄也不轻了，有六十多岁的样子，他对女干部说，我是他叔叔。
“赶快把人抬走！抬走！”女干部对这位自称叔叔的人连声喝道。
“那这事，”
“抬走，抬走了再说！”女干部坚定地说。
“俺把矿务局的门坎都快踢塌了，都没有人管。”
“矿务局的事不找矿务局到市委来闹啥。先抬走。再不走打电话叫公安局来人这不是扰乱社会治安吗？”另外几个干部说。
这时，躺在地下的那个人把脸朝上翻了过来，他的脸上沾满黑乎乎的泥水，看不清他的面目，他大喊道：
“我不走，我就死到这，叫公安局来把我枪蹦了吧，我不想话了！我这样活着有啥意思？”他把胳膊伸到脊背后面，用拳头敲打着他的腰部，“都来看看呀，我这腰，我这腰成啥了，…我站不起来了呀。我活着干啥呀！叫公安局枪蹦了算了。”
这个人声嘶力竭的嘶哑喊声，听了叫人毛骨悚然。
那几个干部扭头走了。
群众又在喊，抬到马路上去，抬到马路上去。
这时有一个老头走到跟前，对躺在地上的那个人说：“孩啊！ 别傻了，快叫你叔叔把你背起来吧，别老泡在水里了，泡坏了，谁又会管你哩？还不是你的老妈子跟着受累。”
躺在地上的人听了这话，没有说话，眼泪却朴簌簌地掉了下来。
他的叔叔就走上前把这个人的两条胳膊搭在自己的肩上，想要把他背起来，但是这个人的腿却使不上劲，软遢遢地拖在地上。老头就上去帮忙，在后面“凑”他的搭拉着的腿，不知是路滑还是老头用力不当，这个人的叔叔一下子扑到在了地上，连带这个瘫痪的人也一起摔在地上。
“咿！”群众发出一阵惊异的叫声。
这时有一辆警车开到了跟前，从上面下来四五个年轻的警察，他们二话不说，七手八脚地把躺在地上的人抬上了警车。
姐姐忽然从人群中冲出来，喊着，“不能抬，你们凭什么要抓他，他又没有犯法！”
有一个警察扭过头来，问：“你是谁？”
“我是他亲戚。”情急下姐姐这样说。
“叫她一块走。”说着四五个警察就推搡着把姐姐轰上了车。
事情就发生在一瞬间，父亲还没有反应过来，警车就呼啸着开走了。
父亲慌里慌张地跑回去，扎撒着他的手说：“出大事，出大事了！”说完就晕倒在地上。
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热辣辣的太阳毒得能把人烤焦了，父亲又急又热，结果就晕倒了。
我当时还住在姐姐家里，刚做了一个手术，把脚上的六根钢钉取了出来，我做完手术后的当天中午，父亲就让我的哥哥从医院把我弄了回来，是哥哥背着我一层层爬上六楼姐姐的家。
我做完手术后，正挂着吊针的时候，父亲在医院的走廊上发现有一个小伙子推开一间间病房的门，看一看又关上了，形迹很是可疑，就赶紧跑回来对我说，那个小伙子有点象是上次到咱家打架的上到房顶上投掷瓦片的那个瘦猴子。父亲担心那个瘦猴子趁着我刚做了手术到医院来报复，“那咱可就吃大亏了。” 父亲说。
父亲力主我立即出院。结果打了电话叫了我哥哥，又带了些药，我就匆匆忙忙地出了院。
也许，父亲看到的那个所谓鬼鬼崇崇的瘦猴子并不是那个在我们家房子顶上投掷瓦片的那个人，那个人推开一间间病房的门的可能是为其他的事情，找其他的人，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可是为了应付老寡妇家告状的事，父亲虽然看起来也挺有主意的，但内心也很紧张，所以疑神疑鬼的，总害怕发生什么事情。
这回见到我姐姐被警察抓走了，就再也支持不住了，倒下了。
急急忙忙打电话从单位上叫来哥哥和姐夫，他们先把父亲送到医院抢救，父亲在有空调的医院房间里很快地就苏醒过来，于是哥哥招呼着父亲，姐夫又赶紧打电话询问公安局的事，姐夫打了有十几个电话，转弯抹角地才找到那个小学同学的哥哥的电话，过了一会又打过去，那边那个同学的哥哥说没事了，公安局了解了情况，一会就让人回去 。
姐夫是个搞艺术的人，他执着于他的绘画，还曾在中央美术馆举行过画展，他还被邀请到日本东京做访问学者。这对于小小的秦州市来说，也是一种殊荣，谁能想到这样穷困落后的西北小城，还能出一位“富有创造性的重点美术家”的画家 。姐夫还喜欢书法和写诗，他的被北京的美术评论家称为“非具象”的画作，我不是太能看得懂，但对于他写得诗，我却非常地欣赏，他的一百多首的诗集中，我最喜欢《噢 ，父亲》这首诗：
你头上戴着矿灯星星一样闪着
在一队队黑色的鬼影中叫着我的名字
我胆怯地躲在更衣箱的旁边
任黑色的胶靴像水流一样从眼前飘过
所有的鬼影只露出眼白和白色的牙
所有的灯光在幽暗中交织出光线的网
你的慈祥消失在黑色的看不见的记忆里
拉着我手我才直觉地认为就是我的父亲
黑色的浮沫冲去身上黑色的煤灰
污浊的脏水中露出一根根惨白的肉
眼睛里依稀布满着血丝的眼睛
粗犷的吼声里辉映着麻木的笑容
巨大的阳具一根根垂下
所有的笑容只剩下一排又一排的白牙
我穿过一个个木讷的身躯像
穿过一座密密的树林
站在矿车的夹缝中透过选煤楼
黑色高耸的身影
天轮旋转着
我看见寥落的夜空里
有一颗孤独的星
他也是一个煤矿工人的孩子，他是我姐姐同学的哥哥，他们自由恋爱结了婚，非常地相爱。
我想，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象他这样把矿工的形象描绘得如此深刻而强烈。
这段时间来，为了不值一提的琐事让我的姐姐四处奔走，而且，我还住在姐姐的家里， 对于在门口贴着一张条子，上写着“无事请勿打扰”的专心搞艺术的姐夫来说，我的确给他添了很多的麻烦。
我听到有一次他对姐姐说“都怪你妹妹，你妹妹也太爱惹事了。不是她，不是因为她，哪儿有这么多闲事！”
现在姐姐又出了这事，他终于有些憋不住了。
他对我父亲和哥哥说：“不要再折腾了，找找人家，看人家要赔多少，这个钱我出！”
父亲和哥哥看姐夫的情绪很不好，都没敢接话。
父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做了各种样的病理检查，有些检查实际上没有多大必要，但是医生说他们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病历必须完整，各项检查必须齐全，病人才能出院。这下又白花了一些冤枉钱。
这个钱是哥哥出的，嫂嫂知道后也不太高兴，也开始把矛头对向了我，“都怪你，你要不在那住，哪能惹那么多的事？叫你哥成天也跟着瞎跑，班都上不成！”
听了嫂嫂的话，我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我想起自己自受伤以来，王长安从不管我，把我撂在娘家，就不见影了，弟弟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在山上收苹果下不来，我做手术时取钢针，也没有见他的人影，是我姐姐和姐夫把我送进医院并给我拿的钱。
想我娘家的人也太善良了，太好说话了，也没有人想起去找一找王长安，让王长安把责任负起来，却把我的事一股脑全揽在他们自己身上，娘家人觉得我困住了，投靠他们也是应该的，他们就这样全心全意地服侍我，给我做骨头汤喝，给我端屎端尿。
但是，我毕竟还是王长安的妻子啊，可怜我娘家人居然没有一个人说起过要去找找王长安，让他来承担一点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姐姐从公安局回来后，姐夫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给她压惊，我再不好意思在姐姐家住下去了，于是哥哥就给我了一把钥匙，让我住在了芳草巷那间没水没电的小黑屋里，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整个冬天。
和邻居家老寡妇的官司还是得由姐姐出面。姐姐跑了好多趟之后，终于辗转找到了人大的主任，这位人大主任叫李振宇，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据说，他以前是矿务局的工程师。他戴着一副眼镜，操着一口江浙一带的口音，瘦瘦的，果然一付儒雅的学者模样，跟姐姐前面遇到的人大副主任气质大为不同。——那位矮矮胖胖的副主任只听姐姐说了一句“反映问题，”就把姐姐领到以前姐姐和父亲去过的那间大房子，用手随便指了一个人，就再也不管不问了。
而这位人大主任却很有耐心地听完了姐姐的叙述，并且当场看了姐姐带来的材料，看了看照片和砍破的白衬衣等，当他看到父亲一脸沧桑的照片时，目光在父亲的照片上停留了下来。
“你父亲有多大年纪了？”他问。
“有七十多岁了。”姐姐说。
他又问父亲老家在哪里 ，哪一年到的矿务局，在哪个矿工作过，姐姐一一做了回答。
李主任说，秦州矿务局的十几个煤矿他都工作过，他在矿务局待了大半辈子，矿务局的情况他比较了解，矿工们当年大部分是从河南，安徽，江苏逃难来的农民，下了一辈子井，能活到现在很不容易。
姐姐告诉李主任说父亲就是从河南逃荒来的，黄河大决口，父亲失去家园，跟着他哥哥一路逃荒，后来听说陕西招下煤窑的，就来到了陕西。和他一路来的老家的一大群老乡，现在没剩下几个人了。父亲的哥哥早十年前就因为下井得了矽肺而很早就去逝了。邻居家的老太太的男人也是在井下事故中死去的。
李主任说两家都是矿工，多不容易呀！ 何苦要这样闹来闹去的。她对姐姐说：“你放心好了，这个事情我明天就去找赵冬梅 ，跟她谈，叫她撤诉。正好这几天审查代表资格，她会听的。”
姐姐问什么时候来听个信。李主任说：“不用来了，这个事情问题不大，不过你到后天，到小李那去一趟，把你的材料带回去。”
啊，谢天谢地，折腾了几个月的事情就这样在十几分钟内解决了，真是感谢这位好心的李主任啊！
在姐姐去找李主任之前，父亲还拉上母亲去找过法院的院长，院长对父亲说：“铁证如山，我如果不能依法办事，我还当什么院长？”
象父亲所预料的那样，院长果然不听那个“老太太”律师的话。如果法院真的要坚持“依法办事”，把我弟媳的弟弟法办了，判刑了，谁都会认为是我惹得祸，我是个罪魁祸首，那么，我的罪孽可就深重莫名了。我将在弟弟，弟媳，以及所有的娘家人的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将会把我压垮，将会折磨我一生，让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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