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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圣经-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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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解说，不仅法国大革命与之有关：“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监狱发生暴动，革命志士们就是从《诸世纪》中得到感悟的。”根据是“在狱中的桌子上有一部分供阅读用的《诸世纪》影印件，被关押的囚犯们在十天中相互传阅，以此坚定了行动成功的信心”；而且第三帝国的兴起也与之有关：“1939年秋，德国向欧洲宣战后不久，戈培尔博士夫人读着一位名叫诺查丹玛斯的人所写的若干预言，兴奋不已，以致于不得不叫醒丈夫，共同仔细研读，戈培尔亦为之震惊，随即命令宣传部雇来一位名叫恩斯特·克拉夫特的瑞士籍占星术师，命其利用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资料，对所占领的欧洲战区展开心理扰乱战”。
在这些有关的预言诗中，最为著名的是关于“伟大的希勒恩”将“成为世界主宰”的那首预言诗，预言他将“被人喜爱。”畏惧恐怖烟消云散。“对他的赞誉高过云天。”他很满意圣者的称号“。戈培尔夫妇的兴奋，也就在于这一关于”伟大的希勒恩“的预言，无疑将实现在他们所效忠的元首希特勒身上，从而导致了在德国宣传部门与英国情报机关之间的一场创纪录的心理大战：1940年，德军飞机在英吉利海峡两岸撒下英语和法语版本的《诸世纪》选集，预言希特勒的一定胜利；而1943年，英军飞机在欧洲大陆撒下德语版本的《诸世纪》选辑，预言希特勒的必然失败。
其实，如何对这首预言“伟大的希勒恩”降临的四行诗进行解说，专家们的意见倒是比较一致的：“在预言诗中，'希勒恩'受到的'赞誉高过云天'，且被封为'圣者'，简直可与耶稣基督媲美。这暗示他也许是影响力与基督教旗鼓相当的新兴宗教的领袖。因此，研究专家们将他比喻为'伪基督'”。事实上，尽管诺查丹玛斯对于基督教教会，特别是天主教教会没有多少好感，但是，他不可能杜绝基督教教义对于自己的影响，这是因为诺查丹玛斯毕竟是在基督教作为意识形态权威的文化环境之中生长与生活的。
因此，这一宗教的影响，不仅仅是出现在他对于救世主的圣者“伟大的希勒恩”的一次预言上，更是发生在对于世界末日到来的诸多预言上，具有代表性的预言是这样的：“1999年7月为使安哥鲁莫亚王复活。”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届时前后玛尔斯将统治天下。”说是为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尽管专家们对于该诗除了”1999年7月“之外的诗句众说纷坛，难以破译，但是，据说”这首诗所涉及到的时间的重要性，诺查丹玛斯早就充分认识到了。他的其他预言诗，以半开玩笑的调侃式的语气随便说来，似乎是故意要让后人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去猜测不休。但这首诗却是例外，其中预测事件发生的日期说得相当明确，使人没有其他解释的余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预言诗呢？是不是“可以认为，诺查丹玛斯在这首诗里，再也没有使用他那惯用的闪烁其词故意作弄人的手法，出于一位预言家的责任感，他这是在对我们这一代人作出极其慎重的警告”呢？只要对于诺查丹玛斯在世时期的整个文化背景进行考察，也许就会给出另外一种答案来。
其实，问题的答案还得从诺查丹玛斯自己的预言诗里面去寻找：在那首据说是预言了“原子弹投向广岛、长崎”的诗中他曾这样写到“两座城市邻近海港。”前所未有的灾难从天而降。“饥饿横行瘟疫猖獗魔剑追赶。”他们向天神求救，哭喊之声震天响“。显然，诺查丹玛斯并没有故弄玄虚，他只不过描写了自己当年在里昂等地行医时所看到的大瘟疫流行的惨状，借以警告众人不要放弃对于神的信仰，以免遭到惩罚。如果说立于现实的预言并没有作弄人，那么，出于假想的预言，特别是面对”1999年7月“这样明确无误的诗句，诺查丹玛斯究竟要表达些什么东西，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
在这里，“1999年7月”不仅包含着与《圣经》阐释之中的神圣数字“l”、“3”、“7”直接相关的数字，体现出上帝的意志及创造；而且还包容着与基督教神学之中的“千禧年”之说直接相关的年份——公元1999年7月，将是基督耶稣与基督耶稣及其圣徒拯救世界各1000年，总共2000年即将结束的日子，它意味着在两千年期满之后，魔鬼将被释放，恶人复活，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由上帝进行最后的审判。因此，1999年7月，既是预示着善人即将进入天国的日子，上帝的创造物会“获得幸福生活”，又是预告着恶人即将进入地狱的日子，复活的恶人，甚至从天而降的魔鬼“恐怖大王”都将难逃此厄运。
所有这一切都在显示出来自《圣经》的'启示文学“传统对于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诗集《诸世纪》发生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在但丁的《神曲》里面则更为鲜明、更为突出。这首先与但丁和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家身份有关，一个是从世俗生活出发的宗教预言家，一个是受到宗教思想影响的世俗预言家；这其次与但丁和诺查丹玛斯的生活年代有关，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盛极将衰的日子里，一个生活在中世纪刚刚结束的日子里。在这里，可以看到《圣经》中”启示文学“的传统对于不同时期中的不同个人，已经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并且还将继续影响到后来者，因而应该对《圣经》中”启示文学“的传统进行追寻。
“启示文学”并非是文学的一种，而是在《圣经》的有关文本之中，主要通过种种异象的出现，来着重传达上帝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特别是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以促使信徒坚守信仰，等待上帝的拯救与审判。所以，启示文学是借助文学性的象征或隐喻手段来显示上帝旨意的，具有宗教启示性的未来预言，要言之，启示文学就是特指宗教预言。虽然《圣经》里的启示文学因素散见于众多典籍的文本之中，但是，集中体现启示文学特征，并具有代表性的典籍，分别是《圣经·旧约》中的《但以理书》，与《圣经·新约》中的《启示录》。
从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但以理书》，到公元1世纪据说由约翰写成的《启示录》，在将近3个世纪之中，逐渐形成了《圣经》中特有的启示文学传统，出现了众多的各种文本，并且以异象来作为其特有的标记，为进行对于这一传统的追寻提供了路标。如果这一追寻从对《诸世纪》与《神曲》的文本溯源来逆向展开，就可以看到陆续出现了不少的异象，而且越是时间推前，文本之中的种种异象就越来越多，在《圣经·新约》的《启示录》里面达到了颠峰。
《启示录》之中的异象空前绝后而又集大成式地出现，是与《圣经·旧约》，主要是与《但以理书》的影响分不开的，特别是与以怪兽形象出现的异象直接联系着：“但以理说：'我夜里看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陡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又有一兽如熊，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有大铁牙，头上有十角'”，然后，又明白了“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的征兆。同时，“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又被告知“有一个像人子的”将拥有永远的权柄与国度，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并把“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这实际上是关于千禧年预言的雏形。
“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因而《但以理书》之中的异象在《启录》里面由约翰改写：
我观看，见天上的门开了，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
随后又出现了七印、七号角、七异兆、七碗等四组异象，这就充分地表明了“7”的神圣性功能，它更是基督耶稣即将出场的预兆。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这骑白马的显然就是基督耶稣，他率领天使与魔鬼战斗，一千年以后才取得了胜利，于是：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它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两个拯救世界的一千年，也就被称为千禧年。至此，从《但以理书》到《启示录》，千禧年预言才算是大功告成。
这一关于基督耶稣与虔诚信徒灵魂复活而成的圣徒，由单独到共同拯救世界的过程将长达两千年的预言，不仅表明了基督教兴起之初传教的艰苦历程对于这一预言的直接影响，而且也表现出基督教兴起之后信徒的坚守信仰对于这一预言的积极影响，基督教正是在这种直接而积极的影响之中，才迅速地成为世界宗教。出于假想的千禧年预言以朝向未来而呈现出的时空延续，不仅给出了启示文学的述说模式，而且提供了启示文学的异象体系，从而在文本的阐释与演绎的过程中，形成了启示文学传统，直接影响着宗教预言与间接影响着世俗预言对于未来世界进行假想性的言说。
《启示录》之中出现的千禧年预言，虽然预告了世界末日来临将举行的最后审判：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但是，最后审判宣告的只是魔鬼与恶人的末日到来，而一切在“生命册”上有记载的人将进入永生的“新天新地”：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分就在这烧着硫磺的大湖里，这是第二次死。”
这样，与魔鬼和恶人“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的火湖这样的地狱相对应，出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天堂，“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进得去”。这是基督教的上帝之城，“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全城的殿”！较之民族宗教的犹太教，世界宗教的基督教所强调的不是崇拜的仪式，而是崇拜的信念，因而信仰成为每一个基督教教徒的生命，换言之，生命是信仰的象征，只有虔诚地信仰上帝与他的羔羊耶稣，才能够成为“羔羊生命册”上所记载的永生的信徒。
所以，在上帝之城“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回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由此可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之中郁郁葱葱的生命之树，既是天下万民向往的信仰之树，也是拯救天下万民的信仰之树。于是，上帝说“那些洗净自己的衣服的人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而伊甸园之中茕茕独立的生命之树，仅仅是唯一神的意志之树，“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搞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于是命令天使手持“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在这里，世界宗教的基督教与民族宗教的犹太教之间的最大差异，正是在对信仰进行选择的自由上表现出来的：基督教的上帝允许万民进行自己的选择，来自觉地信仰，因而智慧之树是人的理性之树，生命之树是人的信仰之树；犹太教的耶和华杜绝选民的任何选择，要天生就信仰，因而智慧之树是神的权威之树，生命之树是神的意志之树。由此，虽然亚当与夏娃因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与永生的希望绝缘，而亚当与夏娃的子孙们却将沿着由智慧之树到生命之树那果实累累四季葱茏的林荫，走向永生的天国。
第九章 众神的葬礼
Ⅸ。41 误读中世纪
自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古代、中世纪、现代这三个世代性的概念，已经成为人们对于人类历史的进程进行阶段划分的通用语。如果以否定之否定的眼光来观看这三个世代相承的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诚如当代的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一个世纪以前，几乎人人都在为中世纪忧伤扼腕。公元500年至1500年，被看成是人类进步征途中一个漫长而毫无目标的迂回时代——穷困、迷信、黯淡的一千年，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新黄金时代分隔开来。”于是，中世纪无异于“黑暗时代”的代名词。可是，如果以相因而持续的眼光来观看这三个世代相承的历史阶段的时期更替，“史学家现在认识到中世纪欧洲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因为“经年累月的研究已经表明，中世纪社会仍在持续发生变化”，这就是“约在公元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的和经济的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当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然而，当这一优势以殖民扩张的方式来体现时，往往被视为邪恶而与中世纪联系起来。
这样，中世纪的黑暗表象，也就完全地遮盖了中世纪的文化成就，促使欧洲以外的人们满怀着对于邪恶的愤恨而认同于欧洲之内的人们关于中世纪的说法，并且将中世纪这一概念普遍化，用来作为对于人类文化与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特定时期进行的时代命名，从而使中世纪成为具有批判性的文化概念：“今天，在一般人的头脑里，'中世纪'这一名词臭不可闻，它已经成为反动或者停滞的同义语。因此，如果一个现代改革家想要指责他的保守的对手的思想，他只要把他对手的思想贴上'中世纪'的标记就够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中世纪并非是一个漆黑一团的历史世代，但由于欧洲中世纪文化发展的主要时代特征的独特性，使其有别于古代与现代，这就是基督教以其国教化及国家化，不仅使基督教神学垄断了思想而成为官方哲学，而且使基督教教会插手了政治而具有统治权力，在基督教从思想到政治的直接影响下，在保障与促进了欧洲文化发展的同时，又妨害与阻碍了欧洲文化的发展，因而这一影响的正面性与负面性之间的对比十分强烈，较之文化发展的评估需要整体性的综合考察，做为个人的观察者往往具有偏于一隅的局限性，因而更容易注意到这一影响的负面性。
同时，随着欧洲中世纪文化发展时期开始逐渐转向现代文化发展的时期，这一影响的负面性也就越来越凸出，与此同时，这一影响的正面性却越来越消退，因而早在公元1381年英国农民暴动的时候，有人就明确地提出：“亚当躬耕，夏娃纺织之时，孰为士绅？”要求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这显然是根据《圣经》之中有关消除贫富，人人平等，并建立人间天国的述说而引申出来的，因而不仅反映出《圣经》的教义影响已经深入人心，上帝之光已普照大地，而且还表明基督教正统神学的思想控制，与基督教国家教会的政治权威，已经受到了挑战，预示着基督教在随后将要出现的从思想到政治的专制地位的全面衰落，及向着宗教本位的必然复归。
可以说，造成黑暗的中世纪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罗马帝国在分裂的过程中遭到日耳曼人的入侵，东罗马帝国长期采取防卫自保的政策，限制了文化创造的活力，使文化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而西罗马帝国无力抵挡外来入侵而亡国，新的统治者日耳曼人还处于氏族阶段，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罗马人，于是出现了文化发展的空缺，从而与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形成强烈的反差。一个是基督教分裂之后出现长期纷争，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以政治手段来操纵与压制不同教派，使东正教沦为御用工具，失去了基督教的宗教独立；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新统治者与天主教达成妥协，教皇国的建立加快了其世俗化的进程，远离了基督教的宗教本位，从而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黄金时代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样，如果从异族入侵的角度来看中世纪的时间区划，它的起始时间则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公元476年，而它的终止时间就是奥斯曼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的1453年，在这一时期内，形成了以东正教为标志的拜占庭文化，与以天主教为核心的西欧文化；同时，如果从宗教纷争的角度来看中世纪的时间区划，它的起始时间就是东西两派教会分裂的公元482年，而它的终止时间则是东西两派教会正式公布“联合通谕”的1452年，在这一时期内，出现了以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为首领的东正教，与以罗马教皇为首领的天主教。
公元324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统一罗马帝国以后，将古希腊殖民地城市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做为罗马帝国的东都，后来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人称新罗马，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东罗马帝国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疆土大部分在欧洲东部以外的亚洲与非洲，特别是由于有人力、物力、资源充沛的小亚细亚地区为后方，再加上君士坦丁堡三面环水的易守难攻地形，在几乎长达1000年的时期内它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外来人侵，这正是造成其文化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这一时期内，被称为“垄断的天堂，特权的天堂，家长式统治的天堂”的拜占庭帝国，将罗马专制政体、希腊文化传统、基督教教会融为一体，形成了全新的拜占庭文化，而以国教面目出现的东正教则成为拜占庭文化的时代标志，一方面是东正教教徒视皇帝为教会的保护者，为帝国而战也是为上帝而战，稳固了帝国的政治根基；一方面是皇帝对于教会的严格控制，在给与教会一定政治特权的同时，又极力对教会事务进行政治干预，这直接影响着东正教的正常发展，从而使其文化发展难以获得新的思想动力，成为东罗马帝国文化发展停滞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早在西罗马帝国亡国之前的公元452年，当有着“上帝之鞭”之称的匈奴首领阿提拉，率领大军直驱罗马城而来的时候，帝国皇帝一心要放弃罗马城，而罗马主教利奥一世教皇则怀着能够说服匈奴人离开罗马城的愿望，出城与匈奴人进行协商，结果匈奴人不战而退，这一有如奇迹一般的事变，不仅大大提高了罗马教会的宗教影响，而且开创了罗马教会直接介入政治活动的先河，从而为教皇制的肇起与天主教的国家化奠定了始基。
在公元455年，日尔曼人的一支汪达尔人又洗劫了罗马城，致使全城一片废墟。然而，此时的帝国皇帝企图以日尔曼人的雇佣军来保护自己，结果反而被日尔曼人在公元476年废黜，将帝国服饰标志送往君士坦丁堡，从此，西罗马帝国灭亡，而日尔曼人则登上了统治者的舞台。频繁的战火将昔日罗马帝国残存的辉煌早已扫荡一空并焚毁殆尽，继而日尔曼人更是以其“蛮族”的生活方式败坏着罗马人的雅致：“祝愿鼻子不能嗅出蛮族的气味”；而“神裁法”的野蛮更是破坏了罗马法的精致：用手从开水锅里面取出东西烫伤后是否感染来判定有罪还是无罪，结果终于造成文化发展的一段空缺。
这一空缺的出现为中世纪抹上了第一层黑暗，但是日尔曼人的蛮族文化也不是一无可取的，这就是习惯法居于王权之上，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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