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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6-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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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诺夫认为，真正的作家、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创作者，首先应该是有责任感和理智成熟的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善于倾听，善于在恰当的时候采取行动。应该合情合理地抓住机会以及适当地表现出学问。学问太多容易招人嫉恨。太投机取巧遭人怀疑。真正的作家应该是心平气和的人，有判断力的人。绝对不抬高嗓门说话，绝对不挑起争端。应该适度地和蔼可亲，应该不轻易树敌。尤其是不叫嚣，除非大家都叫嚣。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知道，他身后有作协、艺术家工会、文联、诗人之家。伊万诺夫常想：进教堂的头一件事是什么？是脱帽啊！咱们就不划十字了吧！行！不划了。咱们是现代人。但起码要脱帽呀！青年作家可是相反，进了教堂就是不脱帽，打死也不脱帽，真真令人遗憾。而他们不仅不脱帽，而且哈哈大笑，哈欠连连，搞同性恋，大放臭屁。有些人甚至鼓掌，喝彩。
但是，鲍里斯·安斯基要拿出来的东西，实在太有诱惑力，即使伊万诺夫再谨慎小心，还是不得不接受了。双方好像是在科幻作家的房间里达成的协议。
一个月后，鲍里斯·安斯基入了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伊万诺夫和作家的老情妇——玛卡丽达·阿法纳谢夫娜，莫斯科一家研究所工作的生物学家。在鲍里斯·安斯基的档案里，入党的那一天可与婚礼媲美。三人和另外加入进来的作家在作协餐厅举行晚宴庆祝；饭后，他们拉着玛卡丽达在莫斯科的贫民区闲逛，这女人已经烂醉如泥，几近昏迷状态。在一个棚户区里，就在伊万诺夫和那两个作家高唱失恋的歌曲、你再也见不到那样眼神的歌曲、你再也听不到的天鹅绒般柔情歌曲的时候，玛卡丽达醒了，用她的小手，隔着鲍里斯·安斯基的裤子，抓住了他的阴茎和睾丸。
她不看着他的眼睛，而是盯在他脖子到肚脐之间的某个不确定的地方，说道：“如今你可是共产党员啦，这玩意儿可需要坚硬如铁啊。”
鲍里斯·安斯基问道：“真的吗？”
玛卡丽达声音含混不清地说道：“别嘲笑我！我已经认出你是谁了。一眼就发现了你。”
鲍里斯·安斯基问她：“我是谁？”
“是个把理想和现实混淆在一起的犹太小子。”
鲍里斯·安斯基低声说：“现实有时纯粹就是愿望。”
玛卡丽达笑了。
她问：“那怎么把二者炒在一起啊？”
鲍里斯·安斯基说：“同志，要盯住火候，比如，特别要注意某些人士。”
她问：“哪些人呢？”
鲍里斯·安斯基说：“注意病人。比如，注意结核病患者。在医生眼里，结核病患者已经不可救药了，尤其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了。但是，这些患者自己，在夜里，尤其漫漫长夜，愿望就是现实，现实就是愿望。或者您看看那些无能者吧。”
她没有松开鲍里斯的生殖器，问道：“哪种无能？”
鲍里斯说：“当然是性无能。”
“啊！哈哈！”玛卡丽达叫了一声，嘲讽地一笑。
鲍里斯低声说：“性无能痛苦的程度跟肺病患者差不多一样，他们有欲望的感觉。那是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不能替代现实，而且会压倒现实的欲望。”
她问：“你认为死人也会有性欲吗？”
鲍里斯说：“死人不会有。但活死人会有。我在西伯利亚当兵的时候，认识一位猎人。他的性器官被挖掉了。”
玛卡丽达笑道：“性器官！”
鲍里斯说：“阴茎和睾丸。撒尿时靠一根麦管，蹲着或者跪着，劈开双腿。”
“明白。”玛卡丽达说。
“再说，这个人已经不年轻了；每周无论天好坏，都要去森林里寻找他的阴茎和睾丸。大家都以为总有一天他会死在暴风雪里；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出行，他总是还回到村子里来，总是带回来同样的消息：没有找到阴茎和睾丸。有一天，他决定不再外出了。好像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本来是五十岁的人，一夜之间，像是八十多岁的了。我们小分队离开了那个村庄。四个月后，我们又路过那个地方，打听那个没生殖器的男人怎么样了。村里人说，他结婚了，过上了幸福生活。我和同志们去看他，发现他正准备干粮，准备再次长期待在森林。样子不像八十，而是五十了。也许从眼神、面部表情、嘴唇和颧骨上看，更像四十岁的。两天后，我们离开了那里，我那时想，这个猎人成功地用愿望战胜了残酷的现实，用自己的理想改造了环境、村庄、村民、森林、白雪、阴茎和睾丸。我想像着他在针叶林里叉开腿、跪着撒尿的样子，向着北方、白色的雪原、暴雪走路的情景：身背套索，全然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说的命运安排。”
“这个故事很美。”玛丽卡达一面松开鲍里斯·安斯基的生殖器，一面说道，“可惜我太老了。我见过的事情太多了，难以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鲍里斯·安斯基说：“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是理解和随后进行变革的问题。”
从那一刻起，鲍里斯·安斯基和伊万诺夫仍然各行其道，至少表面上如此。
鲍里斯这个年轻犹太人的活动多到了发疯的程度。比如，1929年，二十岁的他参加创办了一些杂志，里面从来没有他的名字，地点分别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辅、罗斯托夫。他是想像之声剧团创始人之一。他曾经尝试出版赫列勃尼科夫［27］的遗作。他以一家从未面世的报纸记者身份采访了两位将军，图哈切夫斯基和布鲁切尔。他有过情妇，是医学女博士，名叫玛丽娅·萨米亚蒂娜，比他大十岁，是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妻子。他还结交了格里高里·亚阔文——当代德国史大专家；他俩在遛大街时谈了许多关于德语和犹太人使用的意第绪语的问题。他结识了季诺维也夫［28］。他用德语写了一首关于托洛茨基［29］被流放的诗歌。他还用德语写了一系列格言式的文章，题为《对艾乌黑尼娅·博斯之死的思考》。艾乌黑尼娅·博斯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艾乌黑尼娅·格特利波夫娜（1879—1924）的化名。对此人，皮埃尔·布鲁埃［30］说：“她于1900年入党。1903年转入布尔什维克党。1913年被捕，1915年被流放，随即出逃，去美国避难；与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结党反对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方针。回国后，经过二月革命，她担任基辅起义和内战的领导人。是四十六人声明的签字者之一。1924年自杀以示抗议斯大林的迫害。”鲍里斯·安斯基还用意第绪语写了关于伊万·拉佳（1887—1920）的情诗，里面充满了外来词。伊万·拉佳是芬兰党的创始人之一，可能在党内高层斗争中被暗杀。鲍里斯·安斯基还阅读未来主义作家的作品、离心派作家的著作、意象主义的文章。他读过巴维尔［31］的文章，读过普拉托诺夫的早期小说，读过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作品（一点也不喜欢），读过安德烈·别雷［32］的长篇小说《彼得堡》——让他连续四天失眠。他还写过一篇关于文学未来的论文，开头第一句是“乌有”，最后一句话还是“乌有”。与此同时，让他感到苦恼的是他跟玛丽娅·萨米亚蒂娜的关系；她另外还有一个情人——一个专门治疗肺病的医生，他能让肺结核病患者恢复健康啊！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克里米亚半岛；他把玛丽娅·萨米亚蒂娜看成是基督的化身，穿白大褂、没胡须的活菩萨——会在1929年鲍里斯·安斯基梦中再度出现。鲍里斯·安斯基在莫斯科图书馆里不停地发奋。有时，只要一想起父母来，就给双亲写信。父母就满怀关爱、想念和勇敢地给他回信，因为父母勇敢地不说饥饿、物质匮乏——在昔日肥沃的第聂伯河流域居然会出现粮食短缺！鲍里斯·安斯基还有时间写了题为《兰道尔》的讽刺怪剧，取材于德国作家古斯塔夫·兰道尔［33］的最新故事，1918年兰道尔写下了《面对作家的演说》，1919年兰道尔因为参加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活动被枪决。同样是在1929年，鲍里斯·安斯基阅读了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刚刚发表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他觉得这真是一部优秀、杰出、难以忘怀的大作，看完后又到莫斯科图书馆去寻找德布林别的著作，结果找到了1915年出版的《王伦三跳》、1918年出版的《从瓦再克到汽轮机的战争》、1920年的《华伦斯坦》以及1924年的《高山、大海和巨人们》。
就在鲍里斯·安斯基阅读德布林的著作，或者采访图哈切夫斯基将军，或者跟玛丽娅·萨米亚蒂娜在莫斯科彼得罗夫大街他的房间里做爱的时候，伊万诺夫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为他开启了登天的大门，一方面恢复了读者对他的崇拜，另一方面为他赢得了这样一些人的尊敬，他们是他的同行，作家，有才华的作家，那些依然保存着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火力的人们，那些保存着普希金火力、果戈里火力的人们，突然之间注意到了他，实际上第一次看到了他，也接受了他。
那时，高尔基还没有在莫斯科定居，他从意大利给伊万诺夫写了一封信，里面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之父告诫性的话语，但是信中的确可以感觉到大量阅读了伊万诺夫作品后的欣喜之情。
高尔基说，您的长篇小说让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种信念、一种希望。您的想像力，不能说是僵化的……绝对不能……已经有人说您是苏联的儒勒·凡尔纳了。但是，经过长时间思考后，我认为您比凡尔纳出色。您是一支更加成熟的笔、有革命……直觉的笔。是一支大手笔。尤其作者还是一位……共产党员。但是，作为……苏联人，咱们坦率地说说。无产阶级文学是面向今天的人说话的。文学提出的问题可能要到……明天才能解决。但它面向的是……眼前的工人，而不是明天的……工人。估计您今后的作品会考虑……这一点的。
据说司汤达收到巴尔扎克写来评《巴马修道院》的信时，高兴得跳起舞来；那么，伊万诺夫收到高尔基的信时则高兴地热泪涟涟。
众口一致赞美的这部长篇小说名叫《日落》，情节非常简单：一个十四岁的少年离家出走，参加了革命队伍。很快就参加了与弗兰格尔部队的战斗。一次战斗里，他受了伤。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呢。眼看着食肉猛禽要对尸体逞凶的时候，一艘外星飞船从天而降，把少年和别的伤员都带走了。后来，飞船进入平流层，围绕地球轨道飞行。全体伤员迅速康复。接着，一位很瘦、很高的更像是海藻不像人类的生物，给他们提了一些问题，诸如：星星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宇宙的终点在哪里？起点在何方？自然没人能回答出来。有个人说，上帝创造了星星，宇宙的起点和终点听从上帝的安排。大家把这个人抛进太空里去了。其余的人睡觉。那个十四岁的少年醒来时，发现自己是在一间破房子里，有张破床，有个破柜橱，里面挂着破衣裳。他向窗外张望，出神地看见了纽约的城市风光。但是，这个少年在纽约的冒险经历是很不幸的。他认识了一个爵士乐手，跟他说起了什么会说话、可能还会思想的童子鸡。
乐手说：“最糟糕的是各国政府知道这件事，所以有很多养童子鸡的人。”
少年反驳说，养童子鸡是给人吃的。乐手回答说，童子鸡正希望如此啊。最后说道：
“受虐狂的童子鸡式的嫖客抓住了咱们国家领导人的蛋蛋啊。”
少年还认识了一个女子，她在一出讽刺剧里充当催眠师的角色。少年爱上了她。她比少年大十岁，就是说，二十四岁了。她并不想跟什么人恋爱，但是有几个情夫，其中包括这个少年；因为她以为爱情会破坏催眠的本事。一天，女子突然失踪了。少年四处寻找，没有结果，于是决定雇用一名私人侦探帮忙。这个侦探是墨西哥人，曾经在农民起义军领袖潘乔·比利亚［34］手下当兵。他有个奇怪的理论：相信在平行的宇宙中间有大量的地球。人们凭借催眠可以进入这些地球。少年认为这侦探在骗钱，决定跟着他四处寻找那女子。一天夜里，他俩在一条胡同里遇到一个大喊大叫的俄国乞丐。他喊的是俄语。少年能明白他的话。乞丐说：我在弗兰格尔手下当过兵。劳驾，给点尊重吧。我在克里米亚半岛打过仗。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一艘英国船把我们给撤离出来了。于是，少年问他是否参加过某次战役——这少年在那次战役里受了重伤。乞丐瞅瞅少年，回答说：参加了。少年说：我也参加了。乞丐回答说：这不可能啊！那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哪。
后来，少年和那墨西哥侦探向西走，去找那个会催眠术的女子。他俩在堪萨斯城找到了她。少年求她施催眠术，让他返回原来的战场（他应该死在那里），要不然请她接受他的求爱，别再逃跑了。女子说，这两件事她都办不到。墨西哥侦探这时对催眠术有了兴趣。他开始给女子讲故事，与此同时，少年哭着离开了那公路旁边的酒吧，走进了夜幕下的道路。片刻后，方才停止哭泣。
少年走了几个小时后，已经远离了人烟，看见公路一侧有个人影。那是个海藻形状的外星人。二人互相打招呼。谈话。内容有时听不懂。话题是各式各样的：几种外语、国家纪念碑、卡尔·马克思的晚年、工人阶级的团结友爱、地球年和恒星年测量的变化时间、搬上戏剧舞台的美洲被发现、很像戴了面罩一样的深海黑洞——好像是多雷［35］画的。随后，少年跟着外星人离开了公路，他俩穿过一片麦田，经过一条小溪，登上一座小山，又走过了一片庄稼地，最后来到一处冒热气的牧场。
下一章介绍那少年已经不再是少年了，而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在莫斯科一家报社工作，已经成为大牌记者了。他接受了一项任务，去中国某地采访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大家提醒他：这趟差事非常艰苦，到北京后，可能条件很危险，因为有很多人不愿意共产党领袖的声明传到国外去。虽说有人提醒，这位大牌记者还是接受了任务。他历经了许多艰难困苦之后，终于迈进了那位中国人藏身的地窖。他决定不仅要采访他，而且要帮助这位中国人出国。在烛光的照射下，那中国人的面部很像那个墨西哥侦探——潘乔·比利亚从前的战士。但是，地窖的恶臭很快让这个中国人和这个俄国青年染上了疾病。他俩发烧，出虚汗，说胡话。中国人说他看见群龙在北京街道上空飞行。俄国青年说看见自己参加了一场战斗，也许就是前哨遭遇战，他喊着“乌拉”，号召战友们不要停止追击。后来，他俩像死人一样长时间一动不动，一直忍耐到逃跑的那一天。
他俩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穿过北京，逃到郊外。那里有两匹马和一些粮草。那中国人不会骑马。俄国青年教他骑马的方法。旅途中，他俩穿过森林，接着登上高山。天上星星的闪光给人以超自然的感觉。中国人发问，星星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宇宙的终点在哪里？起点又在何方？青年听见了他的发问，想起了自己肋骨上的伤疤，至今还隐隐作痛，想到了黑暗，想到了一次旅行。还想起了那个会施催眠术的女子，尽管女子的面部特征隐藏着，变化着，难以捉摸。青年想，假如我闭上眼睛，那就可以重新见到她了。但是，他没闭眼睛。他俩踏入了一片广漠无垠的雪原。那两匹马深陷在雪地里。中国人唱起歌来了。星星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在深奥难测的宇宙里，我们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记忆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呢？
突然间，那中国人从马上摔了下来。俄国青年为他作了检查。中国人像个冒火的玩偶。俄国青年摸摸中国人的前额，再摸摸自己的前额，发现高烧在吞噬他俩的躯体。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中国人捆到马背上，继续前进。那雪原上是绝对的万籁俱寂。夜幕加上星星在苍穹上的漫步给人以无穷无尽的寂寥。远方，一个巨大的黑影似乎要压倒夜幕。那是一条长长的山脉。在俄国青年心里，一个想法正在形成：在雪原上或者翻山越岭的时候，说不定哪一刻会死掉。心里有个声音哀求他：闭上眼睛吧！闭上了眼睛，你就能看见那会催眠术女子的眼睛和可爱的面孔。那声音说，如果闭上眼睛，就能回到纽约的大街上去，就能去那会催眠术女子的家——她正在椅子上静静地等候你呢。可俄国青年没有闭上眼睛，继续骑马前进。
不仅是高尔基阅读了长篇小说《日落》。别的一些名人也读过了，但这些人没有给他写信表达仰慕，而是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不仅是名人记住了他的名字，记忆力好的人们都记住了伊万诺夫这个名字。
鲍里斯·安斯基在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上，引证了四个人的话。斯坦尼斯拉夫·斯特鲁米林教授阅读了《日落》。教授觉得内容混乱。作家阿·托尔斯泰阅读了《日落》。作家觉得章节混乱。安德烈·丹诺夫阅读了《日落》的一半，就丢下了。斯大林也阅读了《日落》，认为疑点太多。当然，这些事丝毫没有传到善良的伊万诺夫耳中。他把高尔基的信装进镜框里，悬挂在墙壁上，家中最显眼的地方，让越来越多的来访者看见。
此外，伊万诺夫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政府给了他一处莫斯科郊外的夏季别墅。有时，走在地铁里，有人请他签名。作协餐厅里每天晚上为他预留座位。他跟同样出名的作家一道在雅尔塔休假。哎呀！雅尔塔红十月饭店（过去的老英法饭店）的那些晚会啊！他们在黑海旁边巨大的花坛里，倾听着蓝色伏尔加乐队乐声，温暖的夏夜，星光闪烁，与此同时，那位走红的戏剧家抛出一句充满才智的话，那位冶金系统的小说家则回敬一句不可反驳的警句；雅尔塔的夜晚还有一些善饮不醉、可以喝到清晨六点而不倒下的杰出女性；还有下午四点钟就跑来请教文学创作秘方的克里米亚半岛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满头冒汗的小伙子。
有时候，伊万诺夫一人独处，还有更多是自己面对镜子的时候，可怜的他掐掐自己的大腿，看看是不是在梦里，看看一切是否真实。的确，一切是真的，至少表面上如此。实际上，乌云正在包围过来。可他感觉到的只是长期渴望的轻风，香风吹拂着他那充满不幸和恐惧的面孔。
伊万诺夫担心什么？鲍里斯·安斯基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问题。不是肉体上的危险，因为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多次险些被捕，坐牢，流放；虽然不能说他是个勇士，但也用不着撒谎就可以断言，他不是胆小鬼，不是没胆量的人。伊万诺夫的担心是文学创作方面的。就是说，如同许多把习作，尤其是虚构小说变成生活组成部分的公民一样，他们害怕自己会成为坏作家。也害怕得不到承认。但是，最害怕变成坏作家。害怕自己的刻苦努力被遗忘。害怕身后没有留下足迹。害怕偶然和自然因素抹去那浅浅的脚印。害怕独自吃晚饭。害怕没有人注意他的在场。害怕不受青睐。害怕失败和做了荒唐事。但是，最最害怕的就是变成了坏作家。害怕被打入坏作家的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鲍里斯·安斯基想，这些担心、害怕和恐惧都是非理性的，尤其是如果这些害怕的人们用装模作样来抵消心里的恐惧。这就是等于说，根据坏作家的说法，好作家的天堂也是装模作样的。就是说，好作品（或者优秀作品）也都是围绕表面文章而作。当然，表面文章也是根据时代和国情而变化的；但是，总要装模作样，像是那个东西但又不是那个东西，说表面，不说就里，纯粹做做样子；甚至就是样子也装成托尔斯泰的架势、头发、眼睛和嘴唇，也要让托尔斯泰骑马奔驰几千里，让托尔斯泰在看似着火的地毯上使一些女子失去童贞。
不管怎么说吧，乌云逐渐笼罩在伊万诺夫头上了，尽管他做梦也没想到，因为伊万诺夫活到这个份儿上，只想到伊万诺夫自己，结果闹出大笑话来了，那是在《俄罗斯联邦共青团文学报》两位年轻人来采访他的时候发生的。这二人给伊万诺夫提了许多问题，其中有这样一些：
共青团报：为什么您的第一部大作，赢得工农群众好评的作品，写它的时候已经快六十岁了呢？您构思《日落》的故事情节用了几年的时间？它是您成熟时期的作品吗？
伊万诺夫：我今年只有五十九岁。还有些日子才能满六十岁呢。我愿意提醒您，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时候年龄和我差不多。
共青团报：您认为您这部作品就相当于苏联科幻小说版的《堂吉诃德》吗？
伊万诺夫：有这个意思。肯定有这个意思。
这样一来，伊万诺夫就自认为是幻想文学的塞万提斯了。眼瞅着断头台式的乌云逼近，眼瞅着乌云像枪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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