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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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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名叫王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加入中共，比王光杰还早。
不料，弄假成真，这对假夫妻朝夕相处，产生爱慕之情。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结婚。这么一来，在王槐青子女婿媳之中，有了两位中共党员。
王光杰和王新在家中产生影响，使王光超、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都倾向中共，有的参加了中共地下工作。在王槐青子女之中，也有倒向国民党的，如王光复报考了国民党空军航校。
王光美考入辅仁大学。一九四五年，她在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获科学硕士学位。经王光杰、王新介绍，崔月犁结识了王光美。崔月犁是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后来在一九八二年四月至一九八七年三月任卫生部部长）。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国政府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以“公正”的面目出现，“居中”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于是，在重庆成立了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即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不久，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代表邓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国代表饶伯森。军事调处执行部需要翻译，经中共北平市委刘仁指示，崔月犁通知王光美，调她去那里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虽然这时王光美尚不是中共党员）。
一九四六年八月，马歇尔的“调处”宣告失败。王光美赴延安。
一九四八年，王光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和刘少奇结婚。对于刘少奇来说，这是他的第五次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何宝珍，生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诺两子一女；第二个妻子谢非没有留下子女；第三个妻子王前，生刘涛、刘九真一女一子；第四个妻子王建，结婚半年便离婚；第五个妻子便是王光美。
内中，刘少奇的第三位妻子王前离婚后，跟聂真结婚。聂真之妹，即聂元梓，“文革”中的“明星”，江青手下的“大将”，此是后话。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后，翌年生刘平平，此后又生刘源源、刘亭亭和刘小小（即刘潇潇）。王光美性格温和，不像江青那样倔烈，她善于使这个由多位母亲生育的多子女（同父异母）的家庭和谐幸福，视刘少奇几位前妻所生子女如同己生。
解放后，王光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
王光美不如江青之处，是她的入党时间晚了十五年，论革命资历比江青差。
然而，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当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的粉臂款款步下舷梯，踏上北京机场时，作为外交礼节，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翌日，又登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着《人民日报》，怒火中烧。她，作为“第一夫人”，从未在《人民日报》上露过面。她极力要求“战胜”王光美。
终于，她得到毛泽东的允许，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会见贵宾——苏加诺总统和夫人。这样，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众多的中国读者，头一次从《人民日报》见到了江青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江青从幕后走到了前台，“约法三章”对于她的约束力即将失去！
康生开创“索隐式”批判恶例
就在江青要跟王光美一比高低的那些日子里，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国这艘庞大的航船，在向“左”偏航。
就在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前夕，工人出版社忽然接到通知，要求赶印六百册小说《刘志丹》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
会上，不仅散发了小说《刘志丹》，还印发了两封信——那是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在一九六二年写给周扬的两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批评上将、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
毛泽东在会上，说了一段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制造舆论，无产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这样。”
毛泽东所说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指的便是小说《刘志丹》。
虽说对小说《刘志丹》作了“宣判”的是毛泽东，而制造这起文坛冤案的幕后策划者则是康生。
刘志丹，著名的红军将领，红军第二十六军军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之一。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率红军长征到了哈达铺。从国民党报纸上见到刘志丹红军在陕北活动的消息，遂决定进军陕北，以陕北作为根据地。
刘志丹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阵亡于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此后，刘志丹一直被作为革命先烈纪念。
一九五六年，北京的工人出版社要出版一批革命烈士传记，内中有一本《刘志丹》，约请李建彤写。
李建彤确实是很合适的作者，因为她是刘志丹的弟媳，很熟悉刘志丹的事迹。她的丈夫刘景范当年担任陕甘军委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
经过两年的准备，李建彤在一九五八年开始写《刘志丹》。写了一稿又一稿，写至第六稿才得以出版。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四日，《工人日报》还连载了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第二卷第一部分。
本来，刘志丹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经战死，年仅三十三岁，关于他的小说不会有什么麻烦。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刘志丹》问世之后，有人向康生报告：“小说字里行间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这下子，使问题复杂化了。
高岗，曾参与陕甘边区的创建，曾任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一九三六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此后，一九五四年二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和饶漱石遭到批判，被认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同年八月，高岗自杀身亡。
小说《刘志丹》中的“罗炎”，被说成是高岗。康生抓住了这一点，一下子就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
康生把这一“严重情况”向毛泽东反映。正在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把这一“严重情况”视为“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于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了那么一番话。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于是，小说《刘志丹》被定为“反党小说”。
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
此案不断升级。
刘景范被打成“反革命”。
审看过《刘志丹》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消职务，“下放”到洛阳一家工厂劳动。
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也遭到牵连，也被撤职，以至入狱……
此案直至经历了十七个年头之后，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经邓小平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一九七九年第五十三号文件，才终于得以平反。
文件认为，《刘志丹》是一部较好的革命文艺作品，小说的主题思想和基本政治倾向是好的，有意义的，《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写作是正当的，没有什么阴谋，也没有什么“秘密反党集团”。在写作过程中接触的人，全是工作关系，不是什么“反党”关系。
文件批驳了康生，也批评了阎红彦，指出康生强加给这部小说的罪名，是制造了理论上、思想上的混乱。
文件特别指出，小说中的罗炎，并不是高岗。《刘志丹》是一部小说，不是党史，应该允许作者有运用典型化方法塑造人物的自由，而不能用索隐式的方法硬把小说人物同真人等同起来。这种索隐式的批判方法，应当铲除。
文件还认为，应当实事求是的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评价一切人的功过是非。不能割断历史——因此，小说中即使采用了高岗在陕甘时期的某些材料，也不应定为“为高岗翻案”。
所谓“索隐”，亦即附会，亦即影射。把小说《刘志丹》索隐成是“为高岗翻案”开了一个恶例。
此事给了江青莫大的鼓舞。此后，她运用康生的“索隐式”手法，把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成“为彭德怀翻案”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江青意识到形势对她颇为有利，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约见了齐燕铭。齐燕铭担任过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此时担任文化部党组书纪兼文化部部长。江青向齐燕铭指出，“舞台上牛鬼蛇神甚多，文化部要注意。”齐燕铭茫然，不知江青这番话有何来历——是江青自己的意见，还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论职务，江青只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只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怎可以“训示”齐燕铭？
此后不久，江青居然召见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这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须知，当时陆定一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江青又一次向他们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部长们居然无动于衷，对于这位颐指气使的“第一夫人”的意见充耳不闻！
部长们又一次忽视了江青的“能量”。江青下决心要大干一场——她结束了“疗养生活”，插手于中国政治了……
第十二章 江记“样板”
成为上海的“女客人”
神出鬼没，江青忽地一回回南来，“隐居”在上海。
往日，她也来上海，但没有这么频繁，而且主要是为了治病。如今，她来上海的使命却是“天机不可泄”。为了行踪保密，中共上海市委规定对她一律以代号“女客人”相称。
她是“老上海”，她最喜欢住的是坐落在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数百公尺的锦江饭店。
锦江饭店是当年上海首屈一指的宾馆。锦江饭店的前身，即十三层的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当年，夏其言、史枚就住在“十三层楼”附近的抬安坊。
蓝苹和唐纳吵吵闹闹时，找史枚评理，便去信安坊。
华懋公寓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产业。解放初，由于沙逊洋行积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笔税金，就以华懋公寓作抵押，归属上海市政府，改建为锦江宾馆。另外，附近的建于一九三五年的十八层茂名公寓，建于一九三四年的六幢三层炮台式公寓归入锦江宾馆。
在马路对面，设立了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花团锦簇、绿茵成片的大花园。
锦江饭店中楼，设有总统套房，专供国宾下榻。那里先后住过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布什，日本首相田中、中曾根，法国总统德斯坦、西班牙国王胡安、印尼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近千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曾在锦江饭店下榻。
江青看中上海，全然是因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跟她一拍即合。此人便是柯庆施。柯庆施是资深的中共领导人物，他早在一九二○年已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担任过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江青在延安时，结识了柯庆施。那时，何庆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而江青则是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说起来，柯庆施算是江青的老师。
一九五八年之后的柯庆施，进入他政治生涯顶峰期。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又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是上海响当当的“第一号人物”。在一九六五年，他还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当中国这艘硕大的巨轮向“左”偏航之际，原来就思想颇“左”的柯庆施，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柯庆施在上海文艺会堂对文艺界人士发表演说，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左”的口号。
所谓“大写十三年”，指大写解放后十三年，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的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江青敏锐地意识到柯庆施的文艺见解与她完全“合拍”。正处于孤掌难鸣的她，求助于柯庆施，立即得到柯庆施的支持，在北京，她“召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部长们对她的意见不屑一顾。她寻求支持，寻求强有力的支持者。柯庆施的支持，使她一次次南下上海，进行一番番密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了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村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却鲜为人知。
此文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七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曰“梁壁辉”。
“梁壁辉”何等人氏？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云，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在上海发出“有份量”的第一炮
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四十七岁。
两年后，柯庆施也去世了。
俞铭璜和柯庆施在去世前，都没有留下“女客人”关于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回忆。倒是应该“感谢”江青，在她得势的时候。“吹”出了这篇文章的内幕。不过，毕竟是当众演说，她也是寥寥数语而已。
这篇文章的“组织人写”以及发表，是颇为重要的事件，此后，江青选择上海为“基地”，选择《文汇报》为“阵地”，其源盖出于此。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罢官》的“宏文”，实际上只是此文的“续篇”罢了。
笔者从上海《文汇报》友人那里得知，当年经手“梁壁辉”的文章的是唐振常。当年他是《文汇报》文艺部主任。虽然他如今调离了《文汇报》，笔者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寻访了他。他回忆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唐振常记得，那篇稿子是“上头”来的，是《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苏交给他，叫他照登的。其实，稿子也不是陈虞苏组织来的，是“上头”交下来，要他“奉命照登”罢了。
唐振常一看那笔迹，很熟悉，知道乃是俞铭璜的手笔。那时，俞铭璜常给《文汇报》“笔会”副刊写杂文，跟唐振常联系颇多。不过，毕竟俞铭璜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以真名发表杂文诸多不便，常署笔名“于十一”。这一回，“梁壁辉”笔名是头一次用。据唐振常回忆，似乎只用过这一次，后来他未用过“梁壁辉”。因此，倘若不知内情，想要考证用过一回的笔名“梁壁辉”是谁，将颇费周折。不用“于十一”，特地新拟了笔名“梁壁辉”，这本身便表明了此文非同一般，作者使用了“隐身术”，故意不让人知道究竟是谁写的。
此后，在俞铭玻故世之后，种种悼念他的文章，也都从未提及“梁壁辉”，从未提及《“有鬼无害”论》。
唐振常与俞铭璜有过许多交往。他说，俞铭璜此人并非“左”派，当时是“奉命而写”，写了那篇贯彻江青意图的《“有鬼无害”论》。
这倒是确实的。俞铭璜的入党介绍人惠浴宇，写过《记铭璜同志》一文，内中写及：
我的记忆所及，他曾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为彭柏山等一批所谓“胡风分子”说过话，为方之等一批所谓“右派分子”说过话。他们有的曾是铭磺的战友，有的不大熟悉，有的和他个人之间还有过龃龉……①①惠浴宇，《写心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俞铭璜曾有着“苏中才子”的美誉。他的古文底子颇好，笔杆子厉害。陈毅曾说：“俞铭横这个人，是个多面手，年轻肯干，能说会写，就是一张嘴不肯饶人。”
江青要批“有鬼无害”，找了柯庆施，而柯庆施则找了这位“苏中才子”——俞铭璜也就“奉命而写”。
这场干戈，最初发生在三位诸城老乡之间，即康生、孟超、江青。
孟超也是诸城人，比江青年长十二岁，中共党员，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写了诗、散文、杂文。一九五四年出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副主任。一九六一年，他忙于根据《红梅记》改编成昆曲《李慧娘》。正在这时，他的同乡康生发话了。
唐振常在他所写的《有鬼皆害辨》①一文中，提及了康生：
①唐振常，《有鬼皆害辨》，《文汇报》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
一九六一年紫光阁一次会议上，他点了一大批坏戏，指名道姓，要这个演员演，那个演员唱，并不加区别地为所有鬼戏张目，又指令孟超同志的昆曲《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
一九六一年夏，昆曲《李慧娘》在北京上演。
康生为《李慧娘》鼓掌，夸奖道：“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时，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也应邀去观看了《李慧娘》。他以为这是一出好戏，以李慧娘与裴书生的坚贞爱情以及对奸相贾似道的斗争贯穿全剧，扬善抑恶，具有教育意义。
《北京晚报》编辑得知廖沫沙看了《李慧娘》，当即打电话约写剧评。廖沫沙常给《北京晚报》写稿，一口答应，挥就一稿，写毕，只是标题未想出恰当的，略加思索，写上《有鬼无害论》。他的原意是指《李慧娘》中写了鬼，这有鬼无害。在文中，他写道：
/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署他常用的笔名“繁星”。
正在关注着昆曲《李慧娘》的江青，注意到了“繁星”的这篇短文……江青记起了当年从山东初来上海时，见到田汉、廖沫沙的那一幕。
江青选中了孟超的《李慧娘》、选中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突破口。
一九六二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正、副部长谈话，要批鬼戏，批《李慧娘》，康生也马上变脸，此公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这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
其实，对于所谓“鬼戏”，要作具体分析。那些宣传迷信的鬼戏，当然应当反对。但是，像《李慧娘》中写李慧娘死后化成鬼，仍要矢志报仇，这鬼实际上是人的化身，是李慧娘的光彩照人的形象的升华和继续。江青打“鬼”，实际上是借此打人！
江青当时毕竟尚是“小人物”，人微言轻，中宣部、文化部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话有份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执行。
于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共中央”。请示报告指出：
“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者中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①
①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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