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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刀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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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法处依法判处刘全德死刑，同案犯安平贵、欧阳钦、邱信、江知平在上海被判处极刑，与此案相关的其他特务分子也分别受到程度不同的法律制裁。但潜逃的女特务成为我公安机关的心中之刺。
五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形势已经十分明了，国民党方面知道大势已去，开始准备后路，其中一条就是大批安排潜伏人员。劳有花的名字也被列于其中，毛人凤亲自找其谈话，让她前往上海潜伏，并规定了联络方式和暗语、密码。
劳有花算得上是一个出色的特工，当时因为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一般凡是奉命潜伏的特务都是由各自的机关，或保密局，或中统，通过掌握的关系联系潜伏点，予以介绍安插。而劳有花认为那是一着险棋，因为共产党过来后肯定要对潜伏分子查一查的，这种介绍方式是不可靠的，所以她就摒弃不用，而宁可自己冒着寒风在上海滩四处奔走，最后在杜传耀的诊所找到了一份工作。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6）
劳有花在诊所做得很好，杜传耀对她满意，跟同事关系也处得非常和睦，她正感到欣慰时，杜传耀因为难以经营下去而决定关门了。劳有花于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这一事实，幸亏有杜传耀的热心介绍，她随即去了曹家渡的一家纱厂，还是做她的医务工作。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劳有花始料不及：不久老板就因为患有心脏病，猝死了！
因为平时劳有花与老板有染，老板的妻子早已记恨在心，现在有机会便毫不留情的将她从纱厂赶了出来，很快她又在卢家湾一家私人诊所找到了工作。根据“保密局”的潜伏规定，她将自己的职业和新址用暗语写了两张条子，分别贴于大世界后门和十六铺大达码头的广告牌上，以通知她的上司。她和上司之间仅靠这种方式联络，但从未见过面。
1950年2月上旬，劳有花突然接到了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函，以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是以“保密局”本部的名义向她下达的指令，让她立刻着手收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要员的出行、生活情况，所列名单的第一个就是陈毅，以下还有饶漱石、谭震林、曾山等人。
劳有花凭着她的特工经验，马上意识到台湾方面已经决定要对上述中共高级干部实施暗杀行动了。一个月后，劳有花又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函，用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竟是以密码所写！这就是说，向她发出这封密信的上司也不清楚这封密函的内容，她用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是以毛人凤本人的名义直接下达的一道指令，只有短短12字：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予配合。这位“来客”便是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
之后，劳有花就开始边精心准备筹划边等待海外“来客”跟她联系，但是，等来等去一直没有等到。直到后来报上刊载刘全德落网的消息后，她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劳有花根据上层指示：立刻离开上海，等待刺杀任务！于是，劳有花就逃往山东，并且在济南落了脚。劳有花的父母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双亡，她在济南有一个表妹，抗战后期曾经去过重庆，劳有花当时热情地接待过她，因此两人是有联系的。
解放后，劳有花的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军官，她本人也成为干部，在区政府工作。劳有花就被安排去了一家私人开办的工厂，还是在医务室工作。不过，这家工厂的医务室连她一共只有两个人，因此，她被人称为“医生”，好在劳有花的那点医学知识已经足够胜任这份工作了。
不久，行业开会也就叫上劳有花，区政府举办什么政治性的宣讲员培训班，也有她的份儿，接着，又是工会。不到两年，劳有花已经成为厂里的积极分子。劳有花寻思这样倒也好，自己表现得积极点儿，让人根本不会对她产生怀疑。怀着这种动机，劳有花竟然安然度过了“三反”、“五反”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时，劳有花所在的工厂已经成为公私合营性质的企业了。
“反右”运动结束后，工厂党组织发展中共党员开具的考察名单中，有劳有花的名字。于是，劳有花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又上党课、列席党员民主生活会等等，忙得不可开交。到了1958年初，党组织正式派人找劳有花谈话，然后叫她填写登记表格。登记表上要求如实填写本人的履历，并且得一一列出证明人和证明人的身份、地址，这是需要政审的。这个问题，劳有花早已考虑过了，否则她也不敢要求入党了。她把自己从1937年考取南京那所教会护士学校一直到在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的全部经历，篡改为考取护士学校上学毕业后在重庆、南京的私人诊所工作，一直到1948年底她去上海奉命潜伏为止，那么证明人是谁呢？劳有花已经想好并且试探过了，就是她的表妹。
1948年底去上海潜伏后的那段历史，劳有花倒不怕，因为她是这样考虑的：当时她离开上海来济南时，那个地址是在卢家湾那里的诊所，如果落网的那个台湾刺客已经把她供出来了，公安局去查过了，也已经是一个无头案子了，因为那个诊所的人根本不知晓她的任何情况，而她只要把那段短暂的时间放到济南，谎称离开曹家渡那家工厂后是直接到山东的，只不过在山东各处转了转，寻找失散的亲戚，又在表妹家待了一段时间，这样也就可以蒙混过去了。在霍山路杜传耀开的诊所和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时间她是照实写的，因为她认为自己在那里没有发生过政治问题，而跟那个老板有染之事，已经跟老板家属有过协议，双方当然都是守口如瓶的。
殊不知正是这实情使劳有花露了馅：工厂党组织分别向上海方面发了两份外调公函，一份是发往上海市卫生局的，要求代为向杜传耀调查核实——有关人员也想当然地认为杜传耀肯定在卫生系统工作；另一份是按照劳有花表格上的地址发往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料想也一定已经公私合营，但地址估计是不会错的。
前一份公函还在上海市卫生局打转时，后一份公函已经发生作用了。那家工厂确如发函者所估料的，已经公私合营，但是还在曹家渡原址，而且医务室也还是那几位，那位像修女样文静的女医生还是当着主任。这样，接下来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份公函随即被送到了公安局。
上海警方的档案中还保存着这个悬案的记载，尽管当时的经办人已经调离了原先的岗位，但是一查还是马上弄清楚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签署了逮捕令，指派警员前往济南对劳有花实施逮捕。
劳有花被捕后，对其与刘全德等合谋刺我国领导人的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劳有花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至此，国民党特务机关刘全德一伙企图谋杀陈毅的计划彻底破产，所涉敌特人员全部落网。
此案再次向世人昭示，凡不择手段试图与人民为敌的人，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参考文章：
《斩断伸向陈毅的魔爪——国民党特务杀手刘全德落网记》，作者：鲁青，《党史文苑》1998年第1期
《捕获杀手刘全德的经过》，作者：扬帆，《炎黄纵横》2006年第4期
《谋刺陈毅的女特务落网记》，作者：曾洁，《文史天地》2007年第7期
……（本卷结束） ……
第三编 扑朔迷离 名案追踪
第一章 陶成章遇刺案始末（1）
·陶遇刺一案乃民国革命党人内部的第一件凶杀案
·陶成章破衣敝屣奔走革命，“四至杭州而不归”
·陈其美揽权起杀机，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蒋介石对陈其美素怀知遇之恩，二人结拜为兄弟
·陶案后，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
·蒋介石惶恐万分，为避风头再次东渡日本
·陶案调查不了了之
中华民国的建立，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是，当时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并存，相互角逐十分激烈。就在1912年（民国元年）的春天，就在人们翘首企盼一个新民国的到来时，沪军都督陈其美遣派他的部下与密友蒋志青（介石）暗杀了著名的革命党人陶成章，首开了民国以来发生在革命党人内部的第一件凶杀案，一时举国哗然。
陶成章案件发生在1912年1月14日凌晨2时许，比袁世凯主使凶手在1913年3月20日狙击革命党人宋教仁还要早一年两个月零六天，在民国政治史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同时这一事件对今后的中国政坛也有着极为深远影响，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更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原本是默默无闻，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无大建树的小卒。而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却使得他的名字头一次写进了历史。
关于蒋介石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案件，一向是国民党当局讳莫如深、严禁谈论的史实，是“国统区”史学家们的“禁区”。所以，几十年来，凡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国统区”以至今日的台湾岛上是一律横遭封锁、湮没，偶或出现，也必遭歪曲和篡改的。鉴于溯往知今，就让我们一同来探究这一历史案件的始末原委。
一
陶成章（1877—1912）字焕卿，浙江绍兴人。他是清末著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倡导者、革命家，是光复会领袖之一，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浙案记略》等书，他的活动对辛亥革命成功有着很大的贡献。
陶成章早年曾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15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一些新学书籍，思想逐渐转变。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激发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与“推翻君主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合拍。1902年，陶成章赴日本留学。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结识该会会员龚宝栓、魏兰等人，参与商议革命活动。1904年，陶成章归国，遂积极奔走革命，联络会党，策划举事。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瘁”。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有一次抵杭时已是腊月二十六，魏兰劝他回家过年，他答：“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
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孙翼中的介绍，陶成章结识了当时尚在狱中的白布会领袖汉振声。二人相谈甚欢，汉振声为陶成章写了几封介绍信和十几张名片，便于他前往各地与会党联系。陶成章每到一处，既联络会党、散发各种革命报刊，同时也做社会调查，对当地会党、兵营、贫富户、地理、财政等各个方面加以了解。活动颇有成效，“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1904年10月，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栓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以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6字为宗旨。年底，陶成章赴日本，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是在这时加入光复会的。
光复会成员积极地宣扬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各自的思想成分很纷杂。不过，“在各种成分中，反对满洲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瑾等先后加入，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1905年秋，陶成章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借以召集江南各府会党成员到校，进行军事训练。秋瑾后来在该校发展了600多名会友，陶成章则奔走于浙、皖、闽各地，联络革命志士。后来由秋瑾组织成立了光复军，推举陶成章为五省大都督，计划起义。1907年夏，徐锡麟在安庆击杀巡抚恩铭，壮烈牺牲。不久后，秋瑾响应起义，不料事败，也从容就义。辛亥老人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浙江、安徽倡言革命，屡次起义，前仆后继，可歌可泣，都是光复会所领导的。”
第一章 陶成章遇刺案始末（2）
徐锡麟及秋瑾案发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陶成章，陶因此潜赴南洋，继续其革命宣传活动。1908年春，陶成章到东京接受编辑《民报》。1908年秋，陶成章自日本再赴南洋，拟筹款在江浙一带举行武装起义。在筹款问题上，陶与孙中山先生发生分歧。陶成章请孙中山协助向华侨募捐，但孙中山以为把起义重点放在华南地区并不妥当而未予支持。由此与同盟会产生隔阂，陶成章负气不再用同盟会名义进行活动，而改以“光复会”名头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同李梁和等人联名发表了《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攻击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后又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恰在这时，章太炎也发表了一篇攻击孙中山的文章，于是，他们相互呼应，联手诋毁孙中山先生。这一由筹款活动而引发的策略上的分歧，再加上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导致了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这期间，吴稚晖从中挑拨离间，更扩大革命党内部的裂隙。1910年2月，章炳麟和陶成章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章任正会长，陶为副会长，他们大力发展党务，“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对于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嫌隙，辛亥老人沈瓞民认为：
“光复会自始至终，从领导人陶成章起，深入各地，打进基层，实行武装革命，从不少懈。而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领导人居国外时间多，宣传也多于力行。光复会对这点意见较深，两者分歧点在此。”
不过事实上，陶成章和孙中山之间的这种分歧和裂痕属于革命党内部“一些非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政治原则上并非势不两立”，因此光复会分裂出去后，仍然坚持革命，继续反清，革命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光复会与同盟会仍属同一阵营，在革命的大方向上是与同盟会保持一致的。因此，辛亥革命之际，光复会与同盟会合作共进，同举起义大旗。在推翻满清的革命过程中，光复会志士的牺牲是无比惨重的，沈瓞民曾回忆说：
“光复会坚持由‘鼓吹’而走向‘力行’，就是重视武装革命，自癸卯至辛亥之间，没有一年，没有一月，不在进行武装革命。清朝统治集团残酷镇压，同志被杀的、被密拿、通缉的、起义就难的，前后不下5000人。时隔50载，姓名湮没无闻，比比皆是。”
二
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陈其美年少时因家道中落，15岁时辍学，到当地的一家当铺当学徒，使其长兄及三弟能上学。他怀有抱负，对当铺生活感到厌烦，而当铺外的天地，风云激荡。陈启美从上海来的报纸上，“洞悉世界大势与中国国情”，他“驰书亲友，痛言清廷失政，须人民自图振作，20年后当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1902年，陈其美的三弟从日本回中国，讲述日本富强的情况，陈其美受启发，决定不故步自封在当铺终生。1903年，陈其美只身到上海，在同康泰丝栈任佐理会计为生，同时结识各方人物。1906年春，陈其美得到了在湖南长沙任新军统带的弟弟陈其采的资助，赴日本留学。先是进入东京的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一年后改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由孙中山暗中资助，由日人寺尾亨博士出面创办，暗中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后来陈其美认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在当地认识蒋介石，二人后来更结拜为异姓兄弟。
1908年，陈其美回中国，在上海、杭州等地加入青帮，在浙京津等地联络会党支持革命。1909年夏，他想要策动浙江起义，但因被告密未成，后来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宣传革命。陈其美人称其有“四捷”：口齿、主意、行动、手段。性格豪迈侠气，做事勇敢果断，在上海受到了帮会团体、商团士绅和同盟会三方势力的拥护与支持。经过三年的苦心经营，陈其美终于在上海站稳脚跟，打开了局面，从缄默无闻一跃成为蜚声沪上的革命党人。应该说，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陈其美在上海，形成了以中部同盟会为核心，以资产阶级势力作依托，利用会党为工具，这样一个适合上海特殊环境的政治格局；制定了以上海为中心，联络邻省，谋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胜利，从而影响全国的革命方略……这些活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高潮，作了有组织的准备。孙中山曾说：“溯陈君之生平，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其间慷慨持义，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述”。1911年7月陈其美参加了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为庶务部长，参加了光复上海的行动。
第一章 陶成章遇刺案始末（3）
如前所述，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革命成员，虽然在革命策略和做法上有所分歧，但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双方便即刻展开合作。陶成章立即归国，在沪杭一带共谋举事。光复上海一役，便是两个会党合力的成果。
武昌军政府派光复会李燮和（柱中）为总司令，带领敢死队来到上海。李燮和随陶成章一同会晤了陈其美，双方约定11月5日举事，不料陈其美私下又召集亲信另行集会，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清廷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广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
于是陈一方决定抢先发动。陈其美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同盟会员之外，其余多数是上海帮会的人，他们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不料陈其美未及开战便被擒住。李燮和闻讯，即刻率领光复军赴援，攻下制造局，救出了被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起义人士一面寻出被绑的其美，护送回家，一面推燮和充临时司令，主持一切。”光复军攻下制造局后，占领了弹药库，上海遂告光复。
应该说在光复上海之役中，光复会的李燮和在资望和战功都高于陈其美。
当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载：
“此次上海举事，总司令为李燮和，水陆各军俱响应，吴淞、高昌庙水陆巡警及炮台各军，亦皆应命。惟攻制造局时，以该局有备，未遽得手，定于夜间再行进攻。现该局张总办已乘小轮逃逸。军政府已张贴告示于该局门首，宣言已举民政总长李平书为总经理矣。”
但是，由于陈其美热衷于揽权，原先就有抢先动手以夺取都督席位的意图，因而光复上海后的第二天，上海会党邀集开会，当中有一人携手枪上台演说，称：“现在上海光复，都督一席非陈英士（陈其美之别号）先生担任不可，请列位举手拥戴；如有反对者，请尝吾弹！”说毕，将手枪往桌上一拍。本来在举行都督回忆时，陈其美一伙就将光复会排斥在外，光复会只有一人临时闻讯参加，此举一出与会者更是连李燮和的名字都不敢提了。由此，在上海青帮势力的支持下，陈其美终于如愿以偿，被推任沪军都督。李燮和则退至吴淞，设立军政分府。
陈其美在上海光复后虽然位居沪军都督，但当时的上海也是内外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陈其美本人，他一向就对光复会的人有很深的成见，起义成功后，他更逐渐暴露了江湖帮会头子的种种陋习，竭力排挤上海光复会支部长李燮和，多次制造各种矛盾。这时候的陈其美已经越来越不像一个革命者，而逐渐还其帮会首领心地偏狭、短识陋见的真面目了。
陈其美自任沪军都督后，经常“在外冶游”，成天“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在龙浩池给陈其美的信上，就坦率的指陈：
“日来街谈巷议，咸闻阁下无日不在清和坊等处，非酒即和，甚至谓自中秋节以来，已连取小星四人；进出必坐极华美极昂贵之汽车；府中上下人等，凡是稍优之缺，悉数以湖州人充之，一若都督府变成湖州同乡会也。阁下身居都督，与朱少屏等一流人成群结党，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无怪有种因公务奉访者，十数日不得一遇面也……龙浩池顿首。”
陈其美不仅“成群结党，花天酒地”，还动辄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同志施以暴力。如李燮和在吴凇成立军政分府时，有一天在吴凇车站乘车前往上海，陈其美竟派人前去行刺，所幸未能杀死李，但却击毙了李的卫兵。
另一桩暴行就是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葆，南京光复后，参与南京之役的陶骏葆因公抵沪访谒宋教仁和黄兴，其后前往都督府拜会陈其美。陈请他在客厅坐候，不一会儿便派卫兵将他逮捕，反剪双手，并布包其面，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上开枪将其杀害。陶骏葆遇害后，他的哥哥陶逊为此发表了一封很长的电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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