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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银行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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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还去我们的家庭医生巴尼克博士（Dr。Banik）的候诊室——拐过街角就是——读他订阅的各种报刊。这种自由阅读使我在多少年中受用无穷。在整个小学与中学期间，我常常是班里拔尖的学生。
1947 年我七岁时，“巴基斯坦运动”达到了巅峰。在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都在为成为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而斗争。我们知道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吉大港肯定会被包括在巴基斯坦之内，但我们不知道还有哪些其他地区会被包括在穆斯林孟加拉（Muslim Bengal）之内，也不清楚究竟会如何划定边界。
在博克瑟哈特大街 20 号，亲朋好友们没完没了争论着关于独立的巴基斯坦的未来。我们都意识到它会是一个最奇特的国家，一千多英里的印度疆土将它分为东、西两半。父亲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有许多信印度教的朋友和同事常常到我家来，即便作为一个小孩子，我也能感到那两个宗教组织之间的不信任。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许多有关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暴力骚动的报道，令人宽慰的是，这样的事在吉大港很少发生。
我父母的立场是坚定支持从印度的其他地区中分离出来。我的小弟弟易卜拉辛（Ibrahim）咿呀学语时，就称他所喜欢的白糖为“真纳糖”（Jinnah Sugar），而称他不喜欢的红糖为“甘地糖”（Gandhi Sugar）。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是巴基斯坦分离主义的领袖，而甘地当然是想要保持印度完整。晚上，母亲讲真纳、甘地和君王路易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的故事哄我们睡觉。我的年近十岁的哥哥萨拉姆，很嫉妒邻里那些大男孩，他们举着有白色新月和星星的绿色小旗，在大街上呼喊着“巴基斯坦万岁”（Pakistan Zinbabad）的口号。
1947 年 8 月 14 日零时，被英国统治将近两个世纪的印度次大陆宣布独立。我对它的记忆宛如昨日。整个城市挂满了旗帜和绿白两色的彩饰。我听到街上政治演说的响亮声音，经常被“巴基斯坦万岁”
的口号呼喊打断。午夜前，大街上挤满了人。我们从屋顶上放焰火，我看到周围邻居们的侧影，他们仰视着洒满夜空的爆竹焰火。整个城市都悸动着激情。
午夜临近时，父亲带领我们下楼走到博克瑟哈特大街上。父亲虽然不是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但为了表示坚定，他加入了穆斯林团体国家警卫队。那天晚上，他自豪地穿上了他的警卫制服，还戴上了那很有特征的“真纳帽”。我们甚至带上了两个小弟弟，两岁的易卜拉辛和小婴儿图努（Tunu）。12 点正，电闸被关上，整个城市陷入黑暗之中。在光明重回的下一刻，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的国家了。高昂的口号声“巴基斯坦万岁！巴基斯坦万岁！”响彻吉大港大街小巷的所有角落。
当时我七岁，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血脉中冲动着的民族自豪感。那令人陶醉。
在莫姆塔兹、萨拉姆、我、易卜拉辛和图努之后，母亲又生了四个孩子：阿尤布（Ayub），阿扎姆（Azam），贾汗吉尔（Jahangir）
和莫因努（Moinu）。但到我九岁时，我热爱的母亲开始常常无缘无故地烦躁，行为举止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在她比较安静的时候，她会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她会一连几小时地祈祷，读同一页书，或是反复不停地背同一首诗。躁动起来，她就大声地用粗俗的话骂人。有时她会肆意辱骂邻居、朋友，或是家人，但另一些时候，她会大声斥骂政客们，甚至是一些死去已久的人。有时她会在头脑里反击那些假想敌，毫无警示地暴烈起来。她经常在夜里突然喊叫，拳打脚踢，我就得帮助父亲按住她，或是努力护住我年幼的弟妹们免受伤害。这样的危机之后，她经常会重新变回到我们所记得的那个甜美温柔的母亲，给我们尽可能多的爱，照顾幼小的孩子们。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复原。随着病情恶化，她渐渐不能了解我们上学的情况了。
父亲为治愈母亲竭尽了全力，花钱给她做全国最先进的医学检测。
我的外祖母和两个姨妈都有精神病，我们推测她的病一定也是遗传的，但是没有医生能做出确诊。绝望之下，父亲转向了诸如鸦片治疗、咒语，甚至是催眠之类的异端偏方。对于这些疗法母亲从不配合，无论如何，这些方法一无收效。
倒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发现那些疗法很有意思。看到一个著名的心理医生对母亲实施催眠提示之后，我们就彼此进行自己的催眠试验。
我们还发明了用某种幽默来对待她的病情。“天气预报如何？”在我们想预见母亲在随后几小时的情绪时，就彼此这样发问。为了避免激起新的发作，我们给家里的每个人都配上了代号：2 号，4 号等等。我弟弟易卜拉辛甚至写了个滑稽短剧，剧中，他称我们家是一个电台，母亲总是在“播音”，她以各种情绪来广播她的布道，还有“伴舞”。
父亲一直是照亮着这令人悲伤时期的光芒。他优雅坚毅地适应着这一人生变局，在母亲的疾病持续的三十三年间，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在各种情况下，照顾着她。他努力做得就像一切如常，好像她仍是 1930 年的那个索非亚卡图恩，当时他只有 22 岁。直到母亲 1982年去世，在他们结婚的五十二年间，他始终对她忠诚不渝，恩爱如初。
虽然父亲并不介意在我们的教育和旅行上花钱，但是他持家简朴，给我们的零花钱很少。上高中时，由于在吉大港地区的竞争奖学金考试中获胜，我每月能得到一点津贴，于是我有了一些零花钱，但从来就不够花。我从父亲的零钱抽屉里补足我短缺的部分，这件事父亲根本就没有察觉。除去对书与杂志的兴趣以外，萨拉姆和我还养成了看电影和在外面吃东西的毛病。我们对口味并不讲究。我最喜欢“马铃薯块”，就是一块烤马铃薯塞入煎洋葱，再撒上醋。萨拉姆和我在离家不远的街拐角处那个简陋的茶摊上，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吃这些东西。
对于这些外出活动，父亲从不知情。
第一章 吉大港，博克瑟哈特大街 20 号（3）
萨拉姆和我买的第一架照相机是一个简单的盒式相机，我们走到哪儿都带着它。我们像专业人员一样计划并研究我们的题材：人像，街景，住宅，静物。我们在摄影方面的同谋是邻里一个名为“神奇之家摄影室”的照相馆主人。他允许我们用他的暗房，将我们的黑白胶卷冲印出来。我们努力想获得一些特殊效果，甚至给我们的照片上了色。
穷人的银行家我对绘画产生了很大兴趣，并跟一个商业画家学徒，我管他叫尤斯塔德（Ustad），或是“古儒”（Guru，泰斗）。在家里，我把我的画架、画布和彩笔都小心安置好，以便在听到父亲回来的动静时很快就能把它们藏起来。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父亲不相信复制人体形象这类的事。家里一些爱艺术的叔叔姑姑成了我的同谋，帮助和鼓励我。
作为这些癖好的副产品，萨拉姆和我对图形设计也产生了兴趣。
我们还开始集邮，并说服邻里的一个店主，允许我们在他的店铺前展示我们的邮票箱。我们经常与两个叔叔一起去电影院看印度和好莱坞的电影，唱那些当时很流行的浪漫歌曲。
吉大港教会学校比我的小学要都市化得多。我的同学大多是从各地调任来的政府官员的儿子，这个学校提供的是全国最好的教育。但特别吸引我的是童子军规划，童子军队部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我和其他学校的男孩子们一起，参加训练，游戏，艺术活动，讨论，在乡间徒步旅行，各种各样的节目和许多的集会。在“挣钱周”里，我们叫卖货物，擦皮鞋，在茶摊上作伙计，以募集钱款。除乐趣以外，童子军活动还教会了我，要有同情心，要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并且珍视我的同伴。
我尤其记得 1953 年那次参加巴基斯坦第一届全国童子军大会的跨越印度的火车旅行。沿途，我们停下来参观了许多历史古迹。一路上我们都在歌唱游戏，但是在阿格拉（Agra）的泰姬陵（Taj Mahal）
前，我发现我们的主任助理夸奇西拉加尔胡克（Quazi Sirajul Huq）在无声地抽泣。他流泪，并不是为了这座纪念碑或是为了在此埋葬的那对著名的情侣，也不是为了刻在白大理石墙壁上的诗句。夸奇萨希布（Quazi Sahib）说，他是为我们的命运，为我们肩负的历史重担而哭泣。虽然我当时只有 13 岁，但他的激情使我深受震动。
在他的鼓励下，童子军意识开始渗透到我的所有行为活动中。我一直就是个天生的领头人，但夸奇萨希布的道德感化让我明白，要想得更高，要有序地引导激情。
1973 年，在孟加拉解放战争之后那些骚乱的月份里，我与父亲和弟弟易卜拉辛一起去探望夸奇萨希布。我们喝着茶，讨论周围的政治动乱局势。一个月以后，夸奇萨希布在睡梦中被他的仆人残忍地杀害了。他当时已是一个衰弱的老人，那个仆人抢走了他的一点点钱。警方根本就没抓到凶手。我被悲痛吞噬了。回想起来，我开始理解他在泰姬陵留下的眼泪，那是出于对他自己不幸与孟加拉人民未来不幸的先知。
第二章 一个孟加拉人在美国（1）
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教师。从小，我就总爱训导我的弟弟们，并且坚持要求他们在学校只许得到最高分。21 岁大学刚毕业时，我在吉大港的母校主动提供给我一个经济学教师的职位。这个由英国人创建于 1836 年的大学，是这个次大陆上最受尊重的大学之一，从 1961年到 1965 年，我在那里教书。
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尝试建立我个人的企业。我注意到，包装材料都是从西巴基斯坦进口，在这个国家的东半部，我们没有生产箱子或包装材料的设施。我说服了父亲，允许我建立了一个包装和印刷工厂。我准备了一份项目建议书，从国有的工业银行申请一笔贷款。当时，很少有孟加拉企业家想建立工业设施，贷款马上就被批准了。我很快建起了一个包装与印刷工厂，雇用了一百名工人。这个项目很快就成功了，每年都有良好的利润。
我父亲是董事会的主席，他极不愿意从银行贷款。商业信贷的概念使他极为紧张，以至于催着我提前归还了贷款。我们可能是当时绝无仅有的几家提前偿还贷款的新企业之一。那家银行马上又主动提出，额外提供一笔一千万塔卡（taka，孟加拉货币）的贷款，让我们去建立一家纸厂，但这件事我父亲根本不肯听。
包装业的中心是在西巴基斯坦的拉哈尔（Lahore），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义者的孟加拉人，我知道，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完全可以生产出更便宜的产品来。我们的产品包括烟盒、箱子、硬纸箱、化妆盒、卡片、日历和书等等。我从来就不担心赚钱的事。而这个包装工厂的成功使我和我的亲人们都相信，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做到在商界出人头地。
尽管获得了商业成功，我仍然想去学习和教书。于是，当我在1965 年得到一份富尔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时，这个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的机会使我一跃而起。这是我的第三次出国之行。我曾在1955 年作为童子军去过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参加世界童子军大会，1959 年又去过日本和菲律宾。但这次是我独自出行。一开始，博尔德（Boulder）的科罗拉多大学的校园真让我大为震惊。在孟加拉，学生对教授从不敢直呼其名。如果一个学生向“先生”讲话，那也只是在“先生”允许他发言之后，他才能毕恭毕敬地发言。但是在博尔德，教师看上去把自己当作学生们的朋友。我经常看到教师和学生们光着脚、四肢伸展地坐在草地上，分享食物，开玩笑，聊天。这种亲密在孟加拉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至于说在科罗拉多的女同学，我简直窘得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在吉大港大学只有很少女学生，在800名学生中，女生不会超过 150 个。女生还受到隔离，她们通常被限制在女士休息室里，那是不许男学生进入的。她们在参加学生政治活动与其他活动方面也受到限制。例如，我们演戏时就不允许女性参加，于是男生就穿女装、化女妆来扮演女性角色。
我在吉大港大学的女学生们都极为腼腆。快上课的时候，她们总是会在教师公共休息室外挤作一堆，随后跟在我后面去上课，紧抓着书，眼睛盯着脚面，以便躲避小伙子们凝视的目光。在教室里，她们和男生分开坐，我也学会了不向她们提问，以免令她们在同学面前感到窘迫。出了教室我从不和她们讲话。
事实上，我自己对女性也是十分腼腆，所以我尽量对她们视而不见。想象一下我 1965 年夏天到达美国时所感到的惊愕吧！校园里放着摇滚乐，姑娘们脱了鞋子坐在草地上，晒着太阳，大笑着。我紧张得要命，甚至试图不看她们。但我还是喜欢坐在学生中心里，注视着衣着古怪的大学生们来来去去，聊天，调情，吃东西。美国的青年看起来那么强壮，健康，充满活力。那是一个体验麻醉品的年代，喝酒是很普遍的。但是，腼腆的个性使我没有去参加那些喧闹的晚会。我宁愿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或看电视。
电视在 1964 年才在达卡出现，在到美国之前我对它还很陌生。
在博尔德我很快就迷上了电视。我最喜欢的节目是《新闻六十分》（ 60 Minutes），但我也看所有无聊的肥皂剧，比如《我爱露西》《吉利根岛》《霍根的英雄》。我发现，开着电视时我能更清晰地说话和思考，至今如此。
当时正是越战炽热的时期，我和其他外国学生一起参加反战集会和抗议游行。尽管也表示了自己反对越战的态度，我还是努力去保持开放的心态而避免卷入赶时髦的大众思维。我那些左派的孟加拉朋友们无法理解我对美国的一些肯定性看法。在达卡，反美情绪高涨，在所有的校园里，学生们都称美国为肮脏的资本主义者，成天呼喊着：“美国佬，滚回去！”
很快，我就学会了受用美国的个人自由。我开始感到乐趣。学习很顺利，我甚至有时间去学四对男女跳的方形舞。看到人们喝葡萄酒、啤酒和烈性酒，我也不以为怪了。每天都有点滴的意外小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走进博尔德一家餐馆的那一幕，那个女招待招呼道：“你好，我叫谢里尔（Cheryl）。”她咧开嘴笑着，给了我一杯加了许多冰块的水。在我的祖国或南亚，没有人会对一个陌生人如此开放坦率。
至于说到美国餐饮，我可真是怀念我母亲做的辛辣食物。尽管我也喜欢法式炸薯条、汉堡包、薯片和番茄酱，我还是从心里厌烦美国食物，如果能吃上米饭和木豆（dal），或是孟加拉甜肉，我简直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在阳光明媚的校园里，周围有来自各国的同学，我在博尔德的夏天飞快地过去了。秋天，按照奖学金的要求，我去了田纳西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继续学习，在那儿的经历可是完全不同了。对比科罗拉多宽广的景色，纳什维尔（Nashville）令人消沉，毫无意趣。再者，范德比尔特不久前才刚刚解除种族隔离，甚至连我常去的那家名为“校园烧烤”的狭小餐馆，直到六个月以前还都“只对白人”开放。外国学生屈指可数，而且，根本没有孟加拉人。
我感到孤独，很想家。冬天很冷，我的宿舍韦斯利大楼（Wesley Hall）
气味熏人，我们很快就重新命名它为“韦斯利地狱”（Wesley Hell）。
暖气管整夜都砰砰作响。淋浴是那种老式的开放式间格，以我的腼腆拘谨，只好带着一条长 Lungi 去淋浴，那是在孟加拉人们穿的一种缠腰长裙。
我是那一年范德比尔特大学唯一的富尔布赖特奖学金学者。一开始的课程使我感到厌倦。比起在孟加拉已经做过的那些成熟得多的工作，我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生规划实在是很肤浅。然而幸运的是，很快，我就上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轨道，师从尼古拉斯杰奥杰斯库—勒根（Nicholas Georgescu Roegen），一位罗马尼亚著名教授。
杰奥杰斯库—勒根教授是校园里有名的可怕人物。他给许多学生不及格，据传他毁了许多学生的学术生涯。但是我认为他很棒。他教给我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简单课程，还教给我一些精确的经济学模式，这些最终帮助我建立起了格莱珉银行。通过他，我认识到没必要去死记硬背经济学的定式，更重要的，是去理解驱使它们起作用的那些基本原则。他还教我认识到，事物根本就不像看上去那么复杂，是我们的傲慢自大促使我们对一些简单的问题找到了一些不必要的复杂答案。
当我获得富尔布赖特奖学金赴美学习时，我肯定全无打算会找一个美国妻子。我设想，在该结婚时，就会像周围所有的人那样，通过媒妁之言缔结婚约。对于女性我毫无经验，在她们身边我极为腼腆。
总的说来，孟加拉相当中规中矩，相当保守的，而在我长大成人的吉大港地区，宗教气氛浓厚此风尤甚。在我的家庭中，从来不会开放地讨论这样的私事。
1967 年，在范德比尔特的图书馆里，当一个梳着齐肩红发、蓝眼睛的美丽姑娘向我走来时，我全无准备。她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巴基斯坦。”我很紧张地回答说。
第二章 一个孟加拉人在美国（2）
这个姑娘很友好，很自然，她对我和我的背景特别好奇。她名叫薇拉弗洛斯坦科（Vera Forostenko），正在攻读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薇拉出生在苏联，但是她和她的亲人在二次大战后不久就到美国来了。他们定居在新泽西的特伦顿（Trenton），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她。
我们相识两年以后，1969 年，薇拉离开了田纳西，回到了新泽西。当时我已经在计划要返回孟加拉了。
“我想到那儿去和你一起生活。”薇拉说。
“你做不到的。”我回答说。我极为固执：“那是个热带国家，完全不同的文化。女性在那儿得到的待遇和这儿可不一样。”
“但我一定会适应的。”她坚持说。
她不断地给我写信，打电话，讨论这个问题。每次我找到一个理由来说明这样一个举动为什么行不通时，她就会找到一种反驳的理由。
终于，我改变了主意。
我们 1970 年结婚，搬到纳什维尔以南 50 英里一个叫默弗里斯伯勒（Murfreesboro）的城镇，在那儿，我在中田纳西州立大学（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教书。生活平静平和。1971年 3 月 25 日，我回到公寓去吃午饭，边打开收音机收听达卡的新闻，一条简短的报道说，为了封锁反对巴基斯坦政府的所有政治活动，巴基斯坦军队已经进驻，独立运动领袖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逃亡了。
当时我正在换衣服。我停下来，冲过去拿起电话，拨通了在纳什维尔的齐勒拉赫曼阿塔尔（Zillur Rahman Athar）博士。我要他打开收音机，并马上去联络他所认识的本地区所有孟加拉人。不到一小时我就赶到了齐勒的家。这时，那儿已经有纳什维尔地区的六个来自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了。我们开始从各种来源搜集新闻，关于那一局势还缺乏共识性的判断，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巴基斯坦军队想要一劳永逸地镇压孟加拉。我们中有一个人支持保守的拥护伊斯兰的雅迈特党（Jamaat party），他不断地说：“我们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咱们再等等更多的详情消息吧。”
我不同意。“我们已经有了所有需要的详情。”我说，“孟加拉已经宣布了独立，现在我们必须要决定，我们是否把自己看作这个新国家的公民。每一个人都有权选择。我宣布我的选择：我的选择是孟加拉。
我宣布我忠于孟加拉，如果还有谁愿意加入我这一方，他有自由这样做。那些不加入孟加拉的，我会将他们看作是巴基斯坦人，是我的国家的敌人。“
一片沉默。我那种提出效忠的方式使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我提议，我们组成孟加拉公民委员会，并马上拟了一份新闻稿，以供在纳什维尔的纸媒与无线、电视等媒体的传播。
我们决定了三件事：
1 我们要争取会见当地所有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和当地日报的编辑们，将我们的决定阐述清楚，并寻求对孟加拉事业的支持。
2 我们每人马上捐 1000 美元，建立一笔斗争基金。
3 我们每月将工资的 10％捐给这一基金，直到孟加拉独立。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增加捐献的百分比。
大家都掏出支票簿来，或是从别人那里暂借，存上了基金的第一笔钱。
第二天，3 月 27 日，我们和当地的电视台和报纸都约上了。我被选为孟加拉公民委员会的书记和发言人。当地的电视台都兴奋不已，它们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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