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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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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八日上午，从康平路办公厅——“康办”打来电话，告诉曹荻秋，“工总司”代表已经来到那里，要求见他。
“请刘冠同志接待他们。”曹荻秋答道。
刘冠，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按照首荻秋的意见，出面接待了来访者。
“我们要见曹荻秋？”来访者用咄咄逼人的口气说道。
“我可以把你们的要求，转告荻秋同志。”刘冠回答道。
“我们对上海市委提出三项严正要求。”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来访者，口气跟那海报一样大。
“你们说吧。”刘冠掏出工作笔记，记下了他们的“三项严正要求”：（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的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
最后，来访者仿佛在那里提交最后通牒一般，说道：“限于今天下午二时前答复！”
在这些“代表”走后，刘冠迅速把那“三项严正要求”转告住在衡山宾馆的曹荻秋。
面对王洪文的挑战，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会研究了那“三项严正要求”，同意曹荻秋提出的对策——“三不”，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市委还通知全市各工厂，要求工人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去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还兼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上海市委把有关决定打电话转告了张春桥，他也表示同意。
“最后通牒”的时间——十一月八日下午二时到了，上海市委仍没有答应“工总司”的“三项要求”。王洪文骂骂咧咧了：“曹老头儿，明天我给你颜色看看！”
上海上空彤云密布，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喧闹的“工总司”成立大会十一月九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照理厂里安安静静。这一天一反往常。上午十点多，三辆“巨龙”型公共汽车停在厂门口。“永忠队”的八百来名队员，拥挤在三辆“巨龙”之中。有些队员已佩上崭新的红袖章，上面印着一行小黄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面是三个大字“造反队”。
“巨龙”车沿着杨树浦路西去，直奔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常当时的上海最大的露天广场是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最大的室内广场，要算文化广场了。扇形的会场，阶梯形的座位，既是上海的最大的剧场，也是召开各种全市性会议的地方。
王洪文的胸前，挂起了写着“主席团”的红布条。他穿起那件肩上有一根小带子的军官服。他的心忐忑不安，因为他从来没有主持过这么样的万人大会。他推举“副司令”潘国平作为大会的执行主席，因为这种场合没有小潘那样的口才是不行的。再说，即便是在厂里，各种大辩论的场合，他也总是在幕后操纵，不大出头露面。
这是一次乱哄哄的会议。各路造反兵马陆陆续续到来，头儿们彼此都不熟。他们的对立面——“保”字派的工人也大批涌入。各色袖章、分属于不同“司令部”的红卫兵们，也活跃于会常虽然海报上写着“中午十二时正”开会，可是，拖拖拉拉，直到下午两点多，潘国平才跑到话筒前，宣布大会开始。
潘国平的话音还在大厅里回荡，一群红卫兵便跳上了主席台，夺走了话筒。顿时，大厅里响起红卫兵的声音：“潘国平是政治扒手！他冒充北京红卫兵，在外边招摇撞骗……”这一突然袭击，出乎潘国平的意料。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嘴，顿时象哑巴似的，竟答不上来。
台下马上有人起哄，呼喊“揪出政治扒手”，会场大乱。
王洪文坐在台上，吃了一惊，随即采取紧急措施：撤下潘国平，临时叫上海建工局基础公司的工人张宝林充当大会执行主席。
一场风波刚刚平息，会场安静下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群工人又挤到主席台前。
王洪文一看，糟了，来的正是厂里的对头——“捍卫会”的工人。他们大声呼喊：“王洪文也是政治扒手！把王洪文揪出来！”
苗头不对，王洪文赶紧扯下胸前那主席团红布条，躲到后台去，成了名副其实的幕后指挥。
这两阵骚乱，使会场乱得象一锅粥。
王洪文赶紧叫人把大会发言名单塞到张宝林手中。张宝林来到话筒前宣布：“现在，大会发言开始！”
台下有人带头鼓掌。很快，掌声响成一片。紧接着，有人领呼口号，高叫“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下子，会议才算真正开始。王洪文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第一个上台的，便是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代表。
“战友们，同志们！我要控诉，控诉上海市委，控诉厂党委，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把我关押，把我毒打……”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血衣”，声嘶力竭地咒骂起来。
台下有人呼喊：“把曹荻秋揪出来！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后台，王洪文马上叫人给上海市委挂电话，说是“群众强烈要求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曹荻秋严词拒绝。他对秘书说：“今天的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紧接着上台的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永忠队”的代表。他拿着经过王洪文“审定”的发言稿，慷慨激昂：“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强大阻力，完全来自于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曹荻秋等一小撮人，纠合了各种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压迫革命派，充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辩护士和卫士，贯彻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以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在国棉十七厂的所作所为，正是这一反动路线的典型缩影！ 闭馐保ㄏ碌摹坝乐叶印倍釉泵歉吆簦骸按虻共茌肚铮 薄按虻故┗菡洌 ？
又有人高呼：“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后台，王洪文附在执行主席张宝林耳边吩咐如此如此。
……
“你方唱罢我登台”。当“永忠队”代表结束了长长的“控诉”之后，叶昌明上台了。他的发言角度与众不同。他在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一个小组工作，这个小组是上海市委树立的先进典型。他揭发说，这个小组是“假典型”、“黑标兵”，对上海市委进行了一番“批判”……会议如同马拉松赛跑，冗长的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出席会议的人数，有人说四万，有人说只几千，但比较可靠的估计是两万人，因为整个文化广场都坐满了。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来得晚，吵吵闹闹要冲进会场，几次三番引起会场的骚乱。好在王洪文这时已经有了“经验”，遇上会场秩序大乱之际，便叫人领呼“打倒中国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口号声如同“镇静剂”，稳住人们的情绪，使会议能够开下去。
薄暮降临，文化广场里的电灯亮起来了，这个嘈杂的成立大会总算接近尾声。
会场里响起宣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的声音：“今天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阴谋。
上海市委也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不能坐视不管。“
那么，“工总司”要怎么“管”呢？“宣言”讲得明明白白——夺权！
会场里回荡着充满杀气的声音；
“我们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人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那最末一句话，原本出自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经过王洪文的“活学活用”，把四十年前毛泽东用在地主身上的话，用到了上海市委、用到了曹荻秋身上去了！
会场里响起了《国际歌》歌声。在那年月，群众大会总是以《东方红》开始，以《国际歌》结束，几乎成了固定的会议程序。
《国际歌》毕，正当人们准备散场的时候，响起了执行主席的话音：“同志们，战友们，请不要走。我们‘工总司’虽然已经宣布成立，但是上海市委并没有答应我们的三项要求，并没有承认我们‘工总司’我们还要继续战斗！
“本来，曹荻秋答应参加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来。
“请同志们不要走，我们坐在这里等曹荻秋，要他承认‘工总司’！ 币丫酒鹄吹娜嗣牵肿讼吕础？
王洪文造了曹荻秋的谣言，说曹荻秋答应过前来参加大会而食言不来，陡然煽起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曹荻秋的不满。
前来参加大会的人，各种各样。有看热闹的，有来听听的，有随大流的，这些人纷纷散去，一下子使会场里的人数去掉一半。
王洪文派人去“揪”曹荻秋，却把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拉来了。他们逼着张文豹承认“工总司”，而张文豹的头一句话，便使他们恼怒而失望：“我不代表市委！”
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会场里的群众，象冰块似的不断消融，越来越少。派出去的人，依然找不到曹荻秋的踪影。
晚上九时多，眼看着会场里只剩下四、五千人了。王洪文决定：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于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崭新的大旗，出现在上海的马路上。一路游行，一路呼喊口号，王洪文着意于扩大事态。
半个多小时以后，游行队伍聚集在延安西路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前。
夜，十点多，下起了冷雨。雨越下越大。许多人想回家了。
忽然有人传出消息：“曹荻秋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大家！”
雨中，造反队员们以急骤的步伐，奔向上海展览馆。那里一律俄式建筑，是苏联援建的，原名中苏友好大厦。随着中苏交恶，改名上海展览馆。不过，那象征着中苏友谊的友谊电影院，仍照原名。只有一千来个座位的友谊电影院，顿时显得十分拥挤。为了鼓舞士气，唱起了“下定决心，不后牺牲”，唱起了《工人阶级硬骨头》。担任领唱和指挥的，便是“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革命造反”兵团赶来声援。红卫兵们不断地演讲着。总算填补了那等待着的空白的时间。
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曹荻秋。曹荻秋格守着上海市委的“三不”决定。
凌晨二时，上海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张祺来到友谊电影院，劝说工人们回家休息，不要影响生产。
有人质问张祺：“你承认不承认‘工总司’？”
张棋答道：“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没有的！”
张祺马上受到了围攻。他的劝告无效，只得离开了友谊电影院。
王洪文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再等下去吧，即便是在友谊电影院等到天亮，曹荻秋也未必改变他的“三不”态度；就这么散伙吧，实在不甘心。
王洪文一而再、再而三要求首荻秋接见，为的是要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一旦承认了，也就给他这个“司令”打了保票。他毕竟比潘国平大十多岁，而且在保卫科干过，知道“反革命”意味着什么……半个月前的北京之行，使他对“上告”、“串连”有了“经验”。当“工总司”的核心组成员们讨论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时候，王洪文亮出了他的主意：“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儿！”
一呼百应，王洪文的意见，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黎明，湿淋淋的柏油马路上，一夜未睡的“工总司”造反队员们举着红旗，向上海北站进发了。那些参加大会不过是为了看热闹的人，此刻正在家里酣梦正香。说实在的，这批一夜未睡的，倒是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骨干……
第五章 安亭事件
车停安亭高呼着“跟着红旗上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工总司”数千人的长长的队伍，行进在上海街头，打破了凌晨的沉寂。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副司令”潘国平。此时，用不着担心再有人揪他“政治扒手”。他不住地领呼口号，神气活现。
王秀珍也走在队伍的前列。尽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托付给邻居，走了。她带着厂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一百二十多人，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眼下走在“北上告状”队伍中的连她在内只剩十名。
王洪文居中。他的八百来名“永忠队”队员出席大会，此刻剩下三百九十六人。
队伍的尾部稀稀拉拉，犹如彗星的尾巴，大都是散兵游勇，慢慢地在后面跟着。
“先锋”潘国平率队冲进北站，一路冲，一路砸，检票员无法抵挡。
一趟赴京的红卫兵列车，靠在月台，车头正冒着浓烟和水汽。潘国平说了声“上”，一千多造反队员冲上列车，挤得满满的。
当王洪文、张宝林率队来到北站，已经无法再挤入红卫兵列车。有人发现旁边一列驶往郑州的列车正空着，反正去郑州也是北上，王洪文率领一千多造反队员呼隆而上，把这列空车也挤满了。
后续队伍也来到北站，约莫也有千把人，已经无车可上。他们嚷嚷着要找上海铁路局头头，为他们增发北上列车。
北站，也乱得成了一锅粥。
善于“活学活用”的造反队员们，正在念诵着毛主席语录：“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牲牺、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清晨五点，忽然传出一片欢呼声。原来，红卫兵列车发出“鸣”的一声尖叫，车轮转动了。这趟列车离开上海之后，一路顺畅，在中午到达南京。
第一批造反队员离去时的欢呼声，使坐在那趟郑州列车里的造反队员们焦急起来。
这趟属于郑州机务段的列车，原定十日晚二十三点发车。这未必太晚了。王洪文与胸前挂着“郑61”的号码牌的姓王的列车长谈判，要求提前开车。
列车长报告了调度室。调度室报告了上海铁路局。
出乎意料的顺利。凋度室通知：这趟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于上午七时开车！
消息传出，车厢里欢腾起来。那些后到的队员，本在等待第三趟列车，这时也纷纷拥上这趟列车。
上午七时，一声鸣笛，列车启动了。王洪文紧握着那个与他同战斗的“首都红三司”红卫兵包炮的手，庆贺北上告状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
列车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前进，树木、电线杆闪电般从车窗前掠过。这时，王洪文满脸兴奋，与包炮商量着到达北京以后，怎样在北京举行炮轰上海市委的游行，给曹老头儿以难堪……列车有节奏地摇晃着，一夜未睡的造反队员们，即便是站在过道上的，也合上了双眼。
车过南翔，列车忽地放慢了速度，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车厢里出现了骚动。一问列车长，王洪文吃了一惊：接上海站调度通知，这趟列车从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
所有打瞌睡的人，都醒了。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正在上海所属的嘉定县境内行驶。
慢吞吞地从南翔开到黄渡，前面是嘉定县内的一个小站——安亭。
上午八时十七分，车抵安亭站之后，随即倒开，进入了一股卸煤的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当即锁上。列车停止前进了。列车所停的地方，离安亭车站有几公里。
列车四周，是一片旷野，没有一间房子，旁边堆着一堆木材、一堆煤。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洪文派人奔往几公里外的安亭车站，向上海挂电话询问。
从上海方向传来消息：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已抢占一趟北上列车，原定上午十时十分开车。接到调度室通知，这趟列车不开了。
从南京方向传来消息：那越红卫兵列车在中午驶入南京站之后，也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猛抽了一口烟，牙齿咬得吱咯吱咯作响。
拦车卧轨
曹荻秋也一夜未合一眼。连日的劳累，使他又添新的白发。
“工总司”召开大会之际，文化广场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随时把消息报告曹荻秋。
此后，王洪文领着队伍去市委大楼请愿，去友谊电影院要求接见，直至冲进北站，强占列车，曹荻秋都随时知道动态。
他守在电话机旁。在得知种种情况之后，他不时与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保持联系，商议对策。有关同志也不断把上海“工总司”的动向，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
“工总司”冲入北站、列车驶离上海之后，事态已经越闹越大。
上海市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已经开出的两趟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
上海市委出于这样的考虑：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不仅会给上海工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也将严重扰乱首都的社会秩序。
上海市委已经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了。
上海市委给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车挂了电话，劝告“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不要北上，应立即回沪“抓革命、促生产”，有关问题在上海解决。如果“工总司”同意，602次列车可以由安亭开回上海……安亭岔道，许多“工总司”造反队员下车了，聚集在堆着木材、煤块的料场上，争论着何去何从。
不少人主张回上海。他们的头脑已渐清醒，意识到数千人上京告状，确实不妥当，说道：“还是回上海去解决吧！”
“回上海去？右倾！”马上有人气势汹汹地反驳，“如果在上海能解决问题，我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唉，出师不利。看来，‘工总司’的头一仗，就吃了大败仗。”有人沮丧，拉长了脸。
“回上海——死路一条！”有人煽动，蛊感人心，“回到上海，你们一个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司令”呢？他正在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作出了决策：“拦车北上！”
来了，来了，铁道上出现一列从上海开出的客车。王洪文带了一批人来到铁轨旁。
当后来王洪文成为“英雄”，“卧轨拦车”成为他的“英雄篇章”。其实，据几位当事者回忆，是这样的；他们在铁路两侧，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舞着。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来了个急刹车。在车子停住之后，很多人才跑上铁轨，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实际上是“拦车卧轨”，并非“卧轨拦车”！
停下来的是648次客车。列车长下来了，听说这一千多人要挤上车，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说：“车上有电话。你们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同意，我不能让你们上车！”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坚决不答应，而且反复传达了上海市委的意见。
这时，几辆小轿车急急驶来。上海市委派出的轻工业局局长来了，机电局局长来了。
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648次火车头连连鸣笛。造反队员们退下了铁道。滞留了将近两小时，648次的车轮终于又开始转动，驶离了安亭。
在上海市委代表的劝说下，不少造反队员回到602次车厢，等待着铁路局安排驶回上海。
王洪文急了。602次一旦开回上海，将意味着“司令”领导的这次“造反”归于失败。
“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看手表，对他的“部下”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
王洪文豁出去了！
从上海站始发的客车之中，14次向来最受重视，因为它是上海与首都之间的特别快车。不光是头头脑脑们要坐这趟车，外宾们也常坐这趟车。
又是一次“拦车卧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特快那飞转的车轮不得不骤然刹祝车上许多外宾拉开了车窗，不解地望着车外成群成群挂红袖章的拦车者。
列车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拦车者们面前，当他听说拦车者要求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坚决回绝了：“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行，绝对不行！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别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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