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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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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五人会议开始于二月二日，北京的五人会议开始于二月三日。
上海“座谈会”写出了《纪要》，北京的小组会写出了《提纲》。
《提纲》和《纪要》针锋相对。
北京那五人，便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是一九六四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的，负责指导当时正在开展的学术批判。前已提及，这五人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五人小组写出了《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不过，后来康生“声明”，他是反对《二月提纲》的——尽管他也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会上“沉默”。
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
于是，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二月提纲》显然是针对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乱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
“五人小组”的动向，引起江青的注意，难怪她以“有事”为理由，中断了“座谈会”，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探听消息。
三月上旬，正当江青忙于修改《纪要》时，在北京爆发了“电话事件”。
那是张春桥为了摸清北京的动向，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水直去京。按照张春桥的布置，杨永直跟许立群、胡绳谈话，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求解答《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问”指谁。
杨永直在三月十一日返沪之际，许立群转告了彭真的答复。那是许立群记下杨永直提出的问题，向彭真汇报，对话的记录如下，颇为微妙：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水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在电话里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沪后，当即如实报告了张春桥。
张春桥听罢，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江青加快了《纪要》的定稿进度，她要以《纪要》跟《二月提纲》相抗衡。
张春桥通过江青，迅速向毛泽东密报了“电话事件”。
那个原是五人小组中的一员的康生，精于权术，见风使舵，此时反戈，攻彭真，批《二月提纲》。
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杭州和康生作了两次谈话。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在杭州作了谈话。
毛泽东这三次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人小组”的正、副组长彭真、陆定一，分别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说他们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闹（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二六八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彭真就三月十一日的“电话挛件”，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②
②转引自《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毛泽东的这些话，批判了《二月提纲》，使彭真、陆定一的倒台已成定局。
《纪要》是江青上台的“宣言”
当毛泽东跟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在杭州谈话的那天——三月三十日，刘志坚和陈亚丁在北京为《纪要》的通过，履行最后的手续。因为《纪要》经中央军委常委圈阅通过，刘志坚、陈亚丁为军委起草了致中央、毛泽东的请示报告：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引者注：指江青三月十九日致林彪信及林彪三月二十二日致贺龙等军委常委信），请审批。
军委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毛泽东不在北京，这份报告照理应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也不在北京。于是，送到了彭真手里——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彭真读罢《纪要》，异常震惊。不过，知道这一《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的，来头不小，只得“公事公办”。翌日——三月三十一日，彭真办公室通知刘志坚，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以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纪要》。彭真说了一下批语的大概意思，无非是例行公事式的几句话。刘志坚急召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起草了批语。也就在这一天，康生向彭真和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杭州谈话的内容。
四月一日，彭真把《纪要》、中共中央批语，以传文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内中未送刘少奇，是因为自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十九日，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
毛泽东在四月一日当天，便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
四月十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这时，中共中央的批语，已换成刘志坚在四月三日起草的另一个批语，新批语对《纪要》作了高度评价。于是，《纪要》迅速下达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
对于江青来说，四月十日，是“历史性”的日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作为标题，显赫地印在中共中央文件上，这清楚显示江青的崛起。这一文件，阐述了江青的文艺观，并把江青对文艺工作的意见要各地贯彻执行——因为这是中共中央文件，而不是发在报上的一篇文章。
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文件中说明《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充分表明了江青的“后台”是何等之硬。
在上海策划发表梁壁辉、姚文元的文章，江青毕竟只在幕后操纵。推进“京剧革命”，抓“样板戏”，江青的那篇《谈京剧革命》，也迟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才得以公开发表。这一回，江青以一颗“政治新星”的姿态，在全党亮相！
中共中央的批语，对《纪要》作了高度赞许：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舆论准备，说明了“文化”方面非来一个“大革命”不可。《纪要》的核心段落，是这么一段话：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引者注：所谓“离经叛道”论加上前面提及的“写真实”论等七论，后来被称为“黑八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摘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基于《纪要》对全国文艺界的“左”的估计，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兴起。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说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畴，但最初便出自于《纪要》。所谓“文革”，就是从《纪要》中提出的“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开始的。
江青以为，过去抓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至批《海瑞罢官》，“只是抓一些个别问题”，这一回，要“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了！
《纪要》，成了江青上台的“宣言”。虽说在《纪要》中，江青尚无任何头衔，只是“江青同志”罢了，只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跟部队的同志“平等地进行交谈”，但《纪要》的下达，表明江青要“出山”，即将担任要职了！
第十四章 “旗手”登基
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
自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北京市市长彭真。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竟见不到彭真的身影！
这意味着彭真遭到了“麻烦”。
彭真，果真遭到了“麻烦”：自从三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一连作了三次批评彭真、批判《二月提纲》的讲话之后，四月一日，张春桥迅即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给《提纲》罗列了三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四月二日、五日，戚本禹以及关锋、林杰那两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被彭真压了两个半月”的文章，公开见报，对中共北京市委的压力骤然增大了。
康生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陕西给正在那里的邓小平：“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消《二月提纲》的通知。”
邓小平坐飞机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在杭州跟他的三次谈话。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只得照办，叫列席会议的王力起草一个通知。
在中国，有两个同名同姓的王力。其中一个王力，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此王力不是彼王力，本名王光宾，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时，化名“王犁”。一九四三年发表小说《晴天》时，署笔名“王力”，取“王犁”之谐音。由于“力”笔画简单，他竟从此以“王力”为名。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当《红旗》杂志创刊时，王力担任编委，从此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留”内。从一九六○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一九六三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据王力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①，由他起草的《通知》，最初是有一句话：“中央于二月十二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消。”
①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起，本书作者曾多次访问王力，请他回忆“文革”历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通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见了，不高兴，说道：“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消。应当重新起草。”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负责起草。陈伯达要王力一起写。这样，陈、王二人写出了《通知》的二稿。政治局再度开会讨论，彭真也在座。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彭真听了，苦笑道：“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修改后的《通知》，再送杭州。毛泽东见了，仍不满意，以为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在上海再起草。毛泽东提名陈伯达为组长，小组成员十人，即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也就在这一天，在上海，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聚会于锦江饭店。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康生去杭州开会了，小组便由江青主持。
这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亦即《通知》。这不是一般的《通知》，却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
刚刚完成《纪要》的江青，此刻居于异常显要的地位。
起草小组每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派人直送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也成了显要人物，人们笑称他成了“秘书长”。
在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康生从杭州回来了。据王力回忆，这两位“大秀才”居然“这以前他们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四月二十四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员。这些大“左”派们，以“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江青踏进会场，显得趾高气扬——因为二十八年前的“约法三章”，也正是由政治局作出的；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能不说是她的莫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没有在会场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叵反复复改定了《通知》，交会议通过就是了，用不着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他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茫然。
会上唱主角的是两个人：一是康生，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跟他在杭州三次谈话的内容，批判了彭真、陆定一；另一个则是“新星”张春桥，五月六日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挞伐。
会内会外，火力交叉：
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时，《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晴，辨别真伪》。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与半年前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大不相同的是，翌日全国各报刊（包括各省报）全都转载了《评“三家村”》。
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五月十六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也就被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是进行“文革”的纲领。历史学家已经把《通知》的通过之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是，定为“文革”的开始之日。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竟然并不知道《通知》中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他！
《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概括了进行“文革”的目标：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由于《“五？一六”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词也就从所有的报刊上消失了。
“文革”，为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最良好的机会。她再度成为活跃的演员，只是如今她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
“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
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
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成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内中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把陈亚丁列为组员，不列谢镗忠，不合适；倘两人都列入，则总政方面的人太多。因此，删陈亚丁，加入谢镗忠。
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
此外，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增加刘志坚，是因为他参与了《纪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除了因为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写了不少杂文（常以笔名“龚同文”发表），而且由于他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关于政治挂帅，颇受毛泽东重视，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经中共中央批发下达全党。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少了一员重要的“左”将——姚文元。
虽然陈伯达瞧不起姚文元，说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不过碍于江青的情面，还是让姚文元“添居末座”——按级别，按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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