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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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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的危害性愈来愈多，越来越吓人，水平愈来愈低，字越来越大！巴酶嶙印薄ⅰ肮丰套印薄ⅰ霸依霉吠贰薄 钒。》嵌返降祝鸩缴叮且虺煞锤锩虺珊诎铮诎锘挂虺商匚瘢匚窕挂依媚钥牵钥腔挂阉诚吕矗？
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成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先是工作组就有四十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张茜），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作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引者注：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引者注：此处“运动”指政治运动），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五十九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都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5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就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常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心如铁石，气贯长虹。“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世危识忠奸。陈毅的“右派言论”，实乃一席忠言。
然而，林彪要整他，张春桥要打倒他。
在中共九大，陈毅分在华东组，参加上海小组的讨论。
分组讨论的头一天，陈毅刚刚步入上海小组会场，正笑吟吟跟代表们打招呼。他发觉，人们视他为路人一般，冷漠，不理不睬。只有几个老熟人走过来，跟他亲热地握手。
突然，徐景贤振臂领呼口号：“打倒陈毅！陈毅罪该万死！”
讨论会一下子变成了批判陈毅的会议。
陈毅到底身经百战，不慌不忙地对代表们说道：“诸位代表，各位同志，九大代表的当选标准，是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四条要求和林副主席关于干部的三条要求，加起来总共七条。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七条标准，我连一条也够不上。
承蒙上海党选我为代表，我在此表示感谢。……“王洪文担任华东组的召集人，主持着会议。在会前，他本来已布置好围攻陈毅的发言。此时，见陈毅”跳“了出来，心中暗喜。
这时，马上有人抓住陈毅所说的“上海党”，指责陈毅在“分裂党”！
其实，陈老总在上海主持党务、政务多年，说惯了“上海党”一词，不料这时成了“大批判”的“活靶子”。
于是，一个个代表发言，轮番向陈毅发动进攻。
陈毅经历过许许多多“批判会”，不过，这一回他发觉有点奇怪：“上海党”的代表们一个个手中部拿着一本小册子。发言时，看一下小册子，便会熟练地说出陈毅的一段“黑话”，然后加以“批判”。陈毅不知道那小册子是什么东西——一在“九大”代表中，唯有陈毅没有拿到这本小册子。
两个多小时过去，“批判会”算是结束了。主持会议的王洪文这才拿起一本小册子，送给陈毅。
陈毅一看封皮，哦，原来是《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海党”编造的！
在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问王洪文时，法庭记录上有这样一段：审判员审问王洪文：“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你和徐景贤领导编造了一本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王洪文：“是事实。”
审判员问：“是谁指使你和徐景贤编造这本小册子的？”
王洪文答：“张春桥。”
审判员：“你们曾把这本小册子散发给哪些人？散发的目的是什么？”
王洪文答：“散发给‘九大’代表，实际上就是要整陈毅。这个材料在‘九大’期间用过。根据吴法宪的布置，上海代表团根据那本小册子的材料批判过陈毅一次。批判完了之后，把《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给陈毅一本。”
问：“是谁给陈毅的？”
答：“是我给的。”
问：“你除了领导编写这本小册子以外，同时还搜集编造了哪些人的材料？”
答：“有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材料。”
问：“起诉书中指控你们编造了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是不是事实？”
答：“我相信是事实。”
法庭宣读徐景贤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证词（节录）：根据张春桥的指示，专门成立了一个“‘九大’材料小组”，层层布置收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
法庭宣读刘万顺一九八①年九月九日的证词（节录），其中提到当时参加“九大”的代表，每人发一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其目的，是为到北京参加“九大”揭发批判陈毅使用。
法庭投影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整理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目录。
王洪文看后说：“在这个材料小组领导成员中，还有王少庸。其他完全是事实。”
问：“你是不是负责人之一？”
答：“我是负责人之一。”
审判员宣布以上事实调查完毕。
虽然在张春桥的“导演”之下，王洪文、涂景贤在“九大”发动了一场对陈毅的“大批判”，但陈毅毕竟还是登上了“九大”的主席台，而且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陈毅在处境险恶之年能够出席“九大”，能够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当然因为毛泽东所作“最高指示”——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今日看来，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抑或是他的真正本意，抑或是在当时保护陈毅的托词——因为倘不作如此“最高指示”，林彪和张春桥绝不会放过陈毅的。也许，毛泽东的真正本意及保护托词两种用心兼而有之。“文革”是中国历史上错综复杂的一段特殊时期，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的用意也是错综复杂的。不论怎么说，毕竟是毛泽东保护了陈老总。正因为这样，当陈毅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不幸病逝，毛泽东深以战友情谊为念，亲自赶去，出席陈毅追悼大会康平路的新主人中共“九大”闭幕之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九届一中全会。
五月一日夜，王洪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了焰火晚会。
电影摄影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他。
他的形象出现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影片中，在全国城乡广泛放映。
他的照片第一次登在中央报刊上。那是一版关于“九大”大会发言的照片。上半版四张大照片，分别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的发言镜头。下半版并列五张稍小的照片，依次为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陈永贵是名震全国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孙玉国则因在中苏珍宝岛之战中立功而跃为解放军代表。工人代表，照理应是大庆油田的际兵、全国劳模王进喜，才能与陈永贵旗鼓相当，何况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成员，坐在离王洪文不远的地方。然而，造反司令取代了全国劳模。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成了中国工、农、兵的代表人物。
满载中共“九大”上海代表的三叉戟飞机，在上海西郊机场着陆。王洪文载誉归来，春风满面。
虽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依然是三驾马车，但是原先“徐、马、王”变成了“王、徐、马”。王洪文的地位超越了“马老”，那因为王洪文已是中央委员，马天水则只是中央候补委员（至于原先排名在王洪文之前的“老干部”王少庸，这回连中央候补委员也没选上，自然更被甩到后边去），王洪文的名字理所当然排在马天水之前。那个“秀才帮”的首领徐景贤，虽然也当上中央委员，毕竟在中共“九大”没有象王洪文那样露脸。张春桥指定王洪文为中共“九大”华东组召集人，已确定了王洪文超过了徐景贤。
王洪文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第一书记为张春桥，第二书记为姚文元。
“徐老三”换成了“王老三”！徐景贤屈居为“徐老四”。
王洪文又乔迁了。他的家搬离了原挪威领事馆，迁人书记院。他家这边紧挨着马天水家，那边挨着王少庸家。
后来，他又搬了一次，房子更大了：一个颇大的院子。楼下是汽车间。二楼是客厅、书房。三楼是卧室。他的一家，住着三层九间房子。
他的职务的每一次升迁，都与房子的扩大成正比。当年，他一次又一次率“工总司”造反队冲进康平路，找“曹老头儿”签字，提这要求、那要求；如今，他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他的地位已与当年的“曹老头儿”相当。
康平路的王寓，一时间响起三个老太婆的喊喊喳喳声。
那个小脚的东北口音的老太婆，是王洪文的母亲。儿子有出息，把母亲接来享福。
操苏北口音的老太婆，则是王洪文的岳母。听说康平路的房子又高又大，她也就从上海国棉十七厂那噪杂、狭小的职工宿舍搬过来了。
还有一个老太婆是谁？她，也是王洪文的岳母，也讲一口苏北话。
王洪文只一个妻子崔根娣，怎么会有两个岳母？
那个从上海国棉十七厂迁来的岳母高小妹，是崔根娣的养母。
王洪文与崔根娣结婚之后，帮她找到了生母。这时，崔根娣的生母也搬来，享一享康平路的福气。
不过，三个老太婆同住的日子，没多久便结束了。
崔根娣的养母高小妹走了。
高小妹的走，倒并不是因为她跟另外两个老太婆怄气。据她自己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宿舍之后，跟邻居们说：“康平路好是好，就是进进出出太麻烦！”
“进出有什么麻烦？”邻居们从未住过康平路，不解地问道。
“唉，进门要填单子，出门要交单子。我不识字，不会写字，烦死了！”高小妹很直率，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高小妹所说的单子，也就是“会客单”。康平路是个门卫森严的地方。填单子、交单子，使她感到很头疼。
她还是回到她的家，这家串串，那家坐坐，自由自在，什么单子也用不着填。
她还是在王洪文那定海路的“故居”里养鸡。有人劝她，女婿是市委书记了，你还养鸡？她说：“养鸡能生蛋嘛，这跟市委书记有什么关系？！”
大抵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人们对她并没有说三道四。充其量，不过是说她的丈夫崔崇岭，一个普通工人，生病时仗着女婿的威风，住进了上海的高干病房，如此而已。
另外两个老太婆，也过惯了往日虽然贫苦却很自在的日子，住了些时候，回老家去了。
崔根娣住在那里，同样很不习惯，想走。她毕竟是夫人，怎么走得了？
她惯于哇啦哇啦大声讲话，而那里的夫人们都知书识礼，文雅得很，一开口，能讲出一套又一套政治理论。张春桥的夫人文静能说会写，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在“文革”前便长期担任中共上海卢湾区委组织部长，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在解放初便担任了夏衍的秘书，而她，只有小学文化小平，“文革”前只是一个临时工。她，自惭形秽，自叹弗如！说实在的，她有时觉得，还不如住在定海路的小屋里，跟纺织女工姐妹们说说笑笑来得痛快。一种空虚感，一种失落感，常常袭上她的心头。她无处可讲，无人可诉，只把这种隐痛深深埋在心中……在康平路，崔根娣几乎不串门走户。她自知粗浅，不愿与那些高干夫人们来往。她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倒有一班亲亲热热的小姐妹，可是上海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康平路在上海西南角，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半小时才到，何况康平路深院小楼，小姐妹们进出诸多不便。她感到孤独、空虚。
她是一个工人，做惯了工，却很不习惯于当“书记夫人”。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后来厂里每月给十元补助。她有时借领工资，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看看小姐妹们。
不过，自从王洪文成了市里的“大干部”，每逢每月十八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发工资的日子，厂里总派人送工资来，或者由廖祖康代领。再说，即便是她去上海国棉十七厂，也总是坐小轿车去，小姐妹们要么见了她远而避之，要么有求于“书记夫人”而缠住了她——她已失去了当年作为一名普通女工的那些真诚、坦率的朋友。
她的心境是矛盾的：她既为自己成为“书记夫人”、入主康平路而感到兴奋，荣幸；又为自己难言的苦恼、孤独而感到烦闷、沮丧。
王洪文与她截然不同。他躇踌满志，每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都要高兴一番。想当年，“曹老头儿”、“市委书记”、“康平路”，在他的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眼下，自己竟坐到了“曹老头儿”的位子上，他这才品味到“造反”两个字的滋味儿！
王洪文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而“曹老头儿”则成了阶下囚，被关入上海漕河泾监狱。
光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凭这一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打不倒曹荻秋的。那毕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充其量写份检查，认个错，完事。
在那人性扭曲的岁月，有人对曹荻秋投井下石，使曹荻秋被逐出了康平路！
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办公室里的一名干部，在曹荻秋处境险恶之际，从背后向他射来冷枪，击中要害！
此人曾接触过敌伪档案，看过国民党特务张剑鸣在曹荻秋被捕后所作的“谈话察看”记录。那记录的原文为：“在谈话时态度尚佳，但未肯将过去的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渝，未有表示，仅声言此后不过问政治云云。”此人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写出大字报《心脏爆炸第一声》，断章取义，诬陷曹荻秋在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逮捕时，在狱中“态度尚佳”，并声称“此后不过问政治”，是一个“大叛徒”。
张春桥如获至宝，亲笔写下一封“寄谢富治转中央文革康生”的信，派那人带着《心脏爆炸第一声》大字报底稿及敌伪档案材料，直飞北京……其实，曹荻秋在国民党狱中那一段情况，中共中央组织部早已作过审查，并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作了结论：“曹荻秋同志在监狱和反省院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问。张春桥和谢富治、康生串通一气，硬是给曹荻秋安上了“叛徒”、“变节自首分子”的大帽子。
虽然曹荻秋一再据理抗争：“我没有叛变自首行为，你们怎么可以强加于人？即使把我打倒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要保留我的权利。……”无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大权在握，岂容曹荻秋申辩？
于是，“曹老头儿”被赶出了康平路。王洪文趾高气扬，坐进了“曹老头儿”的办公室。他，劝曹老头儿“而代之！
“红色堡垒”
就在王洪文出席中共“九大”归来不久，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锣鼓喧天，大红标语糊满厂门口。
是欢庆“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是纪念什么“半周年”？不，不，是一块白地红字的新牌子，在欢呼声中挂到了大门口：“中国共产党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
当时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这是根据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建立起来的上海第一个基层党委会。”
王洪文赢得了一个“上海第一”！
报道还给上海国棉十七厂送上一顶光彩四射的桂冠，曰“红色堡垒”：“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个‘老造反’厂。全厂有八千六百多工人，现共有党员一千零三十五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党内外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全厂的工人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出了很多贡献。上海的广大革命群众提到国棉十七厂，都亲切地称之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从新党委成立的第一天起，他们又把建设一个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作为努力奋斗的方向。……”“红色堡垒”是王洪文的后院，也是张春桥、姚文元要在全国树起的“样板”。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由王洪文陪同，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这一天，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喜日子”。于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把上海国棉十七厂作为整党建党的“样板”加以“培养”了。
张春桥已着意于“树”王洪文，“树”上海国棉十七厂。
一九六九年初，署名王洪文的《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见报了。
王洪文在文章中“回顾两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展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新的一年”，他“感到无比的激动，无比的兴奋”。
王洪文“夫子自道”，来了一个又一个“回想”，向读者透露他当年的“丰功”：“回想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生死搏斗的时刻，回想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浴血奋战的岁月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不怕围攻，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不怕坐牢杀头，就是因为有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我们奋勇前进。……”回想在‘一月革命’前后，我们和群众真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群众吃啥，我们吃啥，群众步行，我们步行，始终同群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没有群众，就不可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没有群众，就不可能取得‘一月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掌了权，就不能忘记群众，我们的职务变了，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变……“确实，王洪文的”职务变了“，关于他的”颂歌“也渐渐在报刊上唱了起来。一篇题为《”红色堡垒“里的革命火车头——记上海国棉十七厂最早杀出来的六个共产党员》的通讯，称颂起王洪文及其”红色堡垒“，把王洪文誉为”革命火车头“：”上海国棉十七厂是全市一面鲜艳的红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红色堡垒’。“
第十一章 跃居中共中央副主席
上海冒出另一个“王”——王维国
云遮雾障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王洪文在一九七○年盛暑，来到这“清凉世界”，出席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庐山。
大抵难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中共中央在庐山开过两次全会，都风雷激荡，震动华夏。
头一次庐山会议是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那次会议突然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把一嘲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国。
这一回庐山会议，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六日，更加惊心动魄，狂澜叠起。刚刚步入中国政界高层的王洪文，马上卷人了湍急的政治漩涡。
这次会议原定的议程是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准备，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林彪集团发动了突然袭击，打乱了整个议程。
按照林彪的部署，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叶群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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