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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淬中华-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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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金广福公馆可不是顾名思义的那种阔佬大亨的公馆别墅，而是当年办理竹堑（新竹的老名称）东南山区垦荒事务的办事处所。“金”指的是官面，“广”指的是粤籍客家人，“福”指的是福建闽南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姜绍祖的曾祖姜秀銮受淡水同知李嗣业委托，三方合股成立了“金广福”垦号，这也是新竹北浦的开发之始。
时过境迁，金广福公馆作为处理垦荒事务办事处的功能已经消失，并逐渐地荒废了下来。直到数年前，姜家延聘彭夫子裕谦在此开馆讲学，金广福公馆才在孩童们的读书声中重新热闹起来。不过，自倭寇占领台北之后，桃园、新竹、苗栗等地的百姓纷纷离家出逃，学馆也由此散了摊子。
金广福公馆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四合院风格的二进院双堂屋建筑，占地约七百平方米。属于青砖瓦顶的那种硬山式结构，半人高的青石墙基和高墙上随处可见的铳眼，反映了当年拓荒时注重防御的特殊背景。厚重的大门上首的巨大牌匾上书“金广福”三个大字，前院正厅上方悬挂着光绪十年，知县徐锡祉书写的“义联枌社”匾额，显示了姜家在新竹的地位与殊荣。
邢亮、萧山和王承斌并肩站在门前的广场上，一面欣赏着附近的田园美景，一面静静地等候着与会众人的到来。近处层层叠叠的梯田，远处青峰如黛的太祖山，都尽收眼底。院落后面是一片柿树林，虽还没有到那黄澄澄的柿灯笼满枝高挂的金秋季节，但那青绿生涩的柿子却也沉甸甸的压弯了枝头。如果没有战争，今年的茶叶、稻米、柿子肯定是个好年成。
北埔是个山间盆地，四周尽是连绵起伏的山峦，金广福公馆正扼在从竹东进入五指山、狮头山的大道边。几个人正说着话，只见一溜人马循着山道正向“金广福”疾驰而来。萧山眼尖，立即辨认出来者：“是丘大人和刘大人！”
“走，咱们去迎接丘大人和刘将军。”说着，几个人甩开大步，踏着青石板路向坡下走去。
第二部怒海潮生第四十章北埔会群雄
看到邢亮他们跑出这么远前来迎接，邱逢甲、刘永福以及随同二人一起而来的黎景嵩均大为感动。一行人寒暄完毕，在邢亮等人的陪同下，众人拾阶而上，从宽大的中门步入前院的厅堂。这“金广福”仿照宗庙的规矩，厅堂的中门平时是不打开的，人们出入都是走左右两门。按照左青龙、右白虎的说法，左进右出，只有迎接尊贵的客人才打开中门。
参加这次“台湾民主国抵抗力量联席会议”的除了有原台湾民主国的副总统邱逢甲、民主国大将军刘永福、台湾府知府黎景嵩以及邢亮、萧山、王承斌等志愿军领导人，还包括黑旗军将领吴彭年、吴光宗、赖永兴；新楚军将领杨载云、傅德星；新苗义军首领吴汤兴、徐骧、姜绍祖、陈起亮、邱国霖、胡嘉猷、黄盛娘；鹿港义军首领许肇清；“六堆”义军首领李向荣、萧光明；云林义军首领黄荣邦、林义成、简精华、简成功；台北地区抵抗力量的代表苏力、江国辉；台湾各地的士绅名流，如安平的汪春源，嘉义的罗秀惠，淡水的黄宗鼎以及志愿军的康家森、孙宝礼和马成玉等四十余人。一时间，群雄毕至，齐汇北埔，被后人称之为“台湾抗倭战争分水岭”的“北埔会议”就此拉开了序幕。
此次会议的主会场就设在金广福公馆前院的宽敞大厅里，即使一下子涌进了四、五十人，却也一点儿都不显得拥挤。此前，尽管邢亮已经与绝大多数的参会人员见过了面，但志愿军七战七捷获得的如日中天般的巨大声望，还是使得邢亮自然而然成为了众人瞩目和议论的焦点。而邢亮也以他的奕奕丰采、谦和恭俭以及在战场上和处理一应事务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沉稳如山的大将风度，令包括刘永福在内的几乎所有人感到折服。
虽说会议在筹办期间，因牵扯到各方的利害关系产生过一些波澜，但正式开始后却进行得相当顺利。当邱逢甲首先向与会人员宣布志愿军就是曾在辽东大破倭寇的义勇军，而志愿军的总指挥辛大人便是新近才被任命为“旅大经济特别区帮办大臣”的邢亮时，顿时就在会场引起了一阵轰动。
吴汤兴、徐骧、姜绍祖等人倒是早知道志愿军便是辽东的义勇军，但却怎么也没想到曾与他们并肩战斗，且来往密切，交谈甚欢的“辛大人”竟是义勇军中威名仅次于冯华的邢亮。他们在惊喜之余，更是既感动又振奋。在台湾的大小官员纷纷内渡，弃台湾于不顾之际，邢亮这个堂堂的朝廷二品大员却甘愿放弃自己的地位身份，毅然率志愿军入台，这样的人岂是唐景崧之流所能相比。而其余的来自台湾各地的义军首领、士绅名流，虽也从各种传闻中隐隐猜到了志愿军的身份，但此刻得经证实并获知率队前来的还是义勇军中的二号人物邢亮，更是倍感欢欣鼓舞。此刻，所有人的心中都重新燃起了一股熊熊的希望之火，义勇军百战百胜成就的赫赫威名，不但将唐景崧等人离台内渡所造成的颓丧、悲观情绪一扫而光，而且还使得每个人都对胜利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信心与渴望。
等到热烈的会场又渐渐安静下来，邱逢甲宣布了此次会议的第一个议题，重新选举台湾民主国新一届领导人。由于刘永福在到达北埔后，已在与邱逢甲、邢亮、黎景嵩的私下交流中，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志愿军的全力支持，孤掌难鸣的黎景嵩尽管心不甘，情不愿，却也只得顺水推舟，表示新楚军也愿意服从志愿军的领导。因此，这次“台湾民主国抵抗力量联席会议”在正式开始前，各方就已经对会议的基本内容统一了意见。而台湾民主国主要领导人员的构成也不出所料的为大总统丘逢甲、大将军刘永福、国会议长黎景嵩以及具体负责全台抵抗力量作战的台湾抗日联军总指挥邢亮、副总指挥萧山……
在随后举行的组建台湾抗日联军的会议上，虽有个别义军首领存在不同意见，但在大势所趋之下却也进行得顺风顺水。吴汤兴、徐骧、姜绍祖、陈起亮、邱国霖等新苗军统领，本就为志愿军新竹－中坜一战表现出来的精神与斗志对邢亮敬服有加，此时更是借机纷纷表态愿意接受邢总指挥和志愿军的统一领导。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协商，志愿军、黑旗军、新楚军将作为今后抗日联军的一线主力部队；而台湾各部义军则以诚、信、靖、壮、捷、敢、良、劲等16字为番号，按照所在区域重新进行整合改编。至此，原先各自为战、成散沙一团的台湾各部抵抗力量，随着抗日联军的组成，初步在军令与指挥上达成了统一。
第二天上午的会议，由邢亮作了《论持久战》的报告。他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台湾山多水急的地理特点以及我方最终要达成的拖垮敌人的战略目标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动员全台民众，广泛开展山地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并把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追我走、敌疲我扰”的十六字口诀，以及红军反围剿斗争的战术思想灌输给了众人。倒不是邢亮对台湾战事没有自己的主张，实在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战略战术思想真的非常符合台湾目前的形势与现状，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不拿来为几所用，岂不是傻到了家。
邢亮在此之前，曾经与刘永福交流过该如何开展今后的抗倭战争，两人已经就“山地游击战为基本作战方式，再辅之适当正面抵抗”的作战原则达成了共识。不过，今日邢亮的这一番系统、完善的游击战战术思想还是让刘永福听得连连击掌、拍案叫绝：“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永福昔日在越南打法国鬼子，有些战斗也与总指挥所说的作战方式类似，只是从没有把它上升到一种战术。今日听了总指挥的这些道道，永福也是茅塞顿开，收获颇丰。”
刘永福的话音刚落，与会众人也是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心直口快的姜绍祖率先站起身说道：“前段时间，新苗军与南侵鬼子的战斗，其实也是游击战，只是咱们少了些花花肠子……”
听了这话，有人偷着笑了起来。姜绍祖却正色说道：“有什么好笑的，对付小鬼子当然是花花肠子越多越好，与他们硬拼确实得不偿失。这几天我总琢磨，常言说‘歼敌一万，自损八千’，可志愿军此次入台总共也不过两千多人，却怎么能做到消灭鬼子五六千，自身只伤亡300余人，就是战斗力再强，这样的战果也实在令人心惊。现在，我总算想明白了，这仗还是要打得巧，志愿军采用的战法其实就包含了游击战的思想，那就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姜绍祖的一番话语；立时便引起了众人的极大兴趣。吴汤兴、徐骧他们由于亲自参加了此次战斗的全过程，此刻也是心有所悟、若有所思。而其他不了解具体情况的人更是心痒难挠，志愿军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难道不是因为外界传说的那样‘志愿军乃是天兵天将下凡，刀枪不入’吗？
见众人都一脸期盼之色地望着自己，姜绍祖也不由得有些暗暗自得。咳嗽了一声，他才继续说道：“志愿军在新竹－中坜一共打了七仗，几乎每一次都打了鬼子一个出其不意、以多打少，每一仗都在运动过程中形成了局部的绝对优势。比照总指挥刚才说的游击战思想，‘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绝不与鬼子死打硬拚’，我们可以看出‘运动起来’才是游击战思想的精髓所在，也只有运动起来才能使我们争取到主动，形成较敌有利的态势。譬如说收复大湖口、杨梅、中坜这几战，志愿军就是充分利用运动……”
邢亮在一旁听得不由暗暗点头：“姜绍祖别看年龄不大，但在打仗方面却还真有些天分。自己刚才只不过介绍了一些游击战的战术思想，他就由此马上联想到志愿军新竹－中坜一战的战法，并对‘机动’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有了如此深刻的认识，实在是人才难得啊！嗯，今后有必要好好培养一下。”
姜绍祖结合实例的精彩分析，使得与会的每一个人都对游击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尤其是那些义军领袖，更是觉得很对他们的胃口，山地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虽然名词新颖，但对武器装备差、缺乏训练的义军来说却是再合适也不过了。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对地形极为熟悉，要是带着小鬼子在山里转，保准打得他们摸不着北……
晚上没有月亮，深邃寥廓的夜空中那无数眨着动人眼睛的星星，令这个清澈的夜晚充满了勃勃的生机。晚饭过后，邢亮、萧山、丘逢甲、刘永福以及黎景嵩等几个台湾民主国的最高领导人，在金广福公馆后院的志愿军总部中就刚刚收到的一份儿电报再次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电报是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发来的。他除了告知由国内支援的又一批军火已经启运，不日将运抵打狗（即“高雄”），同时国内各地募集的第一笔援台义款十万两白银也将同时运到外，还带来了一个令人极为振奋的消息：新竹－中坜大捷造成的巨大影响，终于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变化，俄国已经正式承认“台湾民主国”，并愿意提供一定的支持与援助！
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对台湾各部抵抗力量形成统一指挥以及开展山地游击战等几个问题的顺利解决，使得邢亮、丘逢甲、刘永福甚至是黎景嵩都感到极为欣慰。尽管各方的利益由于志愿军的介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毕竟台湾的形势依然危急，“誓死抗倭，保台卫土”仍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心声。不过，这突然而来的好消息在让几个人感到无比振奋的同时，却也将一些暂时隐藏起来的矛盾提前引发了。原本此次“台湾民主国抵抗力量联席会议”确定的几个议题，他们几个人在私下的交流中已经取得了共识，前两天的会议也在这种默契里进行得波澜不惊、极为顺利。然而，国际形势突然出现的有利变化，却让因势单力孤而一直隐忍不发的黎景嵩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关于“完善战争后勤支持”这个问题，按邢亮的意思是不能完全依赖于外界的支援，必须尽快恢复台湾自身对各种军用物资的生产能力。另外，还应做好最艰苦的准备，继续将一些重要的机器设备以及多余的军火物资、库存银两向台南转移。对邢亮的这些提议，第一个表示赞同的就是丘逢甲。
在台湾的战事开始前，冯华就发来电报警告倭寇有可能从澳底登陆，并提出要未雨绸缪，先行疏散兵工厂、军火库，结果证实冯华的预见绝对有先见之明。也正是因为冯华关于倭寇澳底登陆的预言应验，唐景崧才答应丘逢甲着手疏散兵工厂、军火库。现在想起来，丘逢甲仍觉得万幸。要不是台北失守前，他已经组织人力将兵工厂的大部分机器、原材料以及军火库中一半的火药（200万磅）、近六成的枪弹（180万发）转运至台中，这些东西都将落入倭贼的手中。而且由于冯华的事先警告，丘逢甲派卫队提前进驻库府，还保住了存银二十四万两免遭乱兵洗劫。这些资金、军火对于如今困难重重的台湾民主国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后来，邢亮又在台湾局势危如累卵之际，率志愿军登陆鹿港，先后在新竹、中坜等地七战七捷，使得台北沦陷、唐景崧内渡后急转直下的危局转危为安。这所有的一切又如何能不让丘逢甲对冯华、邢亮和志愿军心服口服、奉若神明。
本来，黎景嵩也并不十分反对这个提议，只是提出事情有先有后，还是先将台北转移过来的东西转移到台南后，再考虑台中的问题。可是现在他却趁势建议，俄国正式承认台湾民主国，已经使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抗日联军正应该趁热打铁，一举克复台北、基隆，把倭贼赶进大海，以争取到更多列强的支持。至于转移机器设备、军火物资已不是当务之急，有了俄国的支持与援助，战争的后勤问题将迎刃而解。
听着黎景嵩极为乐观的慷慨激昂之语，邢亮心中禁不住产生了一丝忧虑。他知道黎景嵩的提议虽然不乏私心作怪，但俄国的支持、形势的好转，将不可避免的让一些人如黎景嵩一般，低估未来战争的艰苦程度。就看丘逢甲和刘永福都没有立即对此建议进行反驳，就可以知道这种观点还是符合一些人的想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看来，绝对有必要在明天的会议上，对当前的形势和持久战的战略再作一个更详尽的分析，将大家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
果不出邢亮所料，转天会议一开始，当王承斌将刘坤一的电报宣读给与会众人的时候，全场立即一片欢腾，所有人的情绪都被调动了起来。不止是台中、台南一些尚未与鬼子交过手的义军首领，纷纷要求立即反攻台北，就是陈起亮、邱国霖等几个参加了新竹－中坜战役的新苗军统领都盲目的乐观起来，认为把鬼子驱逐出去将指日可待。
看到众人的情绪有些失控，邢亮适时站起身来说道：“大家的意见和心情我十分理解，它代表了所有热爱台湾，反对日本侵略的中华血性男儿的想法。我也希望能立刻收复失地，赶走侵略军，但是我们除了要有爱国的热情和旺盛的斗志，还应认识到客观现实。不错，俄国是已经承认了台湾民主国，并提出愿意提供各种援助。可是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在台湾民主国刚成立时它不予以承认，偏偏要等到现在？它的所谓道义究竟有几分可以让我们相信？”
稍微停顿了一下，邢亮又接着说道：“列强们怎么会存有好心，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它们是绝对不会去做的。如果没有新竹－中坜的七战七捷，俄国会做出这样的姿态吗？如果战事再度陷入不利，谁又能保证俄国还会向现在这样信誓旦旦的支持我们，它难道会为了与之无甚关系的台湾民主国轻易与倭国开战吗？再说，目前台北地区尚有日寇山根信成的近卫师团第二旅团、比之岛支队以及桦山资纪总督府的直属部队共约15000余人，而且我们在台北和基隆的炮台、大炮和其他防御工事也几乎完好无损的留给了鬼子。敌人既占据着有利的防御设施、优势的火力装备，又有海上舰炮的支持，我们靠什么将台北地区的敌人赶下海？难道就靠我们的血肉之躯吗？”
众人犹如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发热的头脑终于又重新清醒起来，所有的人都在邢亮振聋发聩的问话以及清澈似水的目光中默默地沉思着：是呀！俄国的承认真的有那么大作用吗？它的承诺又能让人相信几分？倭寇肯定不会心甘情愿退出台湾，已经吃进嘴的肉它怎么会轻易吐出来。还是总指挥说得对，未来的战争会更艰苦，我们一定要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第二部怒海潮生第四十一章洒酒祭雄杰
一年一度秋风劲，然而台湾的秋天却远不如北国之秋来得浓郁，来得悲凉。天空依然是艳阳高照，草木也还是一片生机勃勃的青翠苍郁，只有稻田中那幸免于战火的禾实累累的金黄色波浪，才让人恍然间想起原来秋天已经到了。
尽管新竹附近的百姓刚刚经历了一场国丧家亡的巨变，但志愿军的到来，以及暂时缓和下来的战局，又让他们惶惶的心情渐渐恢复了平静，人们一如往昔，开始为着即将到来的“中元节”紧张地忙碌着。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就是民俗中的鬼节。在古代，七月的中元普度是一年中的重要祭典，而在台湾社会，中元普度更是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十七世纪以来，大陆百姓冒险来台拓荒，毒虫猛兽、瘟疫疾病以及劳累械斗都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九死一生”就是当时拓荒者生活艰险辛劳的真实写照。台湾的中元普度，祭祀的就是这些客死台湾，曾经与他们亲如兄弟的拓垦者。不过进入十九世纪后，七月的普度祭奠又增加了为保卫乡里而牺牲的人们，因而这一传统民俗除了有佛、道两教的宗教内涵，更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
邢亮原本并没有对这个传统的节日太过重视，在他的印象中“鬼节”不外乎就是给亡者烧纸钱的日子，他如今哪有功夫和心情去关注这种民间的祭祀活动。不过，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听了吴汤兴等人关于台湾“中元节”的介绍后，却灵光忽现：参加中元普度的仪式，祭祀那些开拓宝岛、抵抗侵略的死难者，岂不正是一个动员民众、团结民众的大好机会？
自为期三天的“台湾民主国抵抗力量联席会议”顺利结束，所有的工作都按照会议形成的决议，按部就班地开始启动。除了留下参加训练班的人员，各路群雄大都陆续返回了自己的驻地。刘永福也未在北埔多做耽搁，第二天就赶回了台南，开始对黑旗军各部的部署重新进行调整；负责兵工厂、军火库等重要设施迁移工作的丘逢甲，在与邢亮交流后，觉得迁移的事宜早不宜迟，还是尽量抓紧为好。因此在黎景嵩返回台中后没两天，他也匆匆地赶了过去。
另外，由黑旗军、新楚军、新苗军以及其他各部义军高级军官组成的抗日联军游击干部短期训练班，也在邢亮的亲自主持下正式在金广福公馆开课。“哗啦”一下子住进了一百多号人，使得金广福立时便热闹了起来。每天出操、训练的“一、二、三、四”，上课、讨论的热烈场面，还有业余时间教唱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游击队歌》等抗日歌曲，给这金广福公馆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以至于没有多久，就连北埔的乡民、孩子也都能够哼唱上几句。
与此同时，为了迅速提高义军的战斗力，志愿军还应吴汤兴、徐骧、姜绍祖等人的邀请，精心选派了一批干部进驻新苗军各部，帮助他们整编训练队伍。一时间，从中坜、南寮、杨梅、湖口到关西、竹东、新竹、大溪、北埔，整个新竹地区都掀起一个整训、练兵、大比武的热潮……
新竹下枋寮义民庙是全台义民庙的总坛，始建于乾隆53年（1788年），由于乾隆皇帝曾三赐御笔褒忠匾额，遂更名为“褒忠亭”。每年的七月普度，来自桃园、新竹、苗栗等地的客家人，都会成千上万地涌向下枋寮祭奠义民。不过，今年的中元节普度，却由于丘逢甲、邢亮、黎景嵩以及众多的台湾知名人士纷纷参加，而被赋予了更多的特殊含义。
随着初升的月亮慢慢爬上东山，打开“鬼门”的时刻到了，只见义民庙山门前那些上书着“庆赞中元”的灯笼同时点燃了起来。庙里庙外一片灯火通明，光明将引导鬼魂从地狱来到人间，庄严隆重的祭奠仪式以迎请鬼魂的形式拉开了序幕。
邱逢甲、黎景嵩是得知邢亮要亲自参加今年的中元节普度，特意从台中赶过来的。此刻，他们二人与邢亮、萧山共同站在队伍的最前面，紧随其后的是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等台湾知名士绅以及当地望族的族长。再后则是新苗军的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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