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文集-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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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真龙天子的命。一次是办事处招待所的几间草房烧了起来，办事处所有的人都跑去救火了，只有毛泽东手里捏着一支香烟在二楼走廊上“胜似闲庭信步”，边走边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茅草房烧了正好可以盖洋楼。”

　　二次是某天上午九十点钟，三楼机要员烧毁密电码时，没等火炉完全熄灭就离开，纸灰余烬又燃烧起来。正好胡秉宸到周公馆接受任务，一头钻进熊熊烈火，第一个冲上三楼机要处，抢救心肝宝贝机要文件箱……他的头发、眉毛都烧焦了，所幸脸上没有留下伤疤。事后，胡秉宸对着镜子一面抚摩自己的脸庞一面想，不如留下一些无伤大雅的伤疤。

　　当他奋起抢救机要文件箱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在一旁冷眼相看。胡秉宸自诩天降大任于斯，在可能献身的事业上一往直前，从未怀揣“作秀”的动机。多年后，人们还记得胡秉宸在烟火中横冲直撞的样子，一旁冷眼相看的毛泽东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仅仅一个奋不顾身的胡秉宸，怎能让毛泽东略作顾盼？——即便几年之后，这个年轻人为寻找他的儿子几乎丧命。

　　但其他领导却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可想而知，林伯渠老征求胡秉宸的意见，该是水到渠成。

　　那一阵子胡秉宸是欢欣的，觉着终于可以了却工业救国的夙愿，又暗自揣度，他的所长也可趁此崭露头角，更有中央的政策为依据……一切似乎万无一失。

　　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谈，甚至夸夸其谈：“我赞成建立南北朝，我们可以据北大力发展工业，势力强大之后，自然能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把国民党吃掉；南方不打自灭，也可避免解放中国一战的重大牺牲。“……还可以利用国民党的技术力量，他们虽然集中力量扩张军队，但也注意工业建设，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是留美学生，很有水平，并且倾向我们。抗日期间还成立经济部，日本投降后也由资源委员会接管。还有一个兵工署，都是德国留学生……如果让资源委员会搞建设，可能比我们搞得好，因为他们懂行，在技术方面和世界各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息也比我们快捷，和西方的技术交流就不会断档，和联合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会中断，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只要我们好好干，肯定干得过国民党。”

　　虽然他为那一次谈话认真考虑了许久，做了很多准备，然而事后推敲起来，还是相当幼稚，尤其“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之说。就在他侃侃而谈的时候，情况突变。面对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共产党不得不打，中央不得不放弃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以及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

　　胡秉宸也不可避免地从依靠对象成为批判对象。和后来的“反右”斗争相比，倒也算不得“引蛇出洞”，但他此后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等于真认为自己有错。胡秉宸一生从未认过错，不管国．事、大事、家事，还是情事……即便暂时失利抽身隐退，一遇风吹草动也会秋后算账；即便不能明算，也会私下算个没完。所以他一直记得那栋土木结构的小楼，那不也是一种意义上的荣耀？这三两个教训不算是多，但基本上涵盖了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对胡秉宸日后改弦更张如何做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这些经历，他总是心领神会地一笑，——“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来的！

　　说难也不难，说易也不易。倒也有了明锐后的轻薄。

　　这一笑之后的胡秉宸，与从前就日渐地不同。

　　虽然胡秉宸常常收敛着自己，并且非常过分，几近病态，甚至失于矫饰，骨子里却恃才傲物。

　　既有恃才的潇洒，也有傲物的虚浮，难免有失从容和内敛——与一字之差的“收敛”可就失之千里——像一张努得太强的弓，很容易折断，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周边的人。

　　谁若侵犯了他的尊严，他能六亲不认，至死不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个凶多吉少的晚上，领导“大革命”的一位“首长”，把胡秉宸召到了钓鱼台。根据他在“大革命”里的表现，他知道这个“召见”意味着什么，心中不免忐忑。

　　虽然开谈之前，“首长”还和他拉了两句“家常”：“你过去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回答说：“很长一段时间在社会部。”

　　“首长”似乎沉思片刻，再开口就有些熟络：“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

　　谁说他们不需要人才！

　　他又怎能不知道胡秉宸的历史？“大革命”的开场小锣一响，他对胡秉宸就作了一番调查，档案资料说明，由于他的精明强干，完成过很多艰难的使命，难怪得到周恩来的器重。所以呼风唤雨之始，便指派胡秉宸担任一项重要工作，没想到他是如此的不听招呼，连阳奉阴违都不是，简直是和他背道而驰。自延安得势以来，什么时候容下过这样的不从！

　　胡秉宸听出话里的微妙。在党里做了几十年，他明白微妙之间就是一个人的沉浮乃至生死存亡。以他那时对“做”人的领悟，趁势说些无伤大雅却不失原则的话，诸如“我水平不高，请老领导多多批评帮助”之类，情况可能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而且这么说也能沾上一点边，这位“首长”的确是个老“克格勃”的头头。

　　尽管心中忐忑，可他偏偏不说，绷着脸，梗着脖子站在那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甚至连头都没有点一下。

　　原因是远在延安时期，胡秉宸就对这位“首长”有了怀疑，虽然不甚明确。首先起始于“首长”的讲话。

　　胡秉宸是挑剔的。从他少年时自己走不好正步，从而讨厌了军训课、捉弄军训教师，就能看出他的挑剔近乎偏执。他觉得这位“首长”说起话来中不中、西不西，还以假洋鬼子的洋腔洋调自得。一个革命家，有什么必要卖弄这些？而一个喜欢卖弄的人，难免不让人怀疑另有所图。一作报告就是托洛茨基，说来说去就是托派主张由日本人来占领中国，很没意思。中国的托派不过二十八个半，有什么值得这样虚张声势、大书特书？

　　一个人要是老把什么挂在嘴上，那要么就是他的心病，要么就是除了那个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本在王明极盛时期追随王明，长驻苏联的人，曾几何时，是今何等忠心、膝下承欢的佞臣，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甚至高呼“王明万岁！”

　　胡秉宸亲眼看到过他和王明在延安城外，惬意地骑着马儿闲遛。马儿踩着细碎的小步，两人在马上有说有笑。他们的欢声笑语，让马儿的小步颠簸得起起伏伏，跳跃着逸豫的韵致。那是一个星期天，他从驻地盐店子到延安去买点日用品。野外没有他人，骑在马上的这两个，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在清心寡欲的革命环境中，在对革命生涯磕头点地的赤诚中，是那样招摇，那样带有背叛革命群氓的意味，让他不满地频频回头。

　　三十年风水轮转，这位与王明策马同游的人，一九四二年整风伊始，便审时度势，很快靠了过来，转眼成了批王明的得力干将。

　　那时胡秉宸已远去重庆，没能眼见那份赤裸的精彩。

　　“整风”于一九四三年转入“抢救运动”，近两万名千里迢迢、到延安投奔革命的干部，几乎全部收审关押，成了特务。他用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乃至他们的机体，维持了他那个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的位置。有人反映此人阴险奸诈、心狠手辣、陷害忠良，据说都被这样的说法推挡回来：我们就是要用他来杀人，用他来揭王明的老底。

　　胡秉宸的目光从半掩的眼皮下，急速地在“首长”脸上扫过，试图一瞥那对隐约在眼镜后面，久已不见庐山真面目的眼睛。可他一无所获，只瞥见一团稍纵即逝、不分皂白的浊光。

　　就在那时，他接上了中断多年的怀疑。人类怎么会有历史？钟情历史？矢志于历史的真实？他突然觉得十分好笑，这岂不是糟蹋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难怪有人一旦登上帝王的宝座，就要消灭历史。

　　时隔二十余年，其间风云变幻，“运动”迭起，此人却更加飞黄腾达，不可一世，兼而每在“运动”中呼风唤雨，胡秉宸就越发觉得“大革命”的怪诞。

　　不能不说，对人、对事，胡秉宸具备一对火眼金睛。

　　经过多年的磨合，胡秉宸“做”得已渐自如，但他知道并非事事都可蒙混，现在终于到了一个不能“做”的关头，何去何从，必得有个抉择。

　　三思而后，他拒绝了眼前的机会。在手中握有“尚方宝剑”的几个男女蒸蒸日上之时，很有些大风起兮、慷慨就义的意思。

　　那个拒绝，何止是对他心智、胆魄、忠诚的考验？也是对他根基的考验，对来自他那个家族，那个源远流长的根基——不苛求目的（天上掉馅饼则另当别论）的放达，荣辱不惊的沉毅的考验。

　　但也不能排除“首长”和他谈话时的那副坐相，那种狐假虎威的腔调，让他觉得深受其辱。这种因素于胡秉宸的作用，并不亚于政治上的权衡。

　　“情况是这样，戚本禹同志反映对你的来历不甚了解，需要清查一下……”

　　不提戚本禹还好，一提，就想起戚本禹对他拍桌子的事。胡秉宸更是铁了脸，完全不顾“首长”的话里欲藏不藏地藏着“一箭数雕”，但也可能容他有一隙回旋之地的凶险。

　　戚本禹是什么玩意儿？竟然向他拍桌子！

　　胡家那浪漫而躁动的血，在他的血管里不可遏制地奔突起来。“首长”一下就明白了“竖子不可救”的忤逆。“那么你承认不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散布过许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

　　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所有的讲话都有录音，领导可以调审……如果非要说我说了，我也没办法。”

　　胡秉宸听见“首长”用手指弹了弹手里的一张纸，还有“嗖”的一声从指间刮过来的那一窄条阴风。随即他被告知开除了党籍，其因是违抗“中央”的指示，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央的敌我矛盾。“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你个人还有什么意见？”他直直地站在“首长”面前，说：“对组织的这一决定，我保留意见。我不承认我是反动分子，也不同意开除我的党籍。”说完，他心里反倒不忐忑了，而是横下心来考虑，如何度过根本看不到头的“反革命”生涯，或准备身首两地。

　　可想而知，在那个回合里也不曾腿软的胡秉宸，白帆的捉弄是怎样激怒了他。他更加冷蔑地说道：“你这股浑劲儿、固执、暴戾、无知，完全源自你的父亲，属于一种遗传基因的作用，是无法改变的了。你母亲一生就这样地活在你父亲的阴影下，你以为我也会这样生活在你的阴影下？”

　　白帆当即把带去的小菜、羹汤摔了一地，铝制饭盒在光滑的地板上不识时务地旋转着，如没有铆足劲的手摇老唱机，又逢一个老式胶唱片，奏出了一曲沙哑变调的哀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伸出十指抠着胡秉宸的眼睛喊道：“我非让你睁开眼睛看着我不可，我非让你睁开眼睛看着我不可——”这喊叫在病房了无生气的走廊里游走回荡，沉闷的内科病房陡然变做生动的精神病房，医生护士更觉此人暴戾，还说难怪她一进病房，胡秉宸的心电图就不规则地波动。

　　任凭风吹浪打，胡秉宸也没有睁开眼睛。

　　白帆眼瞅那双合着的眼睑倏忽之间不但不再抽搐反倒淡定地层平，也就是说，她眼瞅着胡秉宸在她面前，瞬间筑起了一道比铜墙铁壁更难以攻克的屏障。而她只能一筹莫展、眼睁睁地看着那工程的实施，无论怎样也不能阻挡大势已去的局面了。

　　锥心的绝望让她又狂号出一句极不理智的话：“我就是要气死你！——”

　　在她如此败坠深渊的时刻，吴为却明目张胆、厚颜无耻地到医院来和胡秉宸幽会，不是乘人之危又是什么？

　　为胡秉宸的遭遇哭哭啼啼、柔肠寸断的吴为，与癫狂失态的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有如一个精心设计的对比，居心是何等险恶！

　　如果和胡秉宸一对一地较量，还只是胡秉宸对她的伤害，而吴为和胡秉宸的幽会，则对她不仅是一个联手的伤害，还是胡秉宸当着她的仇敌对她毫不吝惜的出卖。这出卖把她置于怎样狼狈的境地，不给她留下丝毫进退的余地……这种伤害，仅仅是加倍就可以计算出来的吗？

　　她的拳脚、诅咒、辱骂、怒吼……难道不是她的正当防卫，不是吴为罪有应得？

　　谁敢说她残暴！换了另一个女人也许比她做得还过分。

　　而吴为不肯大打出手，那左推右挡的招架，更让她想到以退为进的佯装，让她又失一招地恨意倍增。

　　即便她把吴为置于死地又怎样？她仍然被不言不语的吴为杀了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胡秉宸早替吴为缴了她的械。

　　吴为只能左推右挡。

　　她明知自己夺人所爱，而一个夺人所爱的人，不论遭遇什么，还有什么可说？

　　可又不能不夺。那时她以为是虎口夺人，很久以后才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

　　更何况胡秉宸沉疴在身，任何刺激都可能导致他转眼之间一命归天。

　　她有什么道理像白帆那样翻江倒海、大有作为？

　　但白帆的打法着实让她大开眼界，原来女人也可以如此大打出手。在那一瞬间，她居然还能想到叶家女人的无能。要是叶莲子有这十分之一的魄力，也不至于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

　　至于她自己，面对白帆那十八般武艺的全面出击，也只会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怎么可以这样打人？”

　　白帆近近地逼着她的脸说：“打的就是你这个婊子，怎么样，你敢到派出所去验伤吗？”

　　仓皇中，她扭头看了看胡秉宸。胡秉宸绷着脸，一副无视无闻的样子。她被这两个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比她经验丰富、技艺精湛、胸怀大略的人挤在了中间，挤得她无所适从，哑口无言。

　　胡秉宸一声不响地看着吴为在那摧枯拉朽之力的研磨下，挣扎也无可挣扎，逃遁也无可逃遁，一点点地化为齑粉。吴为不得不原谅他的一声不响，因为他生命垂危，无能无力。

　　但他至少可以说明一句，她是应他的要求到医院来的。

　　虽然事后胡秉宸解释道“……当时你默默走开是最好的办法，否则弄到医院院部，成为全体病人的笑料传出去，或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一定会找三方机关，那才真会造成以后的被动局面”，吴为也未能全然释怀。考虑如此全面的胡秉宸，对要求她到医院一见惹来的祸事，为什么不置一词？

　　即便胡秉宸澄清责任，难道白帆就会手软？

　　白帆不能不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而经过长期、多种战斗洗礼的白帆，在解决这类危及切身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一派大江东去的浩荡。

　　吴为从来不是白帆的对手，永远不可能是。

　　以后发生的事，将会证明这一点。

　　尽管如此，吴为对胡秉宸还是言听计从——

　　“你是个小仙女而我是个凡人，多年在行政部门工作中混的老手，相信我处理问题的能力，把处理此事的责任交给我，那实在不是文学家的事。”

　　胡秉宸的考虑是正确的，就像他常对吴为说的那样，不论多么困难的事，只要坚持，也包括坚忍，就是胜利。

　　如果吴为当时不采取忍让的态度，白帆绝对会像他预料的那样，以此为由制造非常事件，不仅他和吴为的前途更加渺茫，吴为也会更加迅速地坠人深渊。

　　不论重病在身还是病愈之后，胡秉宸都是吴为誓死捍卫的对象。“我有病，活不了多久，请给我最后的自由”，更是胡秉宸的软刀子，与白帆离婚用的这个口实，与吴为离婚时用的也是这个口实，日常也是惟我为是地要挟，——谁让女人各个看不得她的所爱受苦受难？

　　吴为不得不替重病在身的胡秉宸承担来自白帆的反击，更要承担来自白帆与胡秉宸的对手们的联手重击。

　　她的处境是那样险恶。

　　不论情况多么艰险，这个无谋无略、胡秉宸心目中“永远的二年级女大学生”，却坚守决不出卖他的原则。只要交出他的一封信，不但可以从如此凶脸的沼泽中拔出她的腿，甚至因反戈一击有功，得到如他周围那些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不是吗？胡秉宸刚刚提拔为副部长的时候，至今仍然像隐蔽极深，不到关键时刻不会出面的情报人员那样，从来不事张扬的胥德章、常梅夫妇，立刻带着一瓶好酒前来祝贺。看得出那瓶酒存放了好些年头，更见得开启它的机缘多么隆重。记得他举起那杯酒，并向他们夫妇道谢的时候，心中固然得意，可也不无尖酸地想：他们来得是不是太快，惟恐落于人后？

　　吴为却说：“这有什么难？又不是让我去和人家斗法。这个，只要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就是。”

　　吴为的坚守和白帆的倒戈相比，令胡秉宸感慨万千。如果说白帆的反击尚可理解，那么她的倒戈，可就是不能原谅的、品格上的不贞了。

　　为此他曾对吴为说：“我已经打算好，如果你因此被迫到农村劳改，我就到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长住下来，好在现在自由市场可以买到粮食蔬菜，只要我的离休工资照发，这些都可以办到，再订些杂志买些书，住上几年也无所谓。”

　　不知如此慷慨多情的胡秉宸考虑过没有，要是闹到连离休工资也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在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住上几年自也无妨，但对吴为来说，代人受过、劳改几年是什么滋味？

　　一旦这种局面果然出现，除了退求其次，在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住下，陪吴为度过几年劳改生涯，不知胡秉宸为什么没有考虑挺身而出，坦陈真相，解脱吴为？

　　至于胡秉宸对要求吴为到医院一见惹来的祸事未置一词，不过是因为在这场不亚于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这样的事实在太具体、太琐碎了。有谁见过在寸土必争、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一个指挥官会为一栋在炮弹下消失的房子而感伤，或宁可失去消灭敌人的战机，而让他的炮火绕过那栋房子？哪怕那栋房子修建于三个世纪之前。那的确只是文学家的事。其实吴为的要求并不高，哪怕胡秉宸说一句“对不起，让你受苦了”也行，可是他没有。也许这样的要求，于一个指挥官是太苛刻了。既然胡秉宸已经打算陪她去劳改，又何必纠缠于这样一句华而不实的话呢？

　　再说，爱是不必说对不起的，即便到了该说对不起的份儿上，又都成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个愿挨，活该不活该只有女人自己心里明白。

　　吴为也没有理解胡秉宸“挥泪斩马谡”的谋略。她像大多数女人那样，在那种情况下，没有识大局的素养。她感到委屈，做不到胡秉宸要求的“你将要做宰相门中的媳妇和二品侍郎夫人，要有这个门第的豁达和气势”。

　　这不仅仅是调侃，那个在几百年风雨的涤荡中已经剥蚀、退色的门第，影响着胡秉宸的一生，如同吴为两岁时遭遇的那个楼梯。

　　在权力的争夺中，不该成为、却成为牺牲品的“二品侍郎”，功名已如黄鹤杳然而去，不管胡秉宸意识或是没有意识到，“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怅惘或遗恨以及被人暗算的不甘，已经深烙心底。

　　不知胡秉宸对吴为的恋情，时感格律平仄的对称和谐之外，是否也杂糅着觅到一个为他肝脑涂地的红粉知己的意外喜悦？

　　她的不理解，不期然地成为一个转折。多年来，吴为不甚在意的那些迹象，那些以为是偶发的、桩桩件件难以理解的事，渐渐聚拢，虽然它的映象暂时还很模糊。

　　只是当胡秉宸再次要求吴为到医院探望时，她无论如何不肯再做那样的冒险。

　　正是从这个事件开始，她不再像从前那样，每求必应。白帆一定没有想到，倒是这些战争的副产品，对吴为和胡秉宸爱情的杀伤力，比她的正面攻击有力也有效得多。

　　2

　　这些舆论当然也不是胡秉宸当年那些“对手”营造的。吴为作为胡秉宸现在的“前妻”，那些做大事的人物，早已失去了对她的兴趣。当初他们之所以对她兴趣有加，不过是为了从她这里打开缺口而已。如今，不但胡秉宸，连他那些“对手”，俯仰之间已成陈迹。

　　时间岂止是无情，简直可以说是残酷。

　　3

　　她也不愿相信这是胡秉宸的作为，虽然他们分开了，她和他的恩恩怨怨却不是一纸离婚书可以了断的。

　　不过要：是胡秉宸这样运作，吴为也能理解。在大众舆论面前，他也难免尴尬和胆怯，——虽然他一再对吴为说，他从不在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