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烟杂感随笔集－-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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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俗人生的精神超拔，当然也是向危险边界的又一次冲锋。在真正的诗人那里，在他的作品面前，我们感动的是他所带给我们的无限自由与固定的童音。他点破了困扰我们多年的郁结成疾的思虑。当我们在生活中忙忙碌碌谨小慎微时，诗人以自我的超拔为我们思索、回忆、祷告，如时代剧烈变革的大潮中的孤灯一盏，为我们采撷越来越罕见的圣洁云朵。

　　　　溪水清凉，润滋土地的顽劣。岁月的手经过窗前，摸到一张诗人留在灯下的信笺。上面模糊地这样写着：

　　　　“我想生存

　　　　想稻谷和蔬菜

　　　　想用一间银白的房子

　　　　来贮藏阳光

　　　　想让窗台

　　　　铺满太阳花

　　　　和秋天的枫叶

　　　　想在一片静默中

　　　　注视鸟雀

　　　　让我的心也飞上屋檐”——

　　　　顾城诗句

　　　　这种渴望天真而忧伤。梦幻一般梳理着我们纷扰的神经。

　　　　而我们无法远离的土地之上，现在，这些太阳花正试图绽放。宁静而净洁。

　　　　不管如何，愿望与努力之间，更多地，现代的诗人们将面临生活的严肃面孔。

　　　　“那些躬耕的身体不断弯曲

　　　　弯下去，

　　　　到一定角度，

　　　　成为人类丈量世界的标尺”——

　　　　烽烟《标尺》

　　　　诗人的使命，注定了他们与世界的紧张关系，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进行缓解人类精神上与世界的另一种紧张关系。他们很难与正常人一样生活，对无可触摸的神迹的追寻，因文本意义和精神自治的艰涩，以及推敲语言符事情和诗歌审美价值探求，往往使他们习惯了劳作而变得狂热而憔悴。他们需要安静，他们害怕生活中出现不必要的噪音。可生活的纷乱和世事的烦扰是难免的，厚颜并且顽固。为了捕捉那稍纵即逝的灵感，诗人得拼命驱逐欲破窗而入的喧嚣，千方百计从很快蒸发的语言意识形态中打捞属于自己的同时又属于整个人类公有的致命诱惑。应该说，真正伟大的诗作，都是诗人在与人世以及自我的激烈冲突中诞生的，这种非世袭的精神财富，令诗人呕心沥血一往情深。当然，对这种和世界与生俱来的不和，诗人内心充满的更多是祥和的愿望，以及达成这种愿望的契机。文本存在的这种“古老的敌意”，使诗人陷入越来越深的苦难。所以，十多年前的那个秋天，顾城要告别欧罗巴和美国，返回激流岛，返回他亲手修盖的房子，返回他那已被击碎的童话，这是非常自然的行为。当我们翻检诗人最后半个月留下的短章，每个人都能看出，这时的顾城并没有轻生的念头和疯狂的癔症，有的或许只是疲倦和对生命之重的童真感悟。他仍然对人类抱有期望。

　　　　期望首先粉身碎骨，然后才是玉石俱焚。顾城渐渐远去，他留下的已经不仅仅是诗歌精神本身，还有中国汉语“另类”文本。生活还在继续，中国文化的轨迹仍然还在。

　　　　事实上，不管是流放还是沉埋，中国文化依旧充满生机。就在“麦当劳叔叔”慈爱目光的注视下，中国文化的另一部分重要文本正在阳光下褪去霉味。今天重见天日的文革时代的“地下诗歌”和“手抄本”等，恰恰也是精神匮乏年代里人性从未灭绝的有力见证，表现出个人对文革集体记忆的书写和反省。而在文革被终审判决为非常态的历史之后，当下的文革叙述中却在空间转换的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发生了阅读和理解的错位。原本私人写作的潜在性在当前公众注意力的聚焦与期待中营造起了另一个阅读空间，像一个曝于天日之下的“地下宫殿”，忽然启开大门裸露出中国文化的密室。然后，地下宫殿中的晦暗不明被放在了透明的玻璃展柜中，经历来自包括网络文化在内的公众阅读目光的审视与心理精神的交织，而必要的光源则是历史本身的记忆资源。在理解的前题下，人类的生存世界必然会从越来越多的地下宫殿中浮起来，文化不再拥有隐蔽性和潜伏性，各种汉语文本将在远离宏大叙事的场景中期待叙述的私人性并公众化，历史的理想主义将被固执地替换成持久的现实主义。关于历史原型的个人记忆将添加到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空间当中。由此，潜在的文本终究成了人性的欲望引导者，地下宫殿以一种由语言戏仿而制造出的滑稽场面被公开展览。这样就会对当下读者的阅读产生可能的危险：当某种私人性的生命伤痛自忘川之下重新昭示给公众，在带给阅读震惊体验的同时，由于时间的自然隔离，也由于阅读的“旁观化”和“快餐化”而带来人性的淡漠和自我反省的长久搁置，最终会使得自揭伤疤的写作行为沦为人类广义上的血色黯淡的悲情表演。

　　　　历史有理由选择疼痛，就像我们有理由选择苦难的生活。

　　　　2004/11/25于深圳退笔堂
第八篇：蝴蝶飞向灵魂的小木屋
　　　　第八篇：蝴蝶飞向灵魂的小木屋

　　　　蝴蝶飞向灵魂的小木屋——

　　　　本雅明思想及文本印象小记

　　　　文/烽烟

　　　　象翻过一页黄纸那样

　　　　翻过咸了的闪电

　　　　象撕下一张面具那样

　　　　撕下发黄的时间

　　　　有一种晚熟的呼唤

　　　　象窗外的麦田山后的草原

　　　　虚脱的云正在汲水

　　　　远方的松固守危岩

　　　　让疼痛的视线轻微点

　　　　让秋后的疲倦洗洗脸

　　　　沉默钉在椅上

　　　　在一切陌生的帷幔后面

　　　　总有一种期待，一种滤后的慎重

　　　　象预感一样点燃

　　　　一段稀薄的时光，沉稳地

　　　　保持着对天空和暗夜的身段——

　　　　烽烟《相信未来》之二

　　　　我是以一种知足的神情坐在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图书馆里。周围林荫密布，草坪正当盛年。阳光在冬日后午休，我的目光停留在一排排溢香的书架上。而思维刚刚离开激流岛，我试图搜索下一个带来文本意义惊讶的目标。

　　　　一只蝴蝶蹰躇于窗沿，久久未曾翕动，如一张合起的信函。

　　　　我已有多少年未曾在冬天见到过蝴蝶了？我问自己，也想问问收集蝴蝶标本的德国著名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

　　　　本雅明是位善本收藏家，这点与钱钟书和周作人相仿。我想，善于收藏文本的创作者，如果时间允许，自由持续存在，他想必会成为一代宗师。

　　　　然而，本雅明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小镇波特博服用吗啡自杀身亡的事实击溃了我从激流岛归来的目光。遥遥的，一切多么真诚而坦率！

　　　　这是上个世纪的事。像一份人生阅卷，摆在我已日渐憔悴的视觉空间。

　　　　本雅明一生集众多身份于一生：文艺批评、翻译（翻译波德莱尔、普鲁斯特的先驱）、哲理思考、随笔写作者等。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之外，而在书界，作为收藏家，本雅明也享有不小的名气。收藏家是孤独者，这是一种窥见远方的独步的孤独。“经验也如同物，如同书籍，那样可以收藏，书籍就是最好状态的物质化的经验。而收藏家则是这些经验的渊博的阐释者：他几乎很少将它们捧在手中，例如他似乎，获得灵泉，透过书籍而去，窥见远方。”（本雅明演说词）在收藏的过程中，真正的收藏家成为具有“救赎”倾向的“物界的伯乐”以及“命运的阐释者”。

　　　　基于与物界的长期交流，本雅明的创作出现了远离哲学抽象语言，服膺于日常生活的诗意描述，他不断将具像的城市习俗、心灵交流的世界和个人独特经验纳入到他的考察范围中去，从而让文本呈现出以暗示为主要特征的书写特征。他的静穆和优雅、深度与广度都体现于这种奇特的风格之中，影响着后继者对微观事物的判别力和宏大叙事的兼容性。本雅明的个人体验由于从一开始便深深地嵌入到城市历史的阔大体系中，因而其文本成为城市跳动的心脏。他以其精巧和娴熟的隐喻和寓言手法，恰当而不失风雅地透露出写作本身的要义——自给自足。

　　　　如许多优秀的思想者一般，本雅明的生存环境从未出现过后顾之忧。柏林西区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的富有以及从小接受着的良好教育，都使本雅明获得了创作过程中的专注。当我们怀着深深的眷恋回顾他那些书中章节的篇名——蝴蝶标本、内阳台、西洋景、圣诞天使和驼背小人——就可以知道，本雅明的童年生活跟普鲁斯特何其相似，跟老是喜欢举着一个网兜倘佯在乡野草丛中的童年纳博科夫也多么地雷同。普鲁斯特记忆中母亲的轻轻一吻，纳博科夫说到的那种摇篮的感受（《说吧，记忆》），都在本雅明的文本中得到大量甚至完美的呈现。生活的富足感，虽然曾给本雅明带来过另一种成就感失落的忧伤，但恰恰是这种失落感的存在，让他更明确了文本中思想闪光的不可重复性。类似的固定的淡淡忧伤，包围着本雅明的城市，使他的文本像一只潜伏于城市的水蛭。

　　　　而他的思想，那些不断闪光的梦，则成为他手中的蝴蝶标本。只有这时候，他才体验到生命被阉割后又从他手中涅槃的快乐。不断地，本雅明在他只属于他的这间手工作坊里获得一次又一次淋漓尽致的满足。并且，他还将对这种事情加以愁肠百结般的评述，从而引发世界的震惊。罩着淡淡死亡阴影的美丽的蝴蝶标本，在一双充满怜惜的手中升华，这对于一位致力于文本写作者来说，何其壮美！美好事物的爱慕和对这些事物无可奈何地消逝的痛惜，交相渗透在记忆中的感悟，使本雅明的思想和文本成为一个时代的忧伤与美丽象征。洇湿着我们眺望的眼睛。

　　　　然而，标本毕竟只是标本，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象征或隐喻。本雅明更加执著地要捉摸这些已经消逝了的事物背后的微妙意味，便注定了不能从中得到解脱。无疑的，另一方面，正因为“一九○○年的柏林”无法再现，那么，本雅明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梦将不复存在，他会陷入无所留恋的精神空场。多愁善感与精神单恋成为事实，本雅明更具诗人气质的灵魂世界发生了极地徘徊。

　　　　蝴蝶回到了灵魂的小木屋，成为标本。小资的本雅明却从一位思想者成为一位诗人。这个嬗变照亮了他那间小木屋，也照亮了他所迷恋过的城市。

　　　　渐渐地，一切标本之中，本雅明的蝴蝶成为文本意义上的孤本。

　　　　就象深圳这座城市所表达的存在意义一般。

　　　　2004/11/26于深圳退笔堂
第九篇：周星驰的笑和牛仔裤的洞
　　　　第九篇：周星驰的笑和牛仔裤的洞

　　　　周星驰的笑和牛仔裤的洞

　　　　文/烽烟

　　　　新一轮的大众文化研究主要有两个重要走向。一种是弹冠相庆的两厢情愿似的大众文化，忽略传统主流，却不故作姿态置于霸权模式中考察。这种大众文化将自己定位于从礼仪层面处理社会差异的形式，并从这些差异中产生出一种最终的和谐。这是大众文化的又一次民主，它只不过将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生活重新置于大众当中，而不是放在高雅趣味之中。另一种的走向虽将大众文化严格放置在霸权模式中，表面驯服于传统主流，其实随时存在与霸权产生冲突的爆发点。

　　　　导火索将是市场。

　　　　市场观念的进一步强化，使原来的文化群众变成群众文化。作为新时代的监护者，传统主流文化在新生市场的检验于垂询中，试管婴儿般培育了一群静态的、消极的人群，让他们从社会结构中分解出来，脱离并流放到传统主流文化的精神岛屿，成为只能在大观园内消费的一群私生子。

　　　　他们给大观园起了一个较传统的名字：伊甸园。

　　　　然而不幸的是，厚道的刘姥姥走了进来，使原本缺乏社会理解力的这群私生子产生了情绪波动。因此，最新的文化市场开始浮现出第三种走向。虽然它同样视大众文化为斗争的场所，但它在承认霸权力量的同时，却更注重大众的战术、生存技巧。大众文化正是凭借这样的战术，对付、规避或抵抗着这些霸权力量。它不断吸收大众心理历程和社会慰藉感，最终使大众文化具有了抗干扰力和广义的传播性。正是这活力与创造力使霸权者终于感觉到文化的包容与吸收是多么的必要。这一走向并不死盯住主流意识形态那无所不在、阴险狡诈的实践方式，而是企图了解日常的抵抗与规避怎样使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如此费力，而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维系自身及其价值观念。“这一研究取向将大众文化视为潜在的、而实际上通常是进步的（虽然不是激进的）力量，而且这一取向基本上是乐观的，因为它在人民大众的生机与活力中，见证了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以及驱策这一变革的动机等迹象。”（费斯克语）

　　　　一、周星驰的笑

　　　　我一直在留意这个传奇人物的笑。

　　　　当他用“如来神掌”将一个巨大的佛字深深印在地表之际，他笑了。笑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内敛。生活以及世俗文化的双重压迫感使这一掌显得淋漓尽致，凹陷下去，这就是生活的功夫。

　　　　007、包青天、唐伯虎、齐天大圣、苏乞儿——周星驰。周星驰一直在批量生产自己的笑，前期的笑，使周成为大众文化的反传统招牌，后期的笑，则成了特定生活中的某种身份认同。

　　　　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更深的理解在于：周星驰的笑对文化的借鉴意味以及给文化的某种启示。

　　　　“我们无法忘记的是自己的匮乏，对生活，对思想，对你周围存在的价值链。”（烽烟《补世笺》）

　　　　许多批评家对周星驰现象作了大量的“实践性”追踪。他们的举动无疑比追星族更具有文化意味——更有高度，更有深度……却无生趣。他们对周星驰的任何动作充满理解，但对他任意挪用文化的元素怀恨在心。

　　　　周星驰的笑，来源于生活本身。那里面包含着生活的谦卑、人性的纠葛和社会的基因。

　　　　过去，传统文化一直对伟大理论的超越从来不会发生在突然崩溃的形式之中，人类对文化的理解一直局限于类似河水流动的方式——形成于共同的根源，在各个方向上扩展并且与别的源头流下的河流汇合。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经典思想和主义在文化领域统治多年的原因之一。这使文化学者养成了一种奇怪的思考习惯：通过经典思想或主义遗赠的一些概念，改变或废弃另一些，并且在塑造社会多样性的无尽解放话语的交互文本中冲淡自己。

　　　　也冲淡了文化的艺术性。这种思考的消极性，使主流文化囿于一个怪圈，床，成了边缘文化的指向和膜拜对象。周星驰赖在床上的新生习惯，恰恰勃起了文化学者对文化本身的重新思考。

　　　　周星驰的笑，并不是闺中的窃笑。想起他的笑，你就会感应到一个时代的性格特征。如果你理解了周星驰的笑，你就理解了文化与他合影的动机。

　　　　笑是生活的使者，笑的质地，通常代表着生活的品质。

　　　　周星驰无疑会笑着说：罗嗦！……

　　　　二、牛仔裤的洞

　　　　在我们这个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已被训练得比男性更愿意在她们身体的外表，投射她们的社会身份认同、自尊自重以及性感特征。牛仔裤无疑起了很好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是它的功效之一。更有意义的却不是牛仔裤的发展史，而是它给普通饮食男女带来的心理慰藉：牛仔裤被视为非正式的、无阶级的、不分男女的、且对城市与乡村都适用的；穿牛仔裤是一种自由的记号，即从社会范畴所强加的行为限制与身份认同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自由地成为我自己”标志着牛仔裤将获得广义上的持续的社会人群坚守。

　　　　市场营销学中有关于产品属性及其生命周期的定义和论述，这种界定可以理解为：没有任何消费品在逐渐走向没落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使衰退本身成为一种重新崛起的资本。然而，牛仔裤的褪色过程和破旧变革却成为第二次消费的有力武器。

　　　　这种“破得恰到好处”的大众文化，只能来自底层：有权有势者的利益充其量是靠维系现状来巩固的。因此，社会变革的动力，只能来自基于利益冲突的社会差异感，而非自由式的多元主义，在这种多元主义里，差异最终要服从一种共识，而该共识的功能，便是使这些差异保持原状。

　　　　牛仔裤卷起的不是一场思想风暴，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感和人与社会的区隔感同时消失，从意识形态上达成了一统。

　　　　牛仔裤的洞，从另一个出其不意的角度消解了来自文化的质疑，从而使文化退回本身，关注其存在意义、快感、身份认同，最终发现文化恰恰少了牛仔裤的功效。这个结论使文化陷入尴尬，而牛仔裤的洞成为文化的另一种嘲笑，轻易地漏掉了任何一种重要的社会范畴系统，如性别、阶级、种族、年龄、民族、宗教、教育等。

　　　　如果有一天，宽大的袈裟成为流行元素，那么，精神的统治才会深入人心？

　　　　显然，这是一个社会霸权者的幻觉。

　　　　从这个意义上说，牛仔裤的洞和周星驰的笑，不但见证着第三种大众文化的走向，同时也暴露着社会学系统的另一面——反驯服的人性理解和大众文化的坚韧性。

　　　　2005/5/12于深圳退笔堂
第十篇：葛红兵的床罩
　　　　第十篇：葛红兵的床罩

　　　　葛红兵的床罩

　　　　文/烽烟

　　　　葛红兵说：“我不会离开身体半步。”

　　　　稍稍将葛红兵的意思延展一下：性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真实的生活。

　　　　我想这是葛红兵希望达到的思想传递。绕过这种思想本身存在的诸多纠纷，我们不妨静下心来讨论这个思想带来的另一个话题——中国文化学者的身份认同。

　　　　中国文字的诞生，总有其复杂的诱因和导向。在葛红兵的《沙床》一书中，情色与死亡的阅读诱因，其硬朗程度要远远高于作者的思想主旨，甚至有凌驾于思想主旨的迹象。这一点，中国的传媒工作做得无疑非常结实（尽管葛红兵拒绝参预该书的任何宣传活动）。

　　　　据说《沙床》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一秀，首版5万册。这个数字不但惊人，而且尚有较大的弹力空间。据说能达到这个首版数的中国作家大概不足10个（王安忆小说的首版数是2万册，苏童小说的首版数是3万册）。这是当红主流作家的荣誉？——如果跟新生代作家相比？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市场的基本认知不是册的首版数字，而是最终到消费者手中的数字。这不是本文的关注焦点，我想关注的是这背后的文化秀和文化选题。

　　　　“文化秀”是一种文化传播行为，如果一定要划分归属，必定会被文化本位者纳入行为艺术的左道旁门。这样一来，“秀”的身份就更倾向于市场亲吻，而不是文化荣誉。文化秀的组合便成了文化市场之吻的别解，无法获得文化本位者的亲睐，位列正席。这时候，如果我们足够仔细，便会发现：作秀的影子闪了一下，很快就被一阵霸权话语冲歪了。“文化选题”则是作家对写作对象的定位，这是辨别作家文字生命的唯一有效方式？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由于这种定位源自作家的学识与经验，所以很容易就被划入纯文学动机的意识辨识范围，从而彰显选题的文化性。

　　　　说到选题的文化性，让我想起一件非常凑巧和有趣的事。最近，一些评论家和作家在黄山开了个会，就当前中国流行歌曲的歌词作了强烈的批评与诘难，首当其冲的是周杰伦的“我爱你，爱着你，就象老鼠爱大米”。爱，爱不完，爱，永无止境。这是个非常正常的选题。但问题发生在这个选题之后的围绕选题产生的文字构造上。不可否认，作家对文字的执着至少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字的精确度；二是文字所带来的各种价值期望。以此为切点，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全人类的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家是通过故事来影射，而评论家则是通过一针见血似的言论来传递。有个性，有共性。而歌曲的歌词也是这样。任何体裁的文字，如果缺乏个性和共性的交融，是无法产生持续的文化秀的。估且不论歌词本身的文字是否精当，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告诉我们：有价值的东西未必一定要是金子。周杰伦的歌反而从另一个“异端”提供了文化的追索实践与反省。这，就是价值。

　　　　参加了黄山会议的作家北村和批评家朱大可，作为曾经一暗一明的葛红兵《沙床》作品的批评者，曾有过不同程度上的文化与市场的认知表达方式。北村的言辞较为含蓄：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畅销，但如果畅销到洛阳纸贵，未必是好事。不可否认，北村的话语中也有市场认知。而朱大可用学者的眼光这样评价葛红兵的《沙床》：他说他“看见男人脱裤子了”。也许是太激动，朱大可在行文中还夹杂了许多的粗俗的“方言”，“性暴露狂”、“露阴癖”等字眼。不管这些话如何激烈，另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朱大可仍然是学者兼批评家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