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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6-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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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特听见那年轻人说：“咱们已经习惯见死人了。”
白发人说：“一向如此，一向如此啊。”
白发人说：19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或者19世纪末叶，社会习惯于通过对话语的过滤不让死神溜进来。假如有人阅读那个时代的新闻报道，可能会说几乎没有犯罪，或者说一桩杀人案能震动全国。大家都不愿意把死神请进家门，请进梦里和幻想中来；可是可怕的犯罪、分尸、种种强暴，甚至连环杀人屡屡发生是不争的事实。请注意：除去那个时期的大案之外，大部分连环杀人凶手没有落网。没人知道开膛手杰克是什么人。为了适应我们的害怕心理，一切都经过了话语的过滤。孩子害怕的时候怎么办？闭上眼睛。如果孩子看见有人实施暴力，然后杀人，他怎么办？闭上眼睛。他也喊叫，但首先是闭上眼睛。话语就是干这个用的。这让人好奇，因为人类的疯狂和残忍的全部典型都不是当代人发明的，而是咱们老祖宗的创造。可以这么说，希腊人发明了人性恶，看到了咱们人人心里都有邪恶，可是我们对这邪恶的证据已经无动于衷了，咱们觉得这些证据微不足道，觉得这些证据难以理解。人性疯狂也是如此。正是希腊人开启了邪恶变化的一系列可能性，可如今这些可能性什么也没对咱们说明。也许您会说：一切都在变化。一切当然在变化，可犯罪的典型没变，同样，人类的本性没变。有个可以说得过去的解释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太小。我说的是19、18和17世纪。当然啦，社会是小。大多数人处于社会的外围。比如在17世纪，每运输一次黑奴，一船奴隶要死掉百分之二十，比如运到弗吉尼亚出售。这事不会打动任何人，弗吉尼亚的报纸不会用头版头条刊登此事，也不会有什么人要求绞死贩奴船的船长。反之，如果一个庄园主发疯杀掉了邻居，然后飞马回家，下马后又杀掉自己老婆，造成二人死亡，那整个弗吉尼亚社会至少半年内会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个飞马杀人的传说可能会代代相传。再比如法国人吧。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有几千人被害，可没人为死者掉泪。就在同一年，一个磨刀的杀死了一个女人，还杀死了自己的老妈（亲爱的朋友，那是自己的母亲啊！），后来被警察击毙。这消息不仅传遍整个法国报刊，而且在欧洲其他报纸也做了介绍，甚至在纽约的《观察家报》上刊登了一篇评注。结论就是：巴黎公社的牺牲者不属于社会；死在贩奴船上的有色人种不属于社会；而在法国一个省会死去的女子和在美国弗吉尼亚飞马杀人的凶手倒是属于社会的！也就是说，发生在这二人身上的事情是该写、该读的！尽管如此，话语还是更多地用在躲闪术上，而不是揭露秘密。也许揭露过什么。是什么呢？坦白地说，我不知道。
那年轻人用双手捂住了面孔。
“这一次不是您头一回去墨西哥吧。”年轻人放下双手，露出微笑，样子像刺芒柄花。
“不是。”白发人说，“以前去过，那是几年前了，打算给人帮忙，结果不行。”
“那为什么现在又去呢？”
“想看一眼呗。”白发人说，“我到过一个朋友的家，是上次逗留期间交上的朋友。墨西哥人热情好客。”
“不是官方访问吗？”
“不是，不是，不是。”白发人说。
“关于那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说说您非官方的看法吧。”
“爱德华，我是有些看法。但希望未经我同意，请别发表。”
年轻人用双手捂住脸，说道：
“凯瑟勒教授，我一定守口如瓶。”
白发人说：“好，那我就给你说说可以肯定的三个方面：1．是这个社会已经脱离了正常轨道，所有的人，绝对是所有的人都像是古罗马竞技场中的老基督徒［2］；2．罪犯五花八门；3．那座城市好像在发展，好像在进步，但是实际上，大家能做的最大好事就是夜间出门去沙漠穿越边境线，人人如此，毫无例外。”
闪耀红光的晚霞开始时，无论孪生兄弟还是印第安人父子，以及法特周围的顾客们，早就纷纷离去了。于是，法特招手，要求结账。一个棕色皮肤、胖墩墩的姑娘送来了账单，问法特喜欢不喜欢餐厅的一切。
“都喜欢。”法特说着在口袋里找钞票。
后来，他再次欣赏落日的景色。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母亲的邻居，想起了杂志社，想起了纽约的街道，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悲伤和厌烦。打开那本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前教官写的著作，信手翻开一页，看起来：“很多贩卖奴隶的船长常常以为在西印度群岛交出奴隶以后任务就算完成了，而实际上他们常常不能尽快拿到盈利的钱去买蔗糖，以便返航；商人和船长一直不能给自己运来的货物定价；种植园主可能拖延几年才交付买奴隶的钱款。欧洲商人有时买卖奴隶宁可要期票，而不要蔗糖、靛青、棉花和姜，因为这些货物在伦敦市场上的价格常常不可预期，或者太低。”法特想，这些名字真漂亮啊！靛青、蔗糖、姜、棉花。木兰开粉红花。深蓝的浆液带着古铜色的光泽。一个染了靛青的女人正在淋浴。
法特起身后，胖墩墩的女孩过来问他到哪里去。法特说：去墨西哥。
女孩说：“我猜到了。去什么地方啊？”
一个厨师靠着柜台在吸烟，一面等着法特回答。
“去圣特莱莎。”
女孩说：“那地方可不太招人喜欢。不过城市很大，有许多歌厅和娱乐场所。”
法特笑着看看地面，发现沙漠的余晖把瓷砖染上了一抹非常轻柔的红色。
法特说：“我是记者。”
厨师说：“您是来报道那些犯罪事件的。”
法特说：“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我去报道这个星期六的拳击赛。”
厨师问：“谁出场啊？”
“纽约轻重量级选手孔特·皮凯特。”
厨师说：“以前我是拳击迷。押钱，买拳击杂志，后来就放弃了。如今我已经不了解现在拳击手的情况了。您喝点什么？餐厅请客。”
法特在柜台旁边坐下，要了一杯水。厨师笑着说，据他所知，所有的记者都喝酒。
法特说：“我也喝点。可我想肠胃会不舒服的。”
厨师给法特送上水后，想知道孔特·皮凯特与谁交手。
法特说：“名字我忘记了。不过，笔记本上有。好像是个墨西哥人吧。”
厨师说：“奇怪。墨西哥没有好的轻重量级选手啊。每二十年才出现一个重量级选手，结果往往很惨，不是疯了，就是死于枪口下。可轻重量级没有好选手。”
法特承认：“也许我错了。可能不是墨西哥人。”
厨师说：“或许是古巴人，或者哥伦比亚人，虽然哥伦比亚人在轻重量级里也没传统。”
法特喝了水，起身，抻抻胳膊，踢踢腿。他心里想：该走了，虽然说心里话，这餐厅让他感觉不错。
他问：“从这里到圣特莱莎要几个小时？”
厨师答：“看情况。有时边境上挤满了卡车，你得排上半小时。估计从这里到圣特莱莎要三个小时，过境要半小时或四十五分钟，凑个整数吧：四小时。”
女服务员说：“从这里到圣特莱莎只要一个半小时。”
厨师瞅了她一眼，说这取决车子和驾驶员对路况熟悉的程度。
他问法特：“您以前在沙漠里开过车吗？”
法特说：“没有。”
厨师说：“那可就不容易啦。好像容易。好像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可实际上一点也不容易。”
女服务员说：“这话有道理。尤其是夜间开车，在沙漠里晚上开车，我害怕。”
厨师说：“随便出个错，随便拐错弯，就会在错误方向多走五十公里。”
法特说：“既然天还亮着，我还是上路吧。”
厨师说：“反正都一样。再有五分钟天就黑了。沙漠里的黄昏好像无尽无休，突然之间，没任何通知，一下子就黑了。就好像突然有人断电一样。”
法特又要了一杯水，站在窗户旁边慢慢喝。他听见厨师问他：您走之前不想吃点什么？他没吭声。沙漠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在两个小时里，法特开车行驶在漆黑的公路上，收音机是开着的，他正在听从凤凰城广播台播出的爵士乐。他途经一些有房屋、餐厅、花园（里面有白花）和散乱停着汽车的地方；可是，他没看见任何光线，仿佛那天夜里居民已经死光，空气里还残留着血腥的气味。他辨认出月光剪出的山峰侧影，辨认出有时不动、有时移动的乌云；移动的乌云仿佛在阵风推动下向西而去，任性的阵风扬起车灯或者车灯造成的黑影，提供神奇的人性外衣，仿佛扬尘是跳到路旁的乞丐或者鬼魂。
法特两次迷路。一次想退回原路，回那家餐厅去，回图森。另外一次到了一个名叫巴塔戈尼亚的村镇。在加油站上，一个接待他的小伙子告诉他有条近路可达圣特莱莎。离开那村镇后，他看见一匹马。车灯照到马时，它扬起了头，看了法特一眼。法特刹车，等着马让路。是匹黑马，片刻后，它动了，消失在黑夜里。法特路过一片台地，他认为是台地。台地很大，上面完全是平展的，基础部分两端至少有五公里长。接着，公路旁边出现一座悬崖。他下了车，让车灯亮着，长长地撒了一泡尿，一面呼吸着夜间的新鲜空气。随后是下坡路，一直下降到好像是山谷里，初看上去，山谷很长。他以为自己辨别出山谷的尽头有亮光。那亮光有许多可能。可能是缓缓移动的卡车队，可能是什么村庄的灯火。也许可能是因为他心里急于摆脱这片让他回忆起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黑暗。他想以前什么时候梦见过这样的景色，梦境不那么黑暗，不那么荒凉，但的确很相似。梦里，他乘坐公交车跟母亲和姨妈在一起，前往纽约附近的一个村庄。他望着窗外的景色总是一成不变：房屋建筑和高速公路，直到忽然看见了田野。这时，也许稍早些，天色渐晚，他望着一片片树林，但在他眼里放大了许多。这时，他以为看见了树林边缘有个男人在走路。那人走得很快，大步流星，仿佛要躲开夜幕的袭击。他纳闷：这是个什么人呀？他只知道那是人，不是黑影，因为他身穿衬衣，走路甩臂。那人的样子太孤单了，让法特回想起来那时的他都不忍心看了，很想抱住母亲；可他还是继续看着那人，也没拥抱母亲，直到公交车把树林留在身后，路边再次出现房屋建筑、大片工厂和建在公路旁边的仓储大棚。
眼下，他穿过的山谷和黑暗所产生的孤独感，要大了许多。他设想如果自己快步走在便道上会怎么样。他感到不寒而栗。这时，他想起了母亲的骨灰盒、没有归还邻居的咖啡杯，如今肯定冰冷之极，还有母亲那些录像带，今后肯定没人再看了。他打算停车，等候天亮。直觉告诉他：一个黑人睡在租来的轿车里，在亚利桑那可不是什么很谨慎的事情。换了一个广播频道。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声音开始讲述一个戈麦斯帕拉西地方的女歌手，回到杜蓝戈州自己的城市，仅仅为了自杀的故事。接着，他听见一个女人在唱兰切拉民谣。有一阵工夫，他一面开车穿过山谷一面听音乐。随后，他想再找凤凰城的广播频道，结果找不到。
在美国这边，有个新建的村镇名叫砖坯镇。从前这里有个砖厂，可是如今这里是密集的房屋和家用电器商店，排列在主要大街两侧。走到大街尽头，就是一片灯火通明的空地，紧接着就是美国海关检查站。
边防警察要法特出示护照。他拿了出来。跟护照在一起的是他的记者证。边防警察问他是不是来做杀人案的报道。
法特说：“不是。我来报道这个星期六的拳击赛。”
边防警察问他：“谁出场啊？”
“纽约的轻重量级选手孔特·皮凯特。”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边防警察说。
法特说：“他能当上世界冠军。”
警察说：“但愿如此吧。”
然后，法特向前开了一百米，到了墨西哥海关。他得下车，打开行李箱，拿出护照、驾照和记者证。墨西哥警察让他填写表格。他们的面部表情因为缺乏睡眠而显得麻木不仁。从海关木屋的窗户望去，可以看到将两国分开的高大、漫长的铁丝网。法特看见铁丝网远端的一节顶上站着四只黑鸟，把头深埋在翅膀里。法特说：天冷啊。一个察看法特刚刚交来的表格的警察说：太冷啦。
“那些鸟儿也冷啊。”
警察顺着法特指的方向望去。
他说：“那是美洲黑鹫，这个钟点总是冷啊。”
法特在位于圣特莱莎北边的一家名叫“和风”的汽车旅馆住下了。沿着公路，每隔一阵，就开过去一些驶往亚利桑那的卡车。有时，卡车停在公路那一侧，加油站的旁边，然后继续前进，或者司机下车，在天蓝色的服务站里吃东西。这天上午，几乎没有卡车通过，只有轿车和客货两用车。法特感觉实在疲劳极了，竟连什么时候睡着的都无知觉。
醒来时，他出屋找汽车旅馆的接待员说话，希望得到一张城市地图。接待员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说自从他来和风旅馆工作，就没见过城市地图。他问法特要去什么地方。¨wén rén shū wū¨法特说他是记者，去报道孔特·皮凯特的比赛。接待员说：是孔特·皮凯特对阵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
法特说：“是里诺·费尔南德斯。”
接待员笑着说：“我们这里叫他莫罗里诺。您说谁会赢？”
“皮凯特！”法特说。
“走着瞧吧。我估计您错了。”
随后，接待员撕下一张纸，手画了地图，准确地指示如何到达北沙拳击馆，也就是即将举行比赛的地方。地图的效果比法特预料的要好很多。北沙馆就像1900年的老剧场，在场中央安放有一个拳击台。在拳击馆一间办公室里，法特说明自己是记者，打听皮凯特下榻在哪家旅馆。办公室的人告诉法特美国拳击手还没到达圣特莱莎。在法特遇见的记者里，有两位讲英语，准备去采访费尔南德斯。法特问是否可以同去。两位记者耸耸肩说：没什么不方便。
三人到达旅馆时，费尔南德斯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他正在跟一群墨西哥记者谈话。美国人问他能不能赢皮凯特。费尔南德斯听懂后，回答说：能赢。美国人问他以前是否见过皮凯特打拳。费尔南德斯没听懂。一个墨西哥记者为他做了翻译。
“重要的是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费尔南德斯说道。美国记者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
有人问：“您知道皮凯特的统计数据吗？”
费尔南德斯等问题翻译出来后，说这种东西他不感兴趣。美国记者在问他自己的统计数据之前，低声笑起来了。费尔南德斯说：打了三十场。胜二十五场。十八场把对方击倒在地。输三场。两场比赛无效。一个记者说：成绩不赖。继续提问。
大部分记者下榻在位于圣特莱莎市中心的索诺拉胜地旅馆。法特告诉他们自己住在郊区汽车旅馆的时候，大家都劝他离开那里，在胜地旅馆找个房间。法特上上下下看了一遍胜地，他的印象是那里正在举行墨西哥体育记者大会。大部分人说英语，他的初步印象是这些人比他认识的美国记者友好。在酒吧的柜台前，有些人在赌拳，总的看上去人人快活、个个无忧无虑，但是最后法特还是决定留在汽车旅馆。
但是，法特从胜地旅馆给编辑部打了一个对方付费电话，请体育部主任讲话。接电话的女人告诉他没人。
那女人说：“每个办公室都没人！”
那声音嘶哑且牢骚满腹，不像纽约女秘书的口气，而像一个刚刚从墓园里走出来的农妇。法特想：这女人直接了解了亡灵世界，她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呢。
“过一会儿我再打吧。”他说着挂了电话。
法特的轿车行驶在准备去采访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的墨西哥记者汽车后面。墨西哥拳击手的大本营设立在圣特莱莎郊区的一座庄园里；没有墨西哥记者的帮助，他绝对无法找到这个地方。路经郊区一个居民点时穿过了一条条蜘蛛网般没有柏油路、没有路灯的街道。有一阵工夫，绕过马场和穷人堆积垃圾的荒地之后，给人的印象是马上要到荒郊野外了，但又一个居民点出现了，比前一个更加破旧，都是砖坯房；而这些砖坯房的四周已经盖出来用纸板、铁皮以及可以临时遮阳挡雨的包装纸制成的棚屋，时间的流逝似乎把这些棚屋石化了。不仅那里的野生植物不一样，而且连苍蝇也属于不同的种类。接着，出现了一段柏油路，隐藏在开始发黑的地平线后面，路旁是一条平行的水渠和一些布满尘土的树木。随后，看见了第一批栅栏。道路变得狭窄了。法特想：那是马车道吧。实际上，车辙是明显的，但也可能是运输牲口的卡车留下的痕迹。
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所在的庄园由三间长方形的平房组成，周围是院落，地面又干又硬，好像水泥，那里已经搭建好一个拳击台，样子不太结实。他们到达时，拳击台上没人；院子里只有一个男人在草编吊床上睡觉，汽车的轰鸣声把他给吵醒了。那男人高大、肥胖，面部有好几处伤疤。几个墨西哥记者认识他，跟他交谈起来。他名叫维克多·加西亚，右肩上有文身，这让法特感兴趣。一个上身裸露的男子跪在一座教堂的门廊里。他周围至少有十位美丽天使从黑暗里飞出来，好像被这位忏悔者的恳求召唤出来的蝴蝶。其余的一切黑乎乎，朦朦胧胧。这文身虽然形式上还好，给人的印象却是在监牢里做的，刺花纹的人，就算不乏经验，但肯定缺少工具和墨汁，不过花纹的图案让人看了害怕。法特问那些记者这人是谁，他们回答说是莫罗里诺的陪练之一。后来，好像有人从室内窗口看到了记者，一个女人端着托盘来到院子里给他们送汽水和冰镇啤酒。
过了一会儿，墨西哥拳击手的教练来了，他身穿白衬衫和白色羊毛运动衣。他问大家是愿意先让莫罗里诺训练，还是先采访。一个记者说：洛佩兹，您决定吧。教练一面在汽水和啤酒附近坐下，一面问大家是不是送上来食物了。记者们说没有，一面摇摇头。教练不起身，吩咐维克多·加西亚去厨房拿些吃的来。加西亚还没回来，大家看见莫罗里诺出现在一条通往沙漠的小路上，他身后跟着一个穿运动服的黑人。这黑人极力要说西班牙语，可只能说出几个单词来。他俩一走进院子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径直朝一个水泥饮水槽走去，在那里用水桶洗脸和上身。然后，也不擦脸和上身，也不穿上运动服上衣，就问候大家。
那黑人是美国加州欧申赛德人，至少出生在那里，虽然后来是在洛杉矶长大的，他叫奥马尔·阿卜杜尔，是莫罗里诺的陪练。他告诉法特恐怕要在墨西哥多待一段时间。
法特问：“赛后你都干什么？”
奥马尔说：“瞎活着呗。人人不都这样嘛！”
“从哪儿挣钱呢？”
奥马尔说：“随便什么地方。这个国家生活便宜。”
每过几分钟，奥马尔就无缘无故地笑一下。山羊胡加八字胡让他的笑容更漂亮。但也是每过几分钟就露出怒容，于是山羊胡加八字胡就显得非常冷漠和咄咄逼人。法特问他是不是拳击手，有没有打过比赛。他回答说打过，再也不肯多加说明。法特问他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有没有取胜的可能。他说铃铛不响，谁也不知道。
拳击手们穿衣服的时候，法特开始在院子里散步，看看周围的景致。
“看什么呢？”他听见奥马尔问他。
他说：“看风景，让人伤感的景致。”
这位陪练站在他身边看看地平线，随后说道：
“野外就是这样。这个钟点总是让人伤感。这操蛋风景是给娘儿们看的。”
法特说：“天黑下来了。”
奥马尔说：“还有点亮光，能打拳。”
“训练结束以后，你们晚上做什么？”
“你说我们大家？”奥马尔反问。
“对，你们拳击队。”
“我们吃饭，然后看电视。接着，洛佩兹先生就睡觉去了。莫罗里诺也上床睡觉。我们剩下的人可以继续看电视，也可以睡觉，或者去城里逛逛。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说着一笑，意味深长。
“你多大了？”法特忽然问他。
奥马尔说：“二十五岁。”
莫罗里诺登上拳击台的时候，太阳正落下西山。教练点燃了几盏灯，由一台独立的发电机供电，不走住宅供电线路。加西亚在台上一角低头不动。他此前脱掉了外衣，身穿一条到膝盖的黑色拳击短裤。他好像睡着了。直到灯光一亮他才抬头，看看洛佩兹，好像在等候信号。一个记者一直在微笑，摇响了铃铛，加西亚摆出守势，向台中央走去。莫罗里诺戴头盔，围着加西亚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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