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名人丛书：马尔萨斯-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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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

　　　　这3个“命题”和前面讲到的两个“公理”就构成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即所谓的“支配人类命运的永恒的人口自然规律”。

　　　　马尔萨斯把他的人口规律作了这样的概括。他说：在人口增长已经达到食物的最大限度时，一切预防的和积极的抑制自然而然地会经加强的力量发挥其作用，直到人口降到食物水平之下。这时比较丰足的状态又回来了，于是再度导致人口的增长。不过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它的进一步的发展又会因同样的原因而受到抑制，即产生破坏——均衡——破坏的平衡与不平衡往复运动。

　　　　马尔萨斯论中国人口问题

　　　　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第一版第四章、第七章、第十六章等章中谈到了中国人口问题，认为人口规律在中国也发生作用，同样存在人口过剩情况，中国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必然受到预防抑制和积极抑制的作用。他没有根据地胡说，中国的气候在无论那一方面都特别适宜于生育孩子，而『妇』女们又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更有繁殖力。他说：“如果我们能肯定，中国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几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种，大部分土地每年收获两次，人民生活得很节俭，则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用不着再费心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

　　　　马尔萨斯认为中国人口多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肥沃，是世界最适出产农产品的地方；二是绝大多数人都在生产人类所需要的粮食；三是早婚受到鼓励。他说：盛行早婚必然造成人口过剩。那么使人口降低到生活资料的水平的抑制和夭折又将是哪种抑制和那一形式的夭折呢？在他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抑制，一是预防抑制，在中国大量的主要的应该是出卖自身与家属为奴仆，作为男仆和丫环被束缚在某一个家族里。因为“大部分的仆人在中国，正像在欧洲一样，是不结婚的。”或者是出家当和尚，或者过独生的居士生活，这两种形式也有助于减少人口出生率。二是积极抑制，中国“肯定受到了不时发生的饥饿和弃婴习惯的抑制，弃婴现象是很普遍的，是欧洲人所无法想象的。关于这种野蛮的习惯，我们不能不说，要证明食物匮乏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连这种最违反人类自然感情的习惯竟然也能在人间见到。这种习惯在古代似乎很盛行，似乎确实颇有助于减少人口”。他还说：“如果饥饿不是时时减少中国所拥有的无量数的居民，它就不能太太平平地过日子。”马尔萨斯不顾中国封建制度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事实，歪曲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发展的状况，把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的贫困和饥饿一概归结为人口绝对过剩是极其荒谬的。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第十六章中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到中国人口问题。马尔萨斯实实在在地或者说无可奈何地承认：“其实济贫税的大幅度提高就有力地证明，穷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未增加。在这方面穷人的境况与其说得到了改善还不如说恶化了，此外，现在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穷人在大制造厂内干活儿，无论在健康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深受其害，若考虑到以上两点，就不得不承认，近年来财富的增长丝毫无助于增加穷苦劳动者的幸福。”“一国资本或收入的每一增长，不能看作是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的增长，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穷人的境况产生有利不影响。把这一点应用于中国，这一点会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中国人口过于稠密，而中国财富据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中国的每亩土地都已耕种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很难想象土地年均产量每年还会有很大的增长。可以说，中国的食物数量已到了土地所能提供的最高产量。这样，无论采取什么方式，譬如说重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运用大量资本建立制造业，都不能解决中国的下层人民的生活问题。因为尽管中国可以发展制造业，制造大量产品供出口，似乎可以增加财富，但它势必要从农业中吸收大量劳动力，致使国家粮食总产量减少。食物数量不增加，反面有减少的可能，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又是保持不变的，甚至减少。因此，中国财富的增长与其说会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还不如说会使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就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来说，穷人状况和以前相同或者比以前更差，而且会有许多穷人不再从事有益于健康不农业劳动，改而在有损于健康的制造业中干活儿。在马尔萨斯看来，由于中国人口太多，所以穷苦的中国下层人民没有救了；中国最好维持现状，从事农业，生产粮食，不能从事其他产业，否则穷苦人的生活境况会更差，这一点也表明了马尔萨斯反对工业文明的保守落后的思想，认为制造精损健康。实际上中国人民的贫穷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从事什么产业，而在于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

　　　　反科学的“人口自然规律”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洋洋数万言，但实际他的基本思想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增长必须保持平衡，但人口增长总是优势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因而食物不足，必然产生饥饿、贫穷、失业乃至战争。所以，必须采取积极的抑制和预防的抑制，把多余的人口消灭掉。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反科学的实质，首先表现于他把人口现象看成是自然现象，把人口规律说成是超越社会制度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马尔萨斯完全抹杀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抹杀了人类要满足其食欲和『性』欲都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条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一事实，歪曲人口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真实意义。人活着就要吃饭，没有生活资料就不能生存；人类还要延续后代，就要结婚，就要生儿育女，这是无可异议的，用中国古话说就是“食『色』『性』也”。然而问题不在于说明这种众所周知的事情，而在于说明人类怎样生产、交往和分配生活资料以及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下去延续后代。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有两重『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中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的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的生物学行为总是受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及其相互矛盾运动的影响和制约，在阶级社会中，要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和制约。马尔萨斯却把人等同于一般的生物，从纯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人口规律，而完全撇开人的社会『性』，是根本错误的。要说明生活资料是怎样生产和分配的，就必须研究特写的社会经济制度。同样，人口状况也是受社会经济制度制约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具有不同的人口规律。所以离开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谈论人类生存必需生活资料、两『性』间必然存在情欲，是毫无价值的。

　　　　人口状况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没有一定数量人口的存在也就谈不上物质资料的生产。但是人口的数量只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或必要条件，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为人口状况本身不能说明：为什么在一定历史阶段只能是这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别的社会生产方式，为什么人口状况不同的地区可以有相同的社会制度，而人口状况相似的地区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如中国和印度人口状况相似，社会制度却迥然各异。因此，人口密度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人口多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制度先进的国家，而人口少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制度落后的国家。人口密度的高低和人口数量的增减不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原因，也不能说明社会制度的更替。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只是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前提。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取方式，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口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口本身也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不同生产方式下具有不同的特殊的人口规律。离开了生产方式、离开了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阶级，人口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人口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阶级地位不同，人们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道德观念、政治思想以及人口增殖状况也就迥然不同，因而也就形成不同的人口规律，如奴隶社会的人口规律、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抛开特定的生产方式，也就说不上什么人口规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却把人等同于一般的生物，从纯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人口规律，而完全撇开人的社会『性』，这是根本错误的离开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抽象地谈论生活资料的增长和人的情欲，是毫无意义的。

　　　　其次，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和“三个命题”，也同样犯了把人口现象看作自然现象而抹杀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作用的错误。人口按几何级数率增长所假设的“无所妨碍”的前提是根本不能成立的。马尔萨斯自己也很清楚，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无所妨碍”的人口增长，并且承认它要受穷困生活所带来的困难的限制。马尔萨斯在虚构的前提上论证“两个级数”，无非企图用以证明：人口过剩以及由此造成的失业和贫困是“人口法则”的必然结果，是任何社会所无法避免的。

　　　　第三，马尔萨斯仅仅把人口和生活资料作数字对比，抹杀了这种关系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也是十分错误的。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人口要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保持正常比例的命题，很有欺骗『性』，似乎这种比例关系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而且，人口过剩似乎就是由于人口和生活资料失去平衡，破坏了正常比例而产生的，因此是绝对的人口过剩。事实上，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取决于人口和生产条件的内在联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受不同的人口规律和经济规律支配。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剩人口只是一种相对于生活资料的生产条件而言的过剩人口。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工人的必要劳动能否实现，能否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是以能否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为前提的。就资本家来说，由于经常存在着过剩人口，在扩大生产时，资本家可以随时在市场上找到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且还可以以此不断降在业工人的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强化对他们的剥削。同时过剩人口的存在，使资本家压制工人对资本剥削的反抗有恃无恐，因为他们可以雇佣失业工人来代替敢于向他们进行斗争的工人。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任何一个资本家，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去消灭失业人口，因为这种失业人口——正是他们用来加强对工人剥削和压制的有力武器和手段。因此这个过剩人口不是同生活资料相比成为绝对多余的人口，而是同资本积累相比变为相对过剩。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一个人口规律，失业和贫困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产物，而不是什么人口增长太快的缘故。人口过剩和生产过剩、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同时存在的。马尔萨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和贫困的根源，杜撰了一个所谓的“自然人口规律”，把人口过剩以及失业和贫困都归因于工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借此抹杀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企图消除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充分表明了马尔萨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立场。这也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反科学『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马尔萨斯对于人口过剩、生产过剩、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并存的事实的解释在理论上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断言工人人口绝对剩，把从事生产的工人说成是多余的；另一方面又直接为那些不劳动的贵族、地主和各种寄生虫辩护，把这些人说成是必要的，是实现利润所必不可少的。他一方面从为剥削辩护的需要出发，把贫困归因于工人人口的增长，而主张减少人口；但另一方面又从资本积累的需要出发，而称工人阶级要是不增加人口，对国家是有害的。马尔萨斯为了达到辩护的目的，他不惜伪造自己的结论去适应剥削阶级的需要，在科学上是极其卑鄙的，也毫无科学所要求的严肃的态度。

　　　　第四，马尔萨斯所主张的恢复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的办法，是减少人口而不是发展生活资料的生产。他完全抛开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完全忽视了科学技术在生活资料生产中的作用，以假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不变为前提的“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为依据。事实上，土壤肥力是一个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向上变动的量。从长远的观点看，从人类开始耕种土地以来，土地的肥力不但没有递减，而且伴随着精耕细作和各种科学技术的运用不断提高了。在大量事实可以证明，在人类劳动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坏地能变为好地，不能耕作的土地能变为沃土良田，土地收获量能够不断提高。

　　　　所谓“土地收益递减规律”还抹杀了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对农业生产的决定『性』影响，忽视了变革生产方式对提高土地质量、利用土地资源的巨大影响。一个社会农业生产的停滞，最终根源还在于社会制度本身。应该说，在农业中并不存在什么土地肥力递减律的问题，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里，的确存在着土地肥力衰退的现象。这种现象不是土地肥力自然变化造成的，而是土地私有制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必然结果。农业资本家在进行农业生产之前必须购买土地或以巨额地租向土地所有者租赁土地，才能取得经营农业生产的权利，这是农业生产的首要条件。但是，这样就使得大量的资金不能用于农业生产，而且因土地私有制的存在，阻碍了农业企业规模的发展。特别是租期届满，必须交还土地时，农业资本家不愿意在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植树造林、保护土壤肥力等方面再投资；同时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仅剥削农业工人和农民，而且加紧斥夺土地的生产力。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加剧了这种掠夺，不断破坏土地丰度，造成了土地肥力减退。因此，在私有制条件下，食物增长缓慢的原因，不是由于耕地有限或土地肥力递减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使广大土地不能充分利用和土地肥力得不到应有改善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广大劳动人民之所以贫困，其真实原因也不在于土地能力递减律和耕地面积有限，而在于劳动人民丧失了生产资料，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甚至失业、贫困，加入产业后备军，生活日益困难，越来越难于取得生活资料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是失业、饥饿、贫困、罪恶之源，这是任凭马尔萨斯怎样为其辩护也无法掩盖的事实。

　　　　马尔萨斯有意地或者是无知地撇开本质的东西，泛泛地谈论现象的东西，并把抽象的东西作为理论的前提，最起码他的理论是缺乏根基的。马尔萨斯就是玩弄抽象的把戏来达到糊弄人、欺骗人的目的。他就《人口原理》出版的目的说道：“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与人的本质本身密切联系的一个大的原因的结果——我这里所说的原因，就是一切生物的增殖有不断超过对它提供的营养的倾向。”也即探讨超过生活资料而不断增长且占更优势的人口的倾向所造成的结果，即失业、贫困和罪恶。既然人口的增殖是失业和贫困的根本原因，那么消除失业和贫困就只有想办法消除人口，制约人口的增长，其用意昭彰。

　　　　马尔萨斯由于抛开了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来谈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因此处处违反科学、违反事实。这是他站在剥削阶级反动立场、支持为剥削制度辩护的必然结果。他的人口理论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马尔萨斯　第四章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

　　　　庸俗的价值理论

　　　　为什么说马尔萨斯是个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呢？我们先来看看马尔萨斯价值学说。

　　　　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是从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的。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价值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坚持生产商品时消耗的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推动了价值理论的发展，提出了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价值理论。但在他的价值学说中，出现了两个难关：一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和价值规律不能调和；二是等量资本得到利润和价值规律不能调和。由于他同斯密一样，把工人出卖劳动力归结为出卖劳动，而不能使问题前进一步。于是马尔萨斯抓住李嘉图价值理论这两个致命的弱点来攻击“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他认为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不足以说明许多商品交换价值的变动。他所列举的理由是各种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固定资本的比例有大小的差别，或生产时间有长短的差别；或生产时需要外国进口的原料；或生产品制成后负担不同的赋税。凡此种种都足以影响商品的交换价值，所以，生产商品时所投下的劳动量不可能作为交换价值的正确尺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更不能作为真实的计算标准。他认为商品价值的尺度应该说是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否认何时何地商品价值可以由商品在该时该地所能交换或支配的标准劳动量来衡量。只有“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可以看成是商品价值的标准尺度”。他说：“商品的价值平均说来是由它们的自然和必要供应条件决定的。我说这些条件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积累的和直接的劳动，加上全部垫支项目在垫支期间的一般利润”。

　　　　马尔萨斯利用李嘉图不能运用价值规律来说明利润来源的弱点，把利润排除在耗费劳动之外，断言在社会的任何发展阶段中，耗费劳动都没有单独地决定过商品的价值。他认为在商品价值中，除了耗费劳动以外，利润这个因素，一直被广泛地考虑在交换价值之内。即使把利润作为一种耗费劳动计入商品价值之内，但我们又怎么能够仅仅因为商品在上市之前必须保管一个较长的时间，就认为商品耗费了较多的劳动呢？这就是说，在马尔萨斯看来，即使是把利润也理解为耗费劳动，但也不能认为耗费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的理论是正确的。

　　　　马尔萨斯公开嘲笑李嘉图，“诚然，李嘉图先生自己也承认他的法则有相当的例外。这些例外的品类，就是所用固定资本量不等、耐用程度不同，而所用流动资本的回收时期又彼此各别的商品。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些品类，就会发现其为数之多，使得该法则可以看成是例外，而例外倒成为法则了。”马尔萨斯为了攻击李嘉图，否定劳动价值论，死死盯着李嘉图未能解决的两大矛盾，并形而上学地把它们对立起来。他认定李嘉图所谓的商品价值决定于其所包含的劳动量的说法，和普遍的经验事实是不符合的。那么什么是“符合”着“普遍经验事实”的价值决定规律呢？马尔萨斯发展了斯密理论中的庸俗成分，创立了庸俗的价值理论。

　　　　不过，马尔萨斯所攻击和批判的李嘉图两大矛盾，的确是当时政治经济学中所亟待解决的问题。他的所作所为起了一种强调矛盾、突出问题的作用，多少有点积极意义。马克思曾经把强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不平等交换说成是马尔萨斯的真正贡献，也就是指这种意义而言的。当然，马尔萨斯本人的主观愿望目的并不是这样。他攻击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强调这个理论不能解释资本与劳动交换如何产生利润的问题等等，他的目的是要彻底否定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他自己的价值理论来，以便为土地贵族的利益辩护的经济“理论”建立一个“理论”基础。

　　　　马尔萨斯首先分析价值概念的基本定义。他不是从商品出发，而是从价值观念本身出发，把价值分为三种类型，即使用价值、名义的交换价值或价格、内在的交换价值。马尔萨斯的这种划分，只不过是斯密把价值划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翻版，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而他对“内在的交换价值”的解释是十分混『乱』的。他既把它定义为物品由内在原因所产生的购买力，即一个商品交换其它商品的能力；同时又把它定义为物品的价值。可见，马尔萨斯并没有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区别开来，而是直接把交换价值称为价值的。不仅如此，马尔萨斯还混同了价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