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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浮沉-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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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别的什么也没有想，只想干好自己份内的事，每天有点儿事干，我还觉得时间过得快一些。否则我天天思考我自己都不知道结果的问题和思念家里的人，就会感到时间仿佛在倒流，过得太慢。我平时在外面已经习惯了忙忙碌碌的生活节拍，像现在这样天天无所世事的，从内心来讲是受不了的。
我寄的信，阿红也应该收到了，为什么她还不回信呢？提审也是好久没有提了，也不知道我的事公安机关要怎么办。
元旦快到了，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庆祝人类的新的世纪的开始，每天从电视里我们都在了解外面世界欢欣鼓舞的情景，特别是北京为了新的世纪特地建造了一个中华世纪坛，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准备着看一看两千年的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那一时刻的曙光。我们只能羡慕外面自由的人们和令人兴奋不已的大千世界。小何讲我们是跨世纪的犯人。真是一点不假。我将在看守所里度过这新世纪的一刻。
我又想到阿红和孩子，他们娘俩就会在新的世纪曙光来临时离开我们原来租用的楼房，他们将去哪里呢？我不知道，阿红还是有一定的独立生活能力的，我应该相信她的能力，可是如果没有钱，也不过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天上午，我又被提审出去。我随着干部到了“三八线”，立正喊了声：“报告。”
“走吧。”干部非常客气。
“晓升，向这边走。”干部指示我向平时提审的相反方向走去。
黑脸警官和欧阳警官两个人来的，他们在看守所所长的办公室里等着我。我现在已经被捕了，所以见到他们也就不象以前那样紧张，那样高度警惕。看来他们不象要提审我，因为没有做笔录的意思。他们坐在办公桌前，抽着香烟，还不时地向来往的看守所干部打招呼。
“坐下吧。”黑脸警官指了指他对面的沙发。
“谢谢。”我边说边坐下。在这里，不象提审室，不是那么冷，所以我也没有发抖。我穿着阿红托律师带来的滑雪衫，脚踏那双布底的布鞋，头发还是没有来得及理掉，已经很长了，我的胡子也长得超过一公分，这样的打扮自然要显得苍老一些。
“在里面过得还好吧？”黑脸警官面带笑容地问我。
“看您讲的话，在这里面能够好吗？”我没有领他的情，反问了他一句。事到如今，我也觉得不所谓了，反正也是判刑，你反抗也没有用，就随他便吧。
“你的脸色不太好。”他又说。也许他想用这些家常话来缓和一下提审前的气氛，不愿意把我弄得过分紧张罢了。
我没有说话。
“嗯，我们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再给国外打个电话，催一下款项，我们怎么也找不着他。这是对你的考验，有利于从轻处理你的罪行。快到元旦了，我想你也很想你的家人，早点解决问题，就可以早些回家和他们团聚。”他说。
要是在过去，如果他这么说，我还会感激他的关心，现在我已经没有这样的心情了，在号子里，有多少的案子被判得这么重，我的心都凉了。
“我个人认为，你们拿我逼国外商人付款，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面子能够让他付款。我们只是中间介绍了外商与工厂签了合同，不应该定罪的。”我想借此与他们争执一下。
“你伙同外商诈骗国家的财产，这到底是什么行为。你想抵赖也是不行的。”欧阳警官这么严厉地说。
“你们没有证据证明我同国外合伙诈骗，而且我们同工厂都有《佣金协议》，我怎么能够是犯罪呢？”我反驳道。
“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些，有没有罪我们也没有办法定。”黑脸警官接过来说。
“您说的很对，我到底有没有罪，只有法院说了算。如果法院判我有罪，我一方面上诉，一方面我会认真地服从法院的判决。总之我会一直申诉下去的。”在号子里的生活，使我越来越感到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是很难有自己的意志的，走到哪里都是绝对的服从。我也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能在不懂法律的情况下胡说八道，要有理有据与他们谈话。
“我们也希望你们无罪。”黑脸警官说。“但我们今天是让你给国外打个电话，再做一次努力。这表明你的态度问题。”
我想了想，最后还是同意了。其实国外付与不付钱，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是从法律上这么认为的，我只是讨论我的法律地位问题。
第二十五章
他们就在看守所里让我接通国外的客人ANDREY。他们平时都没有同国外打过任何的交道，所以电话线还是特别向邮局申请的国际长话线路。好容易我拨通了国外客人的手机。
“喂，是ANDREY吗？”我大声地说，一方面要让他们听见，另一方面电话的声音很小。
“HELLO，是晓升吗？你好吗？他们没有打你吧。”对方说。
“还好，他们没有打我，现在是文明管理时代。喂，今天，公安局的人让我再给你打一个电话，看看工厂的钱到底能不能解决，他们讲解决了钱的问题，就可以释放我们。喂，你先听我说，工厂是否跟你联系过？你们是否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呢？”我在里面一点消息也没有。
“工厂就没有正常地打电话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会儿开价很高，一会儿又对我强烈指责，所以现在还是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对方回答。
我一听到这里，就不想再说下去。
“ANDREY，我要告诉你，你们什么时候怎样解决问题，与我本身就没有关系。现在到这种地步，我会正确对待的，相信我自己在哪里都会成为优秀的人，因为我不是社会上的垃圾。”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也许这样可以派遣一下我的内心深处的恐惧感，也许可以让黑脸警官他们听一听我的心里话。
对方没有说话。
“ANDREY，我想你再跟警官说一下。”我放下电话让黑脸警官接过来。我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不愿意让公安局的人认为我没有讲实话，让他们直接讨论一下会好一些的。
“你好，唐先生，你看你能不能将款项付过来，如果可以，请能及时地付过来，晓升他们就可以出去。都快到新年了，我想他们也是非常想回家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全部系在你的手里，我想这一点你应该非常清楚。”他说得很是客气，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客气。
ANDREY说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可以看出他们又没有达成什么统一的意见。
黑脸警官放下电话，脸上带了点儿怒气，看来工厂与国外达不成协议将回直接影响我们的案子。虽然我一直坚持付款与不付款与我的法律地位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公安局的人还是把我们与之联系起来，言外之意就是让你坐牢，你又怎么办呢！
“我想顺便问一下，我们到底触及了刑法上的哪一条？”我看过小何带进来的新《刑法》，但在当时逮捕令上写的是触及哪一条，我没有注意，想不起来了。
“二百六十六条。”欧阳警官说。
“谢谢。”我心里一震，这样我可以去查一下小何手里的新《刑法》，对照一下，看一看我自己到底能不能靠上这一条。
“进去吧。”黑脸警官对我说。也许他早就有所准备，考虑到事情不会这么顺利，也许他感到特别的失望。
我回到了号子。
此时都要开中午饭了。我与小何打了一下招呼，希望能够借他的新《刑法》看一看，他同意了。吃完饭，我借小何的书看了又看，就是觉得《刑法》所涉及的诈骗并不适应我，其原因就是我没有骗工厂的货物，所以我心里稍微有了一些底儿，就知道应该怎样去跟公安局的人去争取我的无罪可能性。我反复思考着，跟小黑要了笔和借了一张信纸，将自己对我的案子的认识写在上面，这样我可以经常看一下，不至于在以后的提审中自己来回反复，我清楚公安局的人现在就在找我的口供中的失误来定罪。也许我想得严重了，但在商场上这么多年，要求我必须把事情要想得复杂一些，以后如果事情办得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心里就会轻松一些，否则心理上不能接受，产生很大的压力。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最为困难的时候，就越发冷静，冷静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做到这样。
号子里与小黑非常要好的一个不满十八岁的小孩最近几天总是跟小黑打闹，并闹急了好几次，我们都没有放在心上，但小黑却想得很多，百般挑剔他，最后小黑主动与李干部讲让他调号子，他调走了，可是到了一号没有两天他就给缓期执行回家了。小黑还振振有词，对我们讲那个小男孩多么忘恩负义，平时他对他这么好，却在背地里讲他的坏话等等。我有点儿不解地想，难道小黑早就有想法让他走吗？后来小黑和他的戏闹都是在激他的不满，是有意闹急吗？我真是解释不清楚小黑的性格，怎么是这样喜怒无常呢。当时那个小男孩曾说过，出去后会来看小黑的，现在可就好了，好人做不了，却变为仇人了，肯定不会再来看他。我不喜欢这样的做人原则。
元旦到了，我们也是憋着看电视，看一看电视里在每个时区看日出的情景，看一看我们的江总书记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新千年贺词，外面的世界在日出的那一时刻沸腾了，大家都在欢呼跳跃，有的热烈地拥抱。但是我们身处四面高墙内，看不到太阳升起的时刻，一切同平时一样，没有欢笑和歌声，而是沉静。外面开始放鞭炮，这又给节日增添了欢乐的气氛，但在里面我们呆在冰冷的号子里，甚至没有改善伙食，哪里有节日的气息呢？唯一能够让我们感到的就是干部们开始轮流休息，这几天就不会有提审和开庭的事情。在这个小城市，元旦并不被大家所公认，这毕竟是阳历年。我们不希望过节，因为过节就是意味着我们的案子都要因假期而延长，我们都希望尽快了结案情，能够早些得到结论，这和外面的人想法是不同的。
我躺在铺板上，边看电视边想我自己，每年元旦我都会到父亲家里吃顿饭，看一看他老人家。小时候，我总是爱哭，所以我父亲就讨厌哭，就经常打我，我与他很少正面谈话，不敢跟他要求什么，事事都是他说了算。这样也好，使我的独立生活能力增强了，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会焖米饭，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学会了蒸馒头、包子、烙饼、饺子等等，学会了洗衣服，关心照顾弟弟妹妹。现在想起来觉得他当时的严厉管教对我来说是多么受益非浅。自从母亲去世后，他的脾气有了很大变化，老年的多疑心理反映得特别大。所以我就特别对他老人家不放心。今年我只能在遥远的看收所遥祝家人生活愉快和幸福。
第二十六章
我又想起我的将近四十岁的经历，特别是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总是不顺，倒霉透顶。就说我在银行时，我在第二年就当了副科长，业务上也算精通了，但是却与正科长产生了小小的磨擦，这种磨擦是在平时的工作中一点点地体现出来的，原因就我的观点同他不一致，可能总是想护着员工或者说好听一点是为员工说话，但这样做就出现了所谓的“抗上”的言行。我在人事部的说服下，就只好到分行的国际金融研究所。我就是这样一个万金油式的人物，不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够胜任。在领导的关心下，我开始发表了我的文章，成为了在研究室的中流砥柱。在一个副行长和几个同事的支持下，我潜心研究国际保理业务，试图将这个国际上新的金融工具引入我国并付诸实践。我为此发表了我的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和指导建议。在推广试点中，我们到总行去向银行权威们解释，在分行我们对老一辈的银行家们的传统意识进行反驳。我们不辞辛苦地到有关国外银行驻京办事处与国外的同僚们了解这项业务的最为实际的做法。
值得我怀念的就是我们的那位副行长坚决支持我们的开发热情，在困难的时候他鼓励我们战胜之。最终，总行下文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并要求在北京做试点。我们欣喜若狂。接下来是最为实际的工作，可以说这些具体的工作全部是我来完成的，因为跟我一起合作的两位同事也是刚刚接触这个业务，只能在有些做法上提示一下我的想法。我反复推敲中国银行与国外保理公司如何签署具体的协议，中国银行如何与国内的进出口公司签署国内的服务协议，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严峻考验。
在这期间，我又与业务部的科长去香港参加了国际保理业务的研讨会。八十年代的香港，是很多大陆人向往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买有指标的大件，即彩电、冰箱、照相机等等，如果买免税的国外进口货还是便宜得多。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坦率地讲我们太乡土气息，虽然我们来自中国的首都，但是衣着穿戴还是显得非常的土里土气。我受过高等教育，对国外的情况有着理论上的了解，所以处处我们都比较谨慎，不愿显出我们什么也不懂的样子。从那时起我开始用英语来与国外银行界人士交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首次与韩国和台湾的人士接触，深刻感到韩国人对中国大陆来人的热情，他们临别时都依依与我们拥抱话别；而台湾人士却显得拘谨，言谈话语和我们一样都非常想了解对方的情况但说话又非常谨慎，毕竟那个时候我们两岸没有任何的接触。
我们成功的第一个保理协议是与德国的一家银行下属的保理公司签订的。我们经过反复讨论双方的有关协议，最后确定下来。那天，我们还特地邀请了总行的领导和分行的领导们，把签字仪式搞得比较引人瞩目，并发表在国内金融杂志上，这就成为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开始。
然而，就在我醉心在这个领域，并希望努力开发这个业务时，我要求去业务部的努力遭到拒绝，业务部门的领导害怕我这个人不好管理，就不同意让我回到业务部门。因此我只好下决心离开了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国际金融研究室。后来我得知，同我合作的两个同事，一个调走，另一个有机会给派到加拿大分行工作四年。我又得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率先成立了国际保理公司，而且全部的做法都是依照我的理论去做的，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项业务的人们竟然搞起了这项业务。
我从此离开了金融界，这个我曾经为之而奋斗的领域，搞起了对外贸易，而且搞的是服装。从对外贸易知识本身我没有什么问题，摆在我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掌握服装的技术和贸易常用词汇，这样就可以在对外谈判上立于不败之地。大家都想到合资企业去锻炼自己，同时又能挣到高工资。但是在合资企业里也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单纯，只要你拼命地工作即可，其实这里的人际关系更加恶劣和公开化。我有一次就是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让老板当着我们银行的信贷员的面给臭骂一顿，我的脸实在有些挂不住，可是我还是忍住没有跟老板争辩，要是在银行的时候，我早就跳起来，至少我会扭头就走了。此时此刻，我是打工的，我只有忍耐再忍耐。
经过我的努力，我的服装知识和技术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永远记住老板对我说的一句话：“晓升，做什么事不要犹豫，在美国，年轻人是想起来什么就去做的，从来不犹豫。这就是所谓的勇敢精神。”我每当面对一个事情犹豫不决时，我的脑海里总是想起她的这句话，在社会上必须要勇敢面对一切困难，做事要是优柔寡断必将问题更多。
也许是我有自己的能力，所以也招致部门经理对我的嫉妒，当然我对他却没有什么想法。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提出辞职，出口部的经理由我来接任。这是个主要做内销的公司，可是我们又要去搞外销，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要为公司挣到钱，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从我来讲，当然我希望我们部门也能为公司挣到钱，而且越多越好，但是出口生意和内销不同，出口生意要有固定的客人，固定的渠道，要花传真费用，要有寄样品的费用等等。公司老板认为我们部门的开销太大。后来我又在工装上下了一下功夫，为公司挣了一些钱。我看到这家公司的出路非常乱，中方和外方总是争吵不休，公司上下人心不稳。外方最后决定卖掉自己的股份，中方也没有办法继续经营，所以就一下子卖给了另一个外商。这个在北京是第一家中外合资服装公司就夭折了，变成了独资的服装公司。这时候我离开了它。
一个浙江私人小老板，要在北京办一个办事处，他坚持让我来管理，每月给我一千元，我同意了，但他不放心，财务却给了另外的一个人，造成一个互相监督的局面。我做业务，但没有实权，一切都要和另外一个人商量，他又根本不懂服装业务。在合作期间，我们没有给厂家大的订单，浙江老板觉得在北京花费很大，决定撤消办事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自己搞，而且也有一、两个外商在同我做生意。我也很生气，好容易发展起来的两个客人，全部由于浙江老板的质量问题给弄砸了，外商不愿意跟我做了。就在我们艰苦地开发而且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迎来了机会，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机会，加拿大一个外商通过香港一家公司购买男丝绸衬衫现货，正值现货价格是最低的时候，我的一个订单能够挣到五十万元以上。多好的生意呀。可能我的命里就没有这个福命。
中间人看到了可观的利润，背着我将生意自己去做了，毕竟客人不是我自己的。我听说，香港来了位小姐验货，并带着银行本票，但那几个人竟然不让她看货，安排她住的宾馆也是新开的，我不知道在哪里。香港这家公司打来电话询问我情况，可是我没有办法联系上那位小姐，对我来讲这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来我就被告到工商局，称我是非法经营，以及抢客人，等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我被动地被工商局叫去，谈话，无奈之余。我也只好托人，最后托得正合适，问题没有闹大，我却被罚了六千元，总算过了这一劫。没有挣到钱，自己却先吐了血。香港那家公司后来跟我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由于那些人做的货质量出现严重的问题，加拿大方面坚决索赔，造成香港这家公司的老板辞职，从此我也断掉了同这家公司的合作。
第二十七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接了俄罗斯客人的订单，做几千件羽绒服，我收了客人的定金，带着这十几万的现金，我和北京一家工厂的人特地到安徽安庆市寻找厂家，但没有人能做下来。回到北京，我却面临着交货临近的困扰。北京这家工厂做了一部分，但不是他们自己做的，其他的产品在浙江村做的。外商来验货，我们把货全部堆到北京的那家工厂，但是验货不合格，外商坚持不再做下去，而是坚持要回给我的定金。在这个时刻，没有人帮助我考虑应该怎么做，加上中间人是一个小姑娘，她声称被俄罗斯人扣押不放，为此我只好同意把定金退给客人。一方面我想尽办法将现货卖掉，另一方面我只好求助我的前妻小媛帮忙。结果我前妻帮助我度过难关，解决了俄罗斯客人的定金，但我自己却背上了债。
还款的日期到了，我拿什么来还呢？为此，我们夫妻之间矛盾加剧。同我一起长大的孩儿时代的邻居，在这时候帮助了我，十几万元逐步还上了。我又想办法还我的这个邻居的。随着国家的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经不会像以前那样好做生意，我的邻居的款项也是临时挪用的，所以我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努力做生意还掉它。
生意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我的后院又起火，我的前妻小媛有了外遇，而且闹得乱七八糟，我真是顾了东顾不了西。好在北京郊区一家工厂希望我介绍一个外商搞合资企业，正好我也有一个外商想要有一个固定的工厂为他们做服装，所以就这样一拍即合，合资企业的手续都是我一手安排递上去让上级部门批准的。工厂方面又坚持让我当总经理。盛情难却之下，我欣然接受了。我开始步入工厂，开辟新的领域。
我还了老邻居的款，同时走马上任服装公司的总经理。我首先考虑是压缩管理人员，对他们的工作和工资都进行了重新的安排和分配，尽管我没有服装厂的管理经验，但是我懂服装，知道管理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经过一系列的组建，公司在现有基础上开业了，并成绩卓著，五个月时间，我们公司的销售额达到八百多万，公司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合资的是工厂的一半，又于我们这一半定单多工作忙，从而能够挣到钱，工厂另一半人员开始浮动，加上管理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所以董事长找到我，希望我将另一半也接过来，从而让内部矛盾减弱，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我没有听周围同事的劝告，毅然接了过来。这就要求我的订单要多，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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