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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建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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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风。
法眼宗。文益创立。南唐中主李璟赐谥其为“大法眼禅师”而得名。提出“理事不二，贵在圆融”和“不著他求，尽由心造”的主张。以“对病施药，相身裁缝，随其器量，扫除情解”，概括其宗风。
黄龙派。慧南创立。因其住黄龙山（在今江西南昌市）而得名。法门为“道不假修，但莫污染；禅不假学，贵在息心”。
杨岐派。创始人方会。因住杨岐山（治所在今江西萍乡县北）而得名。时人称其兼百丈怀海、黄檗希运之长，得马祖道一大机、大用，浑无圭角，宗风如龙。
禅宗五派的思想，相差无几，仅是门庭施设不同，接引学人方法有所区别，以致形成不同宗风。法眼宗文益在他所著《宗门十规论》中指出：“曹洞则敲唱为用，临济则互换为机，韶阳（指云门——引者）则函盖截流，沩仰则方圆默契”，指出四派不同之点。法眼宗的宗风则为“一切现成”。
禅宗在五家七宗以后，禅风有所改变，有“颂古”、“评唱”等一类禅门偈颂行世。后有克勤作《碧岩集》，影响很大。从此禅宗机用变成逢场作戏。后克勤弟子大慧宗杲销毁《碧岩集》刻版，想杜绝不明根本、专尚语言的禅病。但不久又有刻版重出，宗杲的预定目的未能达到。后来他提倡“看话头禅”，将“敲门砖”给发心参禅者，深受士大夫们欢迎。这种佛儒合流倾向，影响到宋明理学的形成。宗杲又反对正觉所倡导的“默照禅”，称之为“邪禅”，认为是不求妙语，只以默照。实际上看话头禅应用慧能定慧等学中的“慧学”，默照禅应用其中的“定学”，两家只是方法上的不同。这两家禅学，自宋以后，经元明清三代，至今不绝。
正值禅宗流弊严重，临济、曹洞互争短长时，法眼宗延寿编《宗镜录》100卷，对各派宗旨分歧持调和态度，目的是扶衰救弊。但此书在100年后才刻版流通，不久又被增改，至明代才恢复旧观。清雍正年间曾被推崇一时，但始终未在禅门中发挥应用。以后金元间有曹洞宗行秀，元有临济宗明本，明末清初有临济宗圆悟、曹洞宗元贤等宗师，继续弘扬禅法，都未能挽回颓势，并陆续出现三种情况：①宋初，不断有人提倡禅净合一；②为争夺法统，临济宗后人歪曲云门宗的传承，把云门、法眼两宗归属于南岳怀让一系，而将青原行思一系说成只有曹洞一宗；③清帝雍正撰写《拣魔辨异录》，以政治威力干涉禅宗内部纠纷，迫使被压制的派系所属各大禅寺，如杭州灵隐寺等，改换门庭。禅宗至此奄奄一息。清代中叶后净土信仰普遍，禅宗已成强弩之末，不穿鲁缟。近代以来的禅寺，实际都已成为禅净合一的寺院。
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至今仍延绵不绝。它在中国哲学思想上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如周敦颐、朱熹、程颐、程颢、陆九渊、王守仁都从禅宗中汲取营养。禅宗思想也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如谭嗣同、章太炎建立他们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对外传播亦甚广。8世纪，新罗僧信行入唐从神秀受法，将北宗禅传至朝鲜。道义从马祖弟子智藏受法，回国传入南宗禅，称禅寂宗，后改称曹溪宗，为朝鲜禅宗主流。12世纪末，日僧荣西入宋，受法于临济宗黄龙派虚庵怀敞，将此宗传入日本，称千光派。俊荷受杨岐派禅法，回国弘传。南宋末年中国禅僧多渡日，传杨岐派禅法。13世纪初，日僧道元入日本。17世纪，福建黄檗山万福寺隐元隆琦应邀赴日弘法，设坛传授禅戒，成为与曹洞、临济并列的黄檗宗，至今不衰。
第二卷 佛塔
第四章 佛塔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乐善好施的通俗用语，也是扶危济贫、救死扶伤义士们的谦逊之辞。既使在现代的文艺作品中，这句话也是拯救众生性命的主人公们脱口而出的惯用语。那么究竟什么叫“浮屠”呢？浮屠就是佛塔。
佛塔，简称塔，起源于印度，梵语音译〃卒堵波〃（Stupa）或浮图，浮屠、佛图，意译为方坟、圆冢、灵庙、高显处等。早期主要用于收藏舍利，后亦用于收藏经卷、佛像、法器，庄严佛寺。中国原本无塔，故汉语中的〃塔〃字，是魏晋译经时，按既象形又表意近音的规则新造的。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问佛陀，怎样做才能表示弟子们对他的忠心和虔诚。佛陀听后，将身上披的方袍平铺于地，再将化缘钵倒扣在袍上，然后把锡杖竖立在覆钵上――这便是塔的雏形。释迦牟尼圆寂后，弟子们按照他的暗示，建了八座供养其舍利，并作礼拜之用，以表示自己的虔信。由此产生了印度佛塔。其结构为覆钵状圆坟形，上饰竿和伞。上面的部分后来发展为相轮，即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到印度阿育王时代（公元273－232年），阿育王造了八万四千舍利塔（高仅几十厘米）送往世界各地，〃塔〃这种建筑式样便随之传播开来。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以后，弟子们把他的遗体火化了，遗骨在火光之中凝结成了五彩斑烂、击之不碎的结晶物，称作舍利子。相传释迦还遗留下了他的身骨、头顶骨、牙齿、毛发、指骨等等，都是佛的舍利子。当时有八个国家的国王听说释迦涅槃了，都带领兵将前来争夺佛祖的舍利，最后他们分别得到了一份，按照印度古老的传统习俗在自己的国家建塔供养了起来。这些佛塔的下面都有地宫，里面都珍藏着释迦佛祖的舍利。由于佛教信徒们将释迦佛祖的舍利子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神圣物品，所以佛塔就不仅成为了释迦涅槃的象征，更是佛家弟子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了。
佛教认为：信徒们如果能经常性地环绕着佛塔作礼拜，就可以在来世获取无上的功德和福报。所以，环绕着佛塔作右旋礼拜，也就成为当时的僧侣们每日必作的功课了。不仅如此，就是建造佛塔本身也是一项功德行为。在释迦涅槃二百多年以后，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就曾经打开了最早的八个舍利塔中的七塔地宫，取出舍利子，把它们分成许多份，然后在他传播佛教的广大区域内普遍建塔供养。这种作法还经常被后世的佛教信众所效仿。时至今日，佛祖的舍利塔遍布于中亚、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各地区，在中国的大地上，古塔的数量就有上万座。
佛经上说：信众们修建佛塔，如果找不到佛的真身舍利子的时候，可以用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等珍宝来代替；如果实在无力求得这些宝物，也可以到大海边去拾取清净的砂粒，或者采集一些药草、竹木的根节来制造舍利。只要具有真诚的信佛之心，这些象征物品在信徒们的眼里也就完全具有了如真身佛舍利一般的功能与作用。另外佛教的经典集中了释迦牟尼的所有思想与智慧，是佛教信众通往涅槃境界的指路明灯，因此，在有的古塔中，一些佛教经典也被当作舍利供奉在了塔身之中。经典是不同于真身舍利的，所以，珍藏在佛塔之中的经典被佛教称作“法身舍利”。不论是真身舍利还是法身舍利，它们所在的宝塔都会被称作“舍利塔”。
但也有一种佛塔只是被用来作为释迦牟尼象征的，塔下并不埋藏舍利子，因此就不具备坟冢的性质，如在石窟洞里用石头雕刻出来的佛塔就是这样的。这种塔在梵文佛教文献中叫Chaitya，汉语的音译称作“支提”或“制底”。
印度现存最为古老的佛塔，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时代。而中国第一座佛塔的建立，大约在公元一世纪的东汉王朝时期，那时候，佛教才刚刚被少数中国人接受。在近两千年的风雨岁月中，曾经有数不清的宝塔在神州的大地上拔地而起，展示着祖先们辉煌的艺术成就；又有多少座宝塔在干戈扰攘的战火中被堙没到了地下，它们当年雄伟的身姿只有到古书之中去寻觅。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有成千上万屹立着的古塔，数量之多，种类之齐全，制作工艺之多样，时代跨度之大，在曾经和依然信奉佛教的国度之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它们的成就也决不仅仅局限在古老的建筑技艺本身，在这些古塔舍利子的五彩夺目的光环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和不断创造新型民族文化的历史过程。
公元一世纪前后，塔随佛教传入中国。经东汉至南北朝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建筑风格融合，得以迅速发展，呈现出崭新的姿态，式样出起了很大变化。形成了楼阁式、密檐式、亭阁式、华式、覆钵式、金刚宝座式以及过街式、门式、宝箧印经式等结构形式和艺术造型。在一千多年间，中国各地建造了数以万计的木塔、砖塔、砖木塔及铜塔、铁塔、陶塔、琉璃砖塔，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艺术财富。
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朝廷派遣12名使者前往西域访求佛法，三年后带着经书、佛像归来，还请回两位印度僧人。明帝下令在都城洛阳修建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依院而建的塔即成为中国最早的楼阁式塔。中国正史首次记述光建佛塔是三国时代，《三国志·吴书》载：中平五年到初平四年（公元188－193年），笮融在徐州建浮图祠，〃上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可惜这两座塔都已不复存在。《魏书·释老志》说：〃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可见在这个时期，塔不仅在中国在地生了根，而且已初成定制。此制一直沿袭下来，塔层多为单数，一般是七至九层，多的达十五至十七层；塔形通常为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也有六角、十二角形的。
东汉至隋唐时期所建的塔，主要是楼阁式和密檐式两大类，建筑材料为木或砖。由于木结构塔经不住风雨侵蚀，又容易发生火灾，因而隋唐前的木塔已无一存，只能从壁画、石刻和文献中了解它的造形结构。现存最早的木塔为建于北宋前期（公元1000年）的敦煌慈氏塔和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的应县释迦塔，慈氏塔小巧玲珑，空灵秀美，释迦塔敦厚浑朴、伟然挺立，均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砖塔保存下来的较多，著名的楼阁式砖塔有唐代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和兴教寺玄奘塔等；密檐式砖塔最早和最有影响的有北魏嵩岳寺塔，西安荐福寺小雁塔、河南登封法王寺塔、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等。到五代、两宋时，楼阁式和密檐式塔又发展为砖身木檐楼阁式塔（如上海龙华塔等），砖石楼阁式塔（如河北开元寺塔等），砖石密檐塔（如南京栖霞寺舍利塔等）。楼阁式塔，内部均有楼层可登，塔内有暗层，所以塔的实际层数往往多于外观楼层；密檐式塔则与此相反，它的檐层往往多于内部楼层，塔檐间无窗柱，实心的，不能登临的居多。楼阁式和密檐式塔受中国传统建筑影响最深，是中国塔中最有代表性的，其后的不少支系（如亭阁式、华式等）都是由它们派生的。
早期的塔均建得异常高大，如史书记载最高的木塔――洛阳永宁寺塔（今已不存），高达千尺，耗资巨万，百里以外都能望见。如此大兴土木建造佛塔，是中小寺庙及一般信众望尘莫及的，因此，一种将塔与中国亭阁建筑结合的亭阁式塔便应运而生了。这类塔的下部为一个木结构的圆形、方形或六边形亭子，上部加一小阁或带有相轮的刹。它省工省料，易于建造，故墓塔多采用这种形式。山东历城四门塔，河南登封会善寺净藏禅师塔，山西五台佛光寺祖师塔寺，都是现存最具代表性的亭阁式塔。
元代，覆钵式塔再度由尼泊尔传入中国，各地大量兴建，成为古塔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北京妙应寺白塔、山西五台山塔院寺白塔等，在这类塔中最为著名，明代以后，别的塔型已趋不振，覆钵式塔仍继续发展，瓶状塔形也由粗巨雄浑，¨wén rén shū wū¨转向纤瘦清丽。因藏塔系佛教建塔常采用这种形式，故被称为喇嘛塔、藏式塔。宋以后，随着华塔的兴起，这两种塔便逐步取代了亭阁式塔。
所谓华塔，是因其外形似花而得名。它的塔身上半部装饰各种繁复的花式，有巨大的莲瓣、密布的佛龛、或塑制出各种佛、菩萨、天王力士及一些动物形像，如同一巨大花束。华塔与楼阁式塔同出一系，在宋、辽、金二百多年间最为兴盛。
密宗兴起后，金刚宝座式塔于明代传到中国，它主要是供奉金刚界五部的主佛（五方佛），故塔其上列中央大、四隅小的五座塔，也象征须弥山五形，塔座上还布满了五方佛各自的座骑的浮雕。塔上增加了中国式琉璃瓦覃亭，塔身按中国传统雕刻斗拱、柱子、椽飞、瓦陇。金刚宝座塔今存实物仅10余处，为明清建筑，其中北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山西五台圆照寺金刚宝座塔都较有名。
过街式及门式塔，是寺塔建筑与中国古代城关式建筑相结合的产物。它建于街衢之上，下部修成门洞形式。可通车马的称门式，仅通行人的为过街式。这两种塔均始于元代。现存实例有北京居庸关过街式塔、河北承德普宁寺门式塔等。
宝箧印经式塔是一种特殊塔形。传说西晋泰始年间（公元265－274年），有个叫刘萨诃的从地下挖出一个青色小塔，〃高一尺四寸，广七寸〃，塔刹有五重相轮，四面有雕刻，里面藏有佛舍利。人们都认为这是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之一。由于此塔与五代时吴越王钱弘仿阿育王所造塔（形似宝箧，内藏印经）相似，以致后人对刘萨诃从地下挖出塔的记载也产生了怀疑。这种塔因其体积小，易运用和保存，所以流传亦快，宋以后还有新发展，如建于明代的开元寺宝箧印经式塔（高4。2米）即为一例。该塔至今仍为建筑学家所重视。
塔受中国建筑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每类塔都有自己的演化过程。即使同一类塔，因建造时间、地理环境、文化习俗不同，也会各有所异，因此，可以说在中国现在的塔中，找不出完全相同的两座塔。塔的分类，只是大略分为以上几种，实际上就样式而言，还有九顶式、阙式、圆筒式等，就结构而言，还有钟形塔、球形塔、经幢式塔和高台列式塔、级合式塔等。
塔源于佛教，且至今仍与佛教密切关联，但由于中国化、民族化因素的影响，这种建筑式样也被其他宗教运用，如建于唐代后期的伊斯兰教广州怀圣寺光塔，建于清雍正年间的道教北京白云观恬淡守一真人塔等。塔在民间的运用就更为广泛，如封建时代为祈求本地方的文人能中试及第而建造的文风塔（遍及各地，数量较大），为消灾免难而修的风水塔，以及近现代的各类纪念塔等。这些塔，虽然修建目的各有所异，但客观上却点化了风景，保留了古代文明成果。
中国古代的佛教信众在修建佛塔的同时，也为历朝历代的高僧大德们修建了无数的舍利墓塔，在有的寺院旁边，成组成群的高僧墓塔又组成了一个个举世闻名的塔林，向我们述说着塔下圆寂之人当年的功德与业绩。在一千多年的中国佛教发展长河中，佛塔的建筑艺术形式又引发起了祖先们对于其他建筑种类的想象力，于是一座座与敬佛思想毫不相关的用于了望敌情的料敌塔、用于导航引渡的航标塔、用于镇压风水的文风塔便应运而生了。就连有些道士死后，也采用了佛教建塔埋葬的方式，在所建塔的形式上也往往与佛塔没有太多的区别。这些名目众多、用途广泛的古塔，充分说明了这种原本属于佛教的建筑形式，早已融入到了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海洋之中，成为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把中国的大好河山装扮得更加秀丽与多姿。
塔是五台山建筑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从北魏至今，有砖塔、木塔、石塔、铁塔、铜塔、银塔、镀金塔、玉塔、琉璃塔、水晶塔，还有稀世珍宝经字塔、点缀了五台山的锦绣河山。形式上有密檐式、楼阁式、宝座式、亭阁式、组合式；图形上有方形、圆形、八角形、六角形等；规模上大者高50余米，直刺苍穹；小者仅有5厘米，精细玲珑；性质上，又分为佛塔、墓塔两种。佛塔又可分为舍利塔、灵迹塔、功德塔、供奉塔等等。
多姿多彩的塔，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园林中的一支奇葩，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欣赏价值，是值得珍视的宝贵文化遗产。
第五章 中国佛塔的发展
公元一世纪前后，印度的窣堵波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塔”字也应运而生（塔字既象形，又涵盖了stupa的音与义，从“土”旁，含有封土之下埋有尸骨或“舍利”之意）。然而，中国并没有滋生印度佛教的社会土壤，佛教只好依附传统的礼制祠祀，佛塔也和古典的楼阁台榭结合起来，“上悬铜串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即在多层的楼阁顶加上一个有九层相轮的塔刹。（三国时，窄融在徐州大建佛寺，寺中造塔，塔的形式是塔顶“上悬铜窣九重，下为重楼阁道”。
“天全旧状”指的就是印度的窣堵波，“重构之”即为相叠多层的木楼亭阁。可见木楼亭阁顶上放置串堵波，就是那个时期佛塔的基本形式。
和中国人一样，印度人也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那半圆形的窣堵波代表了佛教的宇宙观。传入中国后的佛塔，中国人却把原来坐落在地上的“天”真正高高举中国佛教文化信息中心到了天上，下面便以方形平面的楼阁来支撑，这是中国人“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
不仅如此，在中国人眼里，佛也具有人性，佛所居住的塔也被赋予世俗生活的内容。佛塔的第二个变化就是原来埋藏佛骨的阴森的地宫走上了地面，变成了“寺”。所以在中国往往寺与塔建在一起，有塔便有寺。古老宫殿式的寺庙平面展开，既是供奉佛祖的神殿，又可居可游；而那孤高耸天的佛塔，以它巨大超人的空间体量，打破传统古典建筑平缓坦然的空间序列，既是佛陀“涅磐”神圣的象征，又成了风景胜地的标志。“雁塔题名”成为历代文人登临咏怀的风流雅事；钱塘江边的六合塔，成了江船夜行的航标；河北开元寺的料敌塔使佛塔兼有军事作用；居庸关过街塔，下面不仅车马行人可以穿行，凡人经过即是对佛进行一次顶礼；有的地方甚至建塔镇妖以免除灾难，于是佛塔又变成风水塔。颇具意味的变化是，中国人把印度窣堵波那种指向神秘苍弯的象征形象，只是作为一种标记而束之高阁，塔刹以下楼阁则赋予现实人生、清醒实用的理性内容。所以中国的佛塔是“人”的建筑，而不是“神”的灵境（王世仁《塔的人情味》，载《美学》第四期）。
在千姿百态的中国佛塔中，不论是密檐塔，还是楼阁塔，风水塔还是文峰塔，细细观察的人总会发现，塔的层数皆为奇数，单层、三层、五层、……十三层、十五层、十七层，偶数层的塔极罕见，连塔刹相轮也不例外。而培的平面智为偶数边形，如四角、六角、八角、十二角塔等，绝对没有奇数边的平面形式。除了构造上的原因外，其构思乃出于中国阴阳对立统一的宇宙观。数字在中国除了它的运算功能外，还被赋予哲学的意义。数字有奇有偶，有阴有阳。天数奇数，为阳数，生数；地数偶数，为阴数，成数。天在上，是圆的，向高发展要用天奇数；地在下，是方的，平面展开要用地偶数，这是中国人对数的讲究。天覆地载，高天厚地，天地合一，“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方才有“博厚配天，高明配地，悠久无疆”崇高境界的追求。
当然，佛教也有自己的解释：塔的四边，象征四圣谛；六边象征六道轮回；八边即是八相成道；十二边指十二因缘等等，而塔的奇数层在佛教中则表示清白与崇高，“七级浮屠”之说亦为常人所知。不管怎样，印度串堵波在与中国楼阁的结合过程中，前者已被后者大大地同化了。
随着唐代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佛教宗派的发展也达到鼎盛时期，例如五台山的南禅寺、佛光寺，都是那个时候建造的，寺院殿宇房屋一直保存到今天，构件都非常完整。
唐代建立的塔也是很多的，就其中楼阁式塔而言，更为突出，遗留到今天的也是不少。唐代楼阁式塔的分布，基本上都在陕北、嵩山、甘肃东部、河北等地其代表有慈恩寺大雁塔、兴教寺玄奘塔、荐福寺小雁塔、善导大师塔、法王寺塔、永泰寺塔、澄城塔、蒲城慧彻寺塔、崇寿寺塔等等。
楼阁式塔平面都做正方形，最高达到13层，一般五层、七层，高度由20米至40米左右。唐代塔不做台基，也不做基座。塔身从基础砖砌到地面之上，这种塔全部都依照木结构来建造，塔身券门，墙面平而光，到檐部则用叠涩出檐，檐顶则用反叠涩式。在叠涩层中，还夹杂几层菱角牙子。檐下施斗棋，用普拍枋、大斗。凡是唐代塔，塔的内部都做木楼板，也就是说用大梁承木板，层层如此，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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