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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银行家-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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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会读会写的人，银行怎么能开下去呢？”
“很简单，银行为收到的现金数额开出一张收据，这就解决了。”
“可如果那个人想取钱呢？”
“我不知道……一定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那个借钱者带上他或她的存款收据，交给收纳员，出纳员就把那笔钱还给他。至于银行用什么样的会计制度，那是银行的事。”
经理摇摇头，但他仿佛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没有接话。
“在我看来，你们的银行制度就是为歧视文盲而设立的。”我反击说。
那个分行经理看起来很恼火了：“教授，银行业并不像您想得那样简单。”
“也许是这样，但我也确信，银行业不像你们搞成的那样复杂。”
“你看，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这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银行，借款者都必须填写表格。”
“好吧，”我说，对这件显而易见的事表示屈从，“如果我能让我的一些学生志愿者为村民们填写表格的话，那就不该成为一个问题了。”
“但是您还不明白，我们就是不能把钱借给赤贫者。”分行经理说。
“为什么不能？”我努力保持礼貌。我们的会话中有某种超现实的东西。分行经理面带微笑，好像是说，他明白我是在和他开玩笑呢。
整个会见很滑稽，也实在很荒谬。
“他们根本没有抵押担保品。”分行经理说，期望就此结束我们的对话。
“只要你能把钱收回来，你们为什么需要抵押担保品呢？收回钱才是你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对吧？”
“对，我们想要把钱收回来。”那个经理解释说，“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抵押担保品。那是对我们的保证。”
“对我来说，这讲不通。那些穷到极点的人一天工作 12 小时。
他们需要卖掉东西，挣来钱买食物。他们肯定要还你的钱，只是为了再借一笔，再活一天！那是你们能得到的最好的保证——他们的生命！“
那个经理摇摇头：“您真是个理想主义者，教授。您生活在书本理论中。”
“但是，如果你们有把握那钱会被偿还时，你们为什么还非得需要抵押担保品呢？”
“这是我们银行的规章制度。”
“那么只有那些有抵押担保品的人才能借钱了？”
“是的。”
“这是很愚蠢的规章。它意味着只有有钱人才能借钱。”
“规章不是我订的，是银行订的。”
“好吧，我认为这些规章应该改。”
“无论如何，我们这儿不能把钱借出去。”
“你们不借？”
“是的，我们只接受教职员工和大学的存款。”
“但是银行不要通过放贷挣钱吗？”
“只有总行才放贷。我们这儿是接受大学及其员工的存款的。我们给您的三方农作项目的贷款是一个由我们的总行批准的例外。”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当初到这儿来要求借钱的话，你们也是不会借给我的？”
“对啦。”他大笑着。显然，这个经理很久没有一个这样开心的下午了。
“那么，我们在课堂上教书时讲的银行会贷款给借款人，都是假话了？”
“嗯，要贷款您得去总行，但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听起来我需要去和一些更高级的官员谈了。”
“是的。那是个好主意。”
我喝完茶准备离去时，分行经理说：“我知道您不会放弃努力的。
但是据我对银行业的了解，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您的这个计划根本行不通。“
两天以后，我与贾纳塔银行的吉大港地区经理 R。A。霍拉达尔（R。A。Howladar）约好，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他。我们又重复了我与乔布拉那位分行经理的大部分对话，但是霍拉达尔确实提出了一个保证人的主意，如果村里有人愿意做好事来代表借贷者做担保人，银行或许可以考虑批准一笔没有抵押担保品的贷款。
我考虑了一下，这个主意有显而易见的优点，但是看上去依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障碍。
“我不能那样做，”我对霍拉达尔解释说，“怎么能防止保证人占那些被担保人的便宜呢？结果他可能变为一个暴君，可能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那些贷款人。”
一阵沉默。从过去几天我和银行家们的讨论中，有一点我已经很清楚了，我并不是在和贾纳塔这个银行过不去，而是在和整个银行制度体系对抗。
“我为什么不能做保证人呢？”我问道。
第四章 乔布拉村做竹凳的匠人（4）
“您？”
“对，你们能接受我作为所有贷款者的担保人吗？”
那位地区经理微笑了：“您谈的是多少钱呢？”
为了给我自己留出差错与扩展的余地，我回复说：“总共可能一万塔卡（300 美元），不超过这个数。”
“嗯。”他用手指拨弄了一下办公桌上的表格。我可以看到他的身后，旧活页夹中蒙着灰尘的一摞卷宗。沿墙是成摞相同的浅蓝色活页夹，一直摞到齐窗高。头顶的电扇微风戏耍着那些卷宗，在他的办公桌上，这些表格永远在飘动着，等待着他的决定。
“好吧。”他说，“我要说，我们愿意接受您作为那个数额的担保人，但不要要求更多的钱了。”
“说定了。”
我们握握手。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但是，如果有一个贷款人不还钱的话，我是不会承担被拖欠的还款的。”
那个地区经理不安地看看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难打交道。
“您作为担保人，我们可以强迫您付的。”
“你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起诉您。”
“好吧，正合我意。”
他看着我的样子仿佛是看着一个疯子似的。那正是我想要的。我感到很愤怒，我就是想要在这不公正的、过时的体系中造成某种恐慌。
我想成为插在轮轴里的棍子，最终使这该死的机器停下来。我是一个担保人，可能吧，但我才不会真的担保呢。
“尤努斯教授，您知道的很清楚，我们是绝不会起诉一个亲自为乞丐借钱担保的大学系主任的。无论我们可能从您那儿追回多少钱，都会被那些负面宣传统统抵消掉，再说，如此区区小数的贷款，连付诉讼费都不够，更不要说我们为了追讨要付出的管理费用了。”
“噢，你们是一家银行，当然要做你们自己的利润成本分析。但是如果有拖欠，我是绝不会付的。”
“您是在给我制造困难，尤努斯教授。”
“对不起，但是银行是在为许多人制造困难——特别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
“我正在努力帮忙呢，教授。”
“我明白。我是在与银行的制度争辩，而不是对您。”
又是一些回合之后，霍拉达尔结论道：“我一定会向达卡总行推荐您的贷款申请，我们等着看他们会怎么说。”
“但我原以为您作为地区经理就有权决定呢？”
“是的，但是这件事太出格了，我无法批准。必须由最高层来批准。”
又花了六个月的文件来往时间，那笔贷款才正式批下来。终于，在 1976 年 12 月，我成功地从贾纳塔银行贷出了一笔钱，把它给了乔布拉的穷人。在整个 1977 年，我必须在每一份贷款申请上签名。
甚至在我到欧洲或美国旅行时，银行都会为了一个签名给我发电报或写信，而从不和村里任何实际借款的人打交道。我是担保人，在银行的官员们看来，我是唯一算数的人。他们不想和使用他们资金的穷人打交道，而我则确保那些真正的贷款者——那些我称之为“银行业不可接触者”的实际贷款人——不必到银行去，从而免遭蔑视与屈辱的骚扰。
一切就这么开始了。我不打算成为一个放贷人，也没打算把钱借给任何人，我真正想做的是要解决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纯粹是出于失望，我对银行最基本的抵押担保的原则提出质疑。我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不知道自己将会卷入什么之中。我在盲目前行，边走边学。
我的工作已转化为一种斗争，要向世人展示：这些所谓的“金融界不可接触者”实际上是可以接触，甚至是可以拥抱的。使我大为惊奇的是，事实证明，没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比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的还款情况还要好。的确，我们贷款的还款率超过了 98％。穷人深知，这一贷款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机会。如果他们不按时偿付贷款的话，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机会，重陷贫困的旧辙。
第五章 试验项目的诞生（1）
对于如何开办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我一无所知，不得不从零学起。1977 年 1 月，格莱珉银行刚起步时，我研究了其他银行做信贷业务的方式方法，从他们的错误中学习。传统的银行与信贷公司通常要求全额还款；在贷款到期时拿出一大笔现金，通常会使贷款人心理上很难受，他们就尽可能地拖延还款，于是，在拖延的过程中，贷款数额越滚越大。最终，他们决定根本不还这笔钱了。如此长期而全额偿还的贷款，也使得借贷双方对早期出现的一些问题不予理会；他们不是在问题出现时解决它们，而是希望随着贷款到期，那些问题会自行消失。
在建立我们的信贷规划时，我决定要与传统的银行完全背道而行。
为了避免大额付款而带来的还款心理障碍，我决定设立一个每日还款规划。每笔还贷的数额非常之小，使借贷者们几乎根本不在乎。为了便于计算，我决定贷款要在一年内还清。照此，365 塔卡的贷款可以每天还一塔卡，在一年内还清。
对于这本书的大多数读者来说，一天一塔卡看上去可能是个可笑的数目，但是它的确制造出稳定的增值收入。这每天一塔卡的力量使我想起那个聪明的死刑犯的故事。在行刑那天他被带到国王面前，被恩准可以提出他最后的愿望。他指着王座右边的棋盘说：“我只想在棋盘的一个格子里放一粒米给我，接下来的每一格，按前一格双倍的米给我。”
“批准。”国王说，他根本不了解几何递进的威力。很快，那个犯人就统治了整个王国。
渐渐的，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发出了我们自己的发放与收回贷款机制。当然，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随时调整我们的想法，修改我们的程序。例如，当我们发现支持小组对于我们的运作至关重要之后，就要求每个申请人都加入一个由相同经济与社会背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小组。我们相信，那些自发成立的小组会更稳定，于是就克制住自己不对它们干预管理，但我们建立起一些激励机制，鼓励那些贷款者在各自的营生中互相帮助取得成功。小组成员的身份不仅建立起相互的支持和保护，还舒缓了单个成员不稳定的行为方式，使每一个贷款人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可靠。来自平等伙伴之间的微妙而更直接的压力，使每一个组员时时保持与贷款项目的大目标保持一致；小组内与小组之间的竞争意识也激励着每一个成员都要有所作为。将初始监管的任务移交给小组，不仅减少了银行的工作，还增强了每个贷款人的自立能力。由于每一组员的贷款请求都要由小组批准，小组就为每一笔贷款担负起了道义上的责任。当小组的任何成员遇到麻烦时，小组其他成员通常都会来帮助。
穷人的银行家在乔布拉村，我们发现贷款者要自发组成小组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事。一个想要申请贷款的人必须首先找到第二个人，向其说明这个银行是怎么回事。这对于一个村妇来说可能是特别困难的。她常常很难说服她的朋友——她们很可能害怕，怀疑，或是被丈夫禁止，不许和钱打交道，但第二个人终于被格莱珉为其他家庭所做的事感动了，她决定加入这个小组。于是这两个人就再去找第三个成员，然后是第四个、第五个。当这个五人小组成立之后，我们先给小组的两个成员发放贷款，如果在随后的六周内这两个人都按期偿还贷款，就再允许两个成员申请贷款。这个小组的组长通常是五人中最后一个贷款者。但是往往就在小组准备成立时，这五个成员中有一个人改变了主意，说：“不行，我丈夫不同意。他不想让我加入这个银行。”
于是这个小组又只剩了四个人或三个人，有时甚至回落到一个人。于是那个人不得不从头开始。
一个小组要得到格莱珉银行的认同或认证，可能花几天时间，也可能要花上几个月时间。为了得到认同，这个贷款小组的所有五个成员都必须到银行去，至少要接受七天有关我们政策的培训，并要通过由一名高级银行主管主持的口试，表明他们理解了这些政策。每个组员必须单独接受考试。在考试前夜，每个贷款者都十分紧张，她紧张地在神龛里点上蜡烛，祈求真主保佑。她知道，如果通不过的话，她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小组的其他成员。尽管都已经学习过了，她还是很忧虑，生怕答不上来有关格莱珉成员职责的那些问题。万一她忘了呢？银行工作人员会把这个小组都打发走，告诉所有组员还要再学习，小组里的其他人就会斥责她说：“看在真主面上，连这事你都做不对！你不仅把自己搞糟了，把我们也搞糟了。”
有一些批评说我们的乡下客户都太顺从了，所以我们可以胁迫他们加入格莱珉。也许正是如此，我们把初始过程设计得如此富有挑战性。由小组与考试造成的压力，有助于确保只有那些真正有需要，而且对此十分严肃的人，才能够真的成为格莱珉的成员。那些日子还过得去的人们，通常会觉得那些麻烦不值得。即便认为值得去做，他们也通不过我们的测试，还是会被迫离开小组的。在我们的小额贷款规划中，我们只需要有勇气、有抱负的先行者。他们才是能够成功的人。
一旦全组都通过了考试，其中一位组员申请第一笔贷款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在 80 年代，一笔贷款通常是 25 美元左右的规模。她是什么感觉？惊恐！她无法入睡，心里翻腾着对失败的恐惧，对未知之事的恐惧。在领取贷款的那天早上，她几乎想要放弃了。对她来说，25 美元实在是太重大的责任了。她将如何偿还呢？在她的大家庭里，从没有一个女人有过这么多钱。她的朋友们赶来帮她打消疑虑，她们说：“你看，咱们都得过这一关，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我们都在这儿支持你呢。不要怕，我们一定会和你站在一起。”
当她终于接过那 25 美元时，她浑身颤抖着。这笔钱在烧灼她的手指，泪水滚下她的面颊。她一生中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也没想象过手里能有这么多钱。她像抱着一只娇嫩的小鸟或兔子那样捧着这些钞票，直到有人劝她把钱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免被人偷走。
格莱珉的每一个贷款者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在她的一生中别人都在对她说，她不好，她只会给家庭带来不幸，他们无力承担她的嫁妆。她多次听母亲或父亲告诉她，本该将她流产，或是在出生时就弄死，或是饿死她。对于家庭来说，她只是又一张要吃饭的嘴，又一笔要付的嫁妆费。但是今天，平生第一次，一个机构信任了她，借给她一大笔钱。她发誓，她绝不会辜负这个机构，也不会辜负自己。她一定会奋斗，一定会还清每一分钱。
第五章 试验项目的诞生（2）
在早期，我们鼓励贷款者建立存款，以便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取用，或是用于一些其他创收的机会。我们要求借贷者将每笔贷款的 5％存在一笔小组基金里。他们都理解这一策略，认为它与孟加拉“一把米”
（ mushti chal）的习惯做法相似：家庭主妇每天攒一点儿米，日积月累就变成很大的积蓄。任何贷款者都可以从这笔小组基金中得到一笔无息贷款在格莱珉Ⅱ号规划中，个人存款取代了小组基金。，只需其他组员对其申请的数额与用途表示赞同，而且那笔贷款不能超过那笔基金总额的一半。在每年数以千计的案例中，小组基金为组员提供的贷款使人们免于季节性的营养不良，得以付医药费、学费，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营生重新提供资本，使人们能够节俭而体面地安葬亲人。
到 1998 年，所有小组基金的总额已超过一亿美元，超过了所有公司的净资产额——除去孟加拉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以外。
如果有一个组员无法或是不愿偿付她的贷款的话，那么直至该偿付问题得到解决以前，她的小组在随后的几年里可能就没有资格申请更大额贷款了。这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激励，使贷款者们互相帮助解决问题，并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预防问题的出现。小组也可以向它们“中心”里的其他一些小组求援。“中心”是一个村子里的八个小组组成的联盟，每周按时在约定的地点与银行的工作人员开会。
中心的负责人是由所有成员选出的组长，负责管理中心的事务，帮助解决任何单个小组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并与银行指派到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密切协作。当一个成员在一次会议期间正式提出一项贷款申请时，银行工作人员通常会问那位组长和中心负责人，他们是否会支持这一贷款申请——就其数额与目的来说。
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在中心会议上的所有业务实施都要公开。
这样做降低了腐败、管理不当和误解的风险，并使负责人与银行工作者直接对贷款者负责。通常，贷款者会让自己的孩子在上学以前参加这些会议，孩子们可以给他们念银行存折中的那些数字，以确保一切都正确无误。
我至今仍觉得，到格莱珉的村庄出席那些中心的会议实在令人激动。随着一年年过去，贷款者对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他们提出一些更富革新性的方法来预防和解决问题，并不断找出新的途径来帮助每一个成员尽快提升到贫困线以上。每次从那些村庄归来，我都更加确信，提供贷款是在人们生活中造成巨大变化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自从 1977 年开始走访中心直至今日，这始终是我的信念。不仅在孟加拉，在全世界范围也是如此。当我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非和美国等迥异多样的国家参加一些中心会议时，我意识到，如果给予机会，人类多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
穆菲亚哈吐恩（Mufia Khatoon）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穆菲亚是吉大港以北的默沙来地区（Mirsharai District）的一个格莱珉的贷款者，她是 1979 年末加入格莱珉的，此前，她的生活一直十分辛酸。1963 年她 13 岁时，她的父亲，一个善良的农夫和渔民，把她嫁给了默沙来的东卡利（Dom Khali）村一个名叫贾米尔卢丁（Jamiruddin）的男人。在丈夫长期出海打鱼时，穆菲亚的婆婆总是辱骂她，穆菲亚给全家做完饭后，只得到一点点吃的，或者根本没饭吃。穆菲亚忍饥挨饿地过了好多年。丈夫出海归来时经常打她，有时，住在几英里外的父亲想要保护她，但根本没有任何持久的作用。
这些年中，穆菲亚三次怀孕，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就死了，另外两个也没能怀到足月。她营养不良，贫血，终于生下一个儿子活了下来，但却使她自己的健康状况濒临危险。无论如何她活下来了，继续过着遭受毒打与忍饥挨饿的生活。
1974 年，经村里的头人出来干涉，安排她离了婚。穆菲亚终于摆脱了她丈夫的毒打，但是饥饿仍紧紧追随着她。她开始乞讨。她在海亚查拉（Khaiachara）与米塔查拉（Mithachara）富裕的邻村乞讨。一整天才讨来几盎司米，还不够她和三个孩子吃的。（在生了儿子以后，她又生了两个女儿，她还照顾着一个外甥，是个孤儿。）一天，她乞讨到一个女人家里，那个女人开着家庭作坊，制售篮子、席子和其他竹制品，她问穆菲亚，想不想从她那儿借 15 塔卡，买些竹子去市场上卖。穆菲亚同意了，她赚到了 10 塔卡，并偿还了借款。她用这 10 塔卡给孩子们买了一些食物。在以后的几年中，这样的事又有过几次，但过了一阵之后，那个女人不再借钱给穆菲亚了，于是她又被迫去做乞丐。
1974 年的饥荒中，穆菲亚差点饿死，她寄居栖身的地方也在1978 年的一场暴风雨中被毁掉了。但是在 1979 年，她加入了格莱珉银行，借了 500 塔卡，重新开始了她的竹制品加工营生。当她偿还了首批贷款时，她感到自己得到了重生。1980 年 12 月 25 日，她得到的第二批贷款是 1500 塔卡。虽然有时在竹制品销售淡季她会错过分期还款，但在收割季节经济状况好转时，她总是能赶上来。
在加入格莱珉银行的头十八个月里，穆菲亚为自己和孩子们买了价值 330 塔卡的衣服，还有值 105 塔卡的厨具。这些都是她离婚十五年来从没有过的奢侈品。她和孩子们能够更规律地吃上饭，食物也更有营养了。她们从来不吃肉，但常常能吃上蔬菜，偶尔的，她会从市场买点干鱼来开开斋。
穆菲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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