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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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业属我个人，玉碎我也自愿。苟且取巧，我素耻恶。”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此史量才给予很大支持，立即派陈彬和（已辞去《申报》职务）、钱华（《申报》记者）参加同盟，任总会和分会执行委员，协助撰写文件及新闻报道。“同盟”成立后，《申报》陆续大量地发表“同盟”的代电、消息，扩大它的影响。12月29日“同盟”在华安大厦（现华侨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史量才以记者身份出席，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坚决拥护争取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的主张，并号召新闻界同人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战斗。次年3月，共产党员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等三人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及时报道了“同盟”营救的经过，并发表律师的辩护声明，等等。
　　　　1933年春，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官扣发有关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史量才打电话把上海新闻检查所主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陈克成找来，严峻地责问道：“时至今日，你们竟然还扣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你们究竟还像中国人吗？”接着，史又借题发挥，拍桌大骂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陈克成慑于史的雷霆，忙说：“让我打电话向南京请示。”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7）
　　　　1931年后，《申报》增设了许多社会服务机构。在《申报》总经理下设立总管理处，以陶行知为顾问，黄炎培、戈公振为设计部正副主任，开始了《申报》自身一系列的改革。根据陶行知的建议（陶1930年被蒋通缉逃亡日本，1931年隐名潜返上海，对外不公开），《申报》的革新抓住“时评”这个“头”和《自由谈》副刊这个“尾”，同时，切实加强与读者的联系。时评一改过去“温吞水”式的面貌，言论切中时弊，虎虎有生气。增辟的《读者通讯》栏，深入政治领域，发表了一批言人所不敢言的来信，很引人注目。鲁迅、瞿秋白、茅盾、巴金、叶圣陶、唐彛�等人的犀利杂文则刊登在改革后的《自由谈》上。《申报》还决定增添专论和各种周刊，约请胡愈之、金仲华等撰稿。1932年7月至1933年12月，《申报》又创办了一系列社会文化事业，例如《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申报丛书》等的创刊，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服务部的开办，等等。而由李公朴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包括其中的“谈书指导部”，以及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对广大青年尤其具有吸引力，后来更成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战斗堡垒。当时，《申报》成为全国拥有众多读者的最大报纸。
　　　　史量才愈往前行，步履愈加坚定。他终于从一个报业巨子，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爱国新闻事业家。他代表着资产阶级中要求摆脱国民党控制的一股势力。据说，蒋介石曾亲自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真是枪杆子和笔杆子之间一次惊心动魄的对话，手握申、新两大报纸的史量才，负一国舆论重望，没有理由不自信，但他竟然没有察觉到“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枭雄对他的忌讳，他已成为不受约束的权势者眼中的钉子。很多年以后，杭州的丁云川老人听说这番对话，都要发出如此的感叹：“有骨气啊，可惜纸头敌不过弹头”。蒋介石为维系其反动统治，恫吓进步力量，阻止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终于下决心要除掉史量才。
　　　　五
　　　　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学者魏斐德认为：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
《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对戴笠下令准备谋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
　　　　暗害史量才的罪恶活动，在悄悄地进行。特务头子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亲自部署了这一活动。当时，蒋介石担心的是，一旦事发，上海工部局将会揭破真相，因此特别指示不许在上海租界内下手。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准备在史量才返沪途中狙杀。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8）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和他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横在公路上的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同学邓祖询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当时，史量才只有56岁。
　　　　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轰动。血案发生后，上海舆论哗然，一些报纸发表言论指出：“此种以野蛮手段所行之罪恶，实足使沪上各界人士为之震惊”（《上海泰晤士报》）；并说：“暗杀之风，年来甚盛，……若惝恍迷离不可捉摸者，殆莫如此案”，强烈要求缉拿凶手，解开这个疑团（《新闻报》）。噩耗传来，《申报》同人陷于极度悲痛之中。他们尊敬史量才的为人，痛感世事之不公。
　　　　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由于此案一直未破，真凶始终无法缉拿归案，后来鲁涤平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竟突然身亡，也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舆论普遍认为与他追查这起谋杀案时掌握了某些线索有关。这样，史量才被害案就更为“扑朔迷离”了。在那强权践踏真理的年代，人们只好将哀愤寄于悼诗唁文，有一首挽诗写道，“谁谓天地宽，不许正人行；谁谓天地窄，魑魅森从衡！……安得照妖镜，尽睹魑魅形；安得双飞龙，为君一廓清？”
　　　　11月15日，史量才的遗体运送到沪；16日举行大殓。这一天，铜仁路史宅附近一带，军警戒备森严。上海各界人士前往吊唁者有2000多人，外地各方的慰唁电函，更如雪片飞来。
　　　　史量才遇难后一年，即1935年5月18日，其灵柩运往杭州暂置。1936年春，全国抗战风云密布，史量才被营葬于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茅家埠天马山麓。章太炎为他撰了《墓志铭》，称誉“史氏之直，肇自于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赞他“不与俗同污”，是一位“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的“伟丈夫”！
　　　　史量才遇难后50年，1984年11月13日，上海市各界人士隆重聚会纪念。人们缅怀这位具有强烈正义感与爱国热忱而又勇于开拓的民主战士和新闻事业家，赞颂他为我国抗日民主运动和文化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参考文章：
《守护“报格”的报业巨子史量才》，作者傅国涌，《书屋》二〇〇三年第八期
《史量才》，作者：庞荣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史量才与上海申报》，作者：胡憨珠，台湾《传记文学》第67卷第3期
《报海旧闻》，作者：徐铸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报章血痕》，作者：李文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1）
　　　　·早年赴美留学
　　　　·出色的外交能力，在清末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积极推进民主共和
　　　　·与孙中山的分歧，政治消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任中山县
　　　　·上海沦陷后，与各方暧昧不明，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
　　　　·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等组织华中伪政府，蒋介石下令杀唐
　　　　·1938年9月30日，被特务赵理军等暗杀于家中
　　　　·流传的多种死因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了上海。此后从1938年到1940年是上海史上的一段恐怖时期，暗杀与绑架层出不穷。其中大量的是日寇及其卵翼下的汉奸特务机关制造的杀害抗日爱国人士的血案，也有不少是国民党军统组织镇压汉奸的事件，互相交织，扑朔迷离，枪弹横飞，刀斧并用。其中尤以1938年9月30日，曾任过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的被杀，更是触目惊心，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一
　　　　唐绍仪，又名唐绍怡，字少川，生于1862年1月2日，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唐家村人。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
　　　　唐父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自幼到上海读书，随着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洞开，清朝统治阶层为之震撼，一些有识之士为挽救清朝统治危机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在这场洋务运动中就包括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到西方学习先进的制造枪炮的技术。1874年，年仅14岁的唐绍仪随同第二批留美幼童被选派到美国留学，由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稍久，这些留美幼童为避免同学嘲弄，有人剪掉了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见师长羞于跪叩，还有人随房东去基督教堂，惹怒了“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吴嘉善和驻美公使陈兰彬，认为学生离经叛道，不读儒书，目无师长，沾染恶习，有以夷变夏之险。1881年奏请慈禧批准撤回全部幼童，遣送回国。船到上海登陆时，像一群罪犯，由清兵押送，被关押起来，最后不问所学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尽管如此，几年的留美学习和生活，成为唐绍仪人生轨迹中的重要一段，对他今后的人生必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从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绍仪在美国生活了7年，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深深影响了年轻的他，为后来他的各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成就的取得奠定了一定基础。
　　　　1881年唐绍仪归国后，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889年底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在任上表现出干练的外交才能。在朝鲜期间，唐绍仪与当时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建立友谊。1896年10月，清朝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10年的外交生涯。
　　　　回国后，因曾经留学美国，清政府安排唐绍仪在外务部门负责一些外交事务。1899发生的“山东教案”中，法国政府借“法国教案”要求清政府赔款84万两白银，唐绍仪接手了“法国教案”的谈判任务，在他的努力下，赔款数额由84万两白银降为17万两，大大减轻了清政府的负担，从而深得清政府的赏识，使得唐绍仪有机会参加多次的外交谈判，并一次次取得重大胜利。
　　　　二
　　　　铁路主权关乎国家主权，国家对铁路的控制如何，必将影响铁路沿线经济甚至是整个国家经济及政治的发展。近代帝国主义国家为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掠夺，获得了许多地方的铁路修筑权。为收回铁路主权，唐绍仪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1898年10月10日，清政府与英国的中英公司签订了《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铁路建成后，铁路的控制权被中英公司侵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关内为英人控制，关外为俄人控制。《辛丑条约》签订后，袁世凯派唐绍仪去与英人交涉，于1902年4月29日签署了《英国交还关内外铁路章程》和《关内外铁路交还以后章程》，明确规定了中国管理和统辖该铁路的大权，同时将原合同中作载明的支路修筑权予以更明确的规定：此后在距离现时所有铁路80英里地方之内，凡欲新修铁路，除此章程画押以前所应允修办者外，均应由中国北方铁路督办大臣承修。这引起了在该区域享有特殊利益的比利时和俄国抗议。由于唐绍仪的坚定立场及杰出的外交活动，使得比、俄两国取得该区域的铁路修筑权无法实现，最终使关内外铁路全线接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开始了收回外资铁路自办的新阶段。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2）
　　　　此间，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亦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1902年6月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很快攻陷拉萨，清朝驻藏大臣有泰令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拉萨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帝国主义的干预。清政府在严禁有泰签押的同时，向英国政府提出谈判的照会。由于唐绍仪在多次谈判中的杰出表现，唐绍仪就成为此次谈判的最佳人选。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后，于1905年2月率代表团抵达印度加尔各答。由于此次谈判关乎中国西藏的主权，尽管英方代表采用了威逼恐吓，唐绍仪的代表团不为所惧，据理力争，因英方仍存自鸦片战争以来利用坚船利炮做后盾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中获得大量权益的心理，试图继续施压，无意退让。唐绍仪见此情况，在征得清政府同意下，宣布中止谈判，使英方的企图无法得逞。后谈判地点转移到北京，唐绍仪仍在围绕西藏主权问题决不妥协的前提下参加谈判，由于唐绍有的坚持，加上英国政局的变动，在英方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的前提下，与中国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尽管该条约仍然失去一些权益，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维护了西藏主权，无异于是唐绍仪最大的贡献。
　　　　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自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他主持路政后，着力扩大我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合约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
　　　　唐绍仪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在自己任内尽力收回海关的主权。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失去海关的自主权，特别是在1863年总理衙门任命英国人赫德为海关总税务司后，西方国家利用这一便利的条件，逐步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1906年清政府设立税务处，隶属度支部，辖总税务司和各口海关，任命唐绍仪为会办大臣。唐绍仪在上任伊始，他即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税务处的高级官员基本上是由外务部和户部中抽调的华员所组成，有力地阻断了总税务司与总理衙门的关系，截断了赫德的臂膀。同时为加强华员在各海关的力量，唐绍仪下令今后各关税务司应让华员发挥更大作用，并规定今后不可多用洋员，使近代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开始动摇，有力的打击了西方列强把持中国内政、外交的企图。可惜的是，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嫉妒，唐绍仪在税务处的位置并未干很久，于1907年4月该任奉天巡抚，税务处又开始受到西方国家的控制。这种局面唐绍仪是无法掌控的。
　　　　1907年，唐国聘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他企图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翌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唐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日本拉拢美国抢先签订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1910年，唐绍仪曾一度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但不久即辞职。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3）
　　　　唐绍仪在外交活动中的极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做法无疑和他的留学经历有关。当时的美国已是世界强国，加上当时的国际环境，列强间的外交活动日益频繁。民族主义在西方得到普遍的认同，当时的国际外交已更加凸显国家利益至上。为维护甚至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各国不惜动用各种手段。种种国际环境和国际外交原则必然会对在美国生活了7年的唐绍仪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与那些旧式官僚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学识、见识还是胆识。
　　　　三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达到个人夺权的目的，对清皇朝和革命军采取又拉又打的策略，派出唐绍仪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他在和谈中未尽袁世凯之意，并劝袁迎遂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在这次南北谈判中，孙中山成功团结争取了清政府的高官大吏唐绍仪，使其逐步走上了孙中山所指引的民主革命道路，与孙中山携手合作，促成了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作为袁世凯议和专使的唐绍仪少年留美时曾接受过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自唐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起，和议就分明暗两条线，一是唐绍仪、伍廷芳的公开谈判，一是著名的“惜阴堂”密议。同年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抵沪，旋即在惜阴堂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