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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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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8＇《“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9＇《“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0＇《“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1＇《“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2＇《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3＇《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4＇《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5＇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50页。
＇16＇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50页。
一九三六年的“救国会”与“民族魂”
鲁迅身后获得的称号之一，是“民族魂”。对这个称号，颇有一些人持有异议。更有那种从未认真读过鲁迅、也几乎不可能走近鲁迅的浮薄之徒，在拿这个称号说事时，表现得极其可笑和无知。
鲁迅死于1936年秋。那时，日本侵占全中国的野心日益暴露。上海滩上，各界人士的“救国运动”正风起云涌，唐哉皇哉；更有各种各样的所谓“救国会”的成立。这时候的所谓“救国运动”，其实就是游行、示威、请愿、罢工、喊口号、散传单。目的，则是催促、逼迫蒋介石政府尽快与日本刺刀见红、拼个你死我活。这“救国运动”是由大大小小的“救国会”领导的；而大大小小的“救国会”又是由中共地下党暗中操控的。鲁迅死于“救国会”正找题目做文章之时，于是便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划下，将鲁迅的丧事做成了一篇“逼蒋联共”的大文章。而也正是在为鲁迅操办丧事的过程中，“救国会”赋予了鲁迅“民族魂”的称号。所以，“民族魂”这顶帽子，是在特殊的时期，由特定的一些人，怀着特有的政治目的，按到鲁迅脑袋上的。
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1＇一文中，我对“救国会”操办鲁迅丧事的过程做了较详细的论述，但对“救国会”本身是怎么回事、又是如何把“民族魂”的称号加诸鲁迅的，未做清楚的说明。本文则将重心放在这两个方面。
一
1937年，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蒋介石政府承认了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这对共产党在当时的生死存亡、在此后的发展壮大和最终夺取整个大陆的政权，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后来的人们，习惯于把此举归功于毛泽东个人的英明。例如，一本名为《毛泽东谋略》的书，就有这样评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本土，使中国的政局出现一种新的三角关系：日本人、蒋氏集团、共产党。毛泽东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下了一盘绝妙的活棋。”该书还对其时的局势和毛泽东的“谋略”有堪称“精彩”的分析：
毛泽东及时捕捉住了日本入侵对中国时局和国人心理造成的新变化。共产党和红军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危局，争取形势的好转，就必须扛起抗日的大旗。可是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当时红军和党的肩膀还很瘦弱，江西时代近30万人马经蒋介石围追堵截到陕北时剩下不足3万，这点家当要对付蒋介石就很不容易，如何抵挡更加凶恶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毛泽东很明白。但是他更清楚：红军瘦弱的双肩只要一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就会越来越强大。抗日只会兴共，不会亡共。毛泽东巧妙地把民族利益和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
这里，从“谋略”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当年的“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就把问题说得很到位了。一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当时真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也使这句口号的发出者眨眼间占据了道德和政治的制高点。《毛泽东谋略》的作者进一步分析道：“当抗日和兴共被毛泽东联在一起时，另一个因果环——反共和卖国却悄悄套在蒋介石头上了。蒋介石同时面临着两个敌人，而又无法联合其中的一个去对付另一个。他只能两个拳头打人，可这两个拳头总协调不起来。如果他抗日，就等于放生了共产党，不仅十年剿共功亏一篑，而且还会纵虎为患于将来。如果他剿共，又会招致‘中国人打中国人不打日本人’的舆论，很容易背上卖国的嫌疑。他曾试图摆脱这种两难困境，把抗日的利益和反共的利益统一起来，那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可是这个口号远不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得人心。因为中国人的心是先拒外再齐内。毛泽东顺应了这种心理，蒋介石却违背了这种心理。于是，1936年蒋介石亲临西安面示张学良：剿共只剩下最后五分钟，一定要坚持这五分钟，不要坏了党国大计。可就是这最后五分钟，对于爱国心切的少帅来说，也坚持不下去。”这番话，把蒋介石其时处境之“困”和“窘”、把蒋介石的有苦难言和百喙莫辩，也说得十分明白。本来，十年剿共，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只剩下“最后五分钟”了；本来，共产党军队即使到了陕北，也仍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中。可一夜之间，“反共”与“汉奸”、“剿共”与“卖国”划上了等号。这等号的出现，要归因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样的口号。在这里，可以说是口号产生了等号。——口号的力量是无穷的。
《毛泽东谋略》的作者还有这样的议论：“为什么毛泽东敢于联蒋抗日，而蒋介石不愿联共抗日？这一点他们彼此都清楚。联合抗日意味着共产党的合法化，而共产党一旦有了抗日的权利和自由，他就会很快地把自己的影响和势力扩大到全国。最后，日本人赶走了，站在蒋介石面前的就是一个更难对付的敌手，而毛泽东则有了击败他的下一个敌人的雄厚资本。”＇2＇这番话当然说得很对，但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我在这里也不说。
提出与国民党再度“合作”、表示愿意接受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抗日”，对于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的确【“文】是万分【“人】高明的。此举【“书】的终于【“屋】成功，也与毛泽东个人的运筹帷幄分不开。但把中国现代史上的这次极重大的事件，完全“归功”于毛泽东个人的“谋略”，则又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如此高明的。实际上，毛泽东的“谋略”，有一个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的过程。
1935年秋冬之际，毛泽东来到陕北。虽然毛泽东早就意识到打出“抗日”旗号的重要，但刚到陕北时，却还是把“抗日”与“反蒋”并提的，所以那时的旗号是“抗日反蒋”。到陕北后，毛泽东给一些他认为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统战”过来的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士写信，信中也往往是既晓之以“抗日”大义，又声讨蒋氏之“罪恶”。聊举两例。1935年12月5日致杨虎城信中写道：“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3＇这里，完全将日蒋并举，同作为讨伐诛戮的对象。1936年5月25日致阎锡山信中，则写道：“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过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4＇这封致阎锡山的信，虽云“抗日反蒋”，但其实核心是想联阎反蒋，离间之“谋略”，毫不隐晦。当然，给阎锡山写这样的信，也有点“穷猿奔林，无暇择木”的意思，用俗话说，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阎锡山不是张学良、杨虎城，没那么容易被“统战”。在中共党史上被大书特书的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也是将“抗日”和“反蒋”并举的。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仍强调：“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5＇。会议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也强调：“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6＇
可以说，如果不放弃“反蒋”，就不可能占据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也不可能想象国共会有第二次“合作”。当然，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化也无从谈起。在“谋略”上，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才真正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而促成这种转变的，则是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建立更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应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就此问题做了政治报告。在会议期间的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该宣言于1935年10月1日发表于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报》上。这份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其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是王明。大概因为王明的关系，这《救国报》在1949年后很少被人提起。我手头只有1994年版的《辞海》，查了一下，居然没有“救国报”这一辞条。其实这份报纸在中共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该报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机关报的名义，于1935年5月在巴黎注册发行的中文报纸，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它不但面对欧洲华侨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它可以从巴黎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刊载了《八一宣言》的《救国报》传到国内，就对北京、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党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救国报》后改名为《救国时报》。1937年6月13日的《救国时报》，以整版篇幅刊载了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并配发了毛泽东的照片。此举当然意义重大。王明、李立三、吴玉章等先后是该报负责人。1938年2月该报停刊。
毛泽东“抗日反蒋”的策略，与共产国际的精神和王明们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八一宣言》，显然有着距离。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林彪堂兄）从苏联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对共产国际的精神，毛泽东一向持有异议。但此次却没有做太激烈和太长久的抵抗。究其原因，应该是共产国际的精神比他的“谋略”更有利于中共的生存和发展。张浩回来数月后，毛泽东便开始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调整统战策略。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倡议：“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在这份通电中，国民党既然成了“兄弟”，当然也就不会再弹“讨蒋”、“反蒋”的旧调了。过去谈到蒋介石时，总是称之为“蒋贼”，现在则称之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7＇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决定在党内发布“秘密文件”。9月1日，该“秘密文件”以《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为题在党内发布。指示强调：“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8＇
应该说，原先的“抗日反蒋”这一“谋略”实在谈不上高明，而“逼蒋抗日”这一招，才真是既妙又狠。
二
“逼蒋抗日”的真正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承认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不再来“剿”。这一招，关键在一个“逼”字。这“逼”，当然要从多方面进行。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合逼”。军事方面，则主要是做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工作，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迫使蒋介石放弃对共产党的“剿”、承认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与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的最直接、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因。
但政治方面的“逼”也是卓有成效的。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进行，而又以上海为中心。历史上其实有太多的偶然和巧合。也正是在1935年，日寇的魔爪从东北伸进了华北，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州国”，进而侵占全中国。亲日派汉奸则在华北策动什么“五省自治运动”，河北东部甚至成立了由日本操纵的傀儡政权。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民的抗日热情汹涌澎湃。恰在这时，巴黎的《救国报》发表了以中共中央名言发布的“八一宣言”。这宣言传入国内，对民众的抗日热情则如火上浇油。对于北平和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党来说，这“八一宣言”更具有指令性的意义。“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后，潜伏在北平、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党，实际上便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无由知道中央的精神，因此也不知如何行动，当他们在《救国报》上看到中共中央的宣言时，其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夏衍对此有如下回忆：“新‘文委’组成后不久，大约在十月下旬，我在史沫特莱处得到一份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的这张报纸上，以专载的形式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件，文件后面签署的是：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于这个文件是八月一日签发的，所以后来就叫作《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口号。这对我们来说，也正是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之后第一次得到的中央的指示。这之后不久，我们又从南京路惠罗公司后面的一家外国书店里买到了一份九月份的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英文版），这上面登载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政治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式，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于是，“正像大旱遇到甘露，‘文委’成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报告，然后分别向各联和所属单位的党员进行传达。这在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9＇。
潜伏在北平、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党，于是便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行动起来。人们都知道，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的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是中共地下党策动和领导的。但北平的中共地下党一开始却又并不是受陕北的中央指示行事的。他们是在从法国传来的《救国报》上读到《八一宣言》，才决定如此这般地大干一场的。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强烈地推动了全国的“救国运动”，在上海产生的影响尤其巨大。北平学生运动之前的11月16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出版，在上海首先唱响了“救亡曲”。北平学生运动之后的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华、钱俊瑞等280余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于是乎，上海群众性的“救国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12月19日至20日，复旦大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8000余人，仿效北平学生，在寒风冷雨中连夜游行，并向市政府请愿。12月21日，沈兹九、史良、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紧接着，“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学生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上海工人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及上海电影界等救国会”相继成立。值得强调的是，“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也于1936年5月29日在上海成立。在各界“救国会”成立的基础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也在上海成立。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召开了“全救会”成立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近70人参加了会议，其中有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钱亦石、钱俊瑞、胡子婴、潘大逵、高士其、黄敬、刘江陵、刘清扬、段君毅、吴祖贻、何思敬等。沈钧儒任大会主席。会议选举了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又从中推选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14人为常务委员。＇10＇
“救国会”名为民众自发组织的“救国团体”，但自始至终都在中共地下党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之下。以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受中共中央之命，从陕北到上海为界，中共地下党对上海群众性“救亡运动”的领导分为两个时期。在此之前，可以说是地下党在《八一宣言》的号召下，自发地介入运动，力求对运动施加积极的影响；在此之后，则是地下党根据中央指示，更明确更具体也更有力地对群众运动进行组织、引导和领导了。周天度在《救国会史略》＇11＇一文中说：“救国运动的最初发起者和参加者，主要只是一小部分具有正义感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但不久以后，就有各阶层各党派的人参加。由于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和王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当时上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遭到彻底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如胡乔木、周扬、钱亦石、柳湜、金钟华、曹亮、周新民、邓洁、顾准、张执一、王新元、王纪华等为了抗日救亡参加了各界救国会，成为其中的骨干，他们把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带了进去，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救国会的力量。救国会成立后，上海几次大的群众示威游行的组织者，都是共产党员。救国会成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团结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民主运动的最好组织形式，对党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王翰在《“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12＇一文中则回忆道：“‘一二·九’运动以后，文委决定抽出我和左联的何家槐组成领导本系统学生运动的班子，把各联的学生关系都集中在我们这里。以后，胡乔木、陈家康、张执一、雍文涛和蒋南翔也先后参加过这一工作。这个班子实际上成了文委（临委）的学委。据说刘少奇是‘一二·九’运动以后到北方局工作的。一九三六年初，他派人（传说是黄敬）来上海联系工作。刘少奇认为上海便于联系华中、华南，上海地方大，便于掩护。他主张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学联设在上海，并提出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打出去。后来救国会就是用这个口号发动群众，在全国影响很大。以后，张申府教授等和北平、天津的学生代表就来上海联系了。刘少奇在一次闲谈中提到：他在北方局，还管着上海呢。中共中央定下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后，就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开展工作。军事上的“逼”，是终于使得张学良、杨虎城采取了“兵谰”这种十分极端的方式。政治上的“逼”，则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各界群众走上街头，更发动学生到南京请愿。而发动群众的工作，则通过“救国会”进行。
游行、请愿、示威，是“救国会”基本的“救国方式”；口号、宣言、歌曲，是“救国会”主要的“救国手段”。夏衍回忆说，北平的“一二·九”事件发生后，“十二月十九日晚，正在筹备中的上海学生救国会立即在复旦大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二十日起，上海全市学生罢课，到国民党市政府请愿（实际上是示威），参加的学校有：复旦、暨南、大夏、同济、交大、光华、两江女校等十五个大中学校，人数在七千人以上。在十二月的寒夜中把市长吴铁城包围了两天一夜，直到吴铁城同意学生们的要求为止。”＇13＇“救国会”尚在“筹备中”，“救国运动”就有如此力度，“救国会”成立后，“救国运动”之威力就不言而喻了。“从救国会成立以后，三月八日、三月三十日、五月九日、五月三十日等纪念日，每次都举行规模相当大的游行集会，譬如‘三八’国际妇女节举行的救亡反日大示威，参加的男女群众总在一万人以上。因为当时救国会已成为带有政党性的全国性组织，和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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