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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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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鞋非常轻便，是花了四百多块钱在多伦多买的法国休闲名鞋——Mephisto。今天看着这双鞋，特别有感情，因为救我命的，它也是一份子。记得当时有人走出大楼就累得不动了，特别是那些平时缺乏锻炼的胖人。我与他们竟发生了生与死的差别。
记不清周围有些什么街道名，不远处有一座桥，桥下是
高速公路。我当时不顾疲劳没命地朝北奔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赶快给小玲打电话，让她别过来找我，这儿太危险了。这不是无端的担心，以后的事实证明，受伤住进
医院的好几千人大多是跑过来找亲人或是看热闹的。而我有一种预感：楼会倒塌，或是发生大爆炸。
我一跑进桥底，忙着从包里掏手机，刚要打开，只见那座大楼开始倒塌下来。
真是亲眼目睹于第一时间，那座楼倒塌得就像一块融化的巧克力，所不同的是伴有巨大的轰鸣。这轰鸣声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只觉得周围上下都是声音。其中还夹杂着人的惨叫声，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更可怖的景象，黑色的浓烟高达四五十层楼那样，如漫天浩水急涌而来。……我赶紧再跑。
我的手一软，手中的电话掉在了地上。先是觉得顾不上了，跑了几步又转念一想，要打电话呀。跑回弯腰去拣，眼镜又掉了下来。这眼镜我不打算要了，接着再跑。后面却有人用英语喊我：“Your glasses！”（你的眼镜！）回头一看，是一个东方人，也是从大楼里逃出来的，他竟把眼镜拣了起来，交到了我手上。谢过他之后，我与他又继续奔跑，各自逃生，不过这个在逃生中还弯腰替别人拣起眼镜的好心人，我是忘不了的。
就这样大概又跑了十五分钟，才渐渐转过神来，停下来向别人打听到中国城怎么走。我以后才知道，在我逃命的同时，牵肠挂肚、焦心如焚的我的亲人们的具体情况。
2001年9月11日—— 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小玲／
对我来说，2001年9月11日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忘的一幕！每当回忆起那一天，我都好似又要经历一次生离死别般的煎熬。几次想写，却都在写下两行之后就写不下去了。现在，我决心写下这一段。我要用我这一天的经历，时常提醒自己，人生的路既长又短，要时刻珍惜所拥有的一切：爱情、亲情和友情。而这一切又和两个字相关连：牵挂。
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从布鲁克林坐地铁到曼哈顿。过桥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声叫了起来：“世贸大楼着火啦！”。我当时正背靠窗坐着，与世贸大楼反方向，无法看到着火的情形。想想也可能就是冒烟而已。我随口说了一句：“我先生在世贸上班。火大吗？”没有人回答我。只见好几个人同时递上他们的手机：“你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我心想，我也就要下车了。下了车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我一一谢过那几个人。
下了车，我走到中国城的中央大街上，抬头往世贸大楼望去，不禁心头一沉。巨大的火焰从楼里冒出，浓烟滚滚冲天，世贸大楼就像两个巨大的烟囱一般！难怪在车上没人回答我的问话，而是让我打电话。纽约人在非常时刻是非常善良的。思进就在北楼八十层，他……我不敢再往下想。
我赶到了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小莺的办公室，抄起了电话。当时是九点左右。他办公室的电话已无人接听。打他的手机，也不通。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是去世贸大楼呢，还是留在原地？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下意识地朝着大楼的方向走去，想设法得到新的消息。从远处我眼睁睁地看着世贸大楼在大火的吞噬中呻吟着，巨大的火球，冲天的浓烟，就像在对世人诉说着她们的不幸。我的心也揪得紧紧的，想象着思进被大火包围着的恐惧、痛苦和绝望。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般滚落下来。那天街上混乱不堪，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不停地穿梭，人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为何飞机会一架接着一架撞击世贸，究竟是怎么回事？
由于通往曼哈顿下城的路已被封锁，十点左右，我又回到了小莺的办公室，看见墙上电视屏幕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飞机撞击大楼的录像，我又忍不住失声痛哭。奇怪的是在播实况时，世贸只剩下一栋了。小莺把我引到了外面，我问她：“我怎么只看见一栋楼呢？哪一栋是One World Trade（即思进所在的那栋）呢？”虽然在纽约生活多年，却从来没有去搞清哪一栋是One World Trade。我让小莺帮我去问一下火烧到第几层了？怎么只看见一栋楼？因为我已哭得无法说清话了。可小莺只顾安慰我，也不帮我去打听一下。我觉得奇怪，她是怎么了？我絮絮叨叨地对她说：“你看火这样大，他会逃出来吗？就算逃出来也一定是伤得不轻。我们为什么要到纽约来，在多伦多呆着多好。我不该由着他的性子来这里，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会内疚一辈子的。”我突然又心存侥幸地想到，出国前上海那个有名的王瞎子不是说思进至少能活到八十三岁吗？他不会那么早就走的。他早上还高高兴兴地和我道再见，难道那会是我们的诀别吗？！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其实小莺已得知一栋大楼已倒塌，她不想告诉我，以免增加我的悲伤。她觉得一栋楼倒了，另一栋也快了。所以她把我引到外面，不让我再看电视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和路人述说逃生的经过。他浑身上下被蒙了一层白色墙粉。我们也凑过去听着。随着他的眼泪往下流淌，我们才发现他是非洲裔人。只听他说：“完了，完了！两栋楼都倒了。”我脑袋顿时嗡的一声变成了一片空白！小莺不停地摇晃着我的身体，仍安慰我说：“他说不定已经逃出来了。”我在心里也千遍万遍地这样假设过。但一旦得知那么坚实的两栋楼都倒了，再有侥幸的念头，恐怕也无法逃避这铁一般的事实。他八成被活埋在里面了。我麻木了，流了两个多小时的泪，此时再也流不出来了。
直到小莺的手机铃响，我才恢复了一点知觉。她听到一半后突然“哇”地失声哭叫起来：“小进活着，他活着！他已经在我们的办公室了！”我半信半疑地望着她，机械般地重复着：“他活着，他活着？”那绷得紧紧的身躯一下松弛了下来。我突然感到头剧烈地痛了起来，牙龈也跟着隐隐作痛。但我好像又渴望着疼痛感，因为它能赶走我的麻木。由于两个多小时不停地奔走，双腿也不听使唤了。最终，小莺拖着我那精疲力尽的身躯回到了她的办公室。
我记不得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也不记得小莺一路上都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当我和思进四目交接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小玲，我只差两分钟就见不到你了！”而他的神情竟然那么地轻松、自如，虽然一身大汗，略显疲惫，但却毛发无损。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让我牵挂了一上午，并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他。
911以后一连几个月，我都无法平静。电视里，报纸杂志上有关911的报道，都会让我情不自禁地为那些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流泪。遇难者的追悼会一个接着一个，想想有近三千人呢。我常常想，是什么样的巧合让思进遇上911？又是什么样的机缘使他逃过那一劫？因为那天在世贸大楼里面的人只要找不到出口就完了。而就算能够逃出来，一块砖，或者一片碎玻璃砸在头上也会致命的。那天受伤的人也有成千上万。他非但没有在那三千遇难者之列，而且还“完好无缺”。这更使我对那些受难者的家属感到深切的不安。直到听说政府将对911的所有死难者家属发放一百七十万元的补偿费，才使我渐渐地平静下来。虽然钱的本身并不能弥补失去亲人的痛，但国家和政府表现出的关心，至少会使他们感到一点安慰。
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要是我那天走了，你能拿一百七十万（美金）的补偿费，我在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你可以衣食无忧地过完下半辈子。”我无法想象怎么能够拿他用生命换来的钱，去过那衣食无忧的下半生。这让我想起了一篇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章，好像是说有人对补偿死难者家属一百七十万元颇有微词。试想有哪一个人会愿意接受这样的钱，这可不是中“乐透”啊！再多的钱都无法弥补失去亲人所留下的创伤。
我时常在想，那些一生下来就失去父亲的遗腹子，那些永远失去儿女的老人，那些无法幸福地踏上红地毯的情侣，那些再也无法携手并肩走完人生的眷属……和他们相比，只要我俩在一起，再平淡无奇，再艰难坎坷的生活都是最幸福的！
活着，不再为自己／思进／
2001年9月11日晚上11时。我父亲陈克勤在杭州和朋友谈完事务后走出茶楼，坐上车后，汽车司机不经意地告诉他，美国纽约世贸大厦被炸掉了。他的不经意却带来了我父亲揪心般的紧张：小进不就在这大楼里上班吗？回到家，我的弟弟家华已从电视上证实了这个消息。一家人立即陷入惊慌之中。整个晚上不睡觉，不断地向美国打电话。几乎每隔十分钟拨一次，可电话和手机都不通，于是焦急与时俱增。在上海的小玲父母也从香港朋友那里得知世贸大厦被炸的最新消息。杭州、上海两地的亲人互通消息，互相安慰，只能说是相濡以沫，无法摆脱揪心的担扰。
而我这时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小玲知道，我还完好无损地活着。正在小玲、小莺和朋友阿阮以为我凶多吉少，陷于悲伤的时候，我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先是我站在阿阮的背后，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真是又惊又喜。惊，大概我有点像个“天外来客”，仿佛从另一个世界走来。喜，是因为在他的眼前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我，毛发无损的我。
911事件使我认识到，生命有非常脆弱的一面，可能随时会结束。我想飞机如果不是撞在八十六楼，而是八十一或是七十九楼，那么在八十楼的我，会怎样呢？如果我从八十楼走下来的途中因为一件偶然的事延误了时间，我会怎样呢？如果我走出了大楼却掉以轻心，没有快速向前奔跑，或者穿的是一双有点儿挤脚的硬皮鞋，跑不了那么快，我会怎样呢？……是啊，一个小小细节上的差异，都可以使人生或使人死。
在北美十几年，忙忙碌碌地求生存，谋发展，一直想写些什么记下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亲历了911事件后，当我在“阎王殿”的大门口晃悠了一下而没有进去，又站立在蓝天白云下碧绿的草地上时，我忽然感到生命是多么宝贵。一个哲学命题在我脑海中升腾而起：“活着究竟为什么，又应该怎样活着？”于是，那些过去的岁月，化为了纷纷扬扬的图景，仿佛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需要重新去看，重新去想。尽管不会出现终极的答案，但过去的一切却给了我不同于以往的感觉，我的思索还在延续。譬如，我从中国大陆走向北美大陆，有当时的原因、想法和目标。如今我继续留在北美大陆，原因和想法，还与那时一样吗？十来年的奋斗，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已然立足，当初的目标也已基本达到。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褒贬不一，但有进步是公认的。我也有机会回大陆去亲身体味社会的变化。我曾在北美追求的目标，如今在中国大陆也有实现的可能。因此，我在美国应该追求什么呢？我在美国的同胞们应当追求什么呢？我的这些疑问，也随着911的轰响，在我的心中变得异常强烈。
我时常想起世贸大厦一百零二层那家公司的CEO，他的公司有七百三十五人罹难。七百多人的生命激发着他的人性，使他的人生价值获得了升华。他说：“今后我工作已不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那死去的七百多名员工的家庭。”
我今后活着也不再仅仅只是为我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闯荡北美
第2章 我的童年（1）
我生于1958年，我的名字里有一个“进”字，不知是否与当时的“大跃进”的“进”有关。而我自己只把这个“进”字理解为进步、进取、进击……一个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字眼儿。
我所说的“家”实际上是两个家。一个是以我父亲陈克勤为核心的家，一个是以我外公沈季湘为核心的家。这两个家在1958年已陷入困境，而我就在此时懵懵懂懂地出生了。我和任何婴儿一样，是以哇哇的哭声来表达自己已经降临人间了。婴儿哭声可能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我的哭声也许正是这困境的应和。
是的，就在我出生前一年——1957年，那时我正在母腹之中，我的父亲和外公都打成了“右派分子”。
我父亲陈克勤出生在温州的一个书香官宦之家，爷爷是知府，父亲当过副县长，经营过木材行。这个任何人都无法选择的出身，成了他大半辈子困顿的“孵化器”。
实际上，他很早就离开了老家。在他六岁的时候，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去世了。后母对几个兄弟姐妹毫无慈爱，不让他上学。刚进初中，才念了半年，后母便催促父亲，要让他停学去当木工学徒。在他不满十岁的时候，后母便作主给他订了婚。当他年满十六岁的时候，为了逃离这强派的婚姻，寻找自己的前途，毅然离家参军了。
那个“军”是解放军浙南游击总队。应该说，开始还比较顺利。他参加了温州的解放。1952年以前，他没有感到什么政治压力。1952年以后，情况愈来愈糟。首先就是出身问题，他被“内控使用”，在军队里不能管政治、军事，只能管技术。然后是军队整编，他被挤出部队，到杭州笕桥机场、嘉兴机场、山东高密机场去当建筑工程兵。由于实际工作能力强，1954年居然侥幸被选上去苏联学习，而结果却是空欢喜一场。被选上后先去天津正规培训俄语。没到半年就通知他不必出国了，改派到北京
建设工程部去，后来进一步了解内情——是阶级斗争需要“内控”。又过了半年，进一步被“清理”，首都已经容不下他了，他被派到了西安建筑工程管理局。既然已经被“瞟”上了，也就在劫难逃了。1957年成了本单位当然的“右派分子”。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根本不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是怎样挣扎和怎样苦斗的。我稍微懂事以后才知道，我的母亲已和我的父亲离了婚。更懂事一些的时候，才知道我母亲是“奉命
离婚”。我父亲所属的部队领导亲自找我母亲谈话，内容是命令离婚。
我父亲的婚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人生经历。第一个妻子是父母之命，他十六岁时就抗命离家。第二个妻子则是我的母亲。第三个妻子是在他当右派的时候娶的。他当了右派后又离了婚，心中不服，只带了一身衣服准备偷渡到香港去。但没有去成。于是，“流窜”到
福建。在那里，人家不能干、不愿干的事，他都干了，并且干得十分出色。譬如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下，福建需要砖瓦，而福建的红土没有黏性，当地人无法就地取材烧制砖瓦，我父亲就懂得怎样利用处理这种特殊的泥土。他不但做得好而且出了名。当地领导为了留住他，作为“人才”，居然为他张罗了第三次婚姻。他每个月有150元的收入，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了。所以有了可以建立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撑。
不久“文革”开始，工资没了，还要戴高帽子批斗游街。结果是：离婚加上遣返原籍。
他的第四次婚姻是在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航道，而他个人也开始从困境中走出。
因为父亲成了“右派分子”，我母亲在生我的时候不得不从西安到上海的外公家去，那里有外婆、小阿姨可以帮助照料。我是老二，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斯鸣。所以我一出生就面临一个家庭难题：我母亲如何在西安一面工作，一面看带两个幼儿。于是，我外婆决定把我留在上海，由她来哺育。我母亲在我满月之后，带着哥哥又去了西安。由外婆用牛奶、奶粉、米汤喂我长大。因为精心喂养，细心呵护，我长得非常健康。于是，家里家外的大人都叫我“小胖”、“胖子”。直到今天，我和舅舅、小阿姨通信，他们还称我“胖子”，尽管四十出头的我早已不胖了。
而其实，外婆决心把我留在她身边，由她来扶养我的1958年，我的外公已打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的外公家也在困难之中。
我外公沈季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时候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
谁都知道，商务印书馆是“百年老店”，是中国出版业的“龙头企业”；一百多年来，多少中国文化盛事，多少中国文化名人都和商务印书馆有关。而我的外公是个毫无“社会背景”的人物，祖上没有给他留下可作依傍的权、势、钱，他完全靠学问、人格、奋斗而被有识之士认可，成为这个“百年老店”的领军人物。
在我成人之后，才知道外公是个孤儿，外公六岁丧父，十三岁丧母。他的名字中有个“季”，因为他是十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所以，他曾依靠过兄长们，但是，嫂子的刻薄使少年的沈季湘无法忍受，他从年轻时起就走上了个人奋斗的道路。
他当过“学徒”，这是旧社会中“奴隶的奴隶”，然而，他却从学徒的起点上，奇迹般地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大学。那时候的大学进行的是所谓“精英教育”而不是当今的“大众教育”。当时的一个大学生在人们眼中，比如今的一个大学教授还显得“珍稀”。他居然能进入大学，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而他的特点是从不言苦，倾吐自己生活中的“苦水”。我只是从外婆的片言只语中，听到一些细节。譬如，他在就读大学时，成绩特别优异，并且竟能在考试中充当“枪手”——一个人做两三份卷子。大概是一些富家子弟靠着这个“枪手”骗得代表身份和学历的文凭，而我外公却靠着自己的努力读完了大学。当然，他的谋生之道还有当家教，写文章，搞翻译等。
就在这样的挣扎和苦斗中，他成就了自己。大学一出来就被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录用，一开始的薪水就是一百大洋，第二年就是二百大洋。但是，没几年他就弃官而去，他受不了当时政治体系中的官场游戏规则。若干年后，还有亲友为他“惋惜”，说是他这样的人才要在财政部干下去，至少也能当上“次长”（副部长）。而他却从此不再涉足官场。
1957年我还没有出生，无法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所以也无从了解外公被打成右派的真实情况。
我的外公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从外婆、舅舅、小阿姨的口中，我听说抗战时期，外公在沦陷区因为不肯为日本人效劳而失业，一家人生活在异常的困苦之中。我舅舅是一位作家，我从他的文章中看到，他在很小的时候已感受到断炊的威胁，每当外公设法从友人那里借几斗米回来的时候，幼小的他就有一种节日般的快乐。外公是在抗战胜利后，重新出来工作的。
在1949年蒋介石政权快倒台的时候，外公的朋友为外公一家人作了出国的安排，甚至连出国以后的工作岗位，我母亲、舅舅、小阿姨的就学问题都一一落实。并不了解共产党的外公还是决意留在了大陆，他的一个非常朴素的观念就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点事。
当解放军进入大上海后军纪严明、露宿街头而不扰民的动人情景，以及共产党干部的朴素廉洁都曾使我外公兴奋异常，为自己正确的选择而欣喜。中年的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也是从我舅舅的文章中看到，我外公甚至由于疲劳过度而晕倒在会议桌旁。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从1957年开始，他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1979年“平反”时，他已重病缠身、垂垂老矣。晚年，他这个从不发怨言的人也忍不住对我舅舅感慨地说：“我这后半辈子什么事都没做，只是当了政治运动的对象。”
是的，我出生的家——爸爸的家，扶养我长大成人的家——我外公的家，在我出生前一个个都陷入了困难之中。
但是，第二年我出生之后，整个童年时代，我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充满着爱的幸福。
这首先因为我外公和外婆超常的优秀品德。他们把能够给我的爱都给予了我，却把痛苦深藏在自己的心中。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能体味他们给予的爱，却不能察觉这爱的背后的痛苦。
外公有一种从不言败、不甘示弱的坚强。他不向任何人诉苦，更不会在一个孩子面前流露。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但对孩子却格外的慈祥。也许他自己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特别能够体察一个幼儿是多么渴求大人的爱，暖热的怀抱，轻柔的抚拍，深情的呼唤，这是一个孩子特别惬意的感受。这来自我的外公。
我的外婆杨丽娟，是一个善于隐忍的东方女性。实际上，我母亲、舅舅和小阿姨的童年大都在抗战以后那段时间度过的，当时，外公已是薪金很高的高级职员，家里有佣仆，外婆没有花多大的气力带领他们。而在老年阶段，却拿出瘦弱身体里的全部气力来呵护我，并且是全心全意的。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有时因为学校有活动，我晚回家二三十分钟，等我快到家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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