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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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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没睡好，用Discman听着广播，那还是我前些日子为了跑步买的。此刻倒派上大用了。
凌晨三点，我起来上厕所，突然听到了电
冰箱的声音，电来了……
大罢工／小玲／
第一次亲历公交系统大罢工是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那是1999年4月19日，星期一。
那次历时两天的七千七百个工人的大罢工，迫使八十万多伦多人寻找另类的交通工具按时上班，我和思进就在这八十万人之列。除了接送透析病人的车没有参加大罢工之外，连为残疾人服务的公车都不运作了。我们庆幸当时住在市中心，我和思进的另类交通工具是我们的四条腿。思进到公司不过走二十来分钟，我就没有他那么幸运。坐地铁只需二十分钟，我却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公司。不过比起五十万超额的汽车在拥挤不堪的公路上爬行，市区停车场飙升的停车费，我还是幸运的。
我和思进第一次碰上这样的事儿，感觉挺新鲜。罢工的第一天，当我走在上班的路上，兴致很高，一心想快点儿到公司。四月天在上海和纽约或许不怎么冷，可在多伦多却还是北风瑟瑟。我迟到一个小时进的公司，脸被风吹得红彤彤的，血色好极了。老板Mike见了我，不但没有责备，还亲手冲了杯咖啡送到我手里，使我受宠若惊。晚上下班前，公司同事们自发性地举行Car Pool（“拼车”），我搭载他们的车回到了家。那两天，我和思进懵懵懂懂的，这到底是唱地哪一出戏啊，还没有完全搞明白怎么回事儿呢，大罢工就结束了。过后我们才知道，加拿大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过去的十年内，薪资处在冻结和裁减中，比照其它部门，实际薪水不升反倒直线下降。公交系统属公共服务部门，合约三年一签。大罢工为的是在签定新约时，薪金每年增加百分之三，或者三年增加百分之十六。当时，省政府没有通过制定法律来中止罢工，而是通过谈判满足了工会的要求。没过多久，地铁票价大幅度调高，罢工的直接受害者是社会大众，他们有气只能在大选的时候出在一部分政客身上。
2002年12月23日圣诞节前夕，是我在纽约亨特大学第二学期大考的最后一天，考试课目为《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文明史），纽约公交系统计划在那一天举行大罢工。在最后一堂的复习课上，同学们都很紧张，假如赶不上考试，那该如何是好？有的同学打算等罢工后来学校补考。我们的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博士Mr。大声向大家宣布：“Youd better e to take this final exam。I am going to Beijing right after your exam and I wont e back！ Please be noticed！”（“你们最好来参加期末考试。请注意，一考完试我就要去机场，飞北京，不会回来了。”）课堂里一下子炸开了窝。好些中国同学窃窃私语起来，他一个老美，不好好儿地呆在本土过个圣诞平安夜，飞到北京去干什么？
我忍不住地问他：“Mr。 ，why are you going to Beijing？ ”（“先生，你去北京做什么？”）
“I am going to do my research paper。”（“我去北京做研究。”）
同学们都不说什么了，他为工作，放弃了美国人全家团圆的传统节日，换了我，一定会过了节才走的。被他的行为所感染，大家私下都做好了准备，就是走也要走到学校，按时参加考试。幸好二十三号那天，大罢工取消了，所有的纽约客都松了一口气，我们教授也按时坐上了飞机。不过，紧接着一连串的地铁票涨价，把纽约客刚刚松了的气又提了起来。一点五美元的单程票涨到两美元，四美元可以用来坐一天的车票（Day Pass），涨到了七美元一张，月票从七十涨到了七十六美元。报纸、电视台铺天盖地的新闻采访，反映了民众愤怒的抗议声，官司打到了纽约州最高法院。从大众身上刮去的钱，岂能轻易地再还回去，一场沸沸扬扬的涨价案，最后以原告的失败而告终。我那时还是个大学生，原本就不赚钱，刚刚吞下涨学费的苦果，这下子，又得吃涨交通费的黄连了，真是有苦说不出。
想不到，三年前地铁票涨价的阴影刚刚淡漠，这次工会来真的了，不达目的不罢休，不但要求涨薪水，还要求修改福利政策。国营大都会运输局（MTA）同意三年加薪105％（第一年4％，第二年35％，第三年3％），为期三年；领取退休金的年龄从五十五岁调改到六十二岁，而运输劳工工会（Transport Workers Union）要求薪水每年涨百分之六；从五十岁就开始领取退休金。该工会主席杜森在美国东部时间二十日凌晨三点正式宣布，由于与资方大都会运输局（MTA）的新合约谈判破裂，工会投票决定纽约市地铁、公车即刻停驶展开全面性罢工。拥有三万三千名成员的工会员工当即停止换班，纷纷离开了工作岗位。
纽约市长彭博十五日已签发行政命令，纽约市交通系统一旦罢工，将进入紧急状态，并在电视台广为宣传Contingency Plans（紧急应变计划），多项限制车流量措施由此产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五点至十一点强制实施共乘制，即汽车必须载满四人以上才能进入曼哈顿九十六街以南区域（交通繁忙的商业街）；卡车不得在这段时间进入曼哈顿；允许计程车在有客人的情况下搭载额外的乘客；洋基和榭亚球场设置乘客共乘停车专区；公立学校上课时间延迟两小时；曼哈顿第五大道和
麦迪逊大道部分地段封闭，只允许救护车等紧急车辆经过；部分桥梁和隧道车道下班时段全部改为离开曼哈顿方向；北方、长岛、PATH等铁路干线及水上交通工具，增加接驳车辆及加开列车。
纽约市每天利用地铁、公车的通勤族高达七百余万人次，这次“非法”大罢工，纽约客二十日早上起床后，面对的是自行车任意穿越在漫无天际的交通壅塞中；人潮在零下五度的寒风中，不断从桥的另一端涌入曼哈顿区；百老汇秀不到一半的人来看；很多商店老板等不到员工来上班，像中城的星巴克咖啡馆，都紧闭大门。
说它非法，是因为纽约州在1966年交通罢工后制订“泰勒法案”，规定公共运输工人等公务人员不可罢工，否则罢工者每罢工一天，就要损失两天的薪酬，相当于全年薪水的百分之一。这是纽约市继1966年、1980年后第三次交通大罢工，前两次分别持续了十二天、十一天。不知道这次又将持续多久。
第一天，纽约客有些慌，但是不乱。思进早做好了准备，把闹钟调整到早上七点。他起来后打开电视机，知道该来的免不了的还是来了。自从亲历了911和纽约大停电，我们搬到了曼哈顿中城的罗斯福岛。岛上交通方便，除了有地铁、公车外，还有大缆车直通河对面的曼哈顿。这次大罢工对他一点儿影响都没有，地铁公车不通，他坐大缆车，五分钟到了对岸，再走几条街就到了公司。可他的同事和朋友们就没那么幸运了，很多人不得不另辟蹊径，步行、骑自行车，以及开着车在曼哈顿周围绕圈子的不计其数，我们的朋友小莺和莉莉就是最好的例子。
七点半刚送走思进，住在布鲁克林的小莺的电话就进来了，她慌慌张张的说：“小玲，快打开电视看看怎么回事啊，我从六点到现在，还不能进曼哈顿，布鲁克林大桥上汽车排长队在等，很多人呢！”
我马上告诉她：“快找三个人坐进你的车厢，否则要等到十一点过后，才能让你进曼哈顿，他们大罢工了。”
这时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市长彭博，正带领部分市府人员步行穿越布鲁克林桥，到对岸市府上班的镜头。桥长有Two Miles，需走四十五分钟，桥面上已经有义工为
步行者递上了热巧克力。主播提醒观众，不要像市长那样不戴帽子，现在是零下五度，步行去上班的市民，一定要保暖穿戴，换上走路的球鞋。主播的话也提醒了我，莉莉住在皇后区，她将怎么去上班呢？我抓过电话打了她的手机，没人回话，我录下留言就挂断了。
八点整，思进来电话告知他是全部门第一个到的，很多事儿等着他处理，让我放心。心里惦记着莉莉和小莺，我又盯住了电视机屏幕，以得到最新的信息。九十六街百老汇大道的警察，拉起了非常警戒线，严格执行市长的命令。从直升机上看到的纽约，各条公路的汽车就像火柴盒，整整齐齐地排着队伍匍匐行进。
九点钟，莉莉回电了，她丈夫David是公司经理，改为在家办公，而她正在排队等长岛火车，队伍长达十几条街，像蚂蚁走路那样慢。第二天早上，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在零下五度的冰天雪地里，她足足等了三个小时才坐上火车，中午十二点半到的公司，脚趾差点儿冻掉了；她现在又在排队了，天知道还会等多久。听她形容周围的人倒没有怨声载道，这就是做New Yorker（纽约客）的命，他们认了。有个人说：“比911的时候强多了，没有生命威胁！”
十点左右，小莺又来电话了，她形容唐人街比911还糟糕，马路上空空荡荡，生意冷冷清清。她公司的货车无法在十一点以前，进入曼哈顿装货，耽误了蔬果按时送出曼哈顿以外的超市和店家。第二天，她和公司员工早上三点就起床了，要赶早在五点以前进入曼哈顿。四点的时候，路上车已经很多了，一路上看不到一家咖啡馆开门，好不容易在唐人街找到一家，进去一看，坐在那儿的人都在议论纷纷，几乎每个人都是三点多就起床了。不上班，老板不炒鱿鱼已算客气，拿不到工资用什么过节啊！
中午，市长彭博发表电视讲话，强烈谴责罢工人员的自私自利行为。每罢工一天，纽约市的经济损失将在四亿到六亿美元之间，第一个星期将损失至少十六亿美元，许多小公司会为此而关门，员工会因此丢了饭碗。他宣布了州最高法院对工会非法罢工做出的裁决：每罢工一天，将罚款一百万美元，从罢工当天算起。
第二天，州长普塔基召开记者会说：“谈判必须建立在复工的基础上，You cannot walk and talk at the same time，在非法行为中得利。纽约客会调整自己，他们不会屈服，他们会坚持到底。”市长彭博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工会的罢工给人们带来了无法预料的损失，我会恳请法官不把他们送入监狱，罚款已经够了。”
工会领袖罗杰图桑（Roger Toussaint）在宣布罢工时对记者表示，“交通从业人员厌倦了不被感激与尊重”。有人不禁要质问：在圣诞节前夕罢工，损害公众利益，把公众当人质，这是尊重人的行为吗？
目前，资方大都会运输局（MTA）和运输劳工工会（TWU）还没有回到谈判桌上的意思，大罢工何时才结束呢？就像有个孩子说的：“Santa Clause might not be in town this year！（圣诞老人今年恐怕不会来到纽约了！）”
2005年12月21日
又及：
罢工第三天。早上十一点，纽约客见到了希望的曙光，双方重又走上了谈判桌，Thank God！
民意和法律的力量，迫使运输劳工工会（TWU）同意罢工人员先回到工作岗位，然后再回到谈判桌上较量。下午两点多，TWU执行董事会表决以三十六对五票，宣告罢工结束。市长签署的Contingency plans（紧急应变计划）在当天半夜时分正式取消。
“Breaking the Law is not the wise decision！”（“犯法决不是明智的决定”）这是普通民意的声音。州最高法院宣判的重罚，也是缩短持续了三天罢工的重要因素，它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惩罚，而是提醒人们必须“Obey the Law（服从法律）。”“No one can break the law！”（没人可以犯法！）
代表纽约市民利益的市长，以及代表三万多工人的工会领袖，在这次罢工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没有赢家。罢工人员兴高采烈地响应工会的号召，回到工作岗位，让他们所信任的领袖回到谈判桌上，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当电视台的“Breaking News”播出让他们复工的消息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We ready to Roll。”无论结果如何，他们也需要Paychecks；“Tomorrow is Friday！ Its a Payday！ ”（明天是星期五，是他们发工资的日子）
纽约客的噩梦即将结束，今晚是最后一天头顶寒风走回家。但愿这次罢工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最后不要再转嫁到我和思进这样的纽约客身上。每次这个城市遇到危机，可爱的纽约客总是勇敢地团结在一起，没有被打垮过！
圣诞老人仍然会光顾这个不眠之城——纽约。
2005年12月22日
“同桌的你”——记我的老同学张瑜／思进／
几年前的一天，我和太太小玲在纽约中国城的一家餐馆吃饭，不经意间一首歌从远处飘然而至：“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听着这首歌，小玲好奇地问我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的同桌。这一问，霍然打开了很多儿时的记忆，我的思绪不禁又重新回到了那遥远的少年时代，那久远的往事清晰的映入眼帘。我当然不会忘记我的同桌，她就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影视演员和制片人——张瑜。
我和张瑜是上海华二小学、华山中学的同学。在华二小学时我们还曾经同桌了几年。那时我是很调皮的，没少对张瑜搞“恶作剧”。记得素以假小子著称的她，有一阵子居然也留起了长发。她那飘来飘去的头发令坐在边上的我颇感碍事，又不知道拿它如何是好。一天，我“灵机一动”，趁她不注意，把她的发梢扎在了座椅上。下课铃一响，我“幸灾乐祸”地看她站了起来，那椅子也就一块儿跟着“站”了起来，她的脸憋得通红，全班同学都笑得直不起腰。我也为此受到了“惩罚”。我们的班主任曹老师命我写了份检讨向张瑜赔礼道歉，还让我站在讲台上当着全班同学宣读。
我和张瑜还常常会为了维护各自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展开辩论，小小年纪的我们仿佛棋逢对手，各不相让。当谁都说服不了谁时，怎么办？我们就在座位上画一条“三八线”，做到不相往来互不干涉，谁都不要逾越它。当然，如果我们和好了，那条线也就不存在了。有一天上书法课，我们课桌上是砚台、临帖、水杯、纸，东西摊了一大堆，写字的空间就相对地小了许多。要想写好字，就得姿势坐正，双手撑开。那天，我们刚画了三八线，为了不让她得第一名，我就毫不客气地紧盯着那条线，严密“坚守阵地”。这次恶作剧是以我的胜利而大功告成；不过，我至今都还珍藏着一张我“荣获五好战士”的奖状，奖状上的字就是张瑜的“墨宝”，还是隶书的呢。
我们那时正处于“文革”年代，精神食粮极度匮乏，中外名著几乎在
图书馆、书店里绝迹。我们班同学的父辈中不少是“右派”、“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尽管大都被抄过家，可每家都还有一些“漏网之鱼”。张瑜便牵头搞了个“内部”图书俱乐部，以便大家分享有限的资源，参加的人不用付会员费，但至少要贡献十本书。多亏了那个“俱乐部”，我们有幸读到了当时许多“外面”看不到的书。由此可见，张瑜从来都是个精神生活的追求者和耕耘者；今天的张瑜，她的艺术生命精华在慢慢沉淀，人生境界也越发超脱。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对精神层面的要求很高。我以我的方式在生活、净心、修行，在不断寻找通往福祉和宁静如泓的博大彼岸。”
小时候的张瑜是好动的。学校的运动场总能看见她的影子：跳高、跳远、短跑、长跑都是她的强项。她游泳就更棒了，我曾和她一起游过一千二百米，横渡了黄浦江。但我和学校许多男同学在参加静安区举办的游长江训练时被淘汰，而她却代表我校参加了畅游长江七千米！我们大家都以她为荣，但又流露出些微的“嫉妒”。记得有一天，看见张瑜又再现于只有男孩子才玩儿的单杆上，我没顾后果，突然站在她旁边吼了一声，害她差一点儿从单杆上掉下来，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怕。但是，在我们几个斯斯文文的“黑五类狗崽”们有一次被几个校外流氓欺负时，张瑜竟然挡在我的前面，将他们喝退。那临危不惧、好打抱不平的劲儿，颇似梁山好汉，令我至今记忆犹新。这就有了今天的张瑜“挺身而出”“一掷千金”；使上影集团顺利地拍成了文化历史大片《鲁迅》。这也是张瑜文化良知和文化使命感的具体的体现。张瑜从小就展露出了文艺才华。印象中她在学校的女生中长得并不是最漂亮的，但一上舞台她却是最耀眼的一个。那时，我们班组织了个文艺宣传小分队，经常参加宣传演出。一次野营拉练到了上海郊区，晚上给当地农民“宣传毛泽东思想”。除了我和王征宇演了个相声“帽子”、小徐表演了个笛子独奏外，其他的节目几乎都被她一个人包了：唱歌、跳舞、朗诵、唱样板戏……在华山中学时，我和她还时常一起播音，曾为一个西藏女奴配音四处做忆苦思甜报告。其中有个词儿“万般无奈”出现了不下百次，她就是比我说得好，能用不同的语气语调来表现处理。当时我就觉得她要是做演员，就一定能成个“角儿”。
后来她真成了演员，时常在外地拍电影，我们见面的机会便渐渐少了。最后一次遇见她是1980年初；在乌鲁木齐中路的菜场门口。那时正值我在大学读书放假，帮着我外婆去买菜。她告诉我要去拍《庐山恋》了，是第一次演主角儿！听得出她兴奋异常。我只说了声“祝你成功！”，她便匆匆忙忙地与我道别。果然，随着《庐山恋》的成功，张瑜这个名字穿过大街小巷，走遍全国各地；她立刻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到了1985年，张瑜在她事业的辉煌之际而毅然出国留学，我和她从此便“自然而然”地失去了联系，不过作为老同学，我一直在远处默默地关注着她，一晃二十多年……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数十亿人口，能相遇而有交往，实属偶然的机遇。而恰是这偶然便产生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戏剧。想到我的同桌张瑜，我也不禁莞尔一笑，引出有趣的戏剧性的联想。童年的我们曾有课桌上的“三八线”，而那三八线并没有隔断我们纯真的友谊。如今我们已人到中年，而我们之间却有了一条天然的“三八线”——太平洋，她在太平洋之西，我在太平洋之东。但这条“三八线”就会永远地隔断我们吗？是否还会出现戏剧性的偶然？她曾是留美学生，我也是留美学生；她如今是演员、制片人，我虽然学的不是戏剧，但鬼使神差，我在9。11事件中与死神擦肩而过，作为幸存者的特殊经历，促使我写了一本纪实文学《闯荡北美》，如今已引起文化界人士的关注，正在改编为电视剧，企图从一个最新的视角再现当代留学生的生存与追求；这样我与戏剧影视也沾了边。不禁产生了一个突发奇想：几十年前的同桌张瑜和我，又跨越了“三八线”，在拍摄一个电视剧上来一把友谊的合作。若真如此，那就太有戏剧性了！当然，张瑜忙，我也忙，还有其他种种的因素，我们未必能构成这样的合作。但我的这个想象，不能不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戏剧性的想象。
大洋那边千千万万的张瑜，与我们这里留学生的移民群体，为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通向世界，为中国的再次崛起，为共同搭起一座跨越“三八线”的桥梁而努力吧！
2005年10月邂逅名人／小玲／在北美，巧遇自己关注、喜爱或是仰慕的名人，总会给我和思进在紧张的生活之余，带来一份意外的惊喜。而每一次惊喜之后，也总会生发出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遐想；很多人生之谜似乎蕴涵在名人与普通人的巧遇之中。
十多年前，我在纽约中国人聚集的法拉盛金山超市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高高的，非常显眼，再仔细一看，那不是女排队长孙晋芳吗？在整个“五连冠”的夺取过程中，她是队长，是女排的核心人物。在那个年月，女排的影响大大超出了体育的领域，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种昂扬的民族精神凝聚的载体。那时我在上海建行工作，十二点一关门休息，行长同意把电视机放到营业大厅，让大家看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决赛的实况转播。真过瘾啊！那每一记置敌于死地的扣球，就像是我扣下去的一样。由于时差，女排在国外的比赛和直播常常在深夜或凌晨，我的对策是放弃睡觉。如今这位叱咤风云的名将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按捺不住地迎了上去：“请问您是孙晋芳吗？”被认出的她也明显地流露出欣喜的神色。她的伙伴抢着大声回答：“是啊！她是孙晋芳。明天回北京出席人大，在纽约转机呢。”可这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场面，这么一个我心中的大名人现身，没有引起预期的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轰动效应；顾客们还是各买各的东西，没有出现把孙晋芳团团围住的盛况。人们的冷漠和我心头的热烈形成强烈的反差，我真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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