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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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廷黼说他第一眼看到北平时，不禁对自己惊呼：“北平真能代表中国伟大的过去，北平证明中国过去是伟大的，看到北平使我感到生为中国人实在值得骄傲。”又说：“北平的土著，具有任何地方人所没有的谦恭态度。他们处事谦恭、客气。无论是拉黄包车的、卖面的、卖馒头的、卖烧饼的……无不如此。”
　　1946年7月，上海各家舞厅举行全市舞女救济苏北难胞义卖活动，口号是：“义舞！义卖！今晚多跳一支舞，可以多救一条命”；上海浴室业很快也如法炮制，打出了“多洗一次澡，多救一条命”的口号。　


二十八、修为
　　徐悲鸿书室中悬有自书一联，上联曰“独持偏见”，下联曰“一意孤行”。他还曾请齐白石以“荒谬绝伦”四字刻章一方，或问何意，他说：“别人看我是‘荒谬’，我看自己是‘绝伦’。”
　　溥仪曾仿刘禹锡《陋室铭》作《三希堂偶铭》，文曰：“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琉球影闪耀，日光入纱明。写读有欣意，往来俱忠贞。可以看镜子，阅《三希》，无心荒之乱耳，无倦怠之坏形。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埋首于文字学，而站在党内斗争圈外。这种态度使其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与他们斗争。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
　　赵元任年轻时，求知欲极强，爱做物理实验，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时，以坚强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后果然博学多才，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
　　胡适在奔母丧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蒋介石挽胡适联：“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开有二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会上宣读了他对王实味问题意见的《备忘录》，引起与会作家的不满。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当场与萧军在主席台上展开论辩，萧军舌战群儒，越辩越激烈，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要看个结果，无人退席。辩论从傍晚至深夜，大会主席吴玉章见双方僵持不下，站起来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大家都应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当检讨检讨！”萧军说：“吴老的话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丁玲紧接表态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有关系！”萧军火了：“既然如此，你尽管朋友遍天下，我这‘一毛’也不愿附在‘牛’身上，从今后咱们就拉、蛋、倒！”萧军说完，拂袖而去。
　　顾颉刚说：“让我盲目崇拜一个人就像让我训斥一个仆人一样困难。”
　　1941年秋，马一浮的挚友谢无量到四川乐山复性书院看望马一浮，相见甚欢。一日，马一浮通知书院学人齐集尔雅台谒见谢先生，请谢先生向诸生开示。文人小说下载
　　马一浮的学生张德钧骄矜自负，想考考谢先生的学问，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无量微笑未答。马一浮觉得张生此问出于胜心，必须析之，乃代谢先生答曰：“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生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
　　20世纪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促进冯氏转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冯友兰高寿，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当人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奉告。
　　陈果夫临死前，总结一生，认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住繁华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管钱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读书未曾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1950年初，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香港办《民主评论》，胡兰成来看他，自称是梁漱溟的学生。胡能言善道，徐就真以为他是梁的学生，便照顾他的生活，还应其所求帮他偷渡去日本的旅费。这年五月间，徐也去日本，和他住在一起，才知道他与梁也仅仅是认识而已。徐复观在一次谈话中说：“依我的经验，凡是大节有亏的人，便会无所不为的。”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
　　冯友兰被拉入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据说“文革”结束后，冯的妻子责怪他说：“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1968年，毛泽东指示要给知识分子以出路，特别指示要把翦伯赞和冯友兰作为反面教材养起来。于是，这两个人从牛棚中被释放出来，每月给120元生活费，并重新分配较宽敞的住房。但不久翦伯赞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
　　张君劢的政治立场飘忽不定，对国共两党都忽而反对忽而支持。1949年后，台湾当局竭力拉拢他，他不为所动，虽生活窘迫，却一芥不取。中共也曾委托陈叔通邀他回国，也被他婉拒。他在印度讲学时，周恩来派张经武拜谒他，他不见，托人带话道：“我住在英帝国主义的宅中，不必麻烦了！”
　　“文革”中，只有马列书可读，钱钟书只好看德文版的马列书信。他对夏志清说，自己对恩格斯的性生活有所发现。
　　巴金后来反思说：“在‘文革’到来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地混日子，我用一个混字，因为我只说空话没有干实事。一次接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本接一本记录不完的笔记，一张接一张废话写不完的手稿。”
　　1978年，程千帆平反，学术圈内外皆将其奉为上宾。程千帆却十分清醒。在给友人信中，他言道：“现今国事系事多不堪言，亦不仅某一学校如此……我数十年来，总是希望免疫，但个人免疫又如何。独善其身，似清高，实可耻也。”
　　其时，学者争评职称之风盛行，程千帆讽之为“真吴道子画鬼趣图”——“其中百态，若旁观不介入，则有读《死魂灵》之乐。”
　　——莫砺锋《程千帆评传》
　　于省吾说：“在读书人中，我是有钱的；在有钱人中，我是有学问的。”
　　“文革”初期，孙冶方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对孙冶方说：“反正我是受了那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
　　世纪之交，寿者荣辱。上海文坛的百岁老人，有章克标、巴金、施蛰存等人。一次李欧梵拜访施蛰存，谈到要为他贺百岁寿辰，施说：“一百岁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我是20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陈白尘曾说：“惜我未死，不及见写我之文也。”
　　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弟子们编的《季羡林文集·前言》初稿有“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惟一终身教授”等一堆字眼，季老看后要求删去，并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惟一的’，文科是惟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惟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了解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夏承焘字瞿禅，号月轮楼主。他的得意门生、著名作家琦君曾问他“瞿禅”有什么含义，他说：“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只因我瘦，双目瞿瞿，且对一切事物都怀惊喜之情。至于禅，却是不谈的，一谈就不是禅了。其实禅并非一定是佛法，禅就在圣贤书中，诗词中，也在日常生活中。慧海法师所说的‘饥来吃饭困来眠’，不就是日常生活吗？”
　　——琦君《春风化雨》
　　殷海光对陈鼓应说：“人与人之间相处，真不容易互相了解，五年来，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公子哥儿型的人，所以看到你就感到讨厌。许多人背后骂你，也有好些人欣赏你。你像是一匹野马，你是个很不被人了解的人。和你谈话，才体会到你内心有一股说不出的劲儿！你那种不羁的心态，从你身上可以嗅到一点‘五四’时代文人的气息。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沦为拉拉队，就是变成蛀虫，特立独行的太少了，在时代的大震荡下，一幅晚秋的景象，凉风一吹刮，满树的落叶纷纷飘下，枝头只剩三两片傲霜叶，在冷风中颤傈。有风范、有骨骼的知识分子太少了！像方东美先生那样，便是其中的一片傲霜叶。”
　　夏丏尊这样描绘弘一法师：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二十九、气度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咸丰皇帝崩后，英国人想拥立恭亲王奕訢为帝。中国与英法签订城下之盟后，在礼部大宴洋人，英法陈兵席侧，想尊恭亲王为首席，令王公以下皆跪迎之。当时许多大臣战战兢兢、双股战栗，惟吏部尚书陈孚恩振衣而出道：“王公与大臣事同一体，今日为玉帛之会，观礼近万人，我朝典制俱在，决不可乱。”洋人为之气夺，此议遂息。不久陈孚恩因依附肃顺，被慈禧充军新疆。
　　邓世昌舰毁人亡之际，有僚属将救生木推给邓，邓推辞不要。邓在舰上养有二犬，此二犬衔邓臂不令其沉没，邓亦将它们推开，但二犬坚持衔邓不放，邓只好抱犬同沉。对此唐德刚叹曰：“末世友情，人不如狗！”
　　1900年，李鸿章离开广州北上复任北洋大臣，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让国家少受些损失，他答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李鸿章实为俄国人逼死。1901年11月7日，已经发烧呕血、卧床累月的李鸿章已是油尽灯枯。死前数小时，犹有俄使伫立床前，持异常苛刻的“中俄密约”，逼他签字画押，被他坚决拒绝。俄使去后，李疾令儿子经述草拟遗折，立意自强，并推荐袁世凯为自己的继承人。他弥留之际，仍在痛恨纵容义和团、引发大乱的毓贤。
　　戊戌年，康有为在北京粤东会馆创立保国会，他慷慨激昂地演讲道：“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载，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旁立者闻其言，莫不泣下。康又说：“不变法，必亡国！论及中国致衰之由，谓罪皆由于老子……”他突然拍案大呼道：“如老子生在今日，吾必以枪毙之！”闻者莫不动容。
　　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出版，由章太炎作序。此书迅速风靡，清廷大为惊恐，乃派员拘捕邹、章二人。警察到时，章太炎抱定“志在流血”的决心，安坐待拘；而邹容原本已从后门逃走，听说章太炎被捕，马上到衙门自首。两人大闹租界法庭，引起全国舆论的支持声浪，清廷因而不敢将他们明正典刑，此即著名的“苏报案”。
　　“五四”时，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但是抗战期间，多少昔日名流失身投贼，曹、陆、章却并未接受正式伪职。倒是当年赵家楼那个著名的学生打手梅思平，居然成为汪伪政权的开路先锋，后来成了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人。
　　辜鸿铭的父亲是英资橡胶园的总管，母亲是葡萄牙人。他从小聪慧过人，英国老板布朗非常喜欢他，收他为义子。他十岁时，随布朗赴苏格兰接受教育，临去时父母叮嘱他：“慎勿忘汝为中国人！”
　　章太炎出俞樾门墙，后既反清革命，被俞樾詈为“不忠不孝”，章遂作《谢本师》一文，自兹断绝师生关系。周作人在日本从章太炎学古文，执弟子礼甚恭，后来章太炎依附孙传芳，周作人亦作《谢本师》一篇，攻击太炎。抗战中，周作人附逆，他在北大的学生沈启无也作了《谢本师》与他绝交。
　　民国初年，上海许多名妓北迁北京，其中一位叫花元春的，刚到京不久就病死了，却无人为她收葬。叶浩吾听说了，先声明自己跟她没有关系，然后表示，既然那些狎客不念旧情，由我来负责殓葬好了。不料过了几个月，叶浩吾也客死在北京，亦无人收殓，这时八大胡同的妓女们联合起来，凑份子为他办了丧事。
　　美国“排华法案”出炉后，在议会讨论时竟毫无异议，旁听的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大怒，即起立演说，痛斥美国议员无人道、无法理，违背耶稣教义，违背华盛顿平等民主的遗训……如此演说了一小时之久。其间有议员认为他违反规定，要求他退席，他置若罔闻；另有议员则为其折服，要求他继续演说；还有议员叹息道：“真是第一流的外交人物，可惜生在清国。”会后有人问伍廷芳何以违反议会规定，他说：“我当时气极了，不以人类视之！”
　　美国出台“排华法案”，邻近的墨西哥也想依样画葫芦。伍廷芳赶往墨西哥城洽谈此事。墨方傲慢无礼，伍廷芳怒不可遏，一纵而起，以掌击案道：“下旗回国，电告政府调兵舰来，届时再见！”墨方为之惶恐不已，忙请美国出面调停。此事当时传遍北美，各报争相刊登伍廷芳发怒击案之事，且多有中国的巡洋舰向墨西哥湾直驶的漫画。
　　康有为之女康同璧曾孤身往印度寻父，并赋诗云：“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她有一枚印章即刻“康一人”三字。
　　杨度作《湖南少年歌》，对身为湖南人自豪不已。诗中写道：“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居正为老同盟会员，曾在上海策动反蒋，被当时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出卖，把居正骗到司令部扣留。后押到南京，居的夫人见蒋介石，蒋要居写悔过书才能考虑释放。居夫人对蒋说：“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谭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欢。12岁时，二姊、生母及长兄因染时疫，前后五日内相继病殁，谭也被传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复生”之字。复生由是轻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
　　民初，蒋介石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但仍不脱上海滩“小混混”色彩，其时日记中充满了荒唐放荡与自责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决心：“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记道：“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其后几个月，日记中充满自责，也确无“不良记录”。但1920年初，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欲念，1月15、18日分别记有：“晚，外出游荡，身份不知堕落于何地！”“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所，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记屡有：“迩日好游荡，何法以制之？”“晚，又作冶游，以后夜间无正事，不许出门。”“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这年夏天，他遇到旧友，言谈中感到别人对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为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记中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9日则记道：“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后的日记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战的记录，但此时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无“邪行”了。他写道：“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见姝心动，这种心理可丑。此时若不立志奋强，窒息一切欲念，将何以自拔哉！”“欲立业，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绝欲。”“荡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可以说，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亦呈请辞职：“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一日解免。”当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一战时，不少人愿振兴民族工业。范旭东等人办碱厂，劝陈调甫担起制碱的技术责任，共同奋斗。陈说：“我能力薄弱，要我担负此重大责任，等于要孩子当家。”范说：“谁都是孩子，只要有决心，就能成功。”又说：“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身碎骨，我亦要硬干出来。”陈大为感动，即相约共同为碱业奋斗。他们到厂外散步，看见一堆一堆的盐坨，形如小山，数之不尽。范对陈说：“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的丰富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王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
　　鲁迅与周扬就“国防文学”发生争执时，托派分子陈其昌认为有机可乘，就给鲁迅写了封信，想把鲁迅拉到自己的阵线里来，结果鲁迅写了一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来回应。鲁迅在文中极尽刻薄之能事，如“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我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事实上，陈其昌与他的同志，都是节衣缩食凑份子办报纸，且是坚定的抗日分子……鲁迅显然有点不负责任。抗战中，就是这个陈其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坚贞不屈，不曾吐露一个字，最后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戳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
　　陈独秀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会。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嘿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至此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