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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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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对“五四”的清算和否定还是零碎的、片断的，那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则对“五四”进行了有系统的清算和否定。何干之写《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就是实践陈伯达提出的“整理和批判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这一要求。书中第五章“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意在对“五四”进行有系统的批判。何干之这样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
所以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是灌输民主和科学；提倡个人主义，培养新文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体，科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个人主义，怀疑和评判的精神，是人的解放的基本条件，也是自由竞争在文化上的反映。反对旧伦理，就是反对封建思想。提倡文学改革，是以最适合于口头语的文字来做灌输新思想或评判旧思想的利器。这几种“罪案”（引按：此处借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中的说法），正确点说，文化使命，就是适应着民主运动的启蒙工作。民主、科学，人的解放，反对礼教，文学改革，谁敢说不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24＇何干之在这里对“五四”的否定，真可谓不留情面、不要遮掩了。民主、科学、个人主义、怀疑的批判精神、人的解放——何干之这样来归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应该说是很准确的。然而，他如此归纳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些都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的范畴，因而是应该否定的。“新启蒙运动”的重要使命，就是铲除“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培育的这种“资本主义文化”。陈伯达还说“德赛二先生”这种“口号”仍须“接受”，而何干之分明认为，连这种“口号”也要抛弃。
陈伯达等中共理论家借救亡之势发动旨在宣传普及“左翼”思想的“新启蒙运动”，此举取得了极大成功，可以说是为党立下了巨大功劳。“风高放火天”。如果说救亡如狂风，那陈伯达等人则十分敏锐地迎风放了一把火。于是，火借风威，迅即成燎原之势。由于“新启蒙运动”以激进的救亡姿态出现，于是便获得了极大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合情性”，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知识者有极大的吸引力。“救亡”与“左倾”于是成了同义语，要救亡就必须选择共产党，成为许多人、尤其是青年知识者的共识。被“新启蒙运动”所“启蒙”的李慎之先生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一文中回忆说：“30年代的书店里，左派的书籍越来越多。”“当时上海福州路上书店林立，但是也许除了商务、中华、世界这几家大书店外，都大量出版‘进步书籍’，现在组成三联书店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就是其中的最著名者。还有如南强书局、神州国光社等，都出版这类书。”“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马列主义在我思想里的地位也越来越崇高。”“总而言之，‘新启蒙运动’造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强有力的传播。”“我可以以过来人的身份证明……在抗战开始以后，‘新启蒙运动’是大大扩大了而且加深了。由于言论自由空间的扩展，无数共产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参加到启蒙的行列中来，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照当时延安的标准，从正式的大学毕业生到好歹念过几年书的小青年统统叫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自愿接受这样的‘新启蒙’，跨度大到现在70岁以上至90岁以下长达20岁的这个年龄段。其中许多人最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大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启蒙’的成就表现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至被毛泽东称为是‘第二条战线’。”＇25＇
有许多资料可直接或间接地说明，“新启蒙运动”展开后，“左翼”书籍是如何普及。1936年10月22日，尚在陕北保安（两个多月后迁延安）的毛泽东，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写信，布置了这样的任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26＇毛泽东令从西安购这类通俗的“左翼”书籍，供干部学习，固然说明了这类书籍怎样影响了延安的干部，但也同时说明了，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类书如何多见。
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是“新启蒙运动”的巨大受惠者。到达陕北前，毛泽东在党内一直受着留苏派的理论压迫。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杀回国后，更是视毛泽东为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土包子”。“山沟里怎么能出马克思主义？”——面对这样的诘问，毛泽东只能哑口无言。“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夺取了军事上的话语权，后来，政治上的话语权也逐渐夺得，但在“延安整风”前，理论上的话语权一直在博古、张闻天等人手里。1937年11月，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达延安，更让毛泽东感到沉重的理论压力。理论上的劣势，一直是毛泽东的软肋，当然也是他巨大的心病。到达陕北前，客观条件不容许毛泽东在理论上武装自己。到延安后，这样的客观条件可以说是充分具备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得毛泽东可以安全、安心、安稳地在延安安营扎寨；三个师派出去了，也无须多操心抗战的具体事情。时间大大地有了。而各种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又大量出现，也给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补课提供了极大便利。几乎所有毛泽东的传记和关于毛泽东读书生活的著作，都要说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主义的理论，而这时期出现的“新启蒙”著作，无疑也在他攻读的范围之内。他写信令叶剑英、刘鼎选购这类书，说明他对这类书相当熟悉。抗战爆发后，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都到了延安，陈伯达还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这时期他写给这些人的信可看出，他不但读他们的书，还时常向他们“讨教”、与他们切磋。例如，1937年9月，毛泽东曾给艾思奇写了这样一封信：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27＇
《哲学与生活》是艾思奇继《大众哲学》之后，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1937年4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典型的“新启蒙”读物。毛泽东不但细读，竟然还作摘录，竟然还把摘录送请作者审阅，竟然还预约时间登门求教，可见学习态度之认真诚恳。这时候，是淞沪抗战正激烈的时候，毛泽东却有时间和心情研究这样的东西，也算是一种福气。一番“恶补”后，毛泽东推出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理论著作，终于在理论上也击败了留苏派，确立了思想权威的地位。所以，“新启蒙运动”其实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
2008年1月14日
＇1＇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2＇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51—252页。
＇3＇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54页。
＇4＇《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6—547页。
＇5＇《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8页。
＇6＇《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391页。
＇7＇《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448页—449页。
＇8＇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310页。
＇9＇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88页。
＇10＇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90页。
＇11＇＇苏＇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36页。
＇12＇周天度、孙彩霞：《救国会史》，群言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10页。
＇13＇《清华大学校史稿》，1981年2月版，第258页。
＇14＇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16页。
＇15＇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第293—294页。
＇16＇萧三：《给左联的信》，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1980年5月版。
＇17＇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第298—299页。
＇18＇《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81页。
＇19＇《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400页。
＇20＇《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418—419页。
＇21＇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61页。
＇22＇《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414页。
＇23＇《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414—415页。
＇24＇《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40页。
＇25＇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2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84年1月版，第80页。
＇2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84年1月版，第112页。
《敌乎？友乎？》的前因后果
1935年2月9日，鲁迅在致萧军和萧红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番话：“前几天大家过年，报纸停刊，从袁世凯那时起，卖国就在这时候，这方法流传至今，我看是关内也在这爆竹声中葬送了。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年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五六年的时间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面对日寇的鲸吞蚕食，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采取了妥协、隐忍的政策，再二再三地逆来顺受，再三再四地忍辱含羞。甚至日本方面要求中国政府限制、取缔报刊上的反日言论和社会上的反日行动，中国政府也就果真对国内的反日言行进行弹压。这情形自然令绝大多数的国人看不懂，尤其令热血青年们怒发冲冠、目眦尽裂。“卖国”的骂名当然也就在劫难逃地落到了蒋介石头上。1935年10月号的《外交评论》上，更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了一篇令鲁迅这样的读者大为憎恶的长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文章对日本晓之以理、动之以义，力陈中国其实不可征服，日本如无餍足地侵略中国，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文章强调：中国两国为友则两利，为敌则两伤。《外交评论》发表该文后，许多报刊做了转载。但像鲁迅这样的人，读此文而反感，而悲愤，视为汉奸论调：日本已经鲸吞了东北，又在华北得寸进尺地蚕食，居然还在问“敌乎？友乎？”，居然还说要与日为“友”，这不是汉奸又是什么？这还不算卖国，怎样才算卖国？
以鲁迅的敏锐，也只看到文章作者是当年的北洋军阀徐树铮之子，却没有看到文章真正的来头和用心。其实，这篇文章是蒋介石亲自授意的，说它实际出自蒋介石之手也不为过。“九·一八”之后，蒋介石用了种种手段，延缓全面抗战的爆发。《敌乎？友乎？》之作，也是蒋介石苦心孤诣地下的一步棋。
一
我们现在知道，蒋介石有很完整的日记存世。蒋氏自1915年开始记日记，直到辞世从未间断。据说除前三年日记已经散失外，自1918年到1975年，近50年的日记原件都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迄今为止，全部日记尚未公开。据读过公开部分的有关专家说，蒋氏日记将极大地改写对中国现代史的既有叙述和阐释。对中国现代史，大体说来，有两种叙述和阐释的模式：中国大陆一种，中国大陆以外则有另一种。如果说蒋氏日记将极大地改写中国大陆以外对中国现代史的叙述和阐释，那中国大陆五六十年间对中国现代史的叙述和阐释，就要在更大程度上被改写了。蒋氏日记首先改写的，当然还是自身的历史形象。蒋氏留在大陆的形象和留在大陆以外的形象，也是迥然不同的。蒋氏日记当然会明显改变留在中国大陆以外的自身形象，但更会重塑留在中国大陆的形象。读过蒋氏日记原件者虽然很少，但蒋氏部分日记早以各种方式流传开来。以《万历十五年》等著作而在大陆广为人知的美藉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依据间接获取的部分蒋氏日记，写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下称《日记》）一书。大陆的九州出版社（北京）于2008年1月出版了黄仁宇的这部著作。黄仁宇在《卷尾琐语》中说，这部书可称为《蒋介石初传》或《蒋介石粗传》。而在黄仁宇的这部书中，也的确站着一个别样的蒋介石。这个蒋介石，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独夫民贼”、那个“流氓恶棍”、那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政客、那个“卖国求荣”的懦夫，真可谓薰莸异器、判若云泥。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五六年里，某种意义上是蒋氏一生中最屈辱、最难堪、最无奈的时期，也是最遭人诟病、最为人误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蒋氏形象，也是最暧昧、最模糊的。黄仁宇《日记》一书，在揭示这一时期蒋氏的庐山真面上，用力甚勤，使我们明白了许多原本不知的隐情，也看清了《敌乎？友乎？》一文问世的前因后果。
“九·一八事件”之后，蒋介石日记里改以“倭”称日本，“雪耻”二字频频在日记中出现，时而切齿之声可闻。然而，在对日策略上，却是最大限度地克制、退让；绞尽脑汁以避免事态的扩大，千方百计地与日方媾和；能把全面抗战往后推迟一天，就决不提早半天。1935年11月19日，也就是《敌乎？友乎？》一文发表不久，蒋氏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做对外关系报告时，说了这句著名的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句话当时固然遭致许多人的痛恨，后来更成为蒋氏“卖国”的罪证，甚至成为一种笑料。但这确实是蒋氏当时的肺腑之言，是蒋氏审时度势后制订的对日基本谋略。若问“堂堂中华”为何在“蕞尔小国”面前如此可怜，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堂堂中华”当时根本不是那“蕞尔小国”的对手，连全面对抗那“蕞尔小国”的最起码“综合国力”也不具备。如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这道理其实很好理解。事实上，袁世凯垮台后，中国就根本不能算一个政令军令财令统一的国家。在1927年以前，可谓四分五裂，军阀割据、各自为政。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但情形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使当时的中国衰弱到何种程度，是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像的。黄仁宇在《日记》中说：“自北伐以来，中国之军队已由原有之一百四十万扩充到二百三十万，军饷已超过国家之全部收入。”（第72页）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230万军队，决不能算过多，“蕞尔小国”的日本，最多的时候，也动员了300多万军队。当时中国军队的军饷，也决不能说丰厚，而并不丰厚的军饷，居然超过了国家的全部收入，国家经济之凋敝，一至于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内战仍然是此起彼落。为了建立一个政令、军令、财令真正统一的国家，蒋介石仍然得不停地打、打、打。
蒋氏政敌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到，“七·七事变”后数日，蒋氏从庐山拍电报给在桂林的李宗仁，说明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宗仁、白崇禧速赴庐山，共商大计。白崇禧当即遵命首途，李宗仁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而“当我们同中央电报往返之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云南省主席龙云均有所闻，两人乃相继来电劝阻。大意说，传闻中央预备对日抗战，不过是否出于诚意，尚在未知之数，兄等殊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则国家将因此愈益多事，务盼兄等深思熟虑云云”＇1＇。中央下决心抗战，邀地方大员商议，别的地方大员竟横加掣肘，政治军事状况糟到何种程度，于此不难想见。这还是经过数年整饬后的1937年的情形。当“九·一八”发生的1931年，情况还要糟得多。中央与各路诸侯互相猜忌、互相提防，各路诸侯更是各怀鬼胎、相互算计。黄仁宇在《日记》中说：“我们如果先以为所谓国军在开战时，即为军令与军政整齐划一之兵团与部队，实为莫大之错误。我们从现实的眼光看去，只能认请先有抗战后有国军，并非先组成国军然后抗战。”（第141页）黄仁宇抗战时在“国军”中服役，曾任基层军官。他不仅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在做出判断，也是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在回忆往事。当全面抗战开始时，中国并没有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直到全面抗战开始后，蒋氏才奋力拼凑起一支表面上一致听命中央的军队。
“九·一八事变”后，蒋氏由于采取“不抵抗政策”，于年底前被迫辞职。当然，时间很短暂。1932年1月29日，淞沪抗战爆发后，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3月6日则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他去职期间，南京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对日绝交，蒋氏闻讯于1932年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内无准备，遽尔绝交，此大危事也。”（见黄仁宇《日记》第92页）关于此事，后来追随汪精卫当了汉奸的陈公博有这样的回忆：“……陈友仁的外交部，除了在汉口硬干一个方法外，也提不出什么方法。他主张和日本绝交，这个案提出中政会讨论了几次，毫无结果。我当日也是不赞成绝交的，因为绝交是应该断绝一切关系，连侨民也应该运送回国，中国有的是租界，对于汉口和天津的日本租界，中国有能力收回吗？日本侨民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国也有力量把他们送回本国吗？况且绝交第二步便是宣战，当时宁粤两方都不够力量对外战争，并且也始终没有预备对外战争，这样无效的绝交，仅是一种高调，实在于国家无补。”＇2＇周某后来因对抗战绝望而投敌叛国，自然死有余辜，但如不因人废言，这番话还应该认为是说得有道理的。当时的中国，不是有没有意愿对日绝交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能力对日绝交的问题。对于登门来访的客人，当然可下达逐客令。但对于明火执仗的强盗，空喊“滚出去”岂能顶事？
既然连对日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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