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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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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在一片掌声中，王洪文兴冲冲地结束了讲话。
中共“十大”与前几次代表大会比较，是节奏最快的一次：“七大”开了四十九天，“八大”开了十二天，“九大”开了二十四天，而“十大”按预定的议程，只开五天。
这因为“十大”肯定了“九大”路线，不用在制定政治路线上多花功夫，着重于补上因林彪集团下台而造成的空缺。
八月二十四日举行开幕式之后，花四天时间分组讨论。王洪文突然成为接班人，成为小组讨论的热点。
党内毕竟有许多正直的同志，即使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之下，还是有人对王洪文提出了异议：安亭拦车卧轨，能算是“革命行动”？二十多万人用暴力踏平“联司”，能算是“革命行动”？让这样的“造反司令”充当接班人，合适吗？妥当吗？
在这个节骨眼上，上海组有人作了长篇发言，盛赞王洪文，给了王洪文有力的支持。
此人不是张春桥，不是姚文元，却是那个“老干部”马天水！
马天水的发言，令人作呕。
“我觉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深。……”马天水历数“造反司令”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功绩，然后，竭尽吹捧之能事：“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我觉得他看问题、想问题很全面，有组织工作、领导工作的能力，不是一个只会冲冲杀杀的人，这一点我可起誓！”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长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我觉得；洪文同志至少比我强得多！ 闭庖幌帧捌鹗摹庇峙淖判馗档幕埃热舫鲇谡糯呵拧⒁ξ脑蛘咄跣阏洹⑿炀跋汀⒊掳⒋笾冢残怼案腥玖Α本筒盍诵矶唷S删镁吵〉摹笆锻纠下怼彼党觯悴艽笥跋臁？
就连江青，虽然没有直接听到马天水的发言，但很快有人向她汇报，她跑来紧握马天水的手：“马老，你讲得好，讲得真好！”
八月二十八日，王洪文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名单里。
耐人寻味的是，“王”与“邓”都是四划。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邓”在“王”前；公布中共中央委员名单时，“王”在“邓”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对邓小平多次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时，毛泽东未予同意。当戚本禹编了一本《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内中亦收入邓小平言论，毛泽东亲笔圈掉了邓小平的名字……曾被作为“中国第二号大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使他也成为大会的一个热点人物。
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还有马天水。他因为对张、姚、王曲意逢迎，从候补中央委员成为中央委员。
八月三十一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中共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女）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至此，王洪文作为中共第三号人物、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在全党内完全确立。
一九六六年的“造反英雄”，成了一九七三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取林彪而代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张春桥在“十大”期间，见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代表杨小妹，说了一句“名言”：“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第十二章 四人结“帮”
陪同毛泽东十六次会晤外国首脑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刊登了新华社九月十二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讯）
毛泽东主席九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一九七一年第四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象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Wang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的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五天之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
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象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翘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在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一月五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二月二十五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四月二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五月七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五月十一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五月十八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五月二十五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十六次。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九月十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九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十月五日，毛泽东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在座的居然仍是邓小平。
毛泽东从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凌晨，由汪东兴陪同，乘火车抵达长沙，在那里竟住了一百一十四天，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返回北京。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六次会晤外国首脑。继会见丹麦首相之后，那五次会见，也始终没有王洪文的份：十一月六日晚，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李先念陪同；十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会晤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邓小平陪同；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由邓小平陪同；一九七五年一月，毛泽东在长沙会晤马耳他和联邦德国贵宾，陪同者仍为邓小平或李先念。
王洪文“失宠”，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作为“接班人”，王洪文怎么会那样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到一九七○年八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翻车”，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王洪文从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成为“第三号人物”，到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连一年都不到！
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王洪文为接班人，他是王洪文坐着“火箭”上升的推力；又是毛泽东发觉王洪文不适宜于作为接班人，特别是几经教育之后王洪文仍不悔改，毛泽东对他投了不信任票……形成“四人小宗派”就象王洪文在毛泽东书房里的形象那样：最初站如松，坐如钟，不久就翘起了大腿，歪靠于沙发。王洪文刚刚当选为副主席，说一句话，写一行批示，都小心翼翼，没多久就显露出他的劣迹……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产生了。
一封反映总参问题的来信，最初是江青看的。照理，应该送毛泽东，或者主管军队的叶剑英。江青提笔，却把信批给了王洪文、张春桥。
江青写道：
洪文、春桥同志：总参是有一些死官僚？还是林彪余孽在作祟？我每日用四分之一，有时是三分之一的时间看群众来信。如要真象来信者所说那样，总参问题就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我看了这封信很气愤！意见可能偏激。不过只供参考。
江青25ywh721974
信存洪文同志处。又及。
张春桥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表示已阅。用中国的特殊的政治术语来说，那叫“圈阅”。
张春桥在“圈阅”之后，写下批示：
“两种都有。是要烧一烧。春桥”
王洪文接着“圈阅”，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开头，出于谨慎，出于他在中央立足未稳，王洪文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来的文件，一般只是画一个圈儿，如此而已。
不过，中共十届政治局委员有二十一人，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共有二十五人。
江青并非政治局常委，只是政治局委员，她批阅的文件，怎么只批给王、张、姚？怎么只在这么四个政治局委员中传来传去？这不能不令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员们感到奇怪。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多了，王洪文仿佛翅膀硬了，胆子也大了。他也学着江青的样子批文件了。
一封来自“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信，标题为《对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同志的一次讲话提出意见》。李德生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纪登奎、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封信，落到了王洪文手中。照理，王洪文应转送毛泽东或周恩来阅处。奇怪的是，王洪文却批给了江青：“请江青同志阅。我意见这封信不印发了，也不传阅了。是否妥当请江青同志阐示。
洪文5ywh741974“
江青写下批语，要求继续传阅此信：
“建议传春桥、文元同志。妥否？请酌。〗嘁痪牌咚摹⑺摹⑽濉蓖鹾槲母谋淞俗约鹤畛醯囊饧吹溃骸巴饨嗤疽饧氪呵拧⑽脑驹摹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看了此信，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圈。
用不论江西的那封信提出的意见如何，也不论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的是非曲直，象这么一封涉及三位政治局委员的信，却只在一个小小的圈子——王、张、江、姚中传阅，主席不知，当事者不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不知，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江、张、姚自中共“九大”后进入政治局，已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有着历史渊源：自一九六四年江青发动“京剧革命”，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在上海曲意奉迎这位来自北京的“女客人”，为她在上海抓“样板戏”，江与张有了密切来往；一九六五年，江青为了寻找批判《海瑞罢官》的笔杆子，经张春桥介绍，结识了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艺组组长姚文元，江、张、姚结成一伙。
王洪文在安亭事件中，与张春桥结下“火线友谊”，成为张春桥手下一员猛将。
在中共“十大”之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是王、张、江、姚结成一帮。
在这个“帮”中，论职务，王洪文最高；论资历，王洪文最浅；论年纪，王洪文最校江青是这个“帮”的领袖。她仗着“第一夫人”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野心勃勃，不可一世。
张春桥是这个“帮”的军师。他是一位“座山雕”式的人物，脑子里的歪点子最多，肚子里的祸水最多。
姚文元是这个“帮”的笔杆子。他以笔为棍，东征西讨。他控制大报小报，以舆论左右中国政局。从批《海瑞罢官》、“三家村”，到批周扬、批陶铸，直至批“周公”、批邓，其源盖出于姚文元这“无产阶级金棍子”。
王、张、江、姚同住钓鱼台国宾馆。成为副主席之后的王洪文，不再住钓鱼台九号楼二层的侧楼。他转“侧”为“正”，迁入钓鱼台十六号楼，占领了第二层楼。
姚文元把家属接来北京，住在北京民族饭店附近的大院，但仍在钓鱼台办公。
钓鱼台国宾馆，成了这个“帮”的大本营。
毛泽东第一次对这个“帮”提出警告，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在京的那么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指着王、张、江、姚道：“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四人小宗派”，这是毛泽东对王、张、江、姚的最初的“称号”。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不要王洪文在侧。
虽说如此，毛泽东对于王洪文，还期待着他的改正。期待着他“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病重入院起，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表明毛泽东对王洪文仍留有余地。毛泽东对那个“四人小宗派”，也留有余地。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访华，毛泽东让王洪文和张春桥出面去接待。
一九七四年国庆二十五周年即将来临，毛泽东考虑到周恩来因病住院，指定由王洪文主持国庆招待会。周恩来在九月二十九日给王洪文写了一信：昨晚作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案解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校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从周恩来致王洪文的信中看出，王洪文当时虽然已被毛泽东所疏远，但仍保持第三号人物的地位。
翌日晚，中外来宾四千五百多人云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王洪文主持这一盛大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抱病出来致祝酒词。
长沙告状
就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结束不久，王洪文栽了一个大跟斗……国庆节过去之后，毛泽东准备前往长沙过冬。临行前，十月四日，毛泽东让女秘书张玉凤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挂电话，告诉他重要的人事安排：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王洪文依然搞他的“四人小宗派”。当天晚上，他就把这消息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四人小宗派”之中，这消息如同炸雷一般！
按照“四人小宗派”的如意算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把交椅，理所当然应该由张春桥来坐。毛泽东作出的新的人事安排，完全打乱了江青集团的夺权阴谋。
“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江青气得七窍生烟，把一肚子的怒火朝周恩来喷泄。
十月十七日，夜幕沉沉，四颗脑袋在钓鱼台十七号楼聚集。江青召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急商要事。因为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已定于翌日抵京访问，根据外交部的安排，将由邓小平陪同，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诚如王洪文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受到审讯时所供认的，那天夜里，他们四个人“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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