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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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办法，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即令所属按照分配任务，分头进行。
　　　　四处猛扑
　　　　丙种会报部署决定后，宪警特务机关特别忙碌，各部门都拟定行动计划，企图破案，高级长官的手令如同“紧箍咒”、“催命符”一样，驱使特务们，四出猛扑。
　　　　邮检特务加班加点，检查每一封信件的可疑点，以杜绝《挺进报》的流传，中共地下党的警告信和《挺进报》竟然投到朱绍良之手，使邮检特务心惊胆战，生怕漏检了，有坐牢或砍头的危险。邮局和邮筒的周围，三三两两的特务守候着，蹲伏在四处，准备抓住可疑的人。警备车满载着无辜的被捕者，不时飞驰而过，民生路到七星岗一带的书店，一次又一次遭到突然检查，光明书店、生活书店的每一本书都不放过，进步书刊统统遭到没收，书店的职工一次又一次遭到盘问和传讯。书店的门前、门后满布着特务，紧盯着进出书店的青年读者。
　　　　沙坪坝、北碚、南温泉三个文教区是特务们注视的重点，军统、中统、三青团派在各学校的职业学生显得特别紧张，三青团的青年馆每晚灯火辉煌。特务头子们都亲自下去检查工作，听取汇报，我命令学运组（渝站管辖）特别要在进步学生身上寻找线索。党团汇报，天天研究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情况，拟定黑名单，以备必要时一网打尽嘉陵江两岸兵工厂，戒备森严，工厂周围加岗加哨，警卫稽查组的特务随时在工人宿舍、工人住宅进行包围和突击检查，只要搜出一本进步书籍、一张《挺进报》或一张旧《新华日报》，就要受到迫害。
　　　　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的电话日夜不停地呼叫，指挥着各地城乡的特务进行活动。突击追捕以重庆为中心，扩散到綦江、江津、吉川、璧山、永川、涪陵、长寿、垫江、大竹、邻水、广安、南川一带，就是下川东万县、云阳、巫溪各县，也都加派特务进行侦察搜捕。还特派两个军事谍报组前往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招抚青年，以便发现线索，插进血手，充分暴露出国民党当局的狰狞面目。
　　　　一无所获
　　　　我在童年时听老人们讲起辛亥革命的故事，清朝在覆灭前夕，人心思变，到处是革命的火焰，清朝政府想以白色恐怖来维持其反动统治，在各地捕杀革命党人，破获革命机关，以图垂死挣扎。国民党当局这时的做法比那时更为疯狂。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4）
　　　　对《挺进报》的侦捕网撒开以后，重庆、云阳、万县、广安等地的特务们为了争功，纷纷密报发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我即派人驰赴各地搜捕。首先在云阳逮捕到一个叫盛超群的知识分子，由二处侦防课长陆坚如严刑追逼，盛不堪酷刑，供称他是中共云阳地下党负责人，在云阳准备武装暴动，供出了组织计划和开会情况，并提供了一张黑名单。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复讯，就命令吕世琨、雷天元率领特务前往万县抓捕。
　　　　万县专员李鸿焘率领保安队开了一部专轮直下云阳，将盛超群所供的周瑛等１０余人一并逮捕解到重庆。但经我一了解，有的是县警察局局长，有的是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有的是县参议员……都是国民党或三青团成员及云阳县地主豪绅。盛超群代表云阳县三青团白某的一派（白某是云阳县教育局长、国民党县党部副书记长），他如此招供，是为了栽诬陷害以县党部书记长某某为首的另一派，是他们的内部矛盾，根本与中共地下党无关。至此全案扑空，不得不将全部人犯释放，还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招待他们吃饭道歉，并嘱他们团结一致，反共清共。至于盛超群，我后来将他杀害于渣滓洞，还追查了他哥哥盛某在南京《新民报》的情况，他弟弟盛亚群同被株连，关了一年才释放。
　　　　第二次扑空是在万县。据万县情报组报告，说万县鱼泉中学是中共地下党的机关，该校杨吉甫是万县地下党负责人，中共地下党经常在这里秘密集会，还得到一封联络川东人民武装准备暴动的密函。于是我又派特务将杨吉甫逮捕到案，经了解，杨吉甫是个搞教育的青年，其兄杨秉商曾任四川军粮局局长，是何应钦的亲信，现任西康省府委员兼刘文辉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同我过去认识。杨吉甫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是特务挟嫌陷害。我只好将杨吉甫释放，并将谍报组长撤职查办，囚禁于渣滓洞，后经人一再说情，关了几个月予以释放。
　　　　第三次扑空是并未抓住中共地下党组织，却破坏了民革的一个组织。原来特务报告，中共地下党在重庆市保安路进行活动，以四川土产公司为其机关，主要负责人有杜文博、李挽澜、蔡梦慰等人。经派吕世琨、漆玉麟前往逮捕，在重庆抓到蔡梦慰，在广安抓到杜文博，搜查了四川土产公司。经了解，他们是杨杰将军领导的民革组织，杜文博是杨杰的秘书，与其兄弟杜重石在四川进行组织活动。杜重石驻香港，杜文博驻重庆，并派李挽澜赴云南和西康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我为了进一步了解扬杰将军的情况和他在四川的活动，将杜文博交给了雷天元。云南九九事件中，李挽澜等４人在昆明被捕。原拟将他带至重庆归案，因重庆解放未果。蔡梦慰始终坚贞不屈，几次劝降，他未接受，于1949年“11·27”大屠杀时被杀害于渣滓洞。
　　　　打入内部
　　　　破坏《挺进报》的线索，最后是由渝站渝组组长李克昌在文城出版社布置的一个内线发现的。
　　　　李克昌是一个伪装进步的所谓“红旗特务”，是吕世琨的得力干将，狡猾而又很能吃苦，能深入下层活动（军统特务到党政机关进行内幕活动，叫深入上层；混入工农群众中活动，叫深入下层）。李克昌在重庆各工厂以“红旗特务”的姿态迷惑工人，发展军统特务。破坏《挺进报》以来，李克昌的内线布置更为活跃。
　　　　１９４８年３月的一天晚上，吕世琨偕同李克昌和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特务向我汇报情况，说已在文城出版社发现了《挺进报》的发行据点。原来这个青年特务伪称自己是失业青年，与该社的店员陈柏林认识了。陈柏林是一个中共党员，愿意介绍他与组织发生联系，他已搬进文城出版社去住了。我就指示他说，这个做法很好，还要深入下去，最好与中共地下党直接发生联系，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又扑空。
　　　　过了几天，吕世琨又来向我汇报，说布置的内线已搭上了组织关系，陈柏林愿意介绍他与上级领导见面，约定于某天上午，在观音岩红球坝某工厂碰头，要求立即行动。我即命令吕世琨率同大批特务，按照约定地点等候逮捕。一会儿，陈柏林偕同内线前来与其上级见面，蹲伏在四处的特务蜂拥而上，将陈柏林及其领导任达哉一同逮捕，另外又逮捕了一个青年工人，解回二处。当时陈柏林只有１７岁，斗争经验不足，为伪装的特务所欺骗，因此遭了特务的毒手，使中共地下党受到重大危害。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5）
　　　　酷刑严逼
　　　　军统特务机关对待革命人士，历来是用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来逼供的。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之所以得宠于蒋介石，就在于他们残酷对待革命人士和消灭他的政敌。有许多革命者经受了严刑拷打，为革命贡献了宝贵的生命。
　　　　中美合作所从最古老的刑具到最新式的美国刑具，应有尽有。这些刑具和用刑的方法有的是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美国特务机关传授的，有的是从德、法、日租界巡捕房学来的。按照蒋介石和美国签订的中美合作所的秘密协定，除供给军统十几万人的杀人武器外，还为军统训练刑事警察，供给全套刑事试验设备。中美特警班专设了一个刑警班，由美国特务亲自训练，二处的刑警特务大多是在中美特警班受过训练的。
　　　　这个二处对革命人士用刑时，主要采用的有老虎凳、水葫芦、踩杠子、吊杆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就是能够幸免于难，也要终身残废。军统审讯革命人士一开始，照例是用刑，妄图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摧毁人的坚强意志。我对中共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劣的手段：一是重刑；二是诈讹；三是诱降。通过酷刑拷打和威胁利诱动摇他们的意志，如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如说已掌握了你的全部材料，你不说不行；如说你的夫人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你不说也不行。
　　　　陈柏林和任达哉被捕后，被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拷打了两天一夜，任不堪忍受而叛变，供出了他的领导杨清。然后令他约杨清在保安路某茶馆见面，我派二处渝组组长押同任达哉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我立即与陆坚如进行审讯。杨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问他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他只说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调查，那里根本没有这个旅馆。我用尽各种手段，审讯了一天一夜，仍毫无所得。
　　　　我怕线索中断，命特务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个动态。第二天早上他写了一封绝命书，说他叫杨清，邻水人，只有一个老母亲，他以身殉党，叫她不要惦记他；另外又贿赂看守特务，送一封信到志成公司，托其伙伴代为焚毁文件。不料这个特务却把信交给我，我率人立即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及其历史，并在他卧室下查出一个大皮包，里边有二三十份中共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道他叫许建业，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现在是志成公司会计。我一面派特务在志成公司守候，对所有来往的人，只准进不准出，抓到了刘国定等七八人，一面将该公司董事长、经理逮捕到案。接着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刘国定叛变，将地下党组织完全供了出来。
　　　　扩大破坏
　　　　扩大破坏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
　　　　刘国定叛变后，出卖了中共四川地下党川东工委的情况；川西工委在重庆接头的地点；华蓥山武装起义被镇压后转移的情况；《挺进报》印刷及发行据点；中共重庆城区区委的情况；以及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组织人事情况；运动内二警的情况；中共四川地下党与长江局的联系情况等等。
　　　　另外，我根据许建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材料及二三十份中共党员入党申请书的名单，又大肆进行逮捕，企图摧毁整个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我带领叛徒刘国定来到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量才家中，去逮捕华蓥山起义领导人陈尧楷、徐相应未获，抓到了起义领导人之一邓兴邦等，又在小巷子抓到了起义的乡长及农民等四五人；在南岸一个停工的辗米厂，发现了《挺进报》的印刷地点及其主持人陈然。我派特务去逮捕陈然，第一次扑空了，第二次找到陈然家中，陈家只有一个老母和一个妹妹，其妹夫在上海民生公司工作。这次特务们去捕陈，陈然正在收藏文件，准备跳窗逃走。特务们将他抓到，搜出《挺进报》的油印机、钢板、油墨及最后一期报纸。又在川盐银行抓到古承铄及发行据点。陈然和古承铄被抓时只有２０余岁，态度非常沉静，陈然虽显娴静而斗争非常英勇。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6）
　　　　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重庆城区区委李文祥、经济负责人王朴，以及川北中心县委的负责人都先后被抓到。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材料，又先后抓了兵工厂的１０余名工人。刘国定叛变之后，中共重庆市委冉益智，在北碚被捕，出卖了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三部分学运及中共下川东地委组织。刘国■、涂孝文、江竹筠等人，以及重庆大学、中央工校、四川教育学院、湘辉学院等高等学校共产党员２０余人，均先后被捕，从而使万县、开县及重庆学运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些被捕的共产党员中，就我接触所及，大部分党员阶级立场坚定，节操高尚，叛变投降的只有少数人，如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国民党当局为了破坏中共长江局组织，还把叛徒刘国定弄到南京，因未得要领又返送回重庆。
　　　　迫害先烈
　　　　中共地下党员不愧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他们为了党的利益，需要用不同的斗争方式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在这方面，共产党员刘国志是最典型的一个。
　　　　刘国■是中共重庆沙磁区负责人，被叛徒刘国定出卖后，当局如获至宝，想通过他把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员一网打尽，因为学运是他们最伤脑筋的。１９４７年，重庆六一大整肃，逮捕了二三百名爱国学生，也未找着中共地下党组织，所以这次把抓刘国■看作是插手学运的最好机会。刘国志原是四川一个大富户家的三少爷，后来背叛了本阶级，加入了共产党。他住在政学系张群的红人——四川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家中。他大哥刘国其，是何北衡的女婿，又是四川川盐银行驻香港的经理，掌握着蒋介石的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的对外贸易，刘航琛大半辈子贪污所得的外汇，大部分操在他的手上。侯门深似海，特务再凶再恶，也要顾虑三分。因此，我特派季缕单独深入。他乘吉普车趁早晨闯进何家，果然见到了刘国■。刘见来者不善，借口进去拿衣服，跑上楼便告诉何北衡的夫人说：“伯母，外面有人要抓我。”说罢就从后面逃走了。何太太正躺在床上，闻声而起，把两个特务臭骂了一顿，说：“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敢到我家里来抓人，我家犯了什么法呀？”搞得他们狼狈而归。
　　　　特务回来向我报告后，我感到很恼怒，即将经过情况绘声绘色地向警备司令萧毅肃和朱绍良报告，萧毅肃听后勃然大怒说：“这还了得，将何家包围起来搜查，一定要他们交人！”我奉命照办，即将何北衡家层层包围起来，特务们入内翻箱倒柜，搜出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挺进报》。接着我亲往搜查，把刘国■的二哥刘国铮、妹妹刘国风也找来。
　　　　过了一会儿，何北衡从成都打长途电话到西南长官公署，质问萧毅肃为什么在他家抓人，为什么包围他的公馆，语气很重。暴跳如雷的萧毅肃听了也冒了火，两个人在电话中顶撞起来，萧毅肃要何北衡到重庆来投案，朱绍良电告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张群，检举何北衡包庇放纵共产党。同时将执行不力的特务扣押起来，搞得我几面不讨好，狼狈不堪。
　　　　刘国■逃跑了，沙磁区学运组织的线索断了，任务没完成，还惹起了一场风波。萧毅肃和何北衡闹起来了，对我不利。为了把这场风波缓和下来，我打长途电话给何北衡，一面劝他识相点，一面告诉他不要来重庆，由我尽量设法把刘国■找到。何北衡听了，就去托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重庆市长张笃伦，向朱绍良、萧毅肃疏通，才没把事情弄僵。但经过多方搜查，仍未找到刘国志的踪迹。
　　　　正在山穷水尽之际，我布置在重庆银行潜伏的叛徒余永忠来报说，他的上级领导来电话同他联络，叫他某日某时去北碚公园碰头。我派特务带领余永忠按时到那里，抓到了中共重庆市委的冉益智，我与陆坚如立即严刑审讯，冉益智叛变，被捕的当晚就出卖了刘国■。他说刘国■及其妻子曾紫霞，已逃往荣昌其妹夫家。我派特务漆玉麟等当晚去荣昌，将刘国■、曾紫霞逮捕，解到二处，分别囚禁于白公馆和渣滓洞。
　　　　我与叶翔之、颜齐３人当晚进行审讯。刘国■的态度非常强硬，把他绑上老虎凳，仍什么也不说，我过去一面打他耳光，一面说：“你的上级都把你出卖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是有万贯家财的三少爷，搞什么共产党呵！你皮肉嫩，吃不了这个苦吧！”颜齐与他是沪县同乡，知道他的家庭情况，也劝了一番。他坚强不屈，表示他绝不当叛徒，我就未追逼下去，准备以后慢慢进行软化。曾紫霞是重庆医学院的学生，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在重庆大学掩护宋廉嗣出走，她以原六一社名义进行活动，特务机关倒是早有材料的。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7）
　　　　刘国■抓到以后，我如释重负。刘的家属怕我杀他，尽力营救，经济部长刘航琛移樽就教，登门拜访，到我家同我交朋友，希望我保全刘国■的性命，并在谈话中示意，只要我同意，可在他所在川康银行和川盐银行，随便用款，何北衡托我的妻舅张笃伦向我关说，又托军统特务头子曾晴初和皮世修在二处内部活动。接着，刘国■的大哥刘国■从香港赶回重庆，送了我一支名贵的手表，在何北衡家中宴请我，要求同其弟见一面。我想利用他哥哥来劝降，表示只要交出组织关系，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即可释放，并可以到美国去看看。他兄弟俩在我办公室见了面，刘国■劝他从家庭的利益考虑，刘国■拒绝了哥哥的劝说，没有动摇，只要求他哥哥将他家中的照片寄给他，还要了一点药品。刘国志以后就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从未释放过。逢年过节，他二哥刘国铮不断给我送来香烟、水果等礼品，我也未买他的账。
　　　　１９４９年三四月，国共和谈之时，刘航琛何北衡给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刘国■，叫他到香港去。张群将原信批交给我核办，意思只要我同意就可以了，我没有同意。何北衡还偕同曾晴初到我家来说情，我以刘国■毫无转变之意为词推托了，只释放了曾紫霞一个人。刘国■于“11·27”大屠杀时被害于中美合作所。
　　　　另一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许建业，在残酷的拷打之下，那种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更令人敬佩不已。许建业被捕后，不管我用多么严酷的毒刑，都动摇不了他的革命意志。从国民党和共产党２２年的斗争中，虽然我深知单靠屠杀不解决问题，可是出于我的特务本性，生怕不杀他，不能分化中共地下党组织，我怕他在监狱中组织斗争，还是把他杀害了。
　　　　许建业同在梁山抓到的一个农民起义领导人李大荣，是由朱绍良和蒋介石核准被杀的。执行前，由长官公署军法处处长王郁芳，将他们秘密用汽车从渣滓洞看守所提解进城，在长官公署公开开庭判决，然后由二处押至大坪刑场执行的。
　　　　扑灭起义
　　　　华蓥山位居四川中部，从合川起连接武胜、广安、大竹、邻水、长寿一带。这里的人民因不堪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早就酝酿起义，因此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指为“匪区”。从西南长官公署成立到四川解放前夕，只有４年的时间，国民党就先后４次派兵镇压。这４次大屠杀，我都参与或主持其事。
　　　　第一次是１９４６年夏天，由第十四军军长罗广文率部前往“清剿”，屠杀的人数以千计。
　　　　第二次是１９４７年冬，共产党员陈尧楷、陈相应等在大竹、邻水起义，达县、垫江、梁山各县农民纷纷响应，西南长官公署派整编第七十九师一个整编旅前往进剿，在大竹的杨通庙、张家场将起义军打散，搜到了许多标语、传单和文件，杀了一些参加起义的乡长和农民。
　　　　第三次屠杀是在１９４８年夏，完全是由我主持的。由于重庆、广安、岳池中共地下党组织先后遭到破坏，爆发了“岳武”起义，由共产党员张蜀骏、王屏藩在岳池、武胜两县率领３０００农民起义，向岳池县猛扑，将南充保安队击溃，当场击毙南充警察局局长，震动了成都、重庆。当时，整编第七十九军已调往陕西，重庆连一支正规部队也没有，受到很大威胁，乃星夜赶调驻万县的暂七旅一个新兵营、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一个支队，以及长官公署的警卫团组成“清剿”部队，派内二警总队长彭斌为指挥官，二处副处长杨元森为副指挥官，用分进合击战术，向岳武地区进剿。另外，王陵基还调来两个保安团参加“协剿”。为了搜查中共地下党，我派大批特务组织成“识别队”、“搜索队”、“情报组”，随同杨元森前往岳池、广安、渠县一带做起义军的分化瓦解工作，破坏中共地下党的统一战线，把当地的地方势力争取过来，使起义军陷入孤立，很快遭到失败。这次，“进剿”，俘虏了起义军３００多人，将张八妹、徐世连等领导干部３０余人押到重庆，囚禁于中美合作所（大屠杀时遭到屠杀）。事后，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鉴于事态严重，还亲自前往华蓥山各县，撤换了一些反共不力的县长，解散了岳池县的两个中学。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8）
　　　　第四次屠杀是在川东绥署主持下进行的。当时派了第一○八军的一个师在大竹、垫江、领水一带搞“三光”政策，起义领导人陈尧楷、徐相应在战斗中牺牲，华蓥山人民遭到血腥清洗。
　　　　祸及川康
　　　　为了破获中共川康工委，我在１９４８年曾作过两次努力，结果都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