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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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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以至《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造谣传单满天飞，在康平路上卷起了狂澜。“工总司”一言以蔽之：“赤卫队抄了张春桥、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错了，大错特错了！”
所谓“抄家事件”的真相，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后来曾说得清清楚楚：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何秀文风闻张春桥家被抄，立即赶去。文静对何秀文说道：“开始，有几个‘赤卫队’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后没有再进屋。于文兰同志（柯庆施夫人——引者注）给我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进屋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劳元一等，后来也曾清楚说明了自己当时所作的凋查：“二十九日夜。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我们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的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下子就使文静改口，黑白从此颠倒了！
电话最初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接的。张维维记得，张春桥头一句话便是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女儿如实答道：“‘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
张春桥让文静接电话。文静一边听电话，一边不住地“嗯”、“嗯”，说“知道了”、“知道了”。
张春桥面授机宜之后，文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一口咬定：“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有文静作证，谣言变成了“事实”。于是，上海满城风雨，街头巷尾刷满大字标语：“‘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这种大字标语，还非常讲究用色——其中“张春桥同志”用红色颜料书写，而其他的字则用墨汁来写，真是朱墨分明！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在黄浦江东岸杨家渡附近，有一条鲜为人知、长度只有几百公尺的马路——荣昌路。
荣昌路六十号，原是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所在地。此刻，成了王洪文和耿金章的“前线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从这“前线指挥部”发出命令：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三万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吃着饼干充饥。
突然，“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冲了过来，高喊：“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由徐景贤、朱永嘉等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述“工总司”的“战功”：“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月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康平路一役，使“赤卫人”的主力被歼。三十口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赤卫队”总部头头王玉玺率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追来，在昆山又发生一场混战。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八十多人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队员。这批“赤卫队”队员跟随他去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从三十口凌晨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里。二十六列客车停开，五万多旅客无法上车，五万多旅客受阻于中途；货车有三十八列停开，积压货物数万吨。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又一次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
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发出了“工总司”《紧急通告》，要把“赤卫队”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抓起来。于是，“赤卫队”的市、区两级负责人二百四十多人被捕。顿时，“赤卫队”土崩瓦解！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赤卫队”贝责人马骥曾对笔者谈及，王洪文指派一批“工总司”造反队员和一群北京红卫兵，突然闯进大队部，抓走了他。连拉带槡，马骥被推上一辆冷藏车，从国棉十七厂开到提篮桥，然后押上一辆小轿车，直送上海市公安局。在那里，马骥无端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就在马骥破捕的时候，上海国棉十七厂“赤卫队”骨干二十四人也被押进了市公安局。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叫。钉，肉中刺，高高地举起了“胜利”的酒杯。
张春桥“高度”评价“工总司”的这一“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就在张春桥那“胜利”的微笑尚未消失的时候，出乎意外，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亦即“赤卫队”覆灭的这一天，印发了一张题为《造谣派破产》的传单。传单在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人们的关注。
传单的作者不是别人，却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传单上印着她的签名手迹。
那传单说：
“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即何庆施——引者注）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这一回，王洪文不敢说《造谣派破产》这张传单是造谣，因为在电话中文静告诉他：“维维是那么说的！”
张维维的声明，戳穿了“工总司”的谎言，使王洪文颇为尴尬。他不敢反击张维维——她毕竟是张春桥的女儿。可是，这张传单说出了真话，无疑使已经败北的“赤卫队”占了理！
幸亏，幕后指挥亲自出面了。张春桥把他的“家庭矛盾”向王洪文交了底，而且驳斥了女儿的话：“什么叫抄家？非得砸烂了才算抄家？你们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柯老家有什么理由进去？我的家又有什么理由进去？进去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王洪文壮胆了。于是，“工总司”与“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等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居然毫不客气地斥责起张维维来了：“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同志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同志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紧接着，文静也发表声明，说道：
“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误的。”
左一个声明，右一个声明，总算把张维维的嘴巴堵住了，总算把《造谣派破产》掩盖了……
第七章 “一月革命”
造陈丕显的反噹，噹，噹……新年钟声在上海上空回响。
没有欢歌，上海滩一片萧瑟、人们在愁苦之中，迎来新的一九六七年。
新的一年将是大灾大难的一年，这已在除夕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透露。播音员以刻板、冰凉的口气，念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据参加起草这篇社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笔者谈及，这一段关于“战斗任务”的内容，是从毛泽东的话中得到启示的。
那是五天前——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七十三寿辰。“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中南海毛泽东家中吃寿面。
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道：“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出语惊人：“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毛泽东的话，使“秀才”们惊诧。
回去之后，“秀才”们议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认为体现了毛泽东新的战略部署的方针。有人提议，以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的题目。
在那年月，虽然凡是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的、笔下写出来的，都被作为“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随口而讲的那句祝酒词，毕竟太直太露，用作元旦社论太“凶”。于是，改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文中贯彻了毛泽东祝酒词的含义——“秀才”们坚信，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那句话的，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新见解。
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文革”推向更激烈、更残酷的阶段。
已经够激烈、够残酷的了，那半年多的“文革”，已经把上海“革”得气息奄奄。
上海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除夕夜，上海一片告急声：沪宁线上，五十七趟客车、货车停驶，上万名旅客饥寒交迫；黄浦江，一百多艘轮船静静地靠在码头，无人装卸，海港积压的物资达四十多万吨；上千家工厂停工或者半停工；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两天了。如果煤再不运来，发电厂只好停电；……拥有六十万工人的“工总司”和拥有八十万工人的“赤卫队”之间的一场大战，怎不使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除了“工总司”、“赤卫队”之外，五花八门的“司令部”也应运而生：“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所谓“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农村的工人组成的“造反司令部”：“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红卫军”——由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组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
这样名目繁多的工人“造反司令部”，竟有七十多个。这些“造反司令部”代表各自的经济利益而“造反”：“红色工人”要转正（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便属“红色工人”），支农工人要回沪……这些“造反司令部”推波助澜，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上海更加混乱。
新年钟声刚刚响过，凌晨一点半，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重要动向：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曹荻秋是不能再出来了。你们已经把曹荻秋搞臭、打倒。所以总理只能叫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张春桥说，“其实，陈丕显有陈丕显的帐，你们照样要和他清算。别以为总理叫陈丕显出来，上海就是陈丕显的了。那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属于陈丕显的！”
刚刚接完张春桥的电话，又从上海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来电话。东湖路也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马路，紧挨着繁华的淮海中路，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自从康平路一下子成为不平静的马路后，陈丕显便把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称“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陈丕显的秘书通知王洪文，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凌晨三时，王洪文的轿车驶入东湖招待所。“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已在那里了，正与陈丕显低声交谈，在商量什么。王洪文的眼帘中摄入了那么一个镜头，顿时使他颇感不快。
徐景贤来了，朱永嘉来了，“工总司”的黄金海、王腓利来了，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来了，还有“首部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哈尔滨、西安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也继续到会。
会议开始了。自一九六六年三月囚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造反派们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王洪文掏着笔记录着，眉头紧皱。
在他看来，由一个“走资派”向造反派传达周恩来指示，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当陈丕显传达完毕，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王洪文便走开了。
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周恩来的秘书念了一通刚才的笔记。
“是这样的。总理是有这样的指示。”周恩来的秘书证实，刚才陈丕显所传达的是周恩来的原话。
“好，就这样。”王洪文无可奈何挂上了电话。他原以为可以挑出点毛病来，给陈丕显安上个“伪造总理指示”之类的罪名，不料，周恩来秘书却证明陈丕显的传达并无讹误。
当王洪文披着军大衣回到座位，会议已推定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舒泽池执笔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凑着告上海人民书的内容。
看着陈丕显在那里主持会议，徐景贤造反了。他指着陈丕显说道：“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要你出来工作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
徐景贤的话音未落，王洪文马上帮腔，他说出了张春桥在电话里踉他说的话：“你陈丕显有你陈丕显的帐。你的帐，我们造反派迟早要跟你算的！别以为总理给你打电话，你就神气活现。你跟曹荻秋一样，都是走资派，都是‘赤卫队’的后台老板！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以你和曹荻秋为代表的！”
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么一闹，会议乱了套。上海，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为的是挽救大乱中的上海。东湖招待所的会议，本是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眼下会议开上了岔道，变成了批判陈丕显的会议。……王洪文声称陈丕显在“玩弄阴谋”，没有开完会议，拂袖而去。
受到冷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
“上海的桃子熟了！”
张春桥紧握着王洪文的手，说出了这句话。
一月二日，王洪文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他立即进京。当天，王洪文便带着陈阿大、廖祖康飞往北京，住进聂元梓的据点——北京大学招待所。
一月三日晚，张春桥、姚文元选择了一个很不醒目的地方——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二楼，与王洪文见面。
上海的桃子，向来是在夏末秋初时节成熟。这一回，张春桥和姚文元却要在天寒地冻的一月，摘取上海的“桃子”。
自从在安亭与王洪文结下“战斗友谊”之后，王洪文便成了张春桥手中一颗冲冲杀杀的棋子。在《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中，“工总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张春桥颇为满意的是，王洪文对他总是言听计从。张春桥对手下的人，向来要求绝对服从，容不得说个“不”字。‘姚文元能够成为他的亲密伙伴，便在于姚文元对他唯命是从。张春桥并不喜欢那种对谁都耍“造反派脾气”的造反派，而是只偏爱那种兼具狮子和绵羊双重性的造反派：对“走资派”如猛狮，在他面前如绵羊。他看中王洪文，不仅仅因为王洪文是“司令”，而且在于王洪文的“忠诚”……“上海的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张春桥听了王洪文关于上海情况的汇报之后，又一次提到了“桃子”问题。自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把胜利的果实比喻为“桃子”，便使“桃子”成为有着特殊政治含义的水果。向来擅长“活学活用”的张春桥，虽然住在北京钓鱼台，无意于“钓鱼”，却深思熟虑于摘取上海的“桃子”。
姚文元坐在一侧，眨着金鱼眼，望着第一次见面的“王司令”。在他看来，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似乎理论水平太差了点，显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
“上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张春桥依然在“高瞻远瞩”地说着，“大乱而后大治。
上海这个烂摊子、乱摊子，陈丕显是收拾不了的。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
张春桥向王洪文透露了重要信息：“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飞回上海，投入上海的决战！”
“太好了！上海群龙无首，正巴望着你和文元同志前来挂帅！”王洪文马上迎合道。
“你也不要在北京久留，尽快回上海。”张春桥关照王洪文道，“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
果真，一月四日上午，当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之际，上海干家万户收到了面目骤变的《文汇报》。这张创办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纸，原来以孙中山手迹拼成“文汇报”三字作报头，沿用了近三十年；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忽然换用僵硬呆板的黑体字“文汇报”作报头。头版头条位置，套红刊登了毛泽东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重新刊登这篇十年前的文章，其潜台词意味着对旧《文汇报》的彻底否定和批判。
头版下半版，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那是一篇“夺权宣言”：“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上午十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上海。一下飞机，便直奔上海兴国路招待所。姚文元行魂未定，就拨电话给一箭之遥的武康路二号——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在地，找到了徐景贤。姚文元透露了此行的重要背景；他和张春桥离京之前，曾在中南海受毛泽东召见……张、姚忙得不亦乐乎：会见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秀才”；会见《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会见《解放日报》造反派代表；一月五日上午，会见刚从北京回来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上海的局势剧变。
一月五日，《解放日报》宣告“新生”，开始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大报落进“革命造反派”手中，占了舆论优势。诚如毛泽东所言：“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原先只是刊登一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先进事迹之类报道，几乎不触及上海“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在《解放日报》事件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从《解放日报》上也查不到一条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报道；两报“造反”了，再也不顾过去关于宣传报道的条条框框。一月五日，《文汇报》开创了从未有过的先例——刊登了一张传单！
这张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
这张传单指出：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
他们真的是‘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传单的末尾，排列着十一个参加起草、签名的造反派组织的名称，依次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这么多造反派组织的名字上了“大报”（那时通常把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办的报纸称为“小报”），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点了“赤卫队”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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